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在余姚的讲学及其学术传承

施长海

作为思想家，王阳明倡“良知”学说，“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作为教育家，王阳明兴学术讲会，“变成纯粹之社会公开讲演与集会研究性质”。而在故里余姚，王阳明更是立教最早，传学最久。自明代中叶迄今，五百余年来，姚江之学历经起伏，绵延不绝。

震霆启寐，烈耀破迷

明初学术，墨守程朱理学，出现支离虚伪的流弊。王阳明远绍孟子，近承象山，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震霆启寐，烈耀破迷”，使传统儒学别开生面，勃然中兴，被推为“功不在禹之下也”。

王阳明学说的传播始于故乡，“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其中入门最早的弟子是其妹夫徐爱。正德二年（1507），徐爱“以家君命执弟子礼”，拜王阳明为师。徐爱勤于思考，“参互错纵以质于先生”，率先编撰王阳明语录《传习录》，又编辑《同志录》。徐爱推究心学，把人心之私分为两种，一是强加于人的“忮心”，一是有求于人的“求心”；认为为学之要在于“收放心”，使邪恶不得客感人心，人心能够去除邪恶；自我勉励砥砺品德，明心精进。著有《徐横山遗集》。可惜徐爱英年早逝，王陽明称其“吾之颜渊也”。

王阳明在余姚讲学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明正德十六年（1521）。当时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回乡省墓，在龙泉山中天阁讲学，收受弟子钱德洪、钱大经、钱应扬、郑寅、俞大本、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孙应奎、诸阳、徐珊、管州、谷钟秀、黄文涣、周于德、杨珂等，共七十四人。从此，中天阁成为余姚王学的研习基地。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作《中天阁勉诸生》，并亲书于壁，规定每月初一、初八、十五、廿三在中天阁进行讲会活动。他告诫弟子不可“离群索居”，要“以问学为事”，“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中天阁讲会在阳明学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陈来认为：“这应是阳明学中最早的‘会。而阳明的《书中天阁勉诸生》可谓阳明学最早的‘会约。”两年后王阳明出征广西，中天阁讲会由吴仁主持，“吴仁聚徒于阁中，合同志讲会不辍”。另外，余姚还有其他研习阳明学术的讲会，增加了应元等新生力量。远在广西的王阳明深感快慰：“绍兴书院及余姚各会同志诸贤不能一一列名字”，“余姚得应元诸友相与倡率，为益不少。近有人自家乡来，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而余姚、绍兴诸同志又能相聚会讲，奋发兴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达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王阳明去世后，可能由于弟子结庐守孝，钱德洪后来又与王畿“迭为守居”于杭州天真书院，中天阁讲会似乎有所衰退。所以嘉靖十四年（1535）钱德洪丁内艰归乡时，有与亲友一起修复中天阁讲会之举。此后中天阁讲会又再度兴盛，即使在嘉靖十六年、十七年，明廷以查禁王阳明、湛若水“伪学”、“邪学”为名连续发动的两次禁毁书院运动中，余姚王学传人也逆势而进，讲学不辍，甚至向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傅凤翔提出在中天阁上方为先师建祠的请求，且获得成功。由王阳明开创的中天阁讲会何时衰落，现已难以考证。从万历《绍兴府志》有关记载看，大概在万历初年已没有讲会活动了。因为王阳明在中天阁墙壁上所书《中天阁勉诸生》一文，在万历十三年（1585）编纂《绍兴府志》前的十年还有人看见，但是似乎无人理会，所以“山僧不能护，今已重垩，字无复存矣”。

王阳明讲学的内容与形式都丰富多彩。集中讲学主要以《大学》为教材，以“讲之以身心”为原则，以书院与讲会相结合为平台，以“人人面授”、“口口相传”为方式。个别讲学更是灵活多样。如对于徐爱，王阳明嘉许其品性“温恭”，“质淳而美”；徐爱进京会考时，王阳明特意作《示徐曰仁应试》，建议思想上“切勿以得失横在胸中”，生活上“摄养精神”，写作上“大开心目”，“放胆下笔”；两人同舟归越时，王阳明亲授《大学》宗旨，徐爱由疑及思，由思而验，“既乃恍若有见，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游览四明山时，王阳明又借山水之情点化，“春风沂水之乐，真一时之盛事也”。

王阳明在余姚有名可考的亲传弟子数十人（《宁波市志》谓三十二人，《姚江文化史》谓五十三人），他们的个人修养与学术成就不尽相同。黄宗羲《明儒学案》作直接评传的有十四人，其中重要者三人，即徐爱、钱德洪、胡瀚，称为王学之“翼”；次要者十一人，称为“椎轮积水”，分作两类，一是“儒者”，包括管州、范引年、夏淳、柴凤、孙应奎、闻人铨（又作“闻人诠”）等六人，二是“寒宗”，即黄宗羲本族的先祖，包括黄骥、黄文焕、黄嘉爱、黄元釜、黄夔等五人。王学之“翼”中，徐爱受教最早，钱德洪亲炙最久，而胡瀚既秉承家学，又从学王守仁。徐爱的学术活动以传述王学为主，并沟通王学门人，“学者在疑信之间，先生为之骑邮以通彼我，于是门人益亲”。钱德洪的学术活动除了传述，还有布教。王阳明在世时，钱德洪为初入王门的弟子疏通大旨，被称为“教授师”；后来又“迭捧珠盘”，“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是传播王学的代表人物。钱德洪的学术思想经历过数度变化。起初“以知为致良知”；后来认为“良知”是“无善无恶者也”，不可执着；接着又自我否定，认为“无善无恶”属于事物表见，当依我所知而为善去恶；最后认为心之动有不善，不必言心之善不善，只要统一于“无动”即可。他整理王阳明著作，修订王阳明年谱，并著有《绪山会语》、《平濠记》、《王阳明先生年谱》等。胡瀚自幼传承胡铎家学，动必以礼，王阳明授以《传习录》、《博约说》，他从事于求心，作《心箴图》，形成“以求心为宗”，“而功以存心为主”的学术思想，被王阳明称许为“小友”，著有《今山集》。“儒者”中管州官兵部司务，为人堂堂，敢于讽咏直言，曾当面向司马诘问：“古人度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贤路。”范引年“讲学于青田，从游者颇众”。夏淳主张性合动静，工夫不二，曾针对思明府的天根天机之说指示道：“指其静为天根，动为天机，则可；若以静养天根，动察天机，是歧。动静而二之，非所以语性也。”柴凤主教天真书院，“衢、严之士多从之”。孙应奎历官右副都御史，“以《传习录》为规范，董天真之役”。闻人铨与钱德洪一起“定（王守仁）《文录》，刻之行世”。“寒宗”中黄骥有言王守仁事，记录于尤西川的著作中。黄文焕官开州学正，王守仁让其子受业，有《东阁私抄》记其所闻。黄嘉爱进士，官至钦州守。黄元釜、黄夔“皆笃实光明，墨守师说”。

需要说明的是，黄宗羲把徐珊排斥于外有失妥当。黄宗羲曾把徐珊列为阳明故里的重要弟子，他在顺治十五年（1658）参与姚江书院崇祀之议时，提出“单举一邑之门人，则如汝佩（徐珊）、南屏（管州）、蒙泉（孫应奎）者，皆在所不容遗矣”。然而后来写《明儒学案》时，唯独遗落徐珊，其原因应该是所谓徐珊“侵饷缢死”事件和黄、徐两家的交恶。但即使“侵饷缢死”属实，也不能以人废学。从徐珊的学养和对王学贡献来说，应当列入王门“儒者”。这里介绍如下：徐珊于正德十六年（1521）师事王守仁，与钱德洪、王畿、张元冲“共阐明良知之学”，“事先生最久”。徐珊信守王学至笃，南宫策试时他见策问阴诋王学，“怫然而怒，愤然而不平”，不对而归。同时为宣传王学，“尝为师刻《居夷集》”。徐珊在辰州同知任上，创立虎溪书院，建造修道堂，开展学术活动，还积极收罗和宣传阳明教言，“自居夷所，得片言皆录而传之”。徐珊还撰有《卯洞集》，“即事以寓言，因言以寓道”。

姚江一灯，炳然千古

至明末，由于“龙山久不聚”，中天阁讲会已经无法恢复，王阳明再传弟子沈国模为“使姚江一灯炳然千古”，不得不另建半霖义学。

半霖义学兴建于崇祯十二年（1639），发起人沈国模、史孝咸、史孝复、管宗圣被称为“四先生”，定期开展讲会活动。不久明、清易代，义学被迫停讲，“藏书器具散窳无遗，并板籍亦失”。顺治六年（1649）重新开讲。十四年，义学重修并改名为“姚江书院”。“四先生”之后，韩孔当、俞长民、史标、邵廷采等先后主持书院，持续兴起讲学热潮。“邑中士有志节者，寝食其中”，“缙绅大夫，济济蒸蒸，小子誉髦，歌趋以和，耆人聚观，莫不怆泣”。这期间，不少地方官员和乡邑学者也给予支持与帮助，前者如知县康如琏捐资重修姚江书院，又亲自来院听讲；知县韦钟藻和杨昌言先后相继，移建姚江书院于城南巽水门内角声苑；浙江总督李卫檄余姚县重修姚江书院。后者如黄宗羲曾就姚江书院的崇祀问题撰文《附议》，后来又受邀来院讲学。

姚江书院订有严密的讲学与管理制度，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把它与紫阳书院、还古书院、东林书院并称为全国讲会制度最健全的四大书院。书院设院事总理书院事务，设任事负责书院财务事务。每月朔日举行讲会：先谒圣，由司赞、司仪主持；然后入座，唱诗歌；然后开讲，包括读、问、讲、质疑等活动。会讲结束后，作文字记录的司史“抄送院长，更定登录”。姚江书院鼎盛时期，还有望会、季会，其情形也大致与月会相似。讲会时，姚江书院时常出现学术争鸣。如俞长民“志意激昂，长于辩论”，当沈国模、史孝咸同主讲席时，他“发难常数千言”。又如韩孔当主讲席时，有人拿禅语来辩难，近乎喝骂，而韩孔当从容不迫，脸不改色，表现出“正己物、正心境”的襟怀气度。

姚江书院以传承和弘扬阳明学说为宗旨。书院初创，沈国模“以求仁为宗，教人当下察取本心扩充克治”；管宗圣“以躬行实践为则，一言一动必准乎礼”；史孝咸“以名教为宗主”；史孝复“志行渊密，洒然和乐”。后来韩孔当“以致知为宗，求友改过为辅”，“恪遵濂、洛，兼综群儒，以名教经世指勖学者”；俞长民“以文章号召，门士多归者”；史标“淡于利欲，勇于任道”。至邵廷采，统合王阳明、刘宗周学说，“期于实行实用”，兼及“举业宜醇”、“功课宜勤”等科考内容。

对于余姚王学弟子的传承情况，邵廷采《姚江书院记》有一个概括介绍：一传为徐爱、钱德洪，二传为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史孝复，三传为沈国模诸弟子韩孔当、邵元长、俞长民、史标，四传为韩孔当弟子徐景范。徐景范殁后，余姚王学走向衰落，“姚江人士风靡，虽先贤余教犹存，兴起者少矣”。而同为韩孔当弟子的邵廷采“当仁不让”，愿意承担“绍往哲，开来者”之责。事实上，邵廷采主讲姚江书院，也确实“以砥柱自任”，并编辑《姚江书院志略》，撰著《东南纪事》、《西南纪事》、《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思复堂文集》等，诚如章学诚所说：“发明姚江之学与胜国遗闻轶事，经纬成一家言，蔚然大家。”亦如梁启超所评定：“盖阳明同里后辈能倡其学者，以念鲁（邵廷采之号）为殿。”

这里一二传之间的关系，邵廷采未有明确揭示，如今也难以考定。有人认为“由钱德洪传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但沈、管、史都出生于钱氏卒后，显然是个误断。这里所列王学弟子，大多已经在上文有所介绍，尚有两人补充如下：邵元长“为人言行无枝叶，意象豁如”，倡导“实心”、“为己”之学，教育弟子“较量志行，商榷取与”。徐景范“不妄言动”，“颖悟过人”，曾在京城与陆陇其、李光地讲学，“绍述阳明之旨”，可惜英年早逝，被韩孔当称作门下的“徐爱”，编《四勿徵录》，著《学问偶存》、《五经疑》、《纪史》、《正庵诗稿》等。

邵廷采之后，由于清统治者排斥阳明学说，独尊程朱理学，又倡导兴办官学化、举业化书院，姚江书院自由讲学之风开始衰薄，为科举服务的色彩逐渐浓厚。乾隆十八年（1753），沈虹舟掌教姚江书院，“‘六经、‘四书朝夕讲贯，发前贤所未发，间及《史记》、前后《汉书》、《离骚》、《文选》、李杜诗歌、韩欧论著与夫近日亭林、阮亭、竹垞诸集，提要钩玄，指画口授”，讲学内容已经难见传承阳明学术的特色。同时，地方官员对民办性质的姚江书院也颇多轻忽。如乾隆十四年（1749），徐永侯向知县上告院田来历，被怀疑假公滋事，后经调查属实，但仍未受理。三年后，知县李化楠竟将姚江书院学田划归官办的信成书院，经诸生姜鐈、罗壎等两年努力，上告绍兴知府，才使学田归还姚江书院。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官方兴建龙山书院时，姚江书院已经“久芜废不治”。后来虽历有修缮，但传讲王学的盛况已难再现。

当然，以师生授受王学的传承方式虽然断绝，但王学在余姚民间和学人中的影响却从未消歇。如清中后期余姚最著名的龙山书院，虽然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目标，以传授科举时艺为内容，但依然一定程度上传承着王阳明中天阁讲学的传统。其选址在中天阁重建，就期望“曩日弦诵胜壤，钟镛再焕”。其讲堂的楼上供奉王阳明神位。其教育理想，要求“心文成之心，学文成之学”。其多任山长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阳明心学传统，茹棻把王阳明视为余姚的“先师”，宗稷辰宗奉王阳明的良知之教和刘宗周的诚意学说。又如民国时期，1930年邑人在中天阁之上修建二王祠（祀王华、王阳明），宣称：“先生之道无所而不明，世道于以维，人心于以正，始乎州里，达乎郡国，行且胥世界而大同焉。”1935年县立民众教育馆编印纪念王阳明、朱舜水、黄梨洲的《余姚三哲纪念集》，“网罗国内当代名人纪念三哲文辞，并间杂邑内学士及本馆同人之作”，以期“家喻户晓”，“见贤思齐”。

1949年后，经过三十余年的沉寂，余姚迎来新的王学传承热潮。1989年以来，余姚多次举行阳明学研讨会，并于2011年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合作成立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近年来，余姚开办“阳明讲堂”，举行“阳明文化日活动”，全面学习阳明思想，弘扬阳明精神。有关王阳明的遗迹也得到良好保护与维修。王阳明诞生地瑞云楼，1996年在原址重建，2007年完成故居修复工程，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阳明讲学处中天阁，1981年被列为余姚县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重新修缮，2000年被辟为王阳明与余姚史迹陈列场所，成为纪念和研习王学的新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