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批判》的隐秘改动与李长之的朋友们

尧育飞

1976年，有出版社找李长之（1910—1978）商议《鲁迅批判》的重印事宜。对沉默近二十年的李长之而言，四十年前的成名作被人重新提起，无疑是那春寒料峭季节里特殊的温暖。但当出版社来人提议将书名中的“批判”二字更改为“分析”或“评论”等字眼时，李长之断然拒绝：“他不无苍凉地说：‘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了一辈子的罪，不改，不出，也罢。”（于天池、李书《李长之〈鲁迅批判〉再版题记》，2002年）好在经典论著的光芒毕竟非历史迷雾所能遮挡。1985年，《鲁迅批判》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这是该书1949年后首次在大陆地区出版。自2003年被北京出版社列入“大家小书系列”刊行后，短短十几年间，《鲁迅批判》已为多家出版社数次重印。至此，《鲁迅批判》在李长之身后似乎以戏剧性的大团圆方式获得新生，而李长之“不改”《鲁迅批判》的形象也在读者心目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拒绝修改《鲁迅批判》于李长之而言，实则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早在1943年3月3日，李长之为东方书社版《鲁迅批判》撰写《三版后记》云：“现在计算完稿之时，已经七八年了，照理讲，应该有一些修订……然而在成都没有感觉这种必要……因为求真，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顾忌，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所以事后既不会反悔，人死也不会让我的论断变更。我向来是最讨厌橡皮的，错就是错了，何必再擦掉……因此，这回的重印《鲁迅批判》，也仍然一字不改。”也许正因为李长之这“一字不改”的声明，不但使研究新文学研究的版本专家受其蒙蔽，从而未探讨诸版本之间的改动问题，也令新世纪以来的诸家出版社重印《鲁迅批判》时在底本选择上较为随意，除岳麓书社2010年版以1936年北新书局版为底本外，大多数出版社以1943年东方书社本为底本。以东方书社本比对北新书局版加以校勘，《鲁迅批判》是否真如李长之所言“一字不改”？早期的“报刊本”在《鲁迅批判》的版本考察中起着什么作用？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先梳理《鲁迅批判》在1949年以前的版本情况。

作为鲁迅研究史上的名作，《鲁迅批判》完成于1935年。是年3月11日，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李长之按照自己著书先作序的惯例写下《〈鲁迅批判〉序》。此后相关文章随写随发，陆续刊登在《国闻周报》和他自己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副刊》上。本年11月17日，李长之写完《鲁迅批判》的后记。至此，《鲁迅批判》一书的主体内容基本完成。发表在报纸上的《鲁迅批判》，姑且称为“报刊本”。1936年1月，经赵景深介绍，《鲁迅批判》在北新书局出版。北新书局本《鲁迅批判》并未据“报刊本”排印。因为李长之离开《益世报》时，“更幸运的是二百多页的可爱的原稿都在，这次付印，就又照原样给添补出来了。至于是否再受限制，这也仍不能乐观”（《鲁迅批判》后记）。北新书局初印本旋即销售一空，同年6月北新书局发行第二版。不过第二版依原版重印，未作文字修改。1943年，李长之因不满北新书局拖欠版税，愤而将《鲁迅批判》交给成都东方书社印行，是为“东方书社本”。以上便是1949年前《鲁迅批判》大致的出版情况。

以1936年北新书局版校勘1943年东方书社版，可以清晰见出两处文字修改的痕迹。第一处在《鲁迅批判》第二章《鲁迅之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北新书局版的文字为“在广州，别人也许可以住得下去的吧，否则也不能受那样的迫害，然而又依然是鲁迅之故，他不妥协，他以为他的话很巧，可以无所触犯，然而他说这地方是‘奉旨革命，然而他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伪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三闲集，页三一）他能不遭到迫害吗？无怪乎他又得出走。到了上海……”1943年东方书社版将所引《三闲集》中的“大乘伪教”修改为“大乘佛教”。《三闲集》中这段话，出自鲁迅《在钟楼上——夜记之二》一文，原文作“大乘佛教”。将“伪教”改为“佛教”，虽是常规的勘误，却也可见东方书社本曾对原本进行过校勘，并非如李先生所言“一字不改”，只是这种改动恐非李长之所为。

如果说在北新书局本和东方书社本中，鲁迅《三闲集》引文只存在正误问题，那么在“报刊本”中，这段引文则涉及删节问题。1935年8月7日《益世报·文学副刊》登载的《鲁迅之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级——鲁迅批判之十一》同段文字为：“在广州，别人也许可以住得下去的吧，否则也不能受那样的迫害，然而又依然是鲁迅之故，他以为他的话很巧，可以无所触犯，然而他终于得出走‘奉旨革命……到了上海……”在《益世报》版本中，鲁迅的原文被悉数删去。对此，李长之曾表达强烈不满，他认为《益世报》“常把原稿加以删改，因为触犯宗教，常在稿上批上‘刺目。还有无妄的限制，苏俄的字样得避讳，因为苏俄反对宗教，当然也反对天主教了……不许称‘上帝，得称‘主”。对天主教而言，鲁迅并非忌讳的人物，但《三閑集》中这几句，对佛教的贬斥可谓露骨，又一并贬斥了国民党，如果刊登出来，势将引来佛教界的反击，也难免招致国民政府的弹压，报馆上峰显然不愿意承受这样的压力，作为《益世报·文学副刊》主编的李长之也只能割爱了。至于“不妥协”几个字删除的原因，则莫明其妙，令人无从推测了。

《鲁迅批判》的第二处改动痕迹，出现在该书的《后记》中。1936年北新书局本《后记》中，李长之在谈及写作情况时云：“这些快乐和苦闷，我的几个朋友也都和我共之，尤其是羡林和露薇。”谈及此书出版事宜时云：“临了，十分谢谢赵景深先生，由他此书得以在北新出版。本来想自己印的，因为没有钱，曾想先征求预约，广告已经出去了，幸亏是登的地方人家不注意，而且只一天，却被露薇劝止了，他常是救了我诗人气息的荒唐。”1935年“报刊本”的相应文字与北新书局本同，但1943年东方书社本则将文中两次出现的“露薇”悉数改为“文华”。“露薇”是谁？宣称“不改一字”的李长之为何要将其改为“文华”？

考“露薇”即张露薇（1910—？），字文华，后改名贺志远，李长之早年文章曾多次提及。李长之主编《清华周刊》时，张露薇不仅动笔赐稿，还帮忙约稿。二人与林庚、季羡林、吴组缃等人一道成为清华园极要好的朋友。1935年，季羡林即将奔赴德国留学，李长之作诗《送季羡林赴德国兼呈露薇》，诗中云：“你，我的益友，你去了。至少有两年/我仿照了古之君子，临行赠之以言/办好的杂志，出有价值的书籍/这是你，露薇，我，许多好友的心愿/你去了，我们一定短期内使它实现/使你遥为欣欢/你，露薇，我，许多好友，都爱古典文学的德国……”甚而在致鲁迅信中，李长之也不忘提及张露薇，以至于鲁迅在1935年9月12日的回信中云：“上月见过张露薇先生的文章，却忍不住要说几句话……只听见人说先生也是‘第三种人里的一个。”因为与梁实秋、张露薇为友，鲁迅不免将李长之也看作张露薇一伙。虽则有鲁迅的压力，在1936年初版的《鲁迅批判》中，李长之仍大大方方地感谢友人张露薇。

抗战爆发后，李长之离开北平，辗转昆明，最终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而张露薇不久即“落水”出任伪职。李长之与大后方许多学者一道，坚定站在抗日的立场上，他认为“中国的读书人都应该勉为文化的长城，负起文化国防的重责”（《〈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自序》）。朋友是同一战壕的，好办;若是一方在沦陷区“沦陷”，另一方在国统区念念不忘收复沦陷区时，就不免有些复杂了。李长之于此不能不有所取舍。对“落水”的友人，李长之的态度颇显微妙。于尤炳圻，李长之在1935年為其译作《杨柳风》作序时云：“译者炳圻兄的孩子气，我是敢推荐给读者的。”到了1942年8月3日，李长之在《如何谈中国文化》一文中则云：“假若像战前那个日本人内山完造所著的《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似的，只知道杭州人之随地便溺，只知道中国人喜欢拿回扣，还谈什么中国文化？无怪乎日本人对于中国文化始终隔膜，无怪乎这书由“小汉奸”尤炳圻译了过来;只是我不懂为什么书局还销售这本书，政府也不禁？”未能持节的昔日友人尤炳圻被李长之斥为“小汉奸”，甚而连他的译作李长之也认为应当查禁。但对早年极相亲的朋友张露薇，李长之在大义面前似有所保留。同是朋友，然而也有亲疏之别，这并不奇怪，何况张露薇和季羡林曾在李长之写作《鲁迅批判》过程帮助不小。

在朋友方面，我感激的很多，他们有的给收罗书籍，甚至一九○九年鲁迅兄弟印的《域外小说集》的第一册第一版也找到了;有的则是在着笔之先，我把意见告诉他们，求一个纠正，或者写完了，我炫然自诩地向他们说我写作的经过，当他们开颜而且加以慰劳的时候，我便在精神上觉得我那因写文章而牺牲了的吃饭和睡眠得到补偿了。我写到高兴的时候，觉得我的朋友也应当感到幸福，但到了百思而一字不得的时候，则呆坐，沮丧，而至于一天的整个生活失了主宰。这些快乐和苦闷，我的几个朋友也都和我共之，尤其是羡林和露薇。一般的朋友，则都对我这回的批评有着兴味热心。（《〈鲁迅批判〉后记》）

朋友的贡献不能抹杀，朋友的情谊不能忘却，故而李长之并未在《〈鲁迅批判〉三版后记》中删掉“露薇”的名字。然而时局和舆论的压力令他不能不有所顾忌，故李长之只得以婉转之笔将“露薇”改为时人不甚清楚的“文华”。如此一来，既全了朋友之义，又庶几无违“不改”原书的宣言，这大约也算是另类的“苟全‘姓名于乱世”吧。

当家国大义与个体情感发生冲突时，改换姓名或许就可以搪塞一时，稍事缓和，但这冲突的最终的化解却必待个体心智的圆融与成熟。抗战后期至胜利之初，李长之曾满怀期待预备迎接中国的文艺复兴，希望“在新世界、新文化中看新中国”，故其不妥协的批评精神更为炽热。1946年，他在《审奸杂感》中云：“汉奸本是民族的残渣，原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却颇轰动了一些人。”针对当时审奸案件中“汉奸们的口供每每说到个人的恩怨”，因私人缘故而“落水”，李长之“不禁想：在中国，私人的关系既如是之大，究竟有几个人可以保险不作汉奸的（假若处于那样的情势）？……中国人的精神上的毒素是太重了，被审的汉奸也不过是像有花柳病的人恰被医生检查出来了的患者而已。彻底的消毒是必要的，没有第二句话好讲了”。然而不久之后，由重庆辗转南京，继而抵达北平的李长之，在目睹纷乱的国事之余，再不谈那等陈义甚高的话了。在1946年10月13日所作的《北平风光》中，李长之提及他曾询问老师金岳霖“历史上有没有像中国现在这样糟的”。金岳霖回答道：“至少像现在这样有组织地糟，恐怕没有。”文中李长之还谈及北平学术界他所熟识的师友，尤其是战时留在北平的俞平伯、邓以蛰和杨丙辰。

俞先生有点苍老了，显得他的脑袋更有些大。他说十年间像作了一场梦。在北平的生活呢，他说：“孤陋寡闻。”他似乎避免谈到知堂老人，我也不好意思去问，虽然我很愿意从他口里知道些什么。他只告诉我说废名逢的时候巧，一打仗就回到湖北了。……我们又谈了些别的事，他每每说那是十多年了，他在像寻一个古老的梦。

邓先生早已不住在丰盛胡同，而住在前圆恩寺。我在七七抗战那年离平时，他卧病床上。后来好了，现在我回到北平，却见他又在床上静养。我第一次去看他，没敢打搅，第二次找了一个清早，和他谈了半小时左右。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的面色十分红润，而且胖些了，他恐怕只是为小心，好像没有什么病。

杨丙辰先生也见到了，他的精神似乎受刺激太多，他很受了一些委屈。他的向心力的热诚的确超越一般人，可是我找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

俞平伯对“梦”的体悟和邓以蛰卧病的“学问”，使他们有惊无险地在沦陷区保全了自己，但周作人和杨丙辰却不幸“落水”了。对恩师杨丙辰，李长之并不避嫌地去拜访，然而无以为慰，只能对以沉默。要在1958年以后，李长之才能更为深入理解俞平伯和邓以蛰的智慧。然而早在1956年，李长之便以合译席勒《强盗》一书的形式接济恩师杨丙辰。这与1936年梁实秋变相接济李长之如出一辙，彼时梁实秋约请李长之书写自传《社会与时代》发表在《自由评论》上。时事变幻，个体的思想与主张难免随之起舞，然则时事变幻太快，往往无从捉摸，许多时候倒不如情义那般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战时鼓吹“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李长之，到了1947年，却只能苦口婆心“重弹一点低调，重作一点起码的呼求：起码要保卫‘五四吧，起码要再从‘五四出发，发扬，发扬‘五四吧！”（《保卫“五四”、发扬“五四”与超越“五四”——“五四”时代两个平凡的口号是“要科学”“要民主”》）每况愈下的文化局面让李长之的心情坠入谷底，倒是精心呵护的友谊之芽令他颇感欣慰。《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就记载了1946年12月25日李长之主持的一场“圣诞大餐”。“（季羡林）四点出去到东安市场，买了几份《大公报》，就到东兴楼去，长之请客，到许多人，徐悲鸿、黎锦熙、周炳琳、沈从文、冯至、魏建功、焦菊隐、张佛泉、赵迺抟、费青、向达、郑叶、杨人梗（楩）、吴作人、吴恩裕、楼邦彦，吃完八点多回来”。还在清华读书时，李长之曾在文章中自豪地谈论自己朋友（虽则这界定颇为天真，在他自己却相当认真）之多：“在这时，住在北平的写文章的朋友，差不多都已熟识。这是：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郑振铎、李健吾、闻一多、吴组缃、林庚、周作人、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冰心、萧乾、徐霞村、梁实秋、郭绍虞、冯废名、曹禺、曹葆华、巴金、靳以、俞平伯、冯至……远方的也有着通讯，例如鲁迅、叶圣陶、老舍、臧克家、林语堂、赵景深、杜衡……”即使在他逝世前沉默的二十年间，也有启功从小乘巷前来探视，有宗白华冒着风雪由北大前来促膝长谈……胜友如云，李长之并不寂寞。

早在1929年初，李长之曾写下《朋友》一诗赠送给因“济南惨案”离散而重逢的少年友人，诗中有这么几句：“你虽然满满地被菌样地侵蚀着/使我认不清你那将要溃烂的面目/又使我听着感到绝望的那不自由的病态的声音/但我一听见我的朋友的名字/实际上我的朋友也还有一息的活着/我只有火烧似的感伤/但我却仍然有热烈的同我的朋友在健康时候/一样的爱着的意识。”观其一生，无论友人如何“残损”，李长之的意识深处仍是爱着的，虽则这种爱有时不免以曲笔承载。依此而言，李长之声称对《鲁迅批判》“不改一字”，既包含不悔少作的自信，似亦隐隐透露出无愧友情的苦衷。

（《鲁迅批判》，李长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