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杂俎》与晚明文化

张则桐

在明、清的笔记之林中，谢肇淛的《五杂俎》是一部见解平实通达、内容丰富而有系统、时代气息鲜明、文笔清新优美的著作，清代将此书列为禁毁书目，因而罕有流传。日本人颇喜谢肇淛的著述，《五杂俎》得以在彼地刊刻并流入中国。至1959年国内才有排印本行世，这是一部常读常新的笔记，其价值和意义正逐渐呈现。

一

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长乐（今属福建省福州市）人。年轻时受知于王世懋、顾大典，万历二十年（1592）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州司理、东昌司理、工部员外郎，转工部都水司郎中，督理北河，驻节张秋。河臣秩满，擢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兼佥事分巡金沧道，参藩滇南，又擢广西按察使，晋广西右布政使，寻晋左布政使。天启四年（1624）去世。谢肇淛的仕履经历显示，他进士及第后担任两任地方理刑官，然后主管北运河的疏浚，又在云南、广西担任地方大吏。从徐■《中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的记述来看，谢肇淛是一位比较能干的官员，在管理地方治安和北运河的疏浚及维护上颇有建树。他长期在地方任职，处理具体事务，在京城任职时间较短，没有卷入复杂的党争之中。这样一位明末政坛的能吏最后积劳成疾，病死在赴京接受考核的路上。而此时阉党已经掌握朝廷大权，一场残酷的党争拉开了帷幕，谢肇淛这个时候去世，也算是幸运。

谢肇淛不仅政治才干卓越，还是一位读书种子。明末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称赞谢肇淛说：“盖公资性绝异，十岁既能声律，又酷好读书，凡经、史、子、集以及稗官家言，无不探讨。余在纶扉，公方郎水部，日从余借秘书抄录，录竟即读，读竟复借，不浃岁而几尽吾木天之储。昔人所谓书淫，公殆似之，计其胸中所蓄不啻万卷，而又赋才敏妙，笔端驱役，无不如意。”据陈庆元先生考证，谢肇淛有著述二十六部，都是谢肇淛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撰写的。关于读书和著书，谢肇淛自述其心得：“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谢肇淛的二十六种著述，除诗文集《小草斋集》外，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任职经历相关之作，如《北河记》、《滇略》、《风土记》等；第二类是福建地方山川志，如《鼓山志》、《支提山志》、《太姥山志》等；第三类是读书笔记，如《五杂俎》、《文海披沙》、《笔儁》等。

《五杂组》是谢肇淛著述中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一部读书笔记。徐■《中奉大夫广西布政武林谢公行状》介绍谢肇淛著述时说：“读书有所发明，著《五杂俎》二十卷，《文海披沙》八卷，《笔儁》十卷。”《福建艺文志》、《续修四库全书》将此书归入子部杂家类。关于书名，李维桢《〈五杂俎〉序》作了较为细致的解释：“五杂俎诗三言，盖诗之一体耳，而水部谢在杭著书取名之。何以称五？其说分五部，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则说之类也。何称杂？《易》有《杂卦》，物相杂故曰文。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说之旨也……《尔雅》：‘俎似组，产东海。织者效之，间次五采，或绾玺印，或为冕缨，或象执辔，或咏干旄，或垂连网，或偕玄纁……在杭产东海，多文为富，故杂而系之组也。”在博览的基础上，将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归为五大类组织内容，通过阐发读书心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四库全书总目》评《文海披沙》云：“是编皆其笔记之文，偶拈古书，借以发议；亦有但录古语一两句，不置一词，如黄香《责髯奴文》之类者。大抵词意轻儇，不出当时小品之习。较所作《五杂俎》稍为简约，而疏舛时复相似。”虽然带着批评的语气，但对《文海披沙》、《五杂俎》二书写法的揭示较为明晰。

二

《五杂俎》虽然只是一部读书笔记，作者的立意却很高远。《石遗室书录》评此书“引古事古说，间加辩驳，体例极似王充《论衡》，而多所传信，不如《论衡》多所传疑”。《论衡》是王充以“疾虚妄”的精神对古代典籍和东汉时代流行的观念进行分析、辨正，对后代子书影响甚大。《五杂俎》的内在精神和内容体例均受到《论衡》的影响，同时，它所体现的思想见解和文化精神也具有十分突出的時代和地域特征。

谢肇淛自幼接受科举教育，福建的朱子学传统非常深厚，他最初的思想框架应该属于朱熹理学系统。但在万历年间的氛围里，儒、释、道思想都非常活跃，程朱理学是官方认可的思想体系，但在民间和士大夫中，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势力更大，李贽的著作也很受推崇。佛教、道教思想与儒家思想呈现相互融汇的趋势，晚明的士大夫鲜有不受佛、道二家濡染的。谢肇淛对阳明心学及佛、道思想都有很深入的了解。谢肇淛年轻时受到王世懋、沈大典的赏识，在文学上他应该是后七子的传人，然而在他进入仕途后，与袁宏道、钟惺、王思任等人都有直接往来。晚明时代的士人容易被流行的思想、著作吸引，空谈学问，实则浮薄空疏，内心不能实信，更不能践行，这是最为清儒诟病的学风。谢肇淛长期在基层任职，饱经世事，又博览群书，他对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和范畴都有自己的思辨，如关于孟子的“性善论”，他就持怀疑态度，并作这样的分析：

夫子谓“性相近，习相远”，又谓“上知下愚不移”，明言人性有上、中、下三般，此圣人之言，万世无弊者也。孟子谓“人皆可为尧、舜”，不过救世之语，引诱训迪之言耳，非至当之论也。夫以孟子之辨，终日辟杨、墨，道性善，而高弟仅仅一乐正子，犹不免从子敖之齐。以及门诸弟子，求一人到善信地位尚不可得，何论尧、舜乎？

对于王阳明的思想，谢肇淛如是评说：

新建良知之说，自谓千古不传之秘，然孟子谆谆教人孝弟，已拈破此局矣，况又鹅湖之唾余乎？至于李材止修之说，益迂且腐矣。夫道学空言，不足凭也，要看真儒，须观作用。

良知之学与孟子“性善论”一脉相承，谢肇淛的眼光颇为敏锐，他提出真儒的标准不是其人提出了什么学说，要看他的事功和作为，并举王阳明在平定宸濠叛乱和献俘金陵之际的犹豫徘徊为例，叹其“地位尚未及告子、孟施舍，而何孔、孟之有也”。谢肇淛是一位干练的官员，很反感宋代以来儒者空谈心性，面对实际事务却束手无策的空疏学风，《五杂俎》中时常可见批评宋儒的文字，如关于学术与事功的关系，他认为：endprint

事功之离学术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诗》、《书》；学术之离事功自宋始也，务虚言而废实用。故秦虽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虽治而不振，虚言之害也。

谢肇淛对李贽也持否定态度，他说：“异端横议足以杀身，李贽、达观是也。”把李贽、达观视为异端，秉承官方对李贽身份的认定。李贽在明末虽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不少士人对他顶礼膜拜，奉之俨若教主。但也有一批士人对李贽的言行和学说不以为然，他们看到了李贽思想对士风的破坏性。如晚明士人多喜谈禅，而在谢肇淛看来，谈说者大多内心并无实得，他们是出于贪生畏死之心才谈禅说玄，作者的好友屠隆即是如此：

屠仪部隆苦谈前生之说，一日，集余吴山署中，与黄白仲辩论往复，遂至夜分。然二君皆非真有见解者，不过死生念重，惧来生之堕落，姑妄言以欺人耳，然惑之既久，遂至自欺矣。夫前生既不能记忆，后生又不可预期，姑就今生百年之中，能修到无人非、无鬼责地位亦足矣。二君定识既浅，爱根甚重，一切贪嗔、邪淫、妄语等禁彼皆犯之，今生已不胜罪过矣，何论前后世哉。

作者用斩截的语言揭示屠隆等人谈论前生来生的真实心态，不留情面。他强调，前生和来生都虚幻不实，只有实实在在把握今生才是要务。谢肇淛还说：“惧死而修生，惑矣；惧来生而修今生，益惑矣。”他认为：“夫士贵自立，即今生之富贵贫贱不必论也，而况又追求之前生，又希望来生之富贵，其志识卑陋亦可哀矣。”这里体现了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观念的发展。

三

谢肇淛是晚明政坛干练的官员，多历世事，政绩斐然，这与明末许多只能空谈心性、迂腐执拗的官员有天壤之别。同时，他又博览群书，综核百家，这样的经历和爱好使他的思想不迂腐，不盲从，不矫激，他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看法比较平实和理性，对当时一些流行的观念持批判的态度，体现王充“疾虚妄”的思想传统。《五杂俎》全书贯穿着这样的文化精神，在明清笔记中颇具思辨色彩。

在《五杂俎》中，谢肇淛揭示了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些观念的荒谬虚妄，如“世间第一诞妄可笑者莫如日中之乌、月中之兔，而古今诗文沿袭相用，若以为实然者”。南京自古就是繁华之都，而古人多把亡国之恨与之联系，谢肇淛对此作了批驳：

金陵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盖其繁华佳丽，自六朝以来已然矣。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夫国之兴亡，岂关于游人、歌妓哉？六朝以盘乐亡，而东汉以节义、宋人以理学，亦卒归于亡耳。但使国家承平，管弦之声不绝，亦足装点太平，良胜悲苦呻吟之声也。

此论一扫旧说，体现理性清明的态度。他又说：

世间最不足信者，禄命与堪舆二家耳，盖其取验皆在十数年之后，任意褒贬，以自神其术，而世人喜谀觊福，往往堕其术中而深信之。余尝见此二家，有名倾华夏而术百无一中者，大率因人贵后而追论其禄命，因家盛后而推求其先茔，意之不得则强为之解，以求合其富贵之故。甚矣！人之惑也。

作为闽人，谢肇淛对闽地的一些习俗非常不满，在《五杂俎》中予以激烈的抨击，关于闽人处理瘟疫之疾，他说：

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通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焄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纸糊船送之水际。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闭户避之，余在乡间夜行，遇之辄径行不顾。友人醉者至，随而歌舞之，然亦卒无恙也。

吃药通风，是对付瘟疫比较有效的方法，也符合现代的医学理论。谢肇淛还对闽人迷信地理风水提出尖锐的批评：

惑于地理者，惟吾闽中为甚，有百计寻求终身无成者，有为时师所误终葬败绝者。又有富贵之家，得地本善，而恐有缺陷，不为观美，筑土为山，开田为陂，围垣引水，造桥筑台，费逾万缗，工动十载。譬人耳鼻有缺而雕堊为之，纵使乱真，亦复何益？况于劳人工，绝地脉，未能求福，反以速祸。悲夫！

谢肇淛的仕途基本上都在地方任职，没有卷入万历中后期至天启年间日益激烈的党争，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对晚明党争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太平广记》载：“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有子，为狐所魅，延术士治之。有高氏子为之医治，居数日，又有王生至，见高，曰：‘此亦狐也。少选，又有道士来，见二人，曰：‘皆狐也。闭户相殴击，垂死，则道士亦狐也，裴皆杀之，而子瘥。”此寓言耳，今人有一事而言者指之为私，及事定局结，则旁观者亦私也。近来三五年间，此弊为最多也。

晚明党局中人读到这段文字，不知会做何感想？在纷扰的朝堂上，清醒的人太少了。谢肇淛还指出：“宦官之祸，虽天性之无良，而亦我辈酿成之，辅相大臣不得辞其责也。”在明代政坛，宦官的势力几起几伏，谢肇淛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李东阳辈姑息纵容造成宦官专权的恶果，如果对照一下天启末年阉党之祸，我们会发现谢肇淛的结论又一次在现实重演，并且比前代变本加厉，更为残酷。

福王离开京城到封地时，谢肇淛曾负责其船队在北运河的水运，这个经历使他对政府财政的危机有深切的感受，他说：

今上大婚所费十万有奇，而皇太子婚礼遂至二十万有奇，福邸之婚遂至三十万有奇，潞藩之建费四十万有奇，而近日福藩遂至六十万有奇。潞藩之出，用舟五百余，而福藩舟遂至千二百余。此皆目前至近之事，而不同若此。潞藩庄田四万顷，征租亦四万，一亩一分皆荒田也。福藩比例四万顷，而每亩征租三分，则十二万矣。夫民之穷日甚一日，而用之费亦日甚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

他用数据展现明代皇族不断增大的开销，这些巨额的支出都要由各级政府和老百姓买单，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现象。对于外患，谢肇淛认为明朝政府主要的威胁“惟有北虏、南倭震邻可虑，其次则女直耳”，他已经看到崛起中的满洲的威力，他说：endprint

女真兵满万则不可敌，今建酋是也，其众以万计不止矣，其所以未暇窥辽左者，西戎、北鞑为腹背之患，彼尚有内顾之忧也。防边诸将诚能以夷攻夷，离间诸酋，使自相猜忌，保境之不暇，而何暇内向哉？不然，使彼合而为一，其志尚未可量也。

从战略上讲，这样的见解是相当明智的，对全局的把握也很清晰。书中关于女真的议论是入清后此书被列入禁毁书目的主要原因。

谢肇淛对晚明勃兴的商品经济持赞赏的态度，宋时陈烈曾写诗嘲讽蔡襄令民间上元点灯的政令，谢肇淛颇不以为然，他说：“大抵习俗所尚，不必强之，如竞渡、游春之类，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损富家之羡镪以度贫民之糊口，非徒无益有害者比也。”他看到了娱乐业兴起后增加了贫民从业的机会，从经济上来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这无疑是高明的意见。他又说：

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正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余以万历壬辰登第，其时郎署及诸进士皆骑也，遇大风雨时，间有乘舆者，迄今仅二十年，而乘马者遂绝迹矣，亦人情之所趋。且京师衣食于此者殆万余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

从士风来看，万历后日趋奢华，毫无简朴遗风。而从城市经济的眼光来看，官员坐轿给一万多人提供了从业的机会，这比简单地批评士风败坏看得更远，更为全面，作者卓越的见识令人叹服。

四

《五杂俎》是一部读书笔记，它有时征引古代文献以发议论，有时会把相同性质的材料汇编于一处，这是晚明时代颇为流行的著述形式。如果用清代学者的眼光来看，征引古代典籍不标出处，对古代文献随意更改，这些都可视为学风空疏而不严谨的具体表现。谢肇淛和屠隆、袁宏道、袁中道、钟惺、王穉登等晚明著名的文人都有交往，除了上述的征引古代文献的内容外，《五杂俎》还有不少描述晚明政治、社会风尚、士人言行的文字，它们以作者的经历和见闻为基础，文笔生动优美，所以读来很引人入胜。

谢肇淛在介绍世间事物的物性和功能时，经常将典籍、传說和现实融汇，娓娓道来，既可增长见闻，亦有隽永的情趣可资涵咏。如：

蚺蛇大能吞鹿，惟喜花草妇人。山中有藤名蚺蛇藤，捕者簪花衣红衣，手藤以往，蛇见辄凝立不动，即以妇人衣蒙其首，以藤缚之。其胆护身，随击而聚。若徒取胆者，以竹击其一处，良久，利刀剖之，胆即落矣，胆去而蛇不伤，仍可纵之，后有捕者，蛇辄逞腹间创示人，明其已被取也。其胆噙一粟于口，虽拷掠百数，终不死，但性大寒，能萎阳道，令人无子。嘉禾沈思马思孝廷杖时，有遗之者，遂得不死，而常以艰嗣为虑，越二十年始得一子，或云其气已尽故耳。

晚明是清言盛行的时代，陈继儒的不少著述都属于清言。在那个经济繁荣、感性享乐张扬的时代，士人和平民的精神也需要滋养和安慰，于是清言应运而生，它是晚明时代的心灵鸡汤。《菜根谭》、《幽梦影》是清言小品的优秀之作，现在仍然拥有大量的读者。作为一部表达个人思想见解的读书笔记，《五杂俎》中也有相当可观的清言片断。清言这种形式，清代学者批评其纤佻，是晚明习气的代表，这样的意见在偏颇之中也包含一些合理因素。谢肇淛见解通脱，具备处理繁难事务的能力，又有浓厚的文人情趣，因而发为清言，于平实、理性之中渗透乐生、悲悯的情怀，与故作高雅的山人清言悬隔甚远，其文字清新雅致，文采生动。《五杂俎》中的清言是晚明清言的上品，略拈数则以见其风貌：

凄风苦雨之夜，拥寒灯读书，时闻纸窗外芭蕉淅沥作声，亦殊有致。此处理会得过，更无不堪情景。

处世须是耐烦，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烦，便有识量，着一急性者不得，盖事多在忙中错也。至于读书交友，当户涉世，无不皆然。不惟涵养德性，亦足占后来之造就。使憧憧往来，卤莽裂灭之人，即读书亦不能咀嚼意味。做事交友必且有始有终，孔子所谓无恒之人也。况于居官举动，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举目皆是，若以忿躁竞之心处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虽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尔也，故士必知命而后能乐天。

仕小邑，驭疲民，居官者每郁郁不乐，此正不必尔。小邑易于见才，疲民易于见德，且不见可欲则心不乱。尝见江南大地，败官者十常八九，择地者固无益也。

谢肇淛还会把清言与史料结合起来，给原本单薄的清言增加了内容的厚重和篇幅的长度，使之成为一篇有观点、有感情、有史料的文章，如：

人之口腹何常之有？富贵之时穷极滋味，暴殄过当，一遇祸败，求藜藿充饥而不可得。石虎食蒸饼，必以乾枣、胡桃瓤为心，使坼裂方食，及为冉闵所篡，幽废，思其不裂者而无从致之。唐东洛贵家子弟，饮食必用炼炭所炊，不尔便嫌烟气，及其乱离饥饿，市脱粟饮食之，不啻八珍。此岂口腹贵于前而贱于后哉？彼其当时所为拣择精好，动以为恶而不能下咽者，皆其骄奢淫逸之性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见南方膏粱子弟，一离襁褓，必择甘毳温柔，调以酥酪，恐伤其胃，而疾病亦自不少。北方婴儿，卧土炕，啖麦饭，十余岁不知酒肉，而强壮自如。又下一等，若乞丐之子，生即受冻忍饥，日一文钱便果其腹。人生何常？幸而处富贵，有赢余，时时思及冻馁，无令过分，物无精粗美恶，随遇而安，无有选择于胸中，此亦“动心忍性”之一端也。子瞻兄弟南迁，相遇梧、藤间，市饼，粗不可食，黄门置筯而叹，子瞻已尽之矣。二苏之学力、识见，优劣皆于是卜之。吾生平未尝以饮食呵责人，其有不堪，更强为进。至于宦中，尤持此戒，每每以语妻孥，然未必知此旨也。

此等文字见解平实，予人教益，文笔朴素，转折自然。这是谢肇淛对清言形式的创造，可惜当前流行的文学史论著鲜有提及者。

晚明时代的社会自下而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似乎要把传统中国拉到另一个轨道，这个时代多元而丰富，要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并非易事。《五杂俎》是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吸纳了晚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

谢肇淛自称儒者，他的儒家思想并非朱熹的理学或王阳明的心学，在某种程度上有回归孔子原始儒家的倾向。他并非李贽的信徒，对李贽的学说提出了批评。在文学上，他不是公安、竟陵派中人物，如果从渊源上来说，他应该继承了后七子的衣钵。这样的思想和文学渊源似乎和我们惯常所说的晚明思潮、晚明文学都不搭边，如果以李贽、公安派作为参照的话，谢肇淛应该归入保守、复古一派。然而，我们在《五杂俎》里，读到了思想见解的平实通达，切近人情，没有标榜的习气，没有偏激的喧嚣，体现出笃实包容的精神。这是在李贽、公安派之外晚明文化的另一面相，或者说更具建设意义的晚明文化精神。因为它指向理性、平实而切近人情。当然，谢肇淛不是孤独的，从徐宏祖、徐光启一直到易代之后的大批学者文人，他们的文化精神与谢肇淛都有程度不等的相通之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