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批注中是怎样评价胡适的

张南

我们都知道吴宓与胡适是死对头。1922年，吴宓和几位友朋发起创办《学衡》杂志、向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宣战时，似乎时机错过，新文化运动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对吴、胡二人的异同，时人也早已关注，就连吴宓的一位女学生在聚会时也问他：“社会中人皆注意宓，虽其注意之性质，与胡适不同。”

1936年7月，吴宓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专力阅读自己五年前游欧时所携回的《基督教与自然主义》，静心思考，细加比对，并在书中做下了三千多字的中英文批注。这些批注或长或简，或特用字条或天头地脚随批，吴宓皆一丝不苟，用力甚勤。在批注中，吴宓谈自己对中西经典的理解，谈文学、抱负、爱情，也谈自己的“对手”胡适。

《基督教与自然主义》，罗伯特·谢菲尔著，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26年出版，是吴宓一生珍藏的“西洋佳书”。谢菲尔服膺美国著名人文主义者穆尔，学术上走的也是新人文主义的路子，这部书并非系统的理论专著，而是作者依据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学所作讲稿而汇编的一部论文集。八篇论文，分别谈及英国十九世纪文学家柯尔律治、大主教纽曼、科学家赫胥黎、诗人马修·阿德若、文学家塞缪尔·巴特勒及托马斯·哈代，论及十七八世纪英国的宗教思想及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与基督教。

1936年，可以说是吴宓一生中最平静，最舒适的读书时期。一年前，倾慕久久的毛彦文终嫁熊希龄，自己倾力打造的《吴宓诗集》业已完成，感情的巨波稍稍平息；初步的文学理想也已实现，蛰居清华园，听蝉声，嗅荷香，是读书的时候了。在阅读《基督教与自然主义》数日中，《吴宓日记》多有记载，读书没有目的，只为“自遣而已”。无论“甚苦”，还是“患客多”；无论是客厅读，还是浴室读，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吴宓尽力读完了全书。

从吴宓所作的批注中，我们可以看见他饱满而丰厚的学识、运用自如的英文功底与技巧和中西融会贯通的思想。这里，我仅钩沉批注者内心深处对胡适最真实的看法，做一番简单的释解。三千多字、二十余处的读书批注中，吴宓三处谈及胡适。

第一处是在书中二十七页所粘贴的巴掌大的一张纸片上，纸片边上用蓝色印油盖有日期，“中华民国廿六年七月廿三日”。吴宓用英文批注，“就其物质繁荣而言，十八世纪的英国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非常相似，这种繁荣导致了一种得过且过的不可知论哲学的流行。于是，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和约翰·杜威的工具主义思想在美国大行其道。我们的胡适博士吸收了这种美国哲学，再加上中国人一向具有的谨慎和世俗的思想和性格（这一点很像英国人，如本书第二十一页所述），因此，胡适博士的学说和他本人在中国的巨大成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胡适却像本书第二十三至三十二页所叙述的那样，与吉本非常相似，“放弃了哲学而去研究历史，仇视形而上学，嘲笑并试图摧毁中国的传统和宗教，而且把儒家的起源解释为低贱的行帮活动”。

在吴宓看来，胡适的成功是借助了名人，顺应了潮流，为人“世俗”与“精明”。正如书中二十一页所论述的“十八世纪，在很多英国宗教界人士中一种大致相似的思想广为流传。这些宗教人士服务于国家政权，作为具有公众思想的皇家子民，他们展示出外在的基督教专业特长。他们认为这种专业的基督教知识是维持英国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所必需的。然而，在他们宣讲道义时，他们却只是灌输世俗的精明与世故”，跟这些服务国家的宗教界人士一样，胡适活脱脱就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中国世俗社会向来受宗教影响较少，在历史上影响最深的就是儒、释、道三家，而对于像吴宓这样保守的文人，一直视为顶礼膜拜的神圣，是精神世界的核心和支柱。在吴宓眼里，胡适却敢“嘲笑”并“试图摧毁”，进而还“把儒家的起源解释为低贱的行帮活动”，这当然令吴愤然不已，怒不可遏：“简直是匪夷所思！”

第二处涉及胡适的纸片，同为七月廿三日所写，贴于书中六十七页。批注者在尽情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之后，又将胡适抬了出来，这回胡适躺着也中枪：

我现在渴望做的事，是基于我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经历，完成与柯尔律治相似的任务——从哲学上证明永恒的和普遍适用的（1）宗教、（2）道德的真理和（3）光明。我已经阅读了不少有关道德的文献；我的内心生活很丰富。在今日之中国，我是少数（极少数）适于承担这一任务的人之一。

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繁荣还是灭亡，对于完成这一任务而言，相对说来这些问题并不重要。

（1）如果吴宓先生=柯尔律治

那么胡适先生≠J·S·密尔

因为胡适先生不会，也不愿意把我视为他的对手。

（2）如果林语堂先生=中国的亚里斯多德式人物，

那么吴宓先生=中国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因为（方框内图案说明：上、下二条线，上面右箭头，下面左箭头）二者合作共同构成真正的希腊文学和生活、悲剧和喜剧。

柯尔律治（1772—1834，英国诗人、文评家、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与密尔（1806—1873，也译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文化人物，他们在哲学观点上分歧较大。但密尔能抛弃门户之见，公正看待柯尔律治及其服膺的学说，仍敬佩他，把他视为“十九世纪初叶‘英国两个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吴宓眼里，自己与胡适都是一个当量级的人物。“胡适先生≠密尔”，“胡适先生不会，也不愿意把我视为他的对手”，意思是你胡适就没人家有气度，两个死对头，密尔况且能认可柯尔律治，我吴宓也不是简单人物，你为何不把我放在眼里呢。这是一种讥讽，也多少有一些怨气。

第三处是隔了二天后，吴宓在批注中又提到胡适。这一次可是明确靶子，准备攻击：

以下平行的等式可以恰当地成立：

吴宓先生=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

（参看郭斌龢的信）

胡适博士=赫胥黎（T.H.Huxley）

1.反对宗教传统的历史证据（孔子）

2.论战的成功，现实目的和写作风格

3.实用主义（事实，经验）和不可知论（没有价值，没有观念）

4.作为政论家和“为人师表”的各种活动

5.宣扬谨慎的道德（行为上独断专行，不顾后果，机会主义）

6.宣传鼓动家：教条主义，前后不一。

马修·阿诺德（1822—1888）英國十九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诗人，他是批注者所“追慕”的三家西方诗人之一，吴宓还在诗文中还自比“我是东方阿诺德”，他是一位苦行僧式的人物。赫胥黎（1825—1895）为中国知识界所熟知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学家。他是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和积极的支持者，一生积极推广科学教育。1898年，严复将其《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一部分翻译成中文，出版了《天演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及“优胜劣汰”等观点，对中国思想界、科学界影响巨大。

批注者将胡适与赫氏相比，确有一些共同点，如：双方都在各自领域有重大成就，影响巨大；都抓住机遇，少年早成，都有很高的文学禀赋等。

对于批注中的六点，若要细剖，恐怕写成论文亦可。总之，归纳出这六点，表明批注者已细剖对手，找到下手部位，随时准备大干一架了。但后来的情况，双方似乎也没有发生大规模论战。时移世易，吴、胡二人虽未握手言和，至少不得已在聚餐时，吴还是保持自己谦谦君子的形象，向对方点点头，不至于拂袖而去。

虽然在批注中对胡适的为人、学术思想的剖析带有吴宓主观的一面，但从中我们可看见吴、胡二位学人治学的差异、旨趣与特点。同时，我们也可窥见一个率真、朴质、有趣的吴宓。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