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辐》与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

翟新明

民国二十五年（1936），湖南大学中国文学会发行了名为《员辐》的学术集刊，封面题写为《员辐》第一卷第一期，右下附有车轮插图一幅，与“员辐”之义相对应。此刊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册，上方钤有“圣约翰大学移来”、下方钤有“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印，可知是从圣约翰大学移往了复旦大学。与复旦大学相关的，是建校于1879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清末民国时期常见的教会学校。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圣约翰大学的中文系部分被调入复旦大学，这本刊物应该就是在此时转入了复旦大学图书馆。

《员辐》前后共出版了两期。第一期出版于1936年7月1日，第二期出版于1937年1月1日，属于半年刊性质。推算下来，第三期本当于1937年7月出版，但未见，事实上也并未出版。1937年7月之前，清华大学即已将部分设备、图书等转移到长沙，“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借用了湖南大学校址和韭菜园的圣经学院。等到1938年湖南大学校区遭日机轰炸，又南迁辰溪，在战乱纷忙中，也就无人顾及这本学术刊物了。

《员辐》第一期孙文昱先生所写《题词》记载：“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之设，已七年矣，毕业者凡数倍，师友讲习，日有论述。李君昌瑛与同学诸子裒而集之，都为一卷，离经辨志，敬业乐群，胥可见矣。”这里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员辐》并不是纯粹的常规性学术期刊，而是两次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课中讲习课后论述的文章汇辑——事实上，如骆鸿凯等的文章已先发表在《制言》等刊物上。其二，《员辐》是由李昌瑛等学生汇辑本系教师文章而成。那么，李昌瑛又是何许人也？根据何之光《难忘的母校高25班——并以此文纪念李昌瑛老师》一文可知，李昌瑛是湖南邵阳新宁人，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1937届毕业生，毕业后任教于衡山县私立岳云中学，担任国文课教师，后任新宁楚南中学校长，1941年病逝。据此，《员辐》只出刊两期也就可以找到另一个合理的解释：负责人毕业了。

《员辐》的发行者为“湖南大学中国文学会”，据《员辐》所附《湖南大学中国文学会章程》，中国文学会为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所辖，据《章程》第四、五条规定，凡本系教授及毕业生均为特别会员，凡本系在读生均为普通会员，也就是一种强制性入会。又据第十八、十九条规定，特别会员要每期缴纳“常期金”一元，普通会员每期缴纳“常期金”五角。民国时期的学会有缴纳入会金、常期金的区别，入会金是一種准入门槛，常期金就是按刊物的期数每期所缴纳的固定经费。既然本系师生均为会员，也就没有了入会金这一说法，故而只提了常期金。

《员辐》两期又刊登了《本会通告》，说明毕业生均为特别会员，“意在互通声气，共励学行”，但因毕业生散在各地，信息收集不易，特别强调了要求各毕业生缴纳会费及提供信息，寄交文书干事伏辉艺，以便寄送刊物。根据易祖洛《我所知道的国民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一文可知，伏辉艺是湖南大学辰溪校区国文系1939届毕业生，毕业后由学校保送奔赴长沙第九战区前线参加抗战，旋即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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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在学术界曾占有一席之地。坊间所传，杨树达曾称“北大之大，清华之清，湖大兼而有之”，虽或不无标榜嫌疑，但湖南大学国文系，在民国期间确然也有着不俗的师资力量。在前后两期的《员辐》中，参与撰文的有骆鸿凯、刘宗向、孙文昱、李肖聃、杨树达、王啸苏、刘朴、席启、朱芳圃、宗子威、宗志黄等。又有何蝯叟（何绍基）、张石州（张穆）、罗庶丹（罗焌）等人遗著。以上所举十四人，即有十一人为湘人，曾任教于湖南大学者十一人，为张舜徽《湘贤亲炙录》所传者八人。张氏《湘贤亲炙录》所载湘籍学者二十人，多在民国乃至新中国学术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曾在《员辐》上发表文章者即有八人，也可见出这份刊物的重量。

那么，“员辐”是什么意思呢？

《诗·小雅·正月》云：“无弃尔辅，员于尔辐。”毛注称“员，益也”，辅、辐音近义同，两句话实际是一个意思，也就是不要抛弃辅佐（之人），而要相亲近、相扶持、相裨益。这在孙文昱所写的《员辐题词》中有明确的解释：

《诗》曰：无弃尔辅，员于尔辐。盖车必有辅，连于辐以相益助，如弓之有弼。故毛《传》训员为益，而《说文》连下曰“员，连也”。士志于道，而文以载道，道之行亦犹夫车之行也，其必有所连以相辅而益之明矣。故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文之所系，顾不重矣哉！……然其意固在明其道而行之，逾绝险而欲不隳其所载也。因名之曰“员辐”。《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慎斯术也。时而泰则茹以汇征，时而否则茹以汇贞。能利于贞，斯性其情。文明丽正，天下化成。嘤鸣友声，终和且平。大猷是经，为国之桢。

“员辐”固然是重于学术的交流，但与其说是辅助，不如说更加侧重于其圆融。在两集《员辐》的封面，都是配以车轮之图。车轮者，以其圆形而生生不息，以其辐辏而得行万里。事实上，孙文昱先生之说犹有剩义。对于近现代学术研究者而言，因学术兴趣而供职于一地，正如辐之集中于毂;复以所习不同，既能并行不悖，更能广益扶持，不可或缺。更进一步，在大学，不仅仅要有教师以教育，更要有学生以学习。学术研究，因教师间之学术兴趣而引发，以师生间之传授而不绝。不论是教师同仁间，还是师生、学生间，都应亲近扶持。薪尽火传，每赖于此。而在其文章中的表现，则是包罗万象，无所不载。

《员辐》第一期刊文十四篇：何蝯叟、张石州等遗著《王氏说文释例稿本校记》，孙文昱《春秋学总述》，杨树达《字义同缘于构造同例证》，刘宗向《岳麓志形胜篇》，骆鸿凯《楚词义类疏证》《广选》，宗子威《课余随笔》，宗志黄《南北曲务头解》，王啸苏《王葵园先生家祭记》，刘宗向《静庵遗集序》，李肖聃《罗庶丹诸子学述叙》，席鲁思《怀旧俗说》，刘朴《送宗兄蠡舟君之苏格兰扼丁堡大学叙》，宗志黄《风雪钱塘》。正文之后又附有王啸苏《长沙咏怀古迹》五首，宗子威《春晓渡江》，《读吴汉槎〈秋笳集〉》等。

第二期刊文十六篇：孙文昱《周官小记》，骆鸿凯《传注笺疏语法录总叙》《传注笺疏语法录（尚书）》，孙文昱《许书今语释》，朱芳圃《高邮王氏对于古声类学上之发明》，刘宗向《宋礼部尚书宁乡县开国男易袚传》，骆鸿凯《楚辞文句集释》《楚辞旧注考》，宗子威《诗钟小识》，宗志黄《五声二变十二律为记音符号释》，席启《赠骆君绍宾四十二生日序》，刘宗向《故湖南大学兼任敎授含光女学校长衡阳蔡君墓志铭》，王啸苏《叶郋园先生遗书序》，王啸苏《木屏记序》，罗庶丹遗著《潜山草堂诗序》《募修古麓山寺启》。正文之后又附有王啸苏《丙子重九苍筤诗社同人即麓山赫石坡登高用东坡丙子重九韵余在城未与赋此代集》，骆鸿凯《先师量守先生挽词》《菿汉大师挽词》，宗子威《次纕衡同年九日登贵阳甲秀楼韵》《读〈汉高纪〉》《闻鹤亭偕子有众异诸君初夏游虞山赋柬》《赫石坡九日雅集用东坡丙子重九二首韵》，罗庶丹遗稿《悲秋用杜甫〈秋兴〉八首韵》等。

从此三十篇文章和所附各文来看，既包括学术论文札记，也包括文学创作性篇章。学术研究中经史子集皆有，研究范围亦较宽泛：经部既有经学史研究，也有音韵训诂等小学专门研究;史部既有史传，也有方志;子部有诸子学研究;集部既有传统的楚辞、《文选》，也有南北曲，更有诗钟之类。文学创作亦包括诗、序、墓志、挽词、剧本等，可以见到传统学者的涉猎之广、旨趣所在，也可见出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治学路径上的不同，更有对学术新的发现与发明。可以说，由《员辐》一刊，即可窥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术成就。

关于杨树达任教湖南大学，一直有一个值得后人玩味的说法。

章太炎《小学略说》一篇中曾称：

昔二徐初治许书，方在草创，曾未百岁，而荆舒《字说》横作，自是小学破坏，言无典常。明末有衡阳王夫之，分文析字，略视荆舒为愈。晚有湘潭王闿运，亦言指事、会意，不关字形。此三王者，异世同术，后虽愈前，乃其刻削文字，不求声音，譬瘖聋者之视书，其揆一也。

章氏在这里所提出的“三王”，指临川王安石（荆舒）、衡阳王夫之、湘潭王闿运三人。因为章氏所举都是在小学方面，故后世又有“三王不识字”的说法，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序》称：

嗟乎！清季以来，学风衰坏，师儒撰述，乃时时见于湖湘，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王、叶之名鼎鼎矣。顾湘绮文优于学，湘军作志，倾倒一时;若解经注子，则向壁虚造。章太炎有言三王不识字，此公殆其尤也。葵园著书，似是汉学一派，然攮摭旧谊，绝少发挥，以视先生之训故解经，薄宋轶唐，直接汉魏，盖有天渊之判矣。

叶德辉借用章太炎之语抨击王闿运（湘绮），自然有種兄弟阋于墙，却要借外人刀的嫌疑。叶氏虽对王先谦（葵园）也有所批评，但还是夸赞居多，厚此薄彼，这与他和王先谦的情谊相关。叶氏《郋园六十自叙》曾记载王先谦对他的厚望：

如阁下年力富强，任择一经为之，必远出前人上。吾观阁下会闱三艺，知必深于经学矣。今日同居一城，吾有书必就商，名山之约定于今日。

王氏所订名山之约，在叶氏看来，更是以学术薪传相砥砺。叶氏虽引章太炎“三王”之说，但毕竟只是为了攻击王闿运，而没有同为湖南人的悲愤。在叶氏弟子杨树达笔下，章氏“三王”之说与学术之耻相联系起来。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944年6月1日记载：

太炎先生尝云：“三王不通小学。”谓介甫、船山、湘绮也。三人中湘士居其二。余昔在北京，曾与星笠谈及此。余谓此时吾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里后进，雪太炎所言之耻。星亦谓然。

章太炎所讥讽的三王之中，竟有两人都是湖南人，身为湖南人而又从事文字学研究的杨树达自然会感到耻辱，因此邀请同为湘人、同从事文字音韵之学的曾运乾（星笠）回湘任教，时在民国三十六年（1937），曾氏即由中山大学转回长沙，任教于湖南大学。曾运乾（1884—1945），字星笠，益阳人。历任东北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教授，著有《尚书正读》《声韵学》等。张舜徽《湘贤亲炙录》有传。

可惜的是，杨氏虽然担任了国文系主任，但仍旧有诸多掣肘之处。杨氏《积微翁回忆录》1944年1月31日记载：

余潜修来，谈及湖大杨卓新之把持阻碍进步，同深愤慨。

6月1日又载：

曾星笠近感学校事，有归隐意。……星今思归隐，余非校中当局，本无留星之责，特为湖湘文化久远计，故据往事言之。

所谓往事，即前文所及的二人在京之约。曾运乾终于不再坚持己意，前往湖南大学辰溪校区，半年之后，即1945年1月20日，曾运乾在辰溪去世。杨树达在悲痛之余，又再次回顾了湖南学术：

湘士在有清一代大抵治宋儒之学，自唐陶山（仲冕）承其家学（父奂，曾有辨伪古文著述），余存吾（廷灿）游宦京师，两君颇与戴东原之学接触;陶山之子镜海（鉴）仍折归宋学。乾嘉之际，汉学之盛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道光间，邵阳魏氏治今文学，承其流者有湘潭、长沙二王氏，善化皮氏;皮氏尤为卓绝。然今文学家，不曾由小学人;故湘中学者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来星笠一人而已。

可以说，杨树达邀请曾运乾回湘教授，既是二人的名山之约，也承载着他洗雪章氏讥讽之耻、重振湖湘学术尤其是文字学的希望。但曾氏的去世，使得他再次成为孑然一人。

《员辐》的刊印，在杨树达邀请曾运乾回湘任教之前。民国二十九年（1940）12月，湖南大学文哲丛刊社又出版了《文哲丛刊》第一卷，分为专著、文录与五谿诗社诗词录三部分，专著部分收入曾运乾《古本音齐韵当分二部说》、杨树达《读〈甲骨文编〉记》、黄子通《孔子哲学》、王时润《商君书之研究》、骆鸿凯《文始笺》、吴绍熙《六十年心理学之演变》等，文录部分收入李肖聃《〈顾亭林评传〉序》《罗庶丹墓表》、王啸苏《〈中国文学史〉序》、杨树达《〈春秋大义述〉自序》，则差可代表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左右的学术水准。

“惟楚有才，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在清代之前，振起湖湘学术的大多都不是湘人，而近代的湘籍学者，又往往“逃离”湖南，任教于外。在1936至1937年之间，湖南大学中国文学会所编辑的《员辐》这一学术刊物，集中展示了数十年间湖南几代学者与学术的水准。但随着战乱的到来，以及紧随其后的政治变革，直到五十、六十年代的院系调整，湖南大学曾经引以为傲的文科专业和师生相继被调配到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如杨树达、骆鸿凯等学者赶赴湖南师范学院这一同在民国时期就享有盛誉的学校（即国立师范学院），也因此间接造就了后来的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八十、九十年代的学术辉煌。湖南大学则从此转型成为工科学校，直到八十、九十年代才重建人文学科。而那或许曾承载着孙文昱、杨树达、李昌瑛几代师生学术希望的《员辐》中的一本，幸运地被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保存着，又辗转进入了复旦大学，才为我们保留了了解民国时期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学术与生态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