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读书观

毕耕+刘瑞琪

读书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泛指阅读书籍，二是专指上学读书，或是系统学习。古往今来，中国作为诗书礼乐之邦，既有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科学家等著书立说，以“立言”而不朽，还有不少激励读书的格言警句、成语俗话等广为流传。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不仅具有追求真理、热爱读书的文化传统，而且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读书观念。所谓读书观念，就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读书的认知和看法，包括何谓书、为何读、读什么、怎样读、如何用等几个方面。通过对中国人读书观念及其演变的探讨，可以从中发现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

一、何谓书

何谓书？许慎《说文》：“著于竹帛谓之书。”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上古以刀录于竹若木，中古以漆画于帛，后世以墨写于纸。”简而言之，书就是文字的载体。从考古资料来看，充当文字载体的物质材料很多，包括树叶、石片、龟甲、兽骨、兽皮、布帛、竹简、木板、陶器、青铜器和纸张等。由于载体不同，书的称谓也不同，包括缯书、帛书、竹简、木牍、抄本、刻本和拓本，以及通过电子设备阅读的电子书。为了进行图书管理，西汉刘向、刘歆将其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大类，即“六略”。随后，曹魏郑默、西晋荀勖和东晋李充等将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从而形成了古代最完整的图书分类体系。

从结绳记事到发明文字，再到书籍的出现，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进化的标志。《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足见文字与其载体的出现，对人类社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于是久而久之，古人便形成了“开卷有益”和“敬惜字纸”的传统，读书时往往要“澄神端虑，净几焚香”，以示庄重与虔诚。同时，还从“万物有灵论”出发，把书奉为神灵来顶礼膜拜。明人《致虚阁杂俎》记载：“司书鬼曰长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啮，蠹虫不生。”在其他书中，亦记录有曹文姬、朱履方、颜如玉等书仙、书神的故事。鲁迅曾以戛剑生为笔名写下《祭书神文》，抒发对书神的尊崇态度和求知情怀。

现代人通常将书视为信息的载体与学习的工具，或誉为人类进步的阶梯、思想的宝库与智慧的结晶，但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书的“本体要义”就是“代圣贤立言”、“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刘向指出：“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明代郑瑄认为：“读书医俗。”古人将读书与治病相提并论，比喻非常贴切。宋人尤袤指出：“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于谦《观书》诗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他们以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书的本质特征，表现出对读书的热爱之情。虽然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焚书”、“禁书”事件，但“雪夜闭门读禁书”、“红袖添香夜读书”和“赌书消得泼茶香”等，依然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赏心乐事。

二、为何读

关于读书的目的，历来见仁见智。例如，读书只为做官，读书志在圣贤，读书为学知识、明道义，读书为改变命运，读书只是一种爱好。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说，古人是为了修养而学，今人则是为夸耀和取悦于人，可见古今读书目的是有区别的。概而言之，中国人的读书目的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其一，功名利禄。以读书作为追求功名利禄、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这是古人勤学苦读的根本动力和出发点。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也。”他的“学而优则仕”的主张，几乎被所有读书人都奉为圭臬。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云：“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宋代汪洙的《神童诗》云：“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元代高明在《琵琶记》中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都是鼓吹读书做官的经典名句，千百年来广为流传。

其二，安邦济世。儒家经典《大学》倡导“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强调读书是安邦济世、建功立业的基础。陆游《读书》诗云：“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顾炎武认为：“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即是说明读书目的在于安邦济世，为国为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明代顾宪成题写在无锡东林书院的对联，强调“读书不忘救国”，而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其三，修身养性。欧阳修认为：“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这就是说，读书是做人的根本。通过读书可以增长知识，扩展视野，陶冶情操，使人明理睿智，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颜之推指出：“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朱柏庐亦云：“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这是将读书与修身联系起来，强调读书的非功利性。苏轼认为“腹有诗书气自华”，曾国藩强调读书可以“变其气质”，都是这个道理。

其四，休闲娱乐。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诗文一向被视为文学的正宗，戏曲、小说等则被视为闲书。然而，这些所谓闲书却有广阔的市场，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明弘治刊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底页印有广告文曰：“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这段话通过说明读书的娱乐功效来刺激读者的购书欲，堪称古代书业广告的典范。

三、读什么

通常而言，读什么书主要与专业目标、教学要求和兴趣爱好有关，是个人依据特定目标、社会环境乃至心境所作的选择。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终身“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曾修《诗》、《书》、《礼》、《乐》，序《周易》，撰《春秋》，供学生学习之用。他教导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強调通过“诗教”来加强个人修养，提升文化素质。

自隋唐创立科举以来，尽管各朝代的考试科目与形式不尽相同，但考试内容基本源自“四书五经”。这就像当今的高考指挥棒一样，对广大考生与民众的阅读选择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南宋时期，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章句集注》，号称“四书”。他主张在学完“四书”后再学“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在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的元、明、清三朝，均以《四书集注》作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于是“四书五经”便成了科举考生与社会公众的必读书。若要参加武举，则需要学习《孙子》、《吴子》、《六韬》等“武经七书”。endprint

或许是受孔子、朱熹等人的影响，后世学者逐渐形成了开列书目的传统，以便为晚辈后生提供指导。张之洞曾撰《輶轩语》二卷和《书目答问》四卷，“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书目答问》共收图书二千二百余种，分类按年代排列，注明作者、版本与卷数异同，并择要略加按语。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热中，胡适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百九十种，章太炎开列《中学国文书目》三十九种，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开列一百六十种，鲁迅开列《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十九种，这些书目尽管多寡不一，但都被视为现代中国人的“必读书”。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敲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许多觉醒的知识分子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张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于是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地理、科学等著作被大量地翻译出版。魏源编译的《海国图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尤其是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数十种外国小说，都曾风行一时。此外，报刊的蓬勃兴起，也为民众阅读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从鲁迅“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的主张中，即可以看出社会公众的阅读选择向多元化、世界化的转变。

四、怎样读

关于读书的方法，古人通過实践总结，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朱熹认为：“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他的弟子将其训导总结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和居敬持志。朱子读书法集古代读书方法之大成，被后世称为最系统的读书法。至于陶渊明自认“好读书，不求甚解”，杜甫主张“读书破万卷”，左宗棠强调“读书人要有蠢气”，则可以视为对各自读书方法的真切体悟。

关于读书的博与约、学与问、学与思、信与疑等问题，古人也有深刻的论述。孔子自称“博学多识者”，多次强调要“博学于文”。由于孔子万世师表的表率作用，所以博学成为历代学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和境界。然而，黄庭坚却批评道：“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家，不若精于一。”苏轼主张“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应该是处理博约关系的正确方法。除读书外，“问”也是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孔子强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郑板桥指出：“‘学问二字须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对于学与思的问题，孔子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王夫之认为：“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而且，“学愈博则思愈远”，“思之困则学必勤”。此外，敢于质疑他人，也是读书必不可少的方法。《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陆九渊强调：“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敢于质疑，实事求是，不盲目迷信，这才是读书的正确态度。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古人还对读书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清代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记录袁文清所言：“予少时读书有五失：泛观而无所择，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缩而不敢望，其失懦而无立；篡录故实，一未终而更端，其失劳而无功；闻人之长，将疾趋而从之，辄出其后，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学为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焉者也！”他所总结的“读书五失”，值得引以为戒。

五、如何用

学与用、知与行是中国人读书观的重要内容，历来论述颇多。陆游指出：“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他看来，书本知识固然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如果没有亲身体验，就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获得的知识也难免流于肤浅。正是基于对读书局限性的明确认识，所以古今都强调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礼记·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强调学、问、思、辨与行的结合，涵盖做学问的一切方法。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和朱熹主张“知先行后”，强调“穷经以致用”。明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主张读书与实践结合。王夫之则主张“行先知后”，“力行而后知之真”。宋代刘彝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谁先谁后，学与用、知与行都是不可割裂的，应该相互结合。

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这就是说，读书要力求深入，把握精髓，融会贯通，读了以后还要跳出书来，学会灵活运用，否则就会成为一个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例如，南朝陆澄“读《易》三年，不解文义”，人称“书厨”。唐代李善“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成了“书簏”。这些读书人的失败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记载着无数中国人勤学苦读的感人事迹，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焚膏继晷、负薪挂角、圆木警枕等成语故事，更是古人刻苦勤勉的生动例证。“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韩愈勤勉治学的生动写照。“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是颜真卿的谆谆教诲。“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朱熹对读书的真切感悟。因此，通过对中国人读书观及其演变的探讨，可以正确认识和继承其合理内核，发挥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激励更多的人为中华之崛起而勤奋读书，从而形成“全民阅读”的社会新风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