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何以译介托尔斯泰

肖伊绯

中国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热潮，可以溯至上世纪二十世纪初，清朝末年与民国初年之际。从1903年普希金名著《上尉的女儿》（中译本名《花心蝶梦录》）被译介到中国开始，普希金、莱蒙托夫、高尔基等俄国作家的作品陆续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但在俄国文学作品中，被译介持续时间最长、中译本数量最多、参与译介者最多的，乃是托尔斯泰（1828—1910）的作品。

1910年11月20日，托尔斯泰病逝，中国文化界与知识界深感痛惜，各地报刊纷纷发表纪念性文章以示悼念。1910年10月，在上海新创刊的革命派报纸《民立报》，于同年11月22日至12月13日，连续刊载《托尔斯泰先生传》，详细介绍了托氏的生平及业绩，对其推崇备至。文中声称“稍于文学有知识者，无不服之”，盛赞“《复活》一篇，以峭刻之笔锋，悲惨之事实，活写世界现象，凡政治、宗教、社会、文学各方面，无不痛加针砭，其为益于世道人心尤盛焉”。这样的“大书特书”之赞誉，出自晚清的新派报刊，一方面是对普通民众了解俄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契机；另一方面，对即将迎来“辛亥革命”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而言，又促发他们去深入了解与译介更多的托氏作品。

腐朽不堪的清王朝覆灭之后，很快就掀起了一个译介托尔斯泰作品的新高潮。1911年至1917年间，大量托尔斯泰的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来，成为“五四运动”之前的外国文学译介的一道“新景观”。1913年，马君武所译托氏名作《复活》在中国面市，译名为《心狱》，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紧接着，包天笑、刘半农、周瘦鹃等翻译托氏作品多种也相继发表。经过“辛亥革命”洗礼，“世界化”头脑相当发达的新派知识分子们译介托尔斯泰的热情高涨，自然是应时而动、顺理成章的事态；但一直以清室遗老自居，一生反对白话文、新文化的林纾（1852—1924）老先生，此时却也加入到译介托尔斯泰的行列中，这就不得不让人颇感新奇，莫名其妙了。

原来，早在1914年7月至12月，林纾翻译的托氏短篇小说多种，就以《罗刹因果录》的总名，连载于《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一至六期之上。191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三部托尔斯泰作品专集，其中首推林纾与陈家麟合译的《罗刹因果论》（1915年5月初版）。这部单行本集子，收录了托氏七篇短篇小说：《二老朝陵》（即《二老者》）、《观战小记》（即《一个志愿兵的故事》）、《幻中得道》（即《教子》）、《天使沦谪》（即《人依何为生》）、《梭伦格言》（此为误收，实为美国作家包鲁乌因的儿童故事）、《觉后之言》（即《伊里耶斯》）、《岛仙海行》（即《三隐士》）、《讼祸》（即《放了火即难扑灭》）。

显然，《罗刹因果录》中所收录的七部托氏短篇小说，在当时还并非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名作；即使百年后的今天，没有深入研读过托氏作品的普通读者，对此也不会特别熟悉。本身不懂任何一门外语，完全靠合作译者提供中译本底稿，在此基础之上再行修润文本的林纾，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生僻作品，并将之结集译出呢？这样的结集之后，又为什么会以《罗刹因果录》这样类似于佛教寓言故事集的名目来呢？这一切，恐怕还得联系托尔斯泰在中国早期传播史与林纾个人生平及当时处境、心态种种，来加以较为充分与细致的考察。

据考，最早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介绍托尔斯泰的文章，是1904年载于《福建日日新闻》的《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一文，署名“寒泉子”（可能为归安朱士林，浙江湖州人，清末书法家，曾治“辛亥逸民”印以表遗民之志）。该文最引人注目之处，乃是作者凭其直觉，将托尔斯泰思想與中国传统思想联系起来，做了一番隔空对话、万里神交的文化想像。如文中写道：“庄子曰，‘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破斗折衡，而民不争。托尔斯泰之思想，有与此近焉者矣。”如文中还写道：“《礼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托尔斯泰之思想，有与此近焉者矣。”又盛赞称：“托尔斯泰即佛也。佛者大慈悲心是也。托尔斯泰以爱为其精神，以世界人类永久之平和为其目的，以救世为其天职，以平等为平和之殿堂，以财产共通为进于平和之阶梯。故其对于社会理想之淳古粗朴，岂与初期基督教徒相似而已，抑亦夺许行之席而入庄周之室矣。”文中提到中国古代贤哲伊尹、庄周、许行、孟子，还提到佛教学说与《礼运》观点，可见作者完全是以传统思想来领会和解释托尔斯泰思想的。

不可否认，作者“寒泉子”是直观地把握了托尔斯泰思想的基本要义的——原始大同思想、泛劳动主义以及仁爱精神等，本来就是中国古典思想的重要部分。由于托尔斯泰思想与中国古典思想有着较为相似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因此很容易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这种万里神交、心有灵犀的情态，还可从1908年以辜鸿铭为首的文化界人士，为庆贺托尔斯泰八十寿辰而发的贺词中得到佐证，贺词称：“窃惟先生当代文章泰斗，以一片丹忱，维持世道人心，欲使天下同归于正道，钦佩曷深……此真千载一时之会也。同人不敏，有厚望焉。是为祝。”显然，托尔斯泰的作品及其思想，对于如寒泉子、辜鸿铭这样的传统学者来说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对林纾产生类似的、正向的、通感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

编译《罗刹因果录》时，林纾已年过花甲。“辛亥革命”之前，他在前清的科场与官场上均不如意，但缅怀前朝、坚称遗民的心态却是相当顽固的。事实上，林纾虽精通古文、诗文书画无一不通，却在科考中屡屡失意——作为传统文人，与“学而优则仕”的生涯无缘，自然是深感遗憾的。虽然他认为中华文言乃帝国之大学问，用于译述外夷洋著尚有失体统，可仕途已然无望，迫于生计的他还是渐次开始了大批量的译述工作。自《巴黎茶花女遗事》“一译成名”之后，二十年间，林译英、法各国小说已有百种之多；但在靠译笔谋生、生活渐次优裕之后，他也时有借洋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举，时时不忘以传统思想针砭一下时局近况。

1913年3月，林纾译完法国小说《离恨天》（今译《保尔和薇吉尼》）之后，为此译著撰写前言时，既不讲述原著来龙去脉，也不评述原著文学水准，却偏偏联系起国内时局，发了一通牢骚。前言中写道：“余自辛亥九月侨寓析津，长日见闻，均悲愕之事。西兵吹鼓伐角过余门外，自疑身沦异域。”林纾认为，这是一个已经驱除鞑虏，却未见得已恢复的中华；这是一个频频西风东渐，却未见得国富民强的民国。他暗自警醒，不无激愤的继续写道：“天下有太过之事，必有太过之事与之相抵。魏武之篡汉，而司马氏即蚀其子孙；司马氏之奸谋，而子元子上，奸乃尤甚，然八王之祸兄弟屠戮，及于南渡又为寄奴所有，国中初无宁日，所谓太过相抵者乃加甚焉。故欲立身安命，当自不贪便宜始。”这是林纾以满腹经史的传统学养，与这个乱哄哄的民国世界两相鉴照，得出了此时此际“欲安身立命，莫贪便宜”的处世哲学。

《离恨天》前言最后那段文字，更简直可以视作林纾给清廷跪献的国策之言。他这样写道：

呜呼！此为中国今日言耶？抑为欧洲昔日言耶？欧洲昔日之俗，即中国今日之俗。卢骚去今略远，欧俗或且如是。今之法国，则纯以工艺致富矣；德国亦肆力于工商，工商者国本也。独我国之少年，喜逸而恶劳，喜贵而恶贱，方前清叔末之年，纯实者讲八股，佻猾者讲运动，目光专注于官场，工艺之衂，商务之靡，一不之顾，以为得官则万事皆足，百耻皆雪，而子孙亦跻于贵阀。至于革命，八股亡矣，而运动之术不亡，而代八股以趋陞途者，复有法政。于是父兄望其子弟，及子弟之自期，而目光又专注于官场，而工艺之衂，商务之靡，仍弗之也。譬之赁舆者，必有舆夫，舆乃可行，今人咸思为生舆之人，又人人恒以舆夫为贱，谁则为尔抬此舆者？工商者，养国之人也，聪明有学者不之讲，俾无学者为之，欲与外人至聪极明者角力，宁能胜之耶？不胜则财疲而国困，徒言法政，能为无米之炊乎？呜呼！法政之误人甚于八股，此意乃无一人发其覆，哀哉，哀哉！癸丑三月三日畏庐林纾记。

此刻，还在讲工商，还在讲工艺，还在讲财政，还在讲法政，林纾不厌其烦，娓娓道来他的国事观感、治国观点。可惜，死去的光绪皇帝再也听不到了；活着的、已经宣布退位的宣统逊帝也再没有权力能够“变法”了。很难想象，这么一大段为大清帝国治理献策的言论，会出现在一本名为《离恨天》的法国小说的译本前言中。1914年末，《罗刹因果录》译毕之际，虽然没有再像《离恨天》那样明目张胆的“借题发挥”，也没有什么前序后跋的感怀文字可循，可仔细品味这部短篇小说集的选文标准及译名架构，还是多多少少能嗅得到那一股挥之不去的“遗老”气息的。

首先，开篇《二老朝陵》的译名，就极可能是影射林纾自己的朝拜光绪帝陵之事。1913年3月初6，林纾第一次拜谒崇陵即光绪陵寝，当时帝陵还在修建，尚未完工。当年11月16日，光绪皇帝的陵墓终于竣工，林纾立即前往祭拜。时值大雪兼天，冰冻三尺，林纾刚至宫门，遥望数十丈外的祭殿，情不自禁，匍匐陵下，哀声大呼：“呜呼！沧海孤臣犯雪来叩先皇陵殿。”三叩九拜之后，伏地失声大哭。这一次失声大哭，惊动了末代皇帝溥仪，他亲笔题写了“四季平安”一幅颁赐林纾。为表感激之情，林纾昔日的绘画功底得以展现，他精心绘制一幅《谒陵图》，又作《谒陵图记》，称颂光绪与隆裕皇后的恩德，表示“图付吾子孙，永永宝之。俾知其祖父身虽未仕，而其恋念故主之情，有如此者。”自1913年至1922年，他不间断地十一次拜谒光绪皇帝的陵墓，成为他晚年极为重要的生活事件。

再来看《观战小记》、《幻中得道》、《天使沦谪》、《觉后之言》、《岛仙海行》（即《三隐士》）、《讼祸》等后边的各篇译名，也几乎都是作为“遗老”的林纾，在民国初建时期的感触主题。这些切身感触，有的是译者林纾曾亲历亲为的，有的则是他冷眼旁观的。换句话说，托尔斯泰各篇小说的文化背景与故事内容，此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某种主题上与译者林纾达成默契，重要的是能让译者林纾借“洋酒”销“今愁”。

同时，还应当看到，无论是从林纾一译成名的《茶花女遗事》，还是相对生僻的《罗刹因果录》，林纾的翻译生涯实在只是一条流水线似的快速生产历程。毕竟，他是以翻译为谋生手段，在翻译原著的选取上，除了有“借题发挥”之举，更多的则是囫囵笼统，多多益善。此外，为贴补家用，林纾晚年还以售卖自己的书画为生，这更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其翻译水准也随之严重下降。因此，这种不加甄选、草率译介的做法，在其晚年显得更为突出。钱钟书就直截了当地将《离恨天》作为林纾翻译生涯的划界之作，他为之评论道：“林纾近三十年的翻译生涯，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按照钱钟书的评判，1914年末译完的《罗刹因果录》，也就恰恰属于林纾的后期译作。译笔是否“退步”姑且不论，且看是书竟将美国作家的《梭伦格言》误收入集，亦可知其晚年“劲头松懈”之一斑了。

然而，林纾对托尔斯泰的兴趣，似乎并不随着晚年笔力衰退而衰减。继《罗刹因果录》之后，他仍与陈家麟合作，译出的托尔斯泰作品仅单行本就还有《社会声影录》（1917）、《婀娜小史》（1917）、《人鬼关头》（1917）、《现身说法》（1918）、《恨缕情丝》（1919）五种。与《罗刹因果录》一道，这六部林纾译作，不仅内容皆用文言，而且都另拟篇名，仅从这些由译者自拟的篇名即可隱约窥见，当时托尔斯泰作为宗教家和道德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与之同时，托尔斯泰的思想特质，仍然是被林纾为代表的遗老群体引为中国古典思想同道的。

应当说，林纾以遗老心态译介托尔斯泰，虽然确有历史巧合与因缘际会的成分在里边。但无巧不成书，这无形中却也为“五四运动”之前的俄国文学译介添注了强劲动力；六部译作的成绩，在同时代译者中特立独行、可称佼佼。仅此一点而言，作为译者的林纾就功不可没；而这些百年前的译作，也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自有地位、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