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郡走出的党史人物

王强山

一

长郡中学前身是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的长沙府中学堂，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长郡早期（1912—1927）学生中，日后有多人成为中共建党、建军的重要人物。其中四人任职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相当于常委），即罗章龙、李立三、任弼时和李富春（此阶段长郡教员李维汉后来也出任过政治局常委）；两人为开国大将——陈赓、萧劲光；一人为开国上将——甘泗淇。多人任职过中央委员或中顾委委员，如第五届中央委员郭亮，1928年牺牲；第八届中央委员欧阳钦，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大庆油田即由他命名），197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新中国首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张启龙（中学与郭亮、甘泗淇同班，三十年代张受迫害，遭强迫离婚，其妻李贞后嫁甘泗淇），十二大后出任中顾委委员；中共和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先驱、新中国首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十二大后出任中顾委委员。另有红十军团军团长、红军抗日先遣队总指挥刘畴西（中学与郭亮等同班），1935年牺牲；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新中国成立后出任过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纪委常委。

如此之多的中共重要党史人物团体出自于一所中学，在同时期中国所有学校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以下择要介绍几位：

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1915年考入长郡中学。时毛泽东正就读湖南一师范（1914—1918），以“二十八画生”发出征友启事：“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文情真挚，意求志同道合之友。罗章龙是最早去信响应者，文辞亦别有风采，署名“纵宇一郎”，同样不凡。毛泽东立即复书约晤，称“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从此罗与毛泽东、蔡和森等过从甚密，被毛泽东称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其后，罗章龙介绍李立三与毛泽东相识。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起学生时代征友往事，言及择友甚严，虽大胆寻觅，所得寥寥——仅“三个半”：一个即罗章龙，半个为李立三（交往不多故也），另外两个名字早淡忘了。

1918年4月，罗章龙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下半年，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德语预科，时值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主张“陶冶中西，兼容并包”，一时北大学术思想空前活跃，马克思主义遂在许多师生之间传播。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罗积极投身其中。1920年初，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不久，罗章龙在李大钊指导下参加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中共正式成立，罗章龙任北京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北京区委委员。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他兼北方分部主任。其后几年，他频繁奔走于长辛店、天津、唐山、石家庄、沈阳、哈尔滨以及陇海、津浦铁路沿线诸地，投身工人运动。罗章龙是中共早期劳工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参与组织北方地区的工会，先后参加领导了1921年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1922年长辛店八月大罢工及十月开滦五矿大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京汉罢工失败后，他编写并出版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是中共第一份详尽报道“二·七”斗争史实的重要文献。

罗章龙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核心与灵魂人物，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中共在四大以前的中央最高领导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从五大开始设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1930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确立了王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反对米夫、王明，三十余位中共中央委员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罗章龙被选为书记。“非委”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罗因此被开除出中共。“非委”大部分成员被出卖给国民党而遭捕杀。罗章龙辗转逃生后化名罗仲言，从1934年起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等任教，从此淡出政治舞台，1995年以百岁高龄寿终正寢。

李立三（1899—1967），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15年考入长郡中学，与罗章龙同班。1916年经罗章龙介绍结交毛泽东。1918年中学毕业后李立三入程潜护国军当兵。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与蔡和森、赵世炎等组建少年共产党，9月至10月参与蔡和森、陈毅等领导的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遭法国当局驱逐遣送回国。李于12月中旬在上海加入中共，后回湖南，由中共湘区区委派往安源路矿，之后成为中共重要的工人领袖。

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李立三当选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7月中共成立临时政治局，李立三名列五名常委之一。国民大革命失败后，李立三向中共中央建議发动南昌起义，并任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委员。广州起义失败后，李立三受中共中央派遣，赴香港重建广东省委，任广东省委书记，并提出在广大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然后夺取广州的战略思想。

1928年6月，李立三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常委，不久出任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

1930年夏，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于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思想及反右倾斗争影响，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于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9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它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李很快认识并检查错误，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李不再任常委，仍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被撤销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5年中共七大重新当选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部长等职，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6年中共八大上李立三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文革”开始后李立三遭到残酷迫害，于1967年含冤辞世。

任弼时（1904—1950），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人（今汨罗市弼时镇人）。1918年考入明德中学，1919年春转入长郡中学，编入二十五班，与萧劲光同班。在长郡求学期间，任弼时加入长郡教师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1921年中学毕业后，任弼时与萧劲光一同赴俄勤工俭学，1922年在俄加入中共，1924年回国。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任弼时当选为中央委员，7月被选为共青团第四任总书记。endprint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任弼时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委员。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长征途中，任弼时出任红二方面军政委，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抗战爆发后，任弼时出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朱德、彭德怀率军开赴山西前线参加太原会战。

1941年，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与“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3年3月，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机构。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七届中央委员会不设政治局常委，“五大书记”相当于常委，中共八大恢复常委一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制定中共土地政策和领导开展土地改革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抱病工作，于1950年英年早逝，被誉为“党和人民的骆驼”。

李富春（1900—1975），字任之，长沙市人（今长沙市三兴街有李富春故居）。1914年考入长郡中学，就读旧制十六班，与郭亮、甘泗淇同届（郭、甘为十九班）。李富春在校期间为校足球队主力，与后来入学的萧劲光、任弼时等号称长郡“八小球王”。1918年李中学毕业，第二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

1923年6月，根据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李富春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宣传科主任，承担起帮助国民党开展海外宣传和发展力量的任务。

1925年1月，李富春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学习，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接受政治、军事等方面系统的教育和训练。1925年8月，李回国到达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北伐。李富春受中共中央派遣，以國民党党员身份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任副党代表（实际负党代表职责），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参加北伐战争，是中共早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国共合作破裂以后，李富春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赴中央苏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934年9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伤未愈，中共中央调李富春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总政治部工作。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李改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红二军团政委，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李富春离开军队领导工作，先后负责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主要协助周恩来和陈云领导全国经济工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4年起李富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56年中共八大后出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出任政治局常委，1975年辞世，担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长达二十一年之久。

二

这一时期（1912—1927）长郡学子中不但走出了如此多的中共早期领导人，而且还有更大的一个中共革命先烈群体。这一现象与长郡中学此时整体校园风气趋于激进、倾向革命有密切关联。

长郡中学的前身长沙府中学堂诞生于风气渐开的清末新政之中。1901年9月，避难于西安的慈禧太后颁布兴学诏书，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则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4年，长沙知府颜钟骥根据《奏定中学堂章程》创办了长沙府中学堂，此为晚清长沙地区唯一一所官办中学堂。

从1905年至1908年三年之中，华兴会成员龙绂瑞出任长沙府中学堂监督（校长）。

龙绂瑞（1874—1952），湖南攸县人，其家为晚清长沙之显族。龙绂瑞及其父龙湛霖、从兄龙璋等均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他们或同情或赞助革命，甚至亲身参与。1904年2月，黄兴、宋教仁等人就是在龙家大宅西园寓所成立华兴会，革命党人也常以西园为秘密聚会场所。诚如章士钊所言：“实乃西园冠盖之地，不啻狐鸣篝火之源。”

可以想见由革命党人担任校长的长沙府中学堂会对学校的风气产生怎样的影响。

学堂开设之初，虽设有外语、算学、博物、物理、化学等新课程，但师资力量不足，图书仪器极少，有些课程有名无实，学生依然闭户读经史、习古文，保持着浓厚的书院习气。龙绂瑞到任后，着力开导诸生要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富国强兵而读书，并希望他们能关心时局，走进社会。学堂风气为之一变。是年，因美国歧视和虐待华侨华工，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长沙府中学堂学生即走上街头集会演说，宣传“抵制美货，为国民之天职，吾湘断不可后人”。

1905年冬，留日学生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而死。1906年3月，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姚宏业在上海投黄埔江而死。5月23日，陈、姚灵柩运回长沙，在同盟会员禹之谟等革命党人的策动下，长沙府中学堂及长沙其他部分学校师生白衣白帽列队迎接，参与公祭、公葬陈、姚大会。

1911年，当保路风潮波及湖南之时，长沙府中学堂即发起省城各中学堂学生于城隍庙集会，推动湖南保路运动进入高潮。

以上三例即可证明，长沙府中学堂于晚清初创之时风气已然大变，涉足世事、倾向革命渐成思潮。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长沙府属十二州县驻省中学联合办学，学校定名为长郡联立中学，遂有长郡之名。1912年4月14日，长郡中学正式开学，同盟会员彭国钧为第一任校长，在彭长校的这个阶段，正是长郡校风更趋激昂、更趋革命之时。endprint

當时长沙市区如明德、周南、广益、修业等校均为私立，长郡中学为长沙府属唯一一所公立中学。因公立学校规定各县对本县学子津贴学费，学校收费不多，学生报考者众，而且几乎都是贫寒子弟，这种生源成分与学生大多倾向革命也有较大关系。至于彭国钧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教员思想的倾向性则直接导致学校风气的形成，且影响深远。

彭国钧（1877—1952），原名深梁，湖南安化人。1904年毕业于明德学堂速成师范第一班，受革命党人黄兴影响加入同盟会。民国建立后，彭倡议长沙府十二县联合办学，得到各县赞成，把原长沙府中学堂扩充为长郡联立中学。彭长校后制定“朴实沉毅”校训（沿用至今），提倡“求新务实”的教风与学风，崇尚学术自由。彭提出的有用人才标准为：“一曰爱国，二曰利人，三曰不剥削，四曰有真才实学，五曰爱劳动，六曰正直不畏强暴。”与龙绂瑞办学理念一脉相承，与后来共产党的思想也诸多相通。

1919年6月，彭国钧联合长沙教育界名人徐特立、朱剑凡等发起成立学术性组织“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想，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提倡“采用正确健全之学说，而为彻底之研究”，故名“健学会”，主张“各除陈见，研究世界新思潮，判别是非，服从真理”，规定会员每周日聚会，举行学术讲演，成为湖南教育界传播新文化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

彭国钧思想倾向革命在“驱张运动”与“反赵恒惕”事件表现尤为突出。1919年6月，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长沙发生驱逐军阀张敬尧的学生运动，长郡学生是主力。彭国钧校长积极支持，亲自参与，年底被张敬尧撤去校长职。1922年彭复任校长，第二年参与反对湖南督军赵恒惕事件，再次去职，先后执掌长郡达九年之久。

校长思想求新求变并倾向与支持革命必定深刻影响其他教员，所以这一时期长郡有许多教师接受新思想，支持学生运动，甚至有多名教师就是中共党员。

徐特立（1877—1968），字师陶，长沙县人，1906—1919任长郡国文教员及修业、周南、湖南一师范等多校教员，以曾任毛泽东的老师而赢得大名。

1909年，徐特立在修业学校全校师生大会上讲演国事，声泪俱下，竟拿菜刀将自己一小指砍下。时彭国钧任修业校长，以徐断指鲜血书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送交赴京请愿的湖南代表。1919年，徐特立以四十二岁高龄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加入中共，后成“延安五老”之一。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长沙县人。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八·七”会议后一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23—1927年间，李维汉任中共湘区执委书记，此时兼任长郡中学教员，开设“共产主义ABC”课程（1926年共产党人、长郡学生出身的杨东莼回母校接替李维汉继续开设该课），直接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姜济寰（1879—1935），号咏洪，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长沙县首任知事（县长），积极提倡教育，在县内掀起办学热潮。1914—1915年同时在长郡、周南任教，李富春、郭亮、杨东莼、向警予、蔡畅等即是他此时期的学生。1920年，与时任湖南一师范校长兼长郡教师的易培基等人创办俄罗斯研究会，被推举为总干事。1927年，任江西革命委员会主席，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

曹羽仪（生卒不详），时为长郡中学体育教员。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人成立新民学会，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指出应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去达此目的。该学会开展活动的秘密据点除湖南第一师范和毛泽东、易礼容（长郡学生）创办的文化书社外，还有第三个据点，就在曹羽仪家中。毛泽东、夏曦、郭亮等常来长郡曹家秘密开会。

由于彭国钧校长及众多教师思想的倾向性，彼时长郡校园已然充满革命气氛。五四运动后，许多长郡教员与学生认定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式道路是改造中国之唯一正确途径。

在这种校风的熏陶下，长郡学子积极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据统计，从1919年3月至1920年底，全国共有二十批一千五百余人赴法，湖南三百余人，而长郡学生则有二十九人，遥遥领先于全国任何一所学校，这二十九人中日后有李富春、李立三、欧阳钦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

在这场勤工俭学运动中，长郡有两位学生即任弼时、萧劲光因错过时机未能成行。1921年春，任、萧与刘少奇（1916年以第一名考上长郡，因故未就读）辗转万里赴苏俄勤工俭学，后都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马克思主义党、团组织的建立，长郡学子中既有中共最早的创建者（如罗章龙）与上层领导（如李立三、李富春、郭亮、任弼时），也有不少学生成为中共基层组织的创建者与领导人。

湖南省最早的党小组成员中有长郡学生陈子博和彭平之（两人同班，1917年入长郡）。湖南也有几个县委的创建者是长郡学生，如卢天放（1914年入长郡）是安化县委的建立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杨昭植、彭公达、夏炯和、彭应钟（四人同班，1917年入长郡首届师范班）是湘潭县委的创建者，杨昭植为首任县委书记。

在此期间（1912—1927）就读长郡的学生中有更多人投身国民大革命运动，如1924年长郡有三名学生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宋希濂加入国民党，后来成为抗日名将；陈赓（时就读私立孔道学校，与长郡咫尺之遥，教员多为长郡教师，该校后并入长郡）加入共产党，日后成为开国大将；刘畴西加入共产党，参与东征与北伐，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4年任红十军团军团长（政委为方志敏），1935年与方志敏一同被捕，后被杀害。

此期间就读长郡中学后来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活动而牺牲的革命烈士更是不胜枚举，著名者近五十名之多。

考察长郡中学这段校史（1912—1927），校园革命风气远超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应是影响无数学子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这种校风用一句流行语似可形容：“校园之大，已容不下一方安静的书桌。”当时长郡中学规模之大已是长沙地区之最，每届学生达三四百人，生源来自长沙市区及府属十二县，入学考试竞争十分激烈，学生大多天资聪颖。

同时期的明德中学，学生中成为知名革命者的极为鲜见，而大师级的学者却出了多人，如哲学家金岳霖，历史学家蒋廷黻、向达，经济学家陈翰笙等。

明德中学的创始人胡元倓从1903年创办明德学堂直至1940年去世，近四十年一直执掌该校。他曾对黄兴说：“养成中等社会，实立国之本图，惟其事稳而难为。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事，则磨血之人也。”胡元倓以“教育救国”为办学之根本宗旨，以“磨血育人”为基本方法。所谓“磨血育人”，即教育事业是“磨血”的事业，不能一蹴而就，要将心血一点一滴去磨。胡元倓就是以宗教徒般的虔诚，持之以恒，数十年如一日，立足于平凡的教育事业。

1927年下半年起，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明令关闭长郡中学。许多倾向革命的教师如熊亨瀚、陈子展、杨东莼等牵连至李维汉、谢觉哉案中被当局悬赏缉拿，纷纷避走。1928年初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省政府宣布关闭一期多的长郡中学复课，并任命著名教育家王季范任校长。王季范于是年2月正式视事，他重新选择、延聘教员，长郡风气遂为之一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