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子湖畔”的“译友”

散木

一、中国翻译出版史上的“黄金组合”——魏易口述和林纾笔译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提到：“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的小说。古文里有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和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古文”大家的林纾（琴南），在胡适的笔下，竟有三个“居然”，并且其“成绩”遥自“司马迁以来”为仅见，这样的称道不为不高矣。这也不是胡适的虚饰，当年林纾翻译外国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了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两年后译毕，遂在福州“畏庐”刊行，是为近代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一时风行全国。随即，林纾得商务印书馆之邀（译本的单行本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其他则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等刊载），从此专译欧美小说，统计先后译有一百八十余种（一说二百余种。来源则为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等语种的作家），又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觏，由此林纾被誉为“译界之王”。

不过，林纾不谙外语，也不能读外国原著，只能“玩索译本，默印心中”，他的翻译活动是通过助手得以完成的。所谓助手，就是魏易、王寿昌、王庆骥、王庆通、李世中、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十九个林纾先后的翻译搭档，其中，能够成为“黄金组合”的，就是一对“林魏”——林纾笔译、魏易口述，他们这一对组合，先后译有外国小说及学术著作大凡五十余种。

两人合译的第一本书，即大名鼎鼎的世界反种族主义迫害的名著——《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美国斯托夫人原著），那是他们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杭州翻译和出版的，即木刻初印本的“武林魏氏藏版”，此外该译本还有“商务版”（商务印书馆）、“文明版”（文明书局）、“中华版”（中华书局）等多个版本，由此也说明它的流传极为广泛。此后，合作者渐入佳境，翌年，他们又有了《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英国兰姆兄弟原著，1904年“商务版”）、《埃司兰情侠传》（英国哈葛德即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1904年木刻本）等，随即，高峰到来——

《迦茵小传》（英国哈葛德即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1905年“商务版”）、《埃及金塔剖尸记》（同上）、《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同上）、《拿破仑本纪》（英国洛加德原著，1905年“京师学务处官书局”刻本）、《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Ivanhoe》，今译《艾凡赫》，英国司各德——今译司各特原著，1905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同）、《玉雪留痕》（英国哈葛德即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1905年）、《埃斯兰情侠传》（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1905年）、《洪罕女郎传》（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1906年）、《红礁画桨录》（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1906年）、《橡湖仙影》（英国哈葛德即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1906年）、《金风铁雨录》（即《Micah Clarke》，英国科南达利——今译柯南道尔原著，1907年）、《滑稽外史》（即《Nicholas Nickleby》，却而司迭更司——今译查尔斯·狄更斯原著，1907年）、《孝女耐儿传》（即《The Old Curiosity Shop》，今译《老古玩店》，狄更斯原著，1907年）、《十字军英雄记》（即《The Talisman》，司各特原著，1907年）、《剑底鸳鸯》（即《The Betrothed》，司各特原著，1907年）、《拊掌录》（英国欧文原著，1907年）、《神枢鬼藏录》（英国阿瑟毛利森原著，1907年）、《旅行述异》（英国欧文原著，1907年）、《大食故宫余载》（英国欧文原著，1907年）、《空谷佳人》（英国博兰克巴勒原著，1907年）、《双孝子喋血酬恩记》（英国大畏克司蒂穆雷原著，1907年）、《孤星泪》（法国嚣俄——今译雨果原著，1907年）、《花因》（美国几拉德原著，1907年）、《歇洛克奇案开场》（即《A Studyin Scarlet》，今译《血字的研究》，英国柯南道尔原著，1908年）、《髯刺客传》（即《Uncle Bernac》，英国柯南道尔原著，1908年）、《恨绮愁罗记》（即《The Refugees》，英国柯南道尔原著，1908年）、《电影楼台》（即《The Doings of Raffles Haw》，英国柯南道尔原著，1908年）、《蛇女士传》（即《Beyond the City》，英国柯南道尔原著，1908年）、《块肉余生述》及《续编》（《David Copperfield》，今译《大卫·考伯菲尔》，狄更斯原著，1908年）、《贼史》（即《OliverTwist》，今译《奥立佛·退斯特》或《雾都孤儿》，狄更斯原著，1908年）、《孝女耐儿传》（英国狄更斯原著，1908年）、《恨绮愁罗记》（英国柯南道尔原著，1908年）、《西利亚郡主别传》（英国马支孟德原著，1908年）、《大侠繁露传》（法国阿克西原著，1908年）、《不如归》（日本德富健次郎原著，1908年）、《天囚忏悔录》（英国约翰·沃克森罕原著，1908年）、《黑太子南征录》（即《The White Company》，英国柯南道尔原著，1909年）、《冰雪因缘》（即《Dombey and Son》，今译《董贝父子》，狄更斯原著，1909年）、《藕孔避兵录》（英国斐立伯倭本翰原著，1909年）、《西奴林娜小史》（安东尼·霍普原著，1909年）、《芦花余孽》（英国色东麦里曼原著，1909年）、《彗星夺婿案》（英国却洛得倭康、诺埃克尔司原著，1909年）、《脂粉议员》（英国司丢阿德原著，1909年）。

由上可知，林、魏合作的蜜月期是1905年到1909年的几年，在此之前的1903年，“京师大学堂官书局”还印有他们的几部译书，一是《民种学》（德国哈伯兰原著），一是《布匿第二次战纪》（英国阿纳乐德原著），此后两人进入合译的“高峰期”，所谓一發而不可收拾，其中几部译作更是风靡一时，如《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等等，可谓晚近中国读书界最有影响的几部译本。endprint

二、“其作始也简”

钱锺书先生曾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

这是对林译的肯定，不过，由于当年林纾并非是译事的“通人”，且译书顾及速度而揣摩不足，如其所言，是“耳受手追，声已笔止”，当然因此会有不少的误译和误读，对此林纾自称：“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即有讹错，均出不知。”这就是“无知者无畏”了，钱锺书先生则以为：“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外语程度低浅、不够了解原文。”乃是因为林纾的翻译其实是一种“再创作”，即其“对原文的加工改造”，而“绝不会由于助手的误解或曲解”。

这可以林、魏合译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它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有人以为这个译作中“充满了漏译、删节甚至改写”，是对原作的严重的“不忠实”。这不免让人想起当年严复的译作《天演论》，以上两书或称译作都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影响，译者均是有鉴于痛心疾首的民族危机，欲通过译事来警醒国人，使人们认识到灭国亡种的危机，从而发愤图强，以求爱国保种。

当然，个中也自有译者“错位”等等的问题。钱锺书还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他（林纾）根据个人的写作标准和企图，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信有点石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橘为枳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然而，“在‘讹字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向对林纾从宽发落，而严厉责备他的助手”，钱锺书以为不公，又举例说明，其中如魏易单独翻译的狄更斯《二城故事》（今译《双城记》，连载发表于《庸言》杂志），“它就只有林、魏合作时那种删改的‘讹，却没有合作时那种增改的‘讹”，因是，钱锺书认为：“林译有些地方，看来助手们不至于‘讹错，倒是‘笔达者‘信笔行之，不加思索，没体味出原话里的机锋。”不过，林纾自己却是十分自信的，他曾在译序中认为自己比懂得外文的助手更能领略原作的文笔，所谓“冲叔初不着意，久久闻余言始觉”。“冲叔”是魏易的字，那么，孰是孰非？愚意上述两种情况可能都有存在，而林纾和魏易则是互补的一体，不可或缺的。

翻译本来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事的一种挑战，从严复“三个标准”的“信、雅、达”，乃至鲁迅的主张“硬译”，等等，从来都是争议不断。具体到林、魏的译事，正所谓“其作始也简”，种种疏漏、不足皆可以想到，罗家伦就曾批评“有一位自命能口译Dickens著作的魏易先生，自己动笔来译《二城故事》，——竟把第三章《The Night Shadows》完全删去。不知此章是该书最有精彩的一篇，是理学的结晶，是全篇的线索”等等。

林纾不识外文（但他中年之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但有他参与的译述作品当年却深受读者喜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古文”大家，所谓“桐城派”殿军，但凡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当然，译文与原文之间不免会有较大的距离，所谓“再创作”、“再生产”，其间是宜或不宜，则又衍为“接受”的问题了。又如人所言，林、魏时代，先有“译述”和“翻译”的不分，又有文言和白话文掺杂的不分，顾及言辞的华丽，则不免牺牲原文的简朴，兼又有以章回体加以叙述的框架来表述，种种问题均表现出那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转型和过渡的年代。此也正如有人所言：不独林纾，“魏易毕竟是从文言时代的小说译坛走过来的人物，从他文白夹杂的译文和自费出版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位跨越两个时代的小说译者，在语言和观念皆发生质变的时刻，正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境地。”

“尴尬”也是一种色彩，且呈斑斓之色。再以魏易翻译狄更斯《二城故事》为例。《双城记》的开场白有一段经典的作者的“话外音”，当年魏易译为：

时之圣者也，时之凶者也。此亦蒙昧世，此亦智慧世。此亦光明时节，此亦黯淡时节。此亦笃信之年，此亦大惑之年。此亦多丽之阳春，此亦绝念之穷冬。人或万事俱备，人或一事无成。我辈其青云直上，我辈其黄泉永坠。当时有识之士咸谓人间善恶或臻至极。亦必事有所本，势无可绾，但居之习之可也。

今人则译为：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宋兆霖译文）

加以比较，不是各呈其美妙的内蕴和特色么？

三、杭州“四林”和“三高”

《黑奴吁天录》在杭州的译成和问世，以及《二城故事》等的“符号”——“浙江魏易翻译”、“武林魏氏藏版”，都揭载了这样一个史实：魏易是杭州人，而林、魏当年译事的一个地点也在杭州，之所以会在杭州，则与彼时福建林氏的杭州游踪有关。于是，这就有了彼时杭州“四林”（林启、林纾、林白水、林长民）、“三高”（高凤歧、高梦旦、高而谦）。

闽侯“四林”有乡谊兼血脉的关系。林启，字迪臣，其于1896年由衢州调任杭州知府，在任时政绩与口碑均极佳，期间浙江巡抚廖寿丰“颇重储才崇实”，而彼时杭州仅有“诂经”、“紫阳”、“崇文”等六所书院，林启以为其只学“八股”，不习“策论”，“只空谈义理，溺志辞章”，而当务之急是要振兴实学，以及创办新学，用以开发民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于是他致力于改革时弊，同时着手筹办新式学堂。不久，因查办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普慈寺僧人不法案件，籍没寺产，遂与杭州一些士绅商议并呈报巡抚，建议以寺产开办学堂，此议得到汪康年、陳汉第以及一些开明京官的响应，随即巡抚令林启负责实施，并将之定名为“求是书院”，1897年得以创立，林启兼任总办，这也就是浙江近代国人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了。endprint

“求是书院”创建后，从延聘教师到选用教材都很重视“西学”的传习，课程中有西洋语言文字、翻译书籍报章等，教材用的是《英文初阶》、《英文进阶》等，在“藏书楼”中，赫然也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教员中，本地人的魏易被聘教授英文，期间他与林纾相识，并开始了他们的合作。

原来，林启的长子林敦民是其福建同乡和友人魏瀚的大女婿，魏瀚则是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留法工科进士。林纾与魏瀚也是同乡兼好友，在林纾中年迭逢母亲和妻子病故之时，为了消减其心情的消沉和颓唐，魏翰和王寿昌等遂邀之共同译书，并首先合译了《茶花女》——此即大名鼎鼎的“林译”第一书《巴黎茶花女轶事》。之后，魏瀚又介绍林纾给时任杭州知府的林启，林启遂聘林纾在杭州“东城讲舍”任教，林纾因而在杭州居住了三年，期间与人合作，翻译了许多不同语种的文学作品，至1901年秋迁家至北京。

林白水，早年为闽南名士，其时浙江石门县知县林伯颖慕名请“二林”（林纾、林白水）教授子弟林长民、林肇民、林尹民、林觉民（辛亥革命烈士），再后又由林启聘至杭州蚕桑学堂任教。“二林”均是才子，又惺惺相惜，时常吟诗唱和。林白水曾任杭州“求是书院”总教习，后来他在上海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鼓噪反清革命。

林白水曾在福州、杭州、上海等多地办学、办报，还曾被杭州名士汤藻馨聘为《杭州白话报》笔政，该报以鼓吹新政为宗旨，颇负时誉。后来他在上海创刊《中国白话报》，并且是蔡元培创办的《俄事警闻》的主笔。晚年的林白水在北京还创办有《公言报》、《新社会报》（后为《社会日报》）等，乃至以身殉报。

林长民（字宗孟，亦称“双栝庐主人”），其父仕宦浙江，其遂生于杭州，早年在杭州外语学堂学习英文和日文，后赴日留学。此前杭州林宅的家塾分“国学”、“新学”两斋，其子侄受学于内，前者即由林纾主讲，后者则由林白水主讲，而林长民与林纾、林白水亦师亦友。林长民的小女林徽因，出生于杭州陆官巷的林宅，因此，人称其杭州人也（今“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观鱼”有她的铜雕剪影）。

至于“三高”，也是魏瀚介紹来的福建同乡和亲戚。高梦旦曾在杭州“求是书院”任教，他的兄长高凤歧（字啸桐，福建长乐人）、弟弟高而谦皆是林启的挚友。高梦旦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经理，期间曾主持出版著名的“林译说部丛书”，于是林纾名声大噪，成就了这位旷世的中国近代翻译大家。郑振铎先生曾揭文高度评价“林译”，而郑先生即是高梦旦先生的“乘龙快婿”。这些，都是文坛佳话了。

林纾、魏易当年杭州译事，作为人脉的背景，以上值得一提。

四、杭州“求是书院”佚闻——《黑奴吁天录》的诞生

魏易（1880—1930），字冲叔、聪叔、充叔、春叔，杭州人。其早年失怙，乃公费读书于上海梵王渡学院（即圣约翰大学前身），毕业后返乡，乃遇林纾，于是有了一段他们合作译书的经历。

彼时魏易在杭州除了服务于“求是书院”，还曾是林启创办的另一家书院即杭州“养正书塾”的教习。蔡元培早年日记中记载：“进城，看仲恕、燕生、伯絅、叔通、介石、叔民、聪叔，适皆到求是书院，畅谈。”其中提及的聪叔，即是魏易。

话说1901年（一说1905年），在“求是书院”教书的魏易看到一本美国长篇小说，魏易后来记述说：“近得美儒斯土活氏所著《黑奴吁天录》，反复披玩，不啻暮鼓晨钟。以告闽县林先生琴南，先生博学能文，许同任翻译之事。易之书塾，与先生相距咫尺，于是日就先生讨论。易口述，先生笔译，酷暑不少间断，阅月而书竣，遂付剞劂，以示吾支那同族之人。”

《黑奴吁天录》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汤姆的黑奴，他为人诚实善良，又任劳任怨，他的主人为了还债，又把他转手卖给了奴隶贩子海留，接着海留又将他转卖给另一个白人主人，乃至再次像猪狗一样被卖给另一个更加凶暴的农场主。汤姆虽受尽百般虐待，但只是责怪自己命运不好，既不觉悟，也不敢反抗（因此后来被称为是“汤姆叔叔主义”，与“阿Q精神”相似），最后，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放走了两个和他一样命运的女黑奴，却被残忍的农场主活活打死了。小说深刻地暴露了美国种族主义压迫的罪恶，鞭挞了万恶的奴隶制度，诚如林纾在译序中说：小说揭示的“黑奴”的命运，与“华工”相似，甚至，“黄人受虐，或加甚于黑人”。然而，困于一洋之隔以及种种的障碍，“无通人记载其事，余无从知之。而可据为前谳者，独《黑奴吁天录》耳”，读之倍感“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于是，这就有了一个机缘：“是书假诸求是书院，仁和魏君聪叔易口述其事，余泚笔记之，凡六十有六日毕。”

正如《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问世被称为是“打响了南北战争的第一枪”，《黑奴吁天录》在中国则起了警醒国人的意义，当年鲁迅在日本读之，至为喜欢，他在致蒋抑卮的信中说：“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后来中国留学生于1906年在东京成立“春柳社”的话剧团体，率先就将《黑奴吁天录》改编为一个五幕话剧，并于翌年成功上演，接着国内的“春阳社”也在上海公演，而《黑奴吁天录》的译本还被改编为许多诗歌、绘画的作品等。如今，正如《汤姆叔叔的小屋》还被认为是曾经改变世界历史的十六部作品之一，而《黑奴吁天录》也被认为是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

《黑奴吁天录》译成并出版后的翌年，林、魏均北上供职于“京师大学堂”的“译书局”，因其时严复主持“京师大学堂”，聘两人为译员和教席。魏易与林纾在“京师大学堂”合作有七年之久，译书共四十余种，其中世界文学名著占半数。林纾在译《吟边燕语》的序中说：“长沙张尚书既领译事于京师，余与魏君适厕译席。魏君口述，余则叙致为文章。计二年以来，余二人所分译者，得三四种。”即是指此事。除合译文学作品之外，两人还合译有法国历史著作《布匿第二次战纪》和《拿破仑本纪》。到了1903年，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拟出“翻译小说丛书”，遂以高稿酬向林纾索稿，因是，自翌年起，林纾、魏易专为商务印书馆合译外国小说，计有狄更斯著作五种、司各特著作三种、欧文著作三种、科南道尔著作七种、哈葛德著作七种以及其他著作十五种。

彼时魏易出任清廷学部翻译官、京师大学堂教席，1909年后他转入仕途，遂停止与林纾的合作，但并没有放弃译事。1913年，他翻译了“马哥博罗”即马可波罗的《游记》即《元代客卿马博罗游记》，后来又独自翻译了狄更斯的《二城故事》。此外，他还译有法国作家勒东路易的《冰蘖余生记》、大仲马的《苏后玛丽惨史》，这都是他与林纾分手后译出的。

魏易后任大清银行总裁秘书，进入民国后则历任国务院总理顾问兼印刷局局长、侨务所英文编译主任、督办全国煤油矿事务秘书、开滦矿务公司经理、盐务署秘书、顺直水利委员会秘书长、运河浚渫管理处长等。一说他还曾在熊希龄内阁任秘书长等。又据惠隐《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与林琴南合译西国小说之魏易，为任公所赏识，荐为盐务署秘书。盐税为善后大借款四万五千万的抵押品，是署内设有稽核所，由外人丁恩主持。财长与外人会见，须用翻译，魏长于英文，因得用，旋亦随任公去职。”

1930年，魏易死于咯血之症，年仅四十九岁。

据蔡登山先生的介绍，魏易的女儿魏惟仪（前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的夫人）有《我的父亲——魏易》的回忆，她说：“最使我们这些子女惭愧的是，由于八年抗战颠沛流离，把父亲的书全部散失，他的书多半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战后我们曾去购买，但发现该馆在闸北所藏旧书已全毁于战火，父亲的书于是成了绝版。”但后来其家人及高克毅先生等四处寻觅，“获悉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内，竟有林、魏合译小说十八种；如哥伦比亚、密西根、柏克莱加大等东亚图书馆，也各有两三种不同的”，沈、魏夫妇遂请台北“中央图书馆”以其名义“请各该馆代为制作缩影本”，乃至“等各图书馆的缩影到手，再加上其他可靠的来源，这项进行多年的猎书记，仅差五种，就可以圆满结束了”。蔡登山先生遂感慨：“魏、林的译本终于在其子女的寻访中，重回国人的眼前，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的大幸了。”（魏易的儿子魏景蒙毕业于燕京大学，后从事新闻事业，曾任《时事新报》、《大陆报》记者，后为国民党中宣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台湾中央通讯社”副社长及社长、台湾行政部门新闻局局长等。此外，台湾女艺人张艾嘉是魏易的外孙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