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鲁安著作之出版及其他

孟向荣

现在的年轻人多数不知道董鲁安是何许人也，其实他是一个名人。笔者举三个人为例，说明他们与董鲁安的关系。作家老舍和画家胡絜青结为连理，搭鹊桥者之一，便是董鲁安。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风靡全国，剧中有一位艺术形象“钱先生”，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帮助下，假装看破红尘出家，秘密潜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他的创作原型就是董鲁安。中国火箭之父钱学森，在晚年回忆对他—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十几个人，有美国的冯·卡门教授，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还有董鲁安。钱学森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董鲁安是他的国文老师。《三家村札记》的作者之一邓拓，恭敬地称呼董鲁安为“鲁安师”。

董鲁安，满族董鄂氏。作为郭绍虞的后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国文系当系主任，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大批文化精英。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了他的专著《修辞学》。半个多世纪后，复旦大学的宗廷虎教授曾在《修辞学习》发表《董鲁安及其〈修辞学讲义〉》的论文，但未见此书稿在新中国成立后再版。他育有长子董易，幼子董葆和。我知道董鲁安，就是从认识董葆和先生开始的。

董葆和后更姓于，用的是董鲁安的笔名于力的姓，以致许多年轻人甚至包括上了年纪的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姓名，只是亲切地称呼其“老于”。董葆和的家离我家不远。三十多年前，我养的一只狸花猫，时不时地到老于家要吃的，为了找猫，我便也登门小坐叙谈。记得1988年，我曾把我在《文史哲》发表的一篇研究杜诗的文章给他看，又在他家聊了一会儿。好客的老于每每提及他的父亲，都是神采飞扬话很多，俨然父亲是家族的一尊庇佑神。忆及当年在晋察冀艰苦而充实的岁月，他说，董鲁安著有一部诗歌集《游击草》，你可以到社里的资料室查阅一下。

转瞬到了2007年，我责任编辑的《我的前半生（全本）》已经出版，接下来做什么书呢？我想起了社里1983年出版的于力所著《人鬼杂居的北平市》，便从版本资料室觅来一阅。此书由萧军题签书名，“前言”末了署名“编者”，其实就是时任总编辑的董葆和本人。

我给这本书起了一个丛书名——“老书新刊”，一改当年的铅活字本为电脑排版本，封面重新设计，但前言、作者像、作者自题诗、邓拓为此书作序所写信函、当年《解放日报》刊载该书部分内容的影印件、书中插图等一袭照旧，并撰写《出版说明》：

群众出版社有着五十余年的丰厚出版传统。随着岁月的流逝，积累了许多颇具历史认识价值的精品图书。这些图书多数产生于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中国的如《草岚风雨》、《人鬼杂居的北平市》、《明代特务政治》等等，都有较强的政治思想性和史料价值。外国的如《舒伦堡回忆录》、《秘密战五百年》等记述间谍与反间谍历史或技术的图书，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某些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一专业领域的情况，对今天我们从事公安工作和国家安全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这次，群众出版社在版本資料室甄选了一批问世二十年以上的书，以“老书新刊”的方式再版。今后根据需要，还会继续再版一些有价值的图书以接续传统，激励未来。

这套丛书中的《草岚风雨》，作者为张颂甲。他在末代皇帝溥仪特赦后，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溥仪，群众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图录）》，收存了他采访末代皇帝的照片。改革开放以后，他担任《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于总编向他组稿，写了这本书。此书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的“八·一九”大逮捕史实和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在草岚子监狱英勇斗争的故事。《草岚风雨》1986年在群众出版社初版，有杨献珍序。1993年第二次印刷，有余心言、张大中序。作为“老书新刊”，已经是第三次面向读者了。足见它的史料价值的生命力。《明代特务政治》则为使历史学家丁易声名鹊起的呕心沥血之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在中外出版社付梓刊行。它“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来隐射”“蒋帮反动政治”。“文化大革命”后，于总编把它拿来在群众出版社出版。当时此书的著作权保护期未过，是董易和与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的丁易夫人白鸿联系的结果。《舒伦堡回忆录》的作者是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此书为外文译本，二十世纪中叶就在群众出版社出版过。这本书有趣的是无译者署名，我猜译者为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

《人鬼杂居的北平市》是于力1942年刚到解放区时写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者以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深刻揭露了日寇和汉奸在北平所犯下的种种罪行，热情地歌颂了北平人民爱国主义的英雄行为。当时曾在《晋察冀日报》上连载，以后又被延安的《解放日报》部分转载，受到当时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欢迎，曾荣获晋察冀边区鲁迅文艺报告文学奖金。就如同上述三本书都与群众出版社的出书范围密切相关一样，《人鬼杂居的北平市》所写内容，如敌伪特务横行下的黑暗混乱的社会治安管理、日本僧人强掠造成的覆盆冤狱、法西斯苛政导致的物价飞涨、粮荒“倒把”、东洋娼妓世界、暗探“游廊”操淫业、贩毒吸毒、酗酒滋事、训练警犬撕咬抗日志士，等等，堪称旧警政宰制下的“鱼腐肉溃”的鬼魅形象大写真。群众出版社出版这样内容的图书，无疑是十分适宜的。

于力与周作人同属十九世纪出生的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选择的生活道路却截然不同。《人鬼杂居的北平市》对“苦雨老人”有辛辣的讽刺：“好像是海滨各色美丽的贝壳一样，被时代狂潮偶然地推向最前，一时也颇像一个前进的领导者呢，转眼却落在最后了。一遇浅滩，就干在那里，偶然又被海滨消夏的仕女拾来，鉴赏一番，帮助了有福气的资产阶级点缀风情，便彼此都感到满足了……”

像这样诙谐幽默的生花妙笔，在书中俯拾皆是。

董鲁安《游击草》收录“到晋察冀解放区后所写诗二十二首”，有一首“自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稿”，作为《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的“作者自题诗”。

间关险阻记初征，高垒深沟锁百城。

倒马终宵星熠耀，飞狐六月雪峥嵘。

仰天大笔图群鬼，斫地狂歌哭旧京。

铸鼎燃犀宁解秽，横磨底事不平鸣。

“通讯全稿”指《人鬼杂居的北平市》，“作者自题诗”则为统领全书的枢纽。其中，“仰天大笔图群鬼，斫地狂歌哭旧京”之笑骂歌哭，使诗人积蓄已久而喷射迸发的炽烈爱憎情感濡湿《人鬼杂居的北平市》。董鲁安在北平面对风雨如磐的险恶环境，不惧各种威胁和利诱，决计不与敌伪同流合污，“一片冰心在玉壶”，才有了奔向光明的解放区之行。

《人鬼杂居的北平市》于2008年1月再版。之后，群众出版社又为“老书新刊”续补了十几本图书，形成了独立而醒目的丛书品牌。听说，最近还要出版溥仪四妹夫赵琪璠口述的《我从台湾归来》。这本书由李文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组稿出版。它的前半部分，可以佐证《我的前半生》的相关内容，后半部分体现了党的统战政策的英明伟大，在“老书新刊”系列中内容较为独特。

话题回到《游击草》的出版。我手头有两个同一版本的《游击草》，一本来自群众出版社资料室，一本是在旧书网上淘来的，原由“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干部学校图书室”所藏。《游击草》1958年出版于作家出版社，三联书店于1983年据旧型重印。我手头的本子即三联书店版。《游击草》和《人鬼杂居的北平市》在同一时间出版，反映出掌握著作权的财产继承权的董氏兄弟对出版单位和出版时间的具体考量。《游击草》是旧体诗集，还是由三联书店出版名正言顺且更能产生影响。这两本书都有纪念董鲁安逝世三十周年的含义。

《游击草》封面由董必武题签书名，扉页书名由宋劭文题字。《出版说明》前分别有吴玉章题“纪行诗”和柳亚子、孙毅的题词。老红军孙毅中将在题词中盛赞“游击草诗气如虹”，“览后犹增战斗情”。

读《游击草》，就使人想起运笔老成、大气盘旋、沉郁顿挫的杜甫《北征》。在狼烟四起的抗日战争中，杜诗“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忧患意识，一变为董鲁安“倒马终宵星熠耀，飞狐六月雪峥嵘”的积极行动，他冒着饮弹餐刀的危险，跟随八路军的队伍“出生入死，惊奇、坚忍，爱与恨激情的沉淀，不意间成为以诗记史的一例”（邵燕祥语）。董鲁安学杜有云：“杜陵投老只孤吟，霎眼遂空过去今。也似北征兵火里，野葡萄味酿忧深。”但他并不像杜甫那样是抒发探家时路途所感，而是以八路军战士的身份拼搏在“反扫荡”战争的前线。《游击草》的诗题，经常出现“闻警”、“突围”、“劫火”、“寇退”等字眼，身历其境的真实描写，使许多与他同时代的擅长旧体诗的大学者无法企及。无怪乎董必武對堪称一绝的董鲁安诗作赞曰：“身经游击歌成草，古体诗坛得主盟。”

2012年我去于总编家探望，对他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潘建国教授家藏一部明版《世说新语》，卷叶间有董鲁安的批语。老于非常高兴，过了一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游击草》又出版了，可以与那位教授一起来，送给你们《游击草》，同时翻阅一下《世说新语》。”但联系此事的社科院文学所的竺青编审扑了空——老于闹眼疾住院。后来，他想在方庄家附近的香港馆子请大家吃饭，竺青担心老先生好酒再有个闪失，便决定改日再说。此事不知何故，一直搁浅。接下来于总编便作古了。据网文讲，这本《游击草》题名为《董鲁安诗集》，根据作者手录诗稿，厘为《甲子草》、《问津草》、《蘋东草》三辑，后者包括1942年到解放区后所作，这部分后曾扩充为《游击草》单独问世，现合为全璧。也就是说，除《游击草》的内容外，还可以从《董鲁安诗集》中窥见诗人的其他作品。或许是老于自知不久人世，想再为父亲做一点儿事，成书时间恰恰在董鲁安逝世六十周年之际。

《董鲁安诗集》为自印本，足见时下出书有多难——家属自己掏腰包，无稿酬，但可免去一笔管理费。诗集由于总编的挚友、诗人邵燕祥作序。老于一直十分佩服邵燕祥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对我说过：“邵燕祥的文章比我的文章写得好。”我读过邵燕祥的杂文，也读过何西来为他的杂文写的专论，信然。于总编的文章理性强，邵燕祥的文章艺术构思和文学境界俱佳，属于诗人写杂文，更具鲁迅风。这篇序文所论妥帖精当，但对董鲁安的某些诗作，也发出了“诗家只道西崑好，独恨无人作郑笺”那样的感慨。由于董鲁安撰写旧体诗的底蕴太深厚了，时不时地押险韵、遣觅饾饤生冷词汇、用僻典甚至獭祭，读起来确乎费劲。但他的某些诗作还是能够于通俗之中透出震撼之力的。仅举一例，诗人在《主人有痴女》和《代痴女赋答》两诗中，仿佛记日记细账那样，讲述了一段经历。序云：“灵丘四区木嘎拉湾村，农民段汝明有騃女，年十四，犹不辨日月，然知持家，抱柴提水，竟日无倦容，治生外，人间活动，于女胥无所事矣。惟敌忾同仇，知当抗日，盖犹贤于国民政府之所谓党国要人焉。赋以褒之，并戏代答云。”

诗中“日寇天同愤，驱除要几时”句中有作者自注：“女云：日本，天也不容。”读了这两首诗后，我真为那些匍匐在太阳旗下顶礼膜拜的附逆者和一门心思搞反共摩擦的党国衮衮诸公害臊，他们连傻子都不如！

作为《游击草》内容真实性之印证，张大中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一书，此书由原群众出版社总编辑艾群执笔。每当读到书中所写，在杨成武司令员的帮助下，董鲁安披星戴月，衔枚疾走，通过日寇重重封锁线，脚底都磨出了水泡，到达根据地后便顿足高喊“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便热泪盈眶。后来，艾群还撰有《地下党护送民主人士奔赴抗日根据地纪实》一文，在公安文联文学精选网登载。2003年，当年北平地下党交通员安捷亲笔撰写《故都忆旧》一书，艾群是她的侄子，把书交给了我，由我担任责任编辑出版了此书。这本书也写了董鲁安创作《游击草》的政治背景。

关于董鲁安，我知道或认识的社科院文学所的学者们都曾提及他。除了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期的学生吴晓铃，陈毓罴曾著文说，给予他新思想和新文学启蒙的高中国文老师余文，即为燕京大学教授董鲁安的研究生。1989年秋天，董乃斌问我老于的情况，我说：“和你一家子。”“怎么讲？”“他的哥哥董易就在文学所工作。”“太熟悉了，我去问董易。”董易，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后调文学所。“文化大革命”之前，曾在文学所担任研究室的领导，写过一些研究郁达夫的论文。他为人宽厚和蔼，是很多年轻人的好朋友。董乃斌把他的“一家子”称为“老革命”，是的，文学所的老先生同时具备一家子老革命资格的人恐怕不多。2011年，董乃斌在上海给我看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易描写西南联大生活的小说《流星群》，说王保生等同事都曾为此书的出版参谋出力。我感觉，凡关心董氏兄弟的人，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他们身后矗立着一个依然活着的崇高身影——董鲁安。

董鲁安不仅仅是董氏家族的骄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江东去浪淘沙，革命的洪流冲天下”，董鲁安成为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当时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而先后参加革命队伍的文化名流，除了他，还有郭沫若、茅盾、杨度、吴承仕、范文澜等许多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这是否从一个侧面为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的合理性做出了诠释呢？

董鲁安先生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坡上东侧靠西的位置。汉白玉的墓阶、墓台、墓碑都修建得很精致。清明时分，我去八宝山扫墓，总要走上去拜谒。墓碑前的鲜花，应该是家属前些日子来时所献。

如今，老前辈们都谢世了，遑论老前辈的父辈、师辈。哲人日益远，典型在素昔。面对苍松翠柏的环护，我想起了杜诗：“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