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的三重境界

吴靖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中国道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留下的著作《庄子》一书展现了玄远高妙的思想、汪洋恣意的想象以及生动瑰丽的文字，被称为“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对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均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主要是宇宙论和人生哲学，其中宇宙论部分由老子《道德经》起始，至汉代《淮南子》得到了更为完善的发展。而人生哲学部分，庄子的伟大成就是空前绝后的，其中创造性地融汇了“游世与游戏”的人生态度、“自然与自由”的人生价值和“审美与创造”的人生境界，可以将之视为庄子哲学的三重境界，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与人格理想，并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境界。

一、游世与游戏

通常而言，儒家思想被认为偏于入世，佛家思想被认为偏于出世，道家思想处于入世与出世之间，仔细研究庄子哲学就会发现，正是庄子开创了不同于单纯入世或出世的第三种处世哲学，我们可以称之为“游世”或“间世”。要理解庄子所開创的这种对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影响深远的思想，必须从《内篇·养生主》的一个著名故事讲起：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这个“庖丁解牛”的著名典故的精华在于庖丁说的那段话：他说初学解牛时看见的是一头整牛。三年以后，牛体已不再是浑然一体的庞然大物。而今，他无须用肉眼观看，仅凭超越表象的高超直觉，刀锋就能在牛体中辗转回旋，畅行无阻。由于依循牛体的天然生理构造，行于宽广的正道，一头牛分解下来，庖丁的刀锋连牛的筋腱都没碰到，更不用说与牛骨头硬碰硬了。优秀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用刀锋割开牛的柔软筋腱。普通厨师一月换一把刀，因为他们用刀刃猛砍牛的坚硬骨头。他的刀软硬不吃，用了十九年，解牛数千头，刀刃还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锋利。牛体的每个关节都有空隙，刀的锋刃却没有厚度——以无厚入有间，筋腱骨肉之间的狭小空隙，就是自由遨游的广阔天地。

在上述这则寓言中，庄子将普通厨师隐喻为入世者，将优秀厨师隐喻为出世者，将至人庖丁隐喻为游世或间世者。他认为，入世或出世，游方于内或游方于外，就是计出入，辨小大，都是执于一偏，而非中道。因此，他在《内篇·养生主》的首段中就点出：“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督即中，缘督就是遵循中道，这样才能保护生命，保全天性，养护新生，尽享天年。也只有“游刃有余”的庖丁式游世或间世，才是不分内外、出入自由的逍遥游，才是“缘督以为经”的中道。在《内篇·人间世》和《外篇·山木》中，庄子又以树木作为隐喻，反复阐明自己的这一中道思想，他分别写道：

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不材之散木，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庄子主张，游世或间世者的定位应该“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如果一棵树长得笔直，成材以后就会被砍下来，造房作具，这便成了器，成器对用器者有益，对树木却有害。成器意味着树木的丧生和天性的扭曲。反之也不好，如果一棵树长得歪歪斜斜，那么不仅没人给它施肥浇水，而且没等长大，就会被砍下来当柴禾烧掉。如果把有智慧的人比做一棵树，那么这棵树就应该处在成材的“文木”（喻入世者）、不成材的“散木”（喻出世者）之间，一开始似乎能够成材，人们浇水施肥，盼着树赶快成材。但这棵树长到老大，仍然不能令人完全称心，砍下来派上大用场还不行；砍下来烧掉又舍不得，或许再长两年就会成材，于是这棵树就能不受干扰地自由生长，终其天年。因此，《人间世》之“间”，并非名词，而是动词，既是“间”于“世”，又是“间”于“人”。间于世，就是独立于世界的不同力量之间；间于人，就是独立于人的不同定型之间。庄子的一切思想和终身履践，都以此为根本。

值得一提的是，庄子由游世思想又引申出游戏精神，这种游戏精神亦深刻地烙印上游世或间世思想。一方面，庄子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逍遥游舍弃了目的性和功利性的追求，以一种自由的游戏精神超越世间的苦难，抵达了审美人生的彼岸。另一方面，庄子又强调独立于世界不同力量和人的不同定型之间，不倾向和偏袒任何一方，这又为他的游戏精神注入了公平公正的思想。正如裁判不直接加入游戏，公正执法是他加入游戏的方式，然而裁判也是整个游戏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确保游戏正常进行下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庄子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批判者，既身处游戏之中，又在游戏之外，这正是“游”或“间”的真正奥义。

二、自然与自由

“自然”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道法自然”简洁地概括了老子思想的精髓。这个“道”一方面是指天地万物大化流行的“自然”之样态，一方面也指具体事物存在的“自然”之样态。庄子哲学的特点在于，他善用极为形象的语言阐发和延伸老子哲学的许多思想。对于“自然”概念的阐发，以《外篇·知北游》中“东郭子问道”的一段对话最为典型：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可后？”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汝惟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endprint

东郭子就“道”之所在的问题被庄子答得哑口无言，且被庄子指出其所问根本就没有触及“道”的本质，原因在于：他将“道”看成一个“东西”（或曰“物”），既然是“物”，那它就应该有其“所在处”。如此，作为“生天生地”之本根的神圣的“造物者”之“道”就不应该存在于蝼蚁、稊稗、瓦甓甚至屎溺之中，否则，“道”岂不是也如此卑下和不堪吗？因此，在视“道”为“行”或“存在”这一点上，老、庄之间是相通的。同时，庄子以其由自然而自由的思想，对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发展，使道家哲学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相对老子高度概括、辩证的语言风格，庄子的语言风格更加具体，更具穿透力。换言之，庄子哲学有一个始终不渝的原则，就是将抽象化为具体、将混杂化为纯粹、将思辨化为直感。如果说庄子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是“自由”，那么最能体现庄子自由思想的便是著名的《内篇·逍遥游》，在这篇气势磅礴的文章中，庄子以自身敏锐、深刻的主观感受，写了大鹏、蜩、学鸠、斥鴳的不同，以丰富的想象和灵动的语言暗指这种不同不仅是大小不同（物理意义上的），更是境界有别（精神意义上的）。庄子通过描写蜩、学鸠、斥鴳对鹏的嘲笑，道出了背后的荒谬和不可理喻：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世界所有的人或物都有自由，换言之，自由是存在的基本形式。但是，不同的人或物的自由又是很不一样的。无知无法蔑视有知，渺小难以傲视伟大，卑俗不容消解崇高，与蜩、学鸠、斥鴳这些小鸟相比，鲲鹏具有更加宽广和雄大的自由，也就有着更加豪迈和宏伟的自由精神。然而，庄子同时清醒地指出，即使鲲鹏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进入他所说的“逍遥”的境界，因为鲲鹏的自由仍然是“有待”的，即须借助外在力量才能实现。由此，庄子引出了作为精神个体的人的“大自由”，亦即庄子所谓的“逍遥游”。从北冥到南冥，从三千里水域，到九万里高空，庄子的神魂无所不至，无所不见。对于他，时间难隔，距离难阻，神到之处万形毕现，心到之处众意并出，整个宇宙都是他自由出入的地方。因此，在《逍遥游》中，真正自由的不是任何一个物质的实体，而是庄子的“精神”。这就是古语所谓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抑或今人所谓的“神游”。

显然，庄子的这种出入宇宙的大自由，并不是通过任何现实的物质手段建构起来的，因为依赖物质的自由始终是“有待”的，而庄子则是依靠个人的想象力和如椽妙笔来实现心灵和精神的自由，让人在无边的时空中自由飞翔。正如清代著名学者刘熙载的感叹：“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乌知非鹏之学为周耶？”基于这样的价值取向，庄子认为对真理或正确观点的探究往往是徒劳的，他在《外篇·秋水》中写道：“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之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

个体所知的领域往往小于未知的领域，存在的时间远远短于不存在的时间，以有限的心智去探究无限的宇宙，往往内心迷乱而难有所得。显然，庄子认为人生的价值另在他方，而非知识的探求。庄子对于知识的态度有待商榷，但他对知识局限性的洞察却是意义重大。两千多年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论科学》一文中写下了举世皆知的格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西方世界在经历了数百年对于知识的探究之后，忧伤地发现知识和理性的局限，如果庄子泉下有知，定将会心一笑。

三、审美与创造

庄子的人生哲学起于游世的人生态度，行于自由的人生价值，最终化于审美与创造的人生境界。换言之，庄子哲学的终极归宿乃是一种基于审美观照的创造境界。因此，有人称庄子为古今第一艺术哲学家，他对中国后世美学思想和艺术创造的深远影响无人能及。国学大师徐复观在其代表作《中国艺术精神》中鲜明地指出：“他们（指庄子的修养功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上。”

的确，庄子将审美之境寓于自由游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游”本身是一种审美过程，过程就是一切，目的是无须预设与达到的。“游”是人之心灵的自由状态，无拘无束，一种无偏执于“心”的自由。此“心”乃功利之心、认知之心、敬畏之心。破斥功利、认知与敬畏之“心”，便是审美。正如西方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名言：“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快乐。”审美的本质在于精神自由，它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做无穷无尽的想象，审美心理活动当然也有它的目的性与规律性，但它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无规律的合规律。有一次，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两人展开了一场堪称中国文化史上最精妙的辩论，精彩的论辩过程将庄子的美学思想展露无遗，之后他将这段对白记录了在《外篇·秋水》中：

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面对同一对象——出游从容之鱼，庄子能体会到“鱼之乐”而惠子不能。前者的心灵是审美的，后者则是认知的、功利的。从审美角度看，物我浑一，主客同体，“鱼之乐”即我之乐，此之谓“游”；从认知功利角度看，鱼之游动无所谓乐与不乐。显然，惠子是在谈对鱼的科学认识，庄子在谈对鱼的审美体验。对此，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在这个著名的论辩中，惠子是逻辑的胜利者，庄子却是美学的胜利者。”

庄子认为审美的极致乃是一种观照，但这种“无为”与“不作”背后却蕴含了创造的基因。他在《外篇·知北游》中写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他认为天地的无言之美才是美的极致，这与老子的“道法自然”是一脉相承的，圣哲之人探究天地之美并通晓万物生长之理，对世间万物采取一种观照的态度，这是对老子“自然无为”思想的深化。与早期人类对自然或恐惧或崇拜的心理判然有别，庄子以审美关系观照自然，深刻洞察到了人与自然的一种新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内篇·应帝王》“混沌凿窍”的著名故事中更深刻地加以体味：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與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以“混沌”隐喻自然原本的规则与秩序，在“倏”与“忽”凿通“七窍”的干涉之下，失去本原而死。庄子认为，天地间的大美是在人为地进行审美判断之前所“存在”的那一种美，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无美之美”，亦即“混沌”之美。值得一提的，庄子所开启的混沌之门直通两千多年后当今科学前沿——混沌学。在这则寓言中，南与北可以视为事物对立的两极，倏和忽都是形容事物运动非常快的形容词，“中间地域”好比处在一张纸正反两面之间的中间面。“混沌”既是一个形容词，也是一种状态，用于描述那个“中间地域”的不确定性和客观存在，这相当于数学中的极限概念。庄子以这个精妙的故事，无意间直指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把非线性现象摆在了线性思维的面前，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正是与此有关。

若论审美与创造，庄子哲学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艺术领域。他认为美的创造过程就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过程，他在《外篇·田子方》中写道：“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檀檀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蠃。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在庄子看来，画家“解衣般礴”，坦然自若，不为世俗陋习所拘囿，以奋振、自然和率真的态度进入艺术创作的自由境界，这样才能艺与道相通，画出符合大美要求的作品，这一思想对于中国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