读后六则

时间：2024-05-04

周实

纯得好

蔡皋又出了一本新书。书的名字叫《一蔸雨水一蔸禾》。这是一本很纯的书。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书中的画呀字呀都很纯，字和字所组成的那些句子也很纯，那些句子组成的那些文章也很纯，纯得你都不由得发出这样一声感叹：这也算是一本书吗？多么简洁的一本书呀！简洁得就好像刚被雨水洗过似的，鲜亮，青翠，一尘不染：

爬起来要在清早，六点钟之前，那时你这人就可以接到太阳。

年深日久，日子都会各有其形式。

形式是好的，好的东西放在好的形式里会获得一种庄严感。

早晨接太阳最有形式感。当你的双臂朝东边的太阳伸出，人看到太阳，看到天空，有沁凉的信息从手心进入，我最喜欢这种感觉，新的一天从此时流进你的生活。

与此同时，所有的有生命感的物事也在接太阳。

牵牛最敏感，要不然它不会有“朝颜”这样美丽的别名。

与楼顶数百样植物一同接太阳是无比的美好。

我真是一个贪图美好的家伙。

是啊，她是贪图美好的。每天她都是这样自自然然地贪图美好，即使日子在更替，哪怕季节转换了：

桂花开得正好。

露有轻有重。

一个人活得重的时候，季节在他那里是很深很深的。很重的日子遇上了露水就像翅膀打湿了，飞也飞不动。所以，骆宾王就要叹气说一句“露重飞难进”了。

莲叶在微雨的天气，会有一颗颗珍玉一样的水珠滚动，那是最漂亮不过的样子。没有什么文字能比拟，连“梨花一枝春帶雨”、“大珠小珠落玉盘”都显得俗了去，这也是没得办法。

雨又下起来了，是落谷子咧，谷雨这一天有雨，农事就会好。

雨汽中的树木晶莹发亮，时间又开始晶莹发亮。

地面受雨的浸润，没被水泥覆盖的地方苔青青的，草碧碧的，时间也就青青碧碧如玉石一般的了。

在毛毛雨中散步的人的时间有的是朦胧。过去的那一刻和远处将来的那一刻都是这种感觉。针尖尖一样冷冷地触着你感觉的，是此刻日常。

她爱的就是这日常。所以，她才能从日常也就是每天的生活之中看见好多被人忽视甚至抛弃的存在之美，尤其是那些小的美。

她是热爱太阳的，万物生长靠太阳，但她也很喜欢雨水，万物生长也靠雨水。她的这种热爱喜欢，从我上面引的文字，只看一眼即可见出。所以，她的那位老师说起她时就给下了这么样的一句评语：蔡皋呀，那是个从“雨缝子里走出来的”。

我很喜欢这个评语，这个评语不但美妙，而且点得极为精准。我仿佛就看见蔡皋掀开那个雨帘子，从雨缝子里钻出来。

爱的心事

好久没有读诗了。最近突然读了一本，长江文艺社出版的，庞洁的，《从某一个词语开始》。

诗的封面是老朋友李永辉先生设计的，简洁，朴素，将一些隐隐约约的部首偏旁映在书名和作者名下，让我想到文字的诡秘。于是，我就听到庞洁用诗的“方言”说着爱情，然后又用“普通话”讨论爱国的问题。

读着庞洁的这本诗集，我看到她怎样地把整个世界抱到床上，自己却成了别人的箴言。我看到她努力地想把自己再挤进二十岁的连衣裙，结果反倒挤进迷雾，流浪在另一个人的心里。我想她若遇到罗丹，恐怕也会变成卡缪，或者完全反过来，把罗丹送进精神病院。

她眼里的很多爱情都变成了鸡肋往事。

她是“无限的少数人”，秋天里的贾宝玉是她唯一的知己。

然而，即便就是如此，她也揪心地担忧着“公交车上的女人”。

“花儿为什么红”？太理想了也不行。

读着庞洁的这本诗集，我还禁不住地想，假如她不再写诗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当然，我愿她继续写，这样我就能看到她的“不可告人的”那“一万种心事”了。

一首好诗在我看来总是时刻在生长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生长，随着不同的读者生长。它是古老的也是新鲜的，不管时间如何流逝，它都那样郁郁葱葱，让我们能常读常新。

我想象在若干年后，我再捧读这本诗集，它仍让我感觉到爱，感觉它仍可爱清新。

温和而挺拔

很高兴，肖欣整理的朱健先生九十口述《人生不满百》出版了。这是肖欣跟访朱健整整两年的写作成果，不容易。

朱健是值得一写的。多的不说，只凭他的《骆驼和星》这一首诗就值得写。我们来看看朱健是怎样说自己而肖欣又整理得怎么样：

从西北联大回来以后，我先写了《青羊河小曲》这些诗，写开手了，不知道怎么会写出《骆驼和星》这么一首诗来。它就像一棵笋一样，突然拱出来的。

很奇怪的，当时我不到二十岁，也没读过什么书，也没多少经历，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其实我一点也没费力，也没有什么构思，有如神助，突然就开始写起来了。我记得写完这首诗大概用了两个晚上，点着蜡烛写，自己把自己感动了，写得痛哭流涕，写完之后，正好太阳出来了，如释重负，一个字都没有改，马上把这首诗寄给重庆的白莎，他回信未置可否，我也没有管它了。

结果没想到白莎把这首诗寄给胡风了。这时候胡风正在筹备《希望》，白莎他也没给我说。1944年，我已经到了重庆，寄寓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学生宿舍里，过着半饥半饱的失业生活。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白莎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有两封胡风的亲笔信。一封是写给我的，寄到庙台子，转到宁强又退回重庆。一封是写给白莎，打听我的下落。在给我的信里，胡风说他正在筹备《希望》，叫我《骆驼和星》这首诗不要投到别的地方，将要在《希望》创刊号发表。说这首诗是“从一个深沉的胸怀里成长出来的故事”，当时我并不懂，我也没有认真思考与理解。近几年几次回答几位青年的询问，回忆当年写这首诗的情境与心态，我才一次又一次惊叹胡风对诗的洞察力。他是能够从诗的本身，直接读出诗作者本人的心，感应那血脉涌动的源头与流动的。

这封信让我又惊又喜。更深深触动我的还有他给白莎信中的几句话：“信寄到庙台子去了，退了回来，不知他流落到哪里去了。”那时候胡风在青年学生里的影响太大了，他是真正的鲁迅的传人啊！我们崇敬鲁迅，当然也崇敬他，把他当作偶像来看，精神上的导师，精神领袖式的人物。而我当时二十岁不到，无名小卒，和他素昧平生，仅仅因为一首诗，却使这位年龄隔代的长者、尊者，如此深情地关切牵挂着辗转于生活底层的一个年轻人的命运。这令生活艰辛的我感到温馨，感到一颗巨大心灵的贴近。

胡风的亲笔信也在我年轻的伙伴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可能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胡风这个名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部分年轻人心中有着怎样的分量。当时胡风在年轻人中间被称为“鲁迅的大弟子”、“活着的鲁迅”、“中国的别林斯基”。年轻的伙伴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抬了起来，高呼“乌拉”（“乌拉”是俄语中表示激动、兴奋的语气词，在当时进步青年中很流行），齐力一甩，把我抛到了大学生宿舍中简陋的双人床上层。然后，在那间仅能容身的走道里，咿哩哇啦，扭腰摆臀，载歌载舞，跳起了经戴爱莲大师传播、正风行一时的藏族“锅庄”舞。

《骆驼和星》是在《希望》第一期发出来的。我只在《希望》上发过两首诗，合起来也不过几百行，之所以比较有影响，很重要的原因是，胡风是到了《希望》后，才真正形成了一个很稳固的流派，我的诗是在《希望》第一期，又比较长，所以给人印象比较深。当时“七月派”的影响太大了，到哪里一说这是谁，大家都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前写诗的人不多，全国真正写诗、别人又都知道的，只有几十个人，都互相知道，所以说起来了如指掌，不像现在蚂蚁上树那么多。

因为《骆驼和星》，我给胡风写了一封信，于是有了通信往来。我记得在他給我的第二封信里，就这样直率坦诚地提示：不要到圈子里去混，那会把你拖干的。他的忠告很有道理，一天到晚在这个圈子里，很不好，再加上我的性格，也不是坐下来搞这个事的。

我一辈子写的诗不多，总共也只有两百多首，因为我是断断续续地写，比较集中写的，1943年、1944年、1945年。这是一个时期。最集中写诗的时期是1943、1944年。再一个时期就是“文革”以后，1978年开始零碎地写，1982年到1989年也写得比较多。虽然技术上可能要纯熟些，但是最高峰还是《骆驼和星》。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我的生命不可能再有那样的经历，我不可能再有二十岁时候的心灵的敏感和纯净心境，那是生命的自然的流动。

我常讲，我这一辈子就写了一首诗。这里边有两层意思，一个，我真正有影响的，我自己也比较满意的诗歌，的确也只有《骆驼和星》这一首。胡风评价说是“从一个深沉的胸怀里成长出来的故事”，我当时也不懂这句话。现在回头再看，可以说诗里有很沉重的沧桑感，比较深厚的历史感，还有宗教感，但我又没学过宗教。这首诗预言了不是一代而是多少代的感受，还有更多更多的意味，我无法理解，也没办法解释。我自己常说，这一辈子吃的就是这首诗了。

这首诗也是当时自己生活感受的真实经历。想追求一个很美好的理想没有实现，带着很失落的感情又回到了南方，回到了四川，所以很失落，当时内心也是很压抑的，周围也没什么人可以谈话，但是这个愿望并没有放弃，还想以另外的形式来实现，哪怕遭受更多的挫折还是要实现这个美好愿望。

《骆驼和星》这首诗实际上就是写内心的这么一个历程。为什么胡风评价说“从一个深沉的胸怀里成长起来的”？因为它不是偶尔触发的，而是酝酿了很长的时间。而且这种追求愿望的情感经历往往是一个人一生都是这样。当时自己写的时候没想到，但回想起来人一辈子就是这样，一辈子都追求美好的东西，永远都处在追求的过程里面。所以胡风这个人厉害，一句话就点穿了这首诗的灵魂。当时我才十九岁，是不到二十岁这么一个小青年，却有这么一种深沉的感受可以概括自己一生追求美好的历程，我以后写的别的诗或者是这首诗的补充，或者是发扬。

所以我老是说一辈子只写了这首诗，也有这么一层意思。我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凡是具备诗人气质的人，都是一生在写一首诗，总有一个基本的调子，他可以写各种各样的体裁，但如果把这些诗放在一起，可以看作是一首诗。他总有基本的调子，总有最能引起他创作灵感的体裁。

就是这么一段话，写了多少东西呀！写了一首好诗是如何诞生的，写了诗与时代的特点，写了诗与时代的变化，写了一首诗与一个诗人一生创作的关系，写了一首诗对一个人一生的深远影响。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还想到了四川的诗人流沙河，1957年因写《草木篇》而被打成大右派从而改变命运的吊诡。肖欣在写这些的时候，不但把握住了这些，而且还恰到好处地传达了朱健讲述这些的语气以及一个诗人的热情。朱健是热情的，即使已经九十多岁，也是热情洋溢的。

肖欣说朱健“温和而挺拔”，就像他的好朋友“七月派”的著名诗人彭燕郊先生一个样，我颇感同她这个感受，也很同意她这个说法。

有个性就有味

读徐晋如所写的这本《长相思——与唐宋词人的十三场约会》，我的最大感慨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基因真的是强大有力的。

记得刚刚写诗时，我还很年轻，我身边的有些朋友就曾喊过这样的口号：打倒李白！打倒杜甫！打倒李商隐！打倒苏东坡！结果呢？打倒了吗？没有。现在我们的湘江边上还多了一座杜甫江阁。

其实，何止是我们。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新诗写作以来，多少写作新诗的诗人到了老年又返回去重新写旧诗旧词了。比如郭沫若，白话新诗的代表人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为什么？这种现象告诉我们：旧瓶不但能装新酒，而且，旧瓶里的那个旧酒，尤其是那些原装的，隔了百年千年之后，反倒更香更好喝。

那么，新诗又如何呢？新诗写作百年以来，虽然没有打倒李白以及那些苏东坡们，但也不是没有收获，只是收获不那么大。比如，此刻，我想起的，现代的新诗就只有徐志摩的这四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还有卞之琳的这四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当代诗人呢，我能想起的，一是北岛的这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是顾城的这两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还有就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跟我能够说出来的旧诗旧词相比的话，真的是不能同日而语。而我这个人，讲句良心话，平时也很少看旧诗。

我这样说是否说新诗就不如旧诗呢？这个真的很难说，想说也一下说不清。我这样说只是说，我们在读徐晋如写的这本《长相思——与唐宋词人的十三场约会》时，还可将眼界打得开些，还可想一些更多的问题。

至于徐晋如，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个有点个性的人了。一般来说，有个性，都是有点意思的，或者说，都有那么一点味。

有味的人写东西自然也就会有味，值得你一看，值得你一读。

我凭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只看这书名——“长相思”还“约会”，就有那么点味道了。

约会这个词是很特别的，是个带点私密的词。这个词若落实，就是一种私密的行为，一种私密的活动。

一般人约了会，一般都不说;而诗人，而词人，也就是徐晋如这样的人那就不同了，约了会了还要说，还要写成书，印出来给大家看，生怕人家不知道。别人若不看，他还想办法，把大家约到一起开会，就像我们今天这样，非要我们来看看来听听他徐晋如这个人是如何与那些古代的词人约会的。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与一般的人约会都是很不容易的，何况是与古人，而且是古代的词人。

那都是一些什么人呀？非常敏感的，甚至有些神经质。动不动就发气，就发飙，就悲伤，就哀怨，就长吁，就短叹，一不小心，弄不好，还可能弄出人命来。

不是他把你弄死了（弄得你也和他们一样凄凄惨惨戚戚或者别的什么模样），就是你把他弄死了（你是这样看他们，结果完全看错了，把他们当成了另外的人）。

他把你弄死了，算不得什么，算是你倒霉。你把他弄死了，那就是大罪了，都是古代名人啊，都是些流传下来的人。

徐晋如不怕，他的胆子大，他一个个地约过去，约了苏东坡又约秦少游，约了辛弃疾又约姜白石，约了柳三变又约李易安，约了一个又一个，会了一个又一个，一共约会了十三个。

十三个不容易，约一个都不容易，会一个都不容易，何况十三个。

他深情地约会着，在那些冷雨敲窗的晚上，在那些夜深人静的月下，在男词人的字里行间读出了一些女人味，在女词人的字里行间读出了一些男人味。他们面对他的结论，不承认也只能承认，即使嘴巴上不承认，那心里也只能承认。

徐晋如是一个有味的人，所以，他能读出那些味。

那些味是什么味？其实很简单，也就两个字，也就是人味，或者三个字：人情味。

徐晋如是一个有味的人，一个有人味的人，他的这本书里面满满的都是人情味。

小幅得味

收到宁文的《宁文写意》一书时，窗外正在下着小雨，那情形有点像宁文所画的《春夜图》，有落叶在树枝间三三两两旋转而下。

树是安静的，雨是安静的，随手翻开的这本“写意”也是安安静静的。

顺着目录数了数，书中有宁文的水墨画作七十多幅，有陈四益、钟叔河、陈子善、董桥等四五十位师友所写的读画短文，有周退密、高莽、屠岸、俞律、韩羽、忆明珠、流沙河、罗邦泰、徐为零等先生分别题写的书名和插页，文可读，画亦可读，这是一本临睡之前可以随意翻阅的书。

面对诸多师友的夸赞，宁文是清醒的，他在《编后漫记》中写道：“说实话，我的这些墨戏之作并无甚可观，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表达各自对文人字画这个话题的言说由头而已。传统文人间的交流、唱和或者雅集，大多离不了琴棋书画、作文吟咏的范畴。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对于我们来说，该是一种何等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已适应了快节奏的生活，书画寄情、看书冥想似乎已成了一种奢望。基于这样的一些想法，我有意无意地向各位传达了我的所思所想，也因此有了大家这些精彩且有见地的文字，想必读者诸君或许能够从中读出不少弦外之音吧。”

确实能读出，比如许宏泉：“就我个人的喜好，还是他的小幅得味。无论是恣肆奔放的《无题》，还是清劲雅逸的《疏林夕照》，俨然十分成熟的水墨范儿。至于泼写相宜的《大画无画》，已蔚然‘画人气象。但若《北海群峰》之类的‘巨制，太费劲，不好玩。大画可以不画！”比如王犁：“近年也有作家开始舞文弄墨的迹象，但与古代提倡的‘文人画没有太大的关系，实际是以文人的身份来画画写字罢了。”比如曾立平：“董宁文编辑之余，也开卷画画，他不是科班出身，没有正儿学过绘画技法，提笔就画，随性挥洒，视法度为无物，卻也率意天然，居然小有趣味。他说是画画玩玩，也可说玩玩画画，殊不知古代文人书画，就发自画画玩玩、玩玩画画的雅趣。以前文人写的字都很好，却视书画为小道，因为那是人人必备的基本技能。试看历代乡试、殿试卷子，一笔笔馆阁体小楷，毕恭毕敬、精美纯良，有几个自称书法家的？现如今基本功变成‘艺术，能写几个字的就是书法家，会画几笔画的就是大画家，还必得冠上‘著名荣衔，味就馊了。最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短文，说：‘字写好就对了，总想着做书法家，就错了。此言极是！因此，本文就借此为题：画得有趣就对了，总想着做画家就错了！”

至于我如何看宁文画的这些画，我很同意许宏泉所喜好的“小幅得味”。很多时候，一帧小画可能比一幅大画更表现一个画家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