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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如诗

时间:2024-05-04

韩秀

长久以来,我坚持文字的高雅、纯净,感觉上,那是写作者人格的一种体现,不容轻忽。年轻时走过苦难,那时的世界黑暗而残酷,面对丑恶,未曾改变自己所使用的语言,依然温文尔雅,不肯向粗俗低头。人到中年,有了机会提笔书写,更是抱定宗旨,描写人间地狱不必使用恶俗的文字。因之,对于抱持着同样宗旨的作家们,心生敬意。

柳德蜜拉·乌利茨卡娅出生于1943年,亲眼见证了苏联时代的种种倒行逆施。她的专业是遗传科学,在这个领域工作多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之时,将近五十岁的乌利茨卡娅开始了文学创作,而且一炮而红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坛最受欢迎的女作家。这绝非偶然,心细如发的乌利茨卡娅感觉到机会来临了,她有了自由书写的可能性,于是全力以赴,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沃土上,栽种起一株株风姿绰约的参天大树,《索涅奇卡》便是其处女作。她以认真严谨的文风自律,优雅的笔触饱含对笔下人物深刻的关怀。朴实、简洁、内敛的文字张扬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圭臬,于是,小说如诗。熊宗慧教授的译文忠实传达出小说的原汁原味,使得华文读者能够领略原作的风采。

索涅奇卡不仅是一条书虫,而且是一位书痴,她读一本书的时候几乎处于“昏迷”的状态,从第一页的起始到最后一页的终了,她都处在这样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半昏厥的状态中。夜间的梦也是在持续的“阅读”中,这种阅读热情在睡梦中尤其变本加厉,“她就是理所当然的女主角和男主角,循着早已熟知的作者意旨和自己希望的情节来发展,朦朦胧胧地演出……”

这样的一位读者,从七岁到二十七岁疯狂读书,对于书籍这样一件物事必然地有着她独特的要求。果然,“随着岁月飞逝,她学会了如何从浩瀚书海里分辨波涛巨著和微浪凡书”以及“拍岸碎沫”。书是有着高下之分的!索涅奇卡在图书馆地下藏书库暗无天日的环境里自得其乐地整理着无数的目录卡、应付着来自楼上的无数的借书单、搬运着沉重的大部头书籍的同时,相当笃定地对书籍有了非常清醒的认知。

终于,她下定决心要进大学念俄国语文系。就在这关键时刻,苏联投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避开战火,索涅奇卡同她的父亲搬迁到欧亚接壤处的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搬迁带来的困扰阻挡她的阅读只有一个极短的时间,稍一安定,她马上走进一家图书馆的地下室,在那里工作,持续阅读,并且遇到了很快成为她的丈夫的那一个男人。

罗伯特需要的是法文书籍,索涅奇卡带他来到自己熟悉的书库地下室,地下室里的宝藏让罗伯特心花怒放,索涅奇卡也对自己引发的这一番惊喜感到震撼。

心灵的某种因为书籍而产生的交会,使得四十七岁的罗伯特充满激情地向年轻的索涅奇卡求婚,结婚礼物是一幅索涅奇卡的肖像,远较本人的外形美丽,是罗伯特意念中的索涅奇卡。于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位现代派画家,他有过复杂的西方经历,最终从法国返回俄国,他的画作从未被世俗世界理解、赞誉。他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可以背叛任何妨碍其自由的信仰、传统、人情道理。当然,他也从未容忍女人变成一种束缚,虽然他不断地从女人那里获取灵感。然而,此时此刻,他准备“套上枷锁”,准备结婚了。我们也知道,索涅奇卡的心灵却是被厚重的书页层层禁锢住的,这种禁锢是美丽的,如诗,“在希腊神话的漫漫烟尘和波涛海浪之中起伏,在中世纪文学尖锐又催眠的笛音里迷茫,在易卜生起雾多风的忧愁中徘徊,在巴尔扎克无聊乏味的细节描写里感动,在里尔克和诺瓦利斯如海妖之歌的尖锐动词里摆荡,在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的道德训诫和通向绝望之中受到诱惑”,索涅奇卡不可能意识到她正面临着人生重大的关头,她很幸福地在两个星期之后成为罗伯特的妻子。

罗伯特从一位犹太教徒到科学家到艺术家的过往还伴随着劳改与流放,流放的生涯并没有因婚姻而结束,于是怀着身孕的索涅奇卡同丈夫一起来到流放地乌法。贫穷、寒冷、焦虑都抵挡不住索涅奇卡的幸福之感,因为丈夫的博学、因为丈夫的才华横溢,“索涅奇卡的信任從无止境。丈夫的天分一朝被她当作信仰来看,她终生都以虔诚的赞赏对待一切出自他手上的东西”。我们不能不说,无止境的深层阅读在如此这般的现实生活中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力量,使得索涅奇卡能够在她并不理解的丈夫和一点人文素养也无的女儿之间辛苦持家却仍然过着她“幸福”的日子,且欢喜赞叹。

这时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可人儿,女儿的善解人意的闺蜜,丈夫灵感的泉源、丈夫的情人。这个可人儿的母亲被流放,她在十二岁的年纪就懂得用自己稚嫩的身体去换取保护,她是一个心机深沉的美人儿,楚楚动人。她与罗伯特的关系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了。索涅奇卡是在丈夫的工作室从丈夫的画作里看出了这种关系。她默默地走回家,感觉着内心的空荡荡、轻飘飘,然后从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书,坐下来,打开书本的中间页,正是普希金的《乡村姑娘》,埋头读了起来,“这几页内容里完美的遣词用字和高尚气度的体现,照亮了索涅奇卡,带给她平静的幸福感受”。乌利茨卡娅这样告诉我们。啊,普希金!他同时照亮了我们,我们静默无语,内心充满酸涩的幸福之情。

丈夫脑溢血发作死在情人怀中。情人终至远离,女儿终至远离。丈夫五十二幅遗作使他在艺术史上留下了名字,他早期在巴黎的十一幅画作更是收藏家们垂涎的猎物……

这一切都与索涅奇卡无涉,她在独居的公寓里还有漫长的人生。她会到墓园去,在丈夫坟上种些不服水土的白色花朵。夜间,她会戴上眼镜,“然后随着脑海思路走入甜美的书本世界的深处,走进幽暗的林荫道中,走入漫漫的春水里”。小说依然如诗,余音袅袅。

正是明丽的春天,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鸟语花香。穿过一片又一片火红的郁金香田,来到洛玛冉(Lourmarin),街巷静好,餐馆众多,绝对是写作人隐身的好地方。我坐在一块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石上,这种带着历史香氛的石头稀稀落落散布在主要街道的人行道旁,供行人闲坐。手里捧着一本书,是卡缪1946年的作品《瘟疫》,作者1960年车祸去世,葬在此地。

这本书记录了一场瘟疫的始末,充满看似荒谬实则极富人性的书写,切实地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永无止境的失败——比方说一场恐怖瘟疫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endprint

与法国南部隔海相望,阿尔及利亚北部小城俄兰,一个位于高地上的丑陋小城,拥有二十万人口。一场猝不及防的鼠疫疯狂来袭,使得小城中人的生活步调、生活方式、思考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卡氏毫不留情,巨细靡遗一一道出。

当老鼠成批死去,在楼道里走路,脚下会踩到软绵绵的鼠尸的当儿,李尔医生送走了病弱的妻子,迎来了自己的母亲。媳妇身体不好进疗养院休养,母亲前来照顾工作忙碌的儿子,完全顺理成章,天经地义。但是当我们将整本书读完,我们才能了解,在这毫不起眼的一送一迎之间,李尔医生的生命轨迹发生了怎样惊人的变化。

四月下旬的一天,新闻社报道该城在这一天共收集到八千只死老鼠的时候,人们只是觉得“稍有不安”,责成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李尔老太太反而处之泰然,“这就像那些时候一样”,她语意含糊地说。这位睿智的老人家这样对她的儿子表达她的心情:“我真高兴能够跟你在一起。无论如何,连老鼠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医生没有完全听懂母亲的话。事实上,这位初来乍到的老人家已经想到了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鼠疫。在灾难来临之时,她义无反顾,站在儿子身边,尽自己的力量支持儿子,因为她唯一的儿子必定要站在抵御灾病的最前线,因为他是医生。换句话说,在拥有二十万人口的俄兰城,在三分之一到半数人口将要在年内死灭的关键时刻,只有这位老人家意识到即将来临的浩劫。

李尔医生相信的是科学,当看门人死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面对了这一年第一个病例,是否鼠疫则需要实验报告来证实。但是,政府负责医药卫生的部门却不太愿意积极去正视灾情,不愿意“打乱”这个城市的稳定。然而,死亡本身是会带来惊恐的。一位比较富有的外来者塔霍住在旅馆里,他似乎很喜欢这里的海滩,喜欢游泳,也喜欢此地的西班牙舞者和乐手。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因此,俄兰城面对灾变所发生的事情便在一本日记本里留下了纪录。而且,从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李尔医生的行止。他从更多的死亡病例中看到了灾病的共性。然而,人们是这样难被说服,他们相信,某种恶病是偶然发生的,它们一定会被克服,一定会消失,日子也一定会循着正常的轨道按部就班地过下去。

于是,当“鼠疫”已经被确定,而政府高层仍然抱着侥幸心理无所事事“等着瞧”的时候,李尔医生站出来指出这种政策绝对不智,当务之急便是要阻止细菌在数月之内消灭全城一半人口。

不幸而言中,鼠疫狡猾而疯狂地进袭席卷全城。城市封锁,不得进出,抵御鼠疫的血清明显供应不足。年事已高的卡斯特医生正是世间为数极少的真正的救人者,他洞悉一切,绝不盲目乐观,他更不相信那些平庸的官僚,于是稳扎稳打,积极投身试验、制造血清的工作。甚至,连李尔医生都感觉无助、感觉恐惧的时候,卡斯特医生毫不动摇,继续自制抗疫血清。卡缪在这位智者身上着墨不多,但我们却从他的言行看到当我们面对强敌、面对永无止境的失败之时,我们应当具有的智慧、勇气、信心,以及永不歇止的持续奋斗。

死亡人数每周从三百多直线上升,俄兰市民从被封锁,不得与外地的亲友走动联络中感觉到孤独、失落与不平,但他们仍然撑持着,希望能够保持基本的生活方式。终至在大规模死亡来临时,颓然承认瘟疫“杀死了一切色彩,否决了一切快乐”,而彻底地安静了下来,接受了命运的残酷宰割,城市陷入了死寂。塔霍的日记写道:“瘟疫的第九十四天,死亡一百二十四位。”

李尔医生忙得脚不点地,筋疲力尽。塔霍站出来组织救援队,按照医生的指示为患者家属接种,做必要的各种预防与隔离工作。不仅是年事已高的公务员参加了救援队,连一心一意准备逃出城去的记者,都战胜了“我不属于这里,我被陷在这里真是委屈”的心理而勇敢地加入救援队伍。也就是说,更多的人都明白了一个真理,抵抗灾病不再是某些人的事情,而是大家的事情,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努力,而且不计个人安危。

终于,李尔医生发现,他已经不像是医生,不是在救治病人,而是在做一个宣判者,被病人家属召唤到病榻前,诊断其亲人确是罹患鼠疫,确实死亡,写下纪录,召唤运尸车,将其家属送往隔离营地……因为死亡人数激增,死者已经不再有保持尊严的告别仪式,不再被换上寿衣妥善埋葬,而是被运尸车运往一个大坑,洒上石灰,层层堆栈,草草掩埋……

大家都累了,这种逐渐袭来的疲劳与绝望不但增强了一种漠然的情绪,而且使得需要支付大量劳力的事情变得更加的不可行。在这样决然看不到希望的苦境中,塔霍的自省逐日加深,他认为,积极抗疫的行动是赢取和平唯一的方法。在赢取和平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持有同情之道。塔霍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来年元月底鼠疫开始退却的时候,他这位曾经大量接触病人的英勇战斗者却被击中了。李尔同母亲守护着他,直到他死去。

卡缪是非常彻底的唯物论者,他告诉我们,鼠疫杆菌绝不会就此消失,它们将潜伏下来,伺机而动。而我们,当从他的书写里学习到应对之道。

这不是珍·奥斯汀温婉、浪漫的爱情小说,《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是一部紧密贴近今日世界严酷现实、引发我们思考的文学作品。作者是1971年出生于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合尔的莫欣·哈密。他在拉合尔长大成人,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受教育,在哈佛法学院拿到博士学位,在曼哈顿著名的财经公司工作多年,曾经成为“纽约客”,目前定居伦敦。

这样的一位作者,可以说是“新移民”中的佼佼者,他得到了令无数青年艷羡的教育,他得到了令无数人艳羡的工作。但是,他离开了,他用一部小说来说明这样一个“离开”本身所隐含的万千曲折。小说就是小说,再富于自传性质的小说还是小说,并非自传。小说主角“成吉思”没有迁居伦敦而是回到了家乡拉合尔,在一家茶馆里向一位陌生的美国来客细述他的心路历程。于是,整本小说便成为“我”——“成吉思”的独白,深入剖析了这位巴基斯坦青年同美国之间或即或离的关系,以及存在于双方的偏见与傲慢。

成吉思的家族在拉合尔曾经是显赫的,到了他的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落已经没有钱来负担孩子的高等教育了。但是,成吉思是成绩优异的好学生,不但拿到美国名校的入学许可,得到奖学金,而且瞒着人在校内打三份工。在他的心目中,美国并非他的寻梦之所,他来到这里,为的是赢回“本来属于他的东西”,骨子里的居高临下,使得他在某些时候将曼哈顿公司里“花钱如流水”的同事视为“暴发户”。才智相当的“破落户”与“暴发户”之间自然产生情绪上的隔阂,处境优渥的年轻同事们却并没有觉察到任何的异样,只不过很喜欢“他这个外国人”而已。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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