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乡土”：尚未完成的对话

张龙

“我家想养几只羊，但买不起，我姨家有羊，就把一只老母羊借给我们养着，下了小羊羔，再把老羊还给她家，我们留下小羊。”这不是某个小说的开头，而是旅美社会学者陈心想对儿时生活的回忆，这种“借羊”的经历，在“留洋”的中青学者中大概并不多见。或许也正是这种从农村走向城市又最终走出国门的人生经历，让陈心想对中西、城乡间的比较尤其敏感，并最终促使他写出《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这本书。方才所引的“借羊”情节，就是书中讨论“人情与货币”时举的一个例子。

陈心想的著作名为“走出乡土”，与他要对话的“乡土中国”恰好形成呼应。在看到“走出乡土”的书名时，读者可能会好奇：谁走出乡土？走出什么乡土？走出乡土是一个将要到来的趋势、正在进行的过程还是已经完成的事实？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首先了解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什么意思。

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经历时近七十载。凡是读过《乡土中国》的，想必对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印象深刻：“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说完这句话后，费孝通紧接着做了解释：“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不同层次。《乡土中国》成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因此费孝通所说的“近百年”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接受西方影响的百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形成的社会形态前所未见。而在受西方影响之前的社会中，从“基层上长出”的一层又不同于基层的乡土社会。这里面由此可以看到纵横两个维度：从纵向的时间维度上，中国社会因和西方的接触与比较而有了“传统”和“现代”之分，而从横向的空间维度上，中国内部则有城市与乡村之别。

但是，费孝通的野心似乎没有停留于讲述一门“乡村社会学”（《乡土中国》最初乃是这门课程的讲义），而是在更大尺度上进行着中、西文明的比较。《乡土中国》英译者、美国著名学者汉密尔顿（Gary Hamilton）曾说：“乡土中国乃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隐喻（metaphor）。”他进一步认为，该书最核心的理论贡献不是对中国内部城乡关系的分析，而在于中、西文明之间的整体比较，或者说是“中國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比较。换言之，在费孝通的比较方法中，从中国乡村中发展出来的分析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型”（ideal type），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城市（如上海）则近乎对这种理想型的偏离。正因为比较的重心在于中、西之间，所以，费孝通在书中其实并不吝于使用中国城市的例子。比如，在书中讲到“公”与“私”的问题时，他举的就是苏州城的例子。陈心想在《走出乡土》中指出，费孝通有些地方似乎在拿中国的乡村和西方的城市比，在方法上可能存在问题，他的质疑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将中国乡村视为传统中国的典型形态，而将其与代表现代性的西方都市进行比较，似乎也无可厚非。

因为费孝通所讲的“乡土中国”有更多“传统中国”的意思，而“乡土性”更多时候与“西方现代性”形成对照，所以，当陈心想与之进行对话并说“走出乡土”时，他绝非仅仅在陈述“个体离开乡村”这种意义上的事实。从宏观而言，“走出乡土”更近似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而从微观个体来说，这一过程则近乎从所谓“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诚如陈心想在“后记”中概括的：“‘走出乡土的岂止是村民们——‘农民工们，那是整个中国在走出乡土，向现代化转型。”

当陈心想谈论“走出乡土”时，问题的起点都从费孝通的分析开始。尽管两本书的写作相距近七十年，但是费孝通建立在中、西社会比较之上的概括大都依然有效。最重要的例子，大概就是《乡土中国》中所说的“差序格局”了。这一概念与“团体格局”形成对照，指的是中国社会那种以个体为中心、向外层层扩散、边界具有弹性的结构。而“团体格局”中的个体之间具有相对的平等性，并且团体边界也更为清晰确定。“差序格局”的概念，现在看也是抓住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要害，且助于我们理解许多“中国特色”的现象。

比如，陈心想在《走出乡土》中提到，在中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亲戚关系中，向来不缺“见风使舵”的“势利眼”这号人。如果按照费孝通的分析，这或许不应归于“世风日下”或“道德败坏”，而更像一种“社会结构性”产物：“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换言之，亲戚关系中“势利眼”的盛行或许可以归因于中国社会关系的伸缩性特征，即是否称得上“亲戚”是依情况而定的。一旦得势，八竿子打不着的都会攀关系，乃至于“鸡犬升天”；而一旦失势，则马上树倒猢狲散，唯恐避之不及。但在一个更加讲究个体权利与彼此界线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不会如此模糊不定。陈心想针对这一现象评价：“这种势利眼在西方社会难道就不存在？不是。但在乡土社会里，因为利益是随着亲疏厚薄关系网分布的，所以更为明显。”

生活在同一情境下的人，容易将周遭的很多事情当作“理所当然”并将其忽略，但对不同情境的比较却可以照亮不易察觉的事实。与费孝通类似，中、西不同社会的经历给了陈心想作比较的基础，而比费孝通（更准确地说，是发表《乡土中国》时的费孝通）更有“优势”的，则是后者写作时经历了又一场新的社会剧变，可以将“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社会与七十年前做一比较。如果说“差序格局”所概括的属于乡土中国中具有延续性的部分，那么，发生变化的那一部分同样不难发现。

比如，在费孝通写作的年代，家族与长老的权威尚在，“父子轴”还是牢牢占据着重于“夫妻轴”的重要位置。但是，到了陈心想的笔下，夫妻轴的重要性开始逐渐压倒父子轴，孩子结婚就分家几乎成了常态，家庭规模越来越小，老年人沦为新的弱势群体。除此之外，从乡村精英的变迁，到基层治理的演进，再到道德观念的更新，一起构成乡村变化的立体图景，这也是陈心想在书中试图呈现的内容。endprint

陈心想在《走出乡土》后记中说，这是一次“缺席的对话”。这种对话只能是针对文本，并且主要还是单向的。而在这次“缺席的对话”中，我认为最大的亮点有两个：一是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二是作者针对费孝通的观点提出的自己的思考。

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是相对独特的。就像我开头所说的那样，既“借过羊”又“留过洋”的研究者能有多少呢？而在写作中，他不时地举出自己生活中的例子，让他的叙述更为生动。比如，在谈到乡村精英时，他讲到村中负责婚丧仪式与纠纷调解的“头人”；而讲到地缘观念时，他则举出自己在美国加油站的遭遇，说明美国人也认可“老乡”。

论辩是“对话”的应有之义。在书中，陈心想提出了一些不同于费孝通的意见，从而展现出了一种宝贵的批判精神。比如，在第十章讨论“无为政治”时，陈心想就直言费孝通关于传统中国“无为政治”（即“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更像一种理想的无为状态，正如诗人笔下美丽的田园生活，只在艺术家的想象和作品里吧”。而他质疑“无为政治”的理由有四：一，绅士只能保护自家和亲戚，不在“绅权保护圈”的百姓大有人在；二，绅权在基层治理上是代理皇权的，绅士代替政府要钱要人；三，按照费孝通的定义，“皇权”范围辐射至普通官僚，不以皇帝本人“无为”与否而改变；四，进贡体系在持续不断地从百姓那里汲取财富，年复一年对基层“有为”。类似的讨论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举例。

但是，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不足，我觉得这不足和优势恰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陈心想在“前言”中说到写作此书的目的：“这是一本札记，重要的不是解读《乡土中国》，而是在于理解现实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的变迁。”换言之，这种对话原本只是方法，最后的目的则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变迁。然而，综观全书，我认为《走出乡土》在观点上的对话似乎远远超出对现实社会的关照。或者說，作者在理论层面上的发散与思考很多时候压倒了对于经验现实的把握。尽管陈心想曾经有着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并且做过至少两项完整的农村研究（书中提到的“土地调整”与“计划生育”研究），但是，他对书中涉及的一些社会现象还是有点“印象式”风格，缺乏深入系统的经验研究。比如，对于“信访”的评价，我认为就是太过于简化与草率。他只提到信访制度的“有效”，并未提到信访导致的治理成本剧增、法治理念受阻甚至政权合法性受损等同样严重的负面效应。这种对相关争论的直接忽略，容易给缺乏背景知识的读者带来一些误导，仿佛书中所谈已是各界共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