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票里有回响

黄发有

一

在中国的教会大学中，我最早了解的是之江大学，因为该校是我本科就读的杭州大学的源头之一。之江大学的前身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美国北长老会差会牧师理查德·威和医生麦卡特等在宁波建立的崇信义塾，这所男生寄宿学校只有小学程度。同治六年（1867）迁到杭州后改名为育英义塾，光绪二十三年（1897）改称育英书院，学制为正科六年、预科五年，后来统一调整为四年，成为浙江省内唯一的大学。授课以英文为主，中文为次，《圣经》为必修课，学生多为基督教徒子弟。1911年，学校迁入钱塘江畔秦望山上新建的校舍，背山面江，因学校正前方的钱塘江面呈现之字形弯曲，改名为之江学堂。1914年又改称之江大学。1931年经民国政府批准，被纳入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得宣传宗教，宗教科目不能成为必修课。之江大学当时仅有文、理学院，达不到大学的注册标准（除了神学院之外至少有三个学院），因而更名为之江文理学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曾迁至浙江建德和安徽屯溪，1938年1月在上海租界与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大学组建上海基督教协作大学。1941年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后，学校被迫迁移至福建邵武、贵阳花溪、重庆等地。1948年，已有文理学院、工学院、商学院的学校被批准升格为大学，再次改称之江大学。1952年夏，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之江大学工学院建筑系被并入同济大学，商学院被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工学院其余系科被并入浙江大学，文学院和数理化等科系被并入浙江师范学院（后改称杭州大学，现被并入浙江大学），百余年的之江大学走向终结。

之江文理学院的藏书票较为罕见，我收藏的这张藏书票黏贴于郑振铎的《文学大纲》第三册，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赠书，书上还钤有中、英文对照的藏书印。票面底色为红色，背景图案中有古塔，有繁茂的花草和树木，右侧还有欢飞的小鸟和蝴蝶，顶部还有隐约的远山和辽阔的天空，书票底部环形的流水恰如之江回旋的波涛。藏书票中央的方框中标注“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图书馆”，还有“惠赠”字样，由此可见，这款藏书票一般贴在收到的捐赠图书上。藏书票主体图案的意境，精准地把握了秦望山校园景观的精髓。曾经在之江长期执教的夏承焘写有《望江南·自题月轮楼七首》，月轮楼是秦望山上之江大学的宿舍，其中一首道：“秦山好，面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夕阳，诗思比江长。”在之江大学毕业的杰出校友中，1933年毕业的朱生豪是著名的翻译家，被赞誉为莎士比亚的中国知音。1946年，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朱生豪，作为其同学和妻子的宋清如在《朱生豪与莎士比亚》一文中写道：“之江，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环境。山上的红叶歌鸟，流泉风涛；江边的晨暾晚照，渔家荧火，哪一件不使诗人们悠然神往。他在那儿孕育着、熏陶着。于是，固定了他悠然自得，与世无争的性格。嘴边时时挂着小歌，满显着无邪的天真。但是，正因为这个太柔和的环境，才使他成为一个不慕虚荣、不求闻达的超然人物。”美丽的校园毕竟是一种外在环境，不容忽略的还有人文环境。朱生豪曾经在写给宋清如的信中这样评价国文系的几位老师：“钟先生太（钟泰）是个迂儒，但不失为真道学，不过有点学者的狷傲气，人是很真诚不虚伪，……至如夏先生（夏承焘）则比我们天真得多，这种人一辈子不会懂世故。”夏承焘对朱生豪极为赏识，在朱生豪大二时，夏先生在日记中写道：“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不易才也。”师生气味相投，真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

我在本科期间，时常到之江大学旧址内的浙江大学分部去找老乡聚会，还到附近的钱塘江边用硬馒头片钓虾。站在之江大学的旧楼上，俯瞰下方奔腾的钱塘江，在刹那间领悟了“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壮阔意境。在之江文理学院校歌中有这样的词句：“门对江潮，沧海日，六和月，万山环立仰秦望。学以济时，诚为体，任为用，服膺校训为民光。唯之江是我母校，雄秀甲天下，学府辉煌！齐努力，东西文化阐扬，跻跻跄跄，英才共一堂。”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见过的藏书票中，上海法学院力山图书馆、上海江西高级职业（中）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图书室的藏书票也曾选用之江文理学院藏书票的主体图案。上海法学院、上海江西高级职业（中）学校存续时间与之江文理学院相近，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迟至1951年8月才成立于上海。民国政府的实业部图书室和1932年成立于上海的“银行学会”的图书室的藏书票也选用这一图案，只是背景颜色改为蓝色。也就是说，这一图案成为藏书票的通用图案。但是，就图案中的景观而言，其设计风格最为契合之江文理学院的特色，跟其他院校和机构不太搭调，图中的古塔也与之江校区附近的六和塔形神毕肖。

二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这所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教会大学，其前身为1865年设立的培雅学院（Baird Hall）和度恩书院（Duane Hall），这两所书院都只有高小程度。经过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amne Isaac Joseph Scheresehewsky）的努力，在颜永京牧师的协助下，1879年9月1日将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创立圣约翰书院（St.John’s College）。1906年，圣约翰依据哥伦比亚特区的条例在美国注册，正式升格为大学，进入其快速发展阶段，奠定其“江南第一教会高等学府”的地位。由于该校培养了顾维钧、宋子文、严家淦、林语堂、荣毅仁、邹韬奋、周有光、严鹤龄、孟宪承、刘鸿生、经叔平、施肇基、潘序伦、周诒春等一大批杰出校友，在民间被赞誉为“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的养成所”。1927年《约翰年刊》上发表了一篇《老约翰所造就之人材》的文章，其中有言：“约翰虽有东方哈佛之号。自1879年开办至今，已历四十有八年，为中国最早之大学。此半世纪中，所造就之人才，何止千数。”

圣约翰大学在梵王渡的旧址现为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如今除了硕果仅存的白发苍苍的校友，以及华东政法大学的师生和部分教育界人士外，了解圣约翰大学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我在复旦读书期间，专程去参访圣约翰校园的旧址，但并没留下太深的印象。后来因为藏有圣约翰罗氏图书馆的藏书票，驱使我去探究圣约翰的办学历史。我购得的三本旧书——沙爱福、施雷发的《拓扑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邹韬奋的《读书偶译》（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英文书《新解析几何》（New Analytic Geometry，1928）都贴有罗氏图书馆（Low Library）的专用藏书票。藏书票下方有三行英文字，分别是：ST.JOHN’S UNIVERSITY，SHANGHAI，LOW LIBRARY；即圣约翰大学、上海、罗氏图书馆。藏书票的上方有美国圣公会的标志，核心图案为一座中式牌坊，正中书写“圣约翰大学堂”，一位学生模样的人背对读者，正要穿越牌坊，前方迎接他的是从一座十字架上迸射出来的耀眼光芒，以一种象征的形式诠释了圣约翰大学英文校训LIGHT&TRUTH（光与真理）的深层含义，即在这座校园里追寻光明与真理；牌坊右边写着“博学于文”，左边写着“约之以礼”；藏书票右下方有一行细小的英文字William Edgar Fisher，是藏书票制作者的签名，为美国黄金时代有影响的铜版雕刻家，有多种藏书票传世。常被忽略的是作者签名后面的“1913”，这是藏书票的制作时间。龚晏邦在《方寸书香——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中认为：“此牌坊建于1929年圣约翰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之时。实际上牌坊上的字并不是藏书票上的这些，藏书票只是借用了这个牌坊的图案而已。”台湾著名藏书票收藏家吴兴文也在《我的藏书票世界》一书中认为：“画面上依稀可见当时校门的模样”。比较圣约翰纪念牌坊的老照片和藏书票图案，牌坊的形制和规模都差别明显。藏书票设计在前，牌坊修建在后，遗憾的是牌坊在1955年被拆除，直到1992年10月圣约翰大学世界联谊会召开之际，牌坊才得以重建。

罗氏图书馆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曾经担任纽约市市长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罗氏（Seth Low）及其弟弟（William Gilman Low）向圣约翰捐赠了多种图书。另有研究者认为William Gilman Low是Seth Low的父亲的继子，他父亲在第二次婚姻中与其胞弟的遗孀结合，按照年龄排序，William Gilman Low在血缘关系上，是Seth Low的堂兄。罗氏图书馆的建立，起因是圣约翰的同学和校友为了纪念卜舫济校长任职二十年，他们捐助墨西哥鹰洋两万元以建设一座新的图书馆，解决图书无处存放的困难。时任驻英公使的校友施肇基独立捐助了价值一千银洋的图书。1915年元旦，圣约翰举办毕业典礼，同时为新图书馆举行奠基仪式。1916年初夏，罗氏图书馆建成，正式投入使用。由于圣约翰大学创办最早，影响深远，从社会各方获得大量的捐赠图书。通过校友宋子文牵线，1933年盛宣怀的后人将其珍藏的六万六千六百零七册中文书籍捐给罗氏图书馆。1948年，严复的女儿又把其父珍藏的中英文图书一千九百九十三册赠予罗氏图书馆。1932年之前，罗氏图书馆还接受过不少捐赠的图书，而且大多为古籍善本，像潘明训捐助的二百九十四册图书中，就包含了宋元明版的珍贵古籍。

圣约翰的教育成就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他于1864年生于纽约，从1888年至1941年一直担任圣约翰的校长，可谓鞠躬尽瘁。1885年11月18日抵达上海后，为了熟悉中国的语言风俗，他独自住进嘉定县城的一户人家，和中国人打成一片，逐渐可以讲流利的中文，“留长辫、衣华服、矩步规行俨然一中国绅士”。他执掌圣约翰的两项重要措施是推行英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英语课程占主导地位，他认为科学教育是“思想训练的最佳方式”，而且科学课程都用英语讲授。卜舫济作风开明，将宗教课程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将宗教活动从必须参加改为自愿参加。为了和西方教育模式接轨，他还非常重视体育教学。圣约翰的毕业生英文水平在国内高校中遥遥领先，在就业和继续升造时都有明显优势，但国文程度却差强人意。在学生中有崇高声望的林语堂在自传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我这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态度不是由书籍所教的，却是由圣约翰的校长卜舫济博士（Dr.F.L.Hawks Pott）和其他几个较优的教授而得；他们都是真君子。”卜舫济1941年6月13日返回美国休假，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只能滞留在美国。直到战后的1946年10月23日才回到上海，当时他已八十二岁，体虚多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这儿是我的家，我要永远在这儿，直到老死。”

圣约翰由盛转衰，和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密切相关。卜舫济认同教会教育在二十年代中期后逐渐陷入困顿的观点，一方面中国国立大学的发展，使得教会大学日益边缘化；另一方面，1925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要求教会学校必须请求立案认可，实现本土化和世俗化的转型。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实施的政策更加严厉，通过法令迫使教会大学进行立案，并规定1932年6月30日为最后期限。卜舫济认为“立案总比关闭学校要好”，但是，1930年6月11日在只有卜舫济一人反对的情况下，美国圣公会江苏教区全体西教士会议通过了拒绝立案的议案。到1932年底，教会大学中只有圣约翰大学没有立案，成为一所在中国非法办学的教会大学，直到1947年底才完成立案工作。圣约翰之所以还能继续存在，缘于战时的特殊环境，1941年后更是成为上海“孤岛”唯一一所完整的教会大学，学生人数暴涨，但其辉煌已经远去。在圣约翰的历史上形成巨大冲击的另一件大事是1925年的“六三事件”。“五卅惨案”发生后，圣约翰学生会要求校方同意无限期罢课，每天上午十一点集中向国旗行礼并唱国歌。6月1日晚上和次日上午，圣约翰大学和中学的教师举行联席会议，孟宪承、钱基博等教师代表吁请校方支持学生。校方的决定是不介入校外活动，同意学生留校罢课一周。6月2日晚上，圣约翰童子军的副团长潘志军面见卜舫济，要求同意学生降半旗。6月3日早晨，郭斐蔚（F.R.Graves）主教看到降旗的情景后，主张学校不应卷入国际纠纷，要求卜舫济取下旗帜，导致与学生发生直接冲突。卜舫济被迫召集学生，宣布学校停课、禁止集会、学生疏散回家等强制措施，被激怒的学生愤然离校。6月4日，五百五十三位圣约翰大、中学生签名的《圣约翰大学暨中学学生脱离宣言》刊登于上海各大日报。中国籍教师孟宪承、钱基博、伍叔傥、何仲英、蔡观明、洪北平、顾荩丞、林轶西、张振镛、蒋湘青、吴邦伟、薛迪靖、于星海、朱荫璋、金秋涛、周子彦、陶士玮等十七人，6月5日在报纸刊登辞职声明，这部分离校师生后来组建了光华大学。不同于大多数传教士的是，卜舫济尊重和同情中国人的处境，但为了追求独立性，卜舫济与政治保持疏离的态度，主张严守中立的“政教分离”，这难免使其在学潮中陷入尴尬境地。1925年9月圣约翰开学时，学生数从七百五十人降为四百三十五人，因生源锐减影响学费收入，卜舫济不得不回美国募集费用，期间由代理校长执掌校务。

上海解放之后，圣约翰大学逐渐被中国人所掌控，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宣告圣约翰大学完全脱离美国圣公会的监管，被收归国有。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其文学院的外文、新闻、历史等系被并入复旦大学，政治系被并入华东政法学院，经济系被并入上海财经学院，教育系和理学院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工学院被并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则被并入新成立的上海第二医学院，中学部和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合并成立五四中学。圣约翰大学被撤销，在走过七十三年的坎坷长途后，如同夜色中的行者，隐没进混芒的历史烟云。

三

张学良和台湾的教会大学东海大学有着深厚渊源。经过宋美龄的举荐，东海大学首任校长曾约农成为张学良的私人教师，辅导他学习英文和《圣经》教义。台北士林凯歌教堂的牧师、台湾东海大学的董事长周联华是张学良夫妇的挚友，他见证了张氏夫妇1964年受洗和结婚的仪式，也主持了2001年10月23日在夏威夷举办的张学良的葬礼。1993年3月，张学良做出了移居美国夏威夷的决定。由于对东海大学怀有感恩之心，他将自己的全部藏书、眉批等捐给了东海大学。据东海大学周联华和阮大年1993年2月致张学良的信中说：“谨承惠赠本校图书三千九百七十三册（另有三箱待点），弥足珍贵，价值非凡。”张学良的其他资料则珍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

今年春天，我到东海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有机会翻阅存放于东海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张学良赠书。在张学良的藏书中，绝大多数为文史类书籍，像《诸子集成》、《宋元学案》、《朱熹全集》、《十国春秋》、《明纪》、《明鑑》、《王文成公全书》、《湘乡曾氏文献》、《饮冰室文集》、《鲁迅全集》等。在张氏藏书中，从诸子百家到历代诗词名家，搜罗宏富。但在文学类图书中，小说和叙事类作品极少。张学良在1957年6月5日的日记中曾记载：“昨日看了一篇小说，尔后对于那无益文字，決（绝）不再阅看。”由此可见，他对于虚构类作品较为排斥。与“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张作霖和张学良自己有关的图书，尽管只有数十种，但显得格外醒目。在张学良的藏书中，还有将近三分之一与基督教有关的图书，其中一大半为中文书，还有不少英文书。在受洗成为基督徒后，基督教成了张学良后半生的心灵寄托。1959年7月25日，张学良被宋美龄派车接到阳明山官邸，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商谈的主要是张学良的家事和钱财的安排，临行前，宋美龄语重心长地谈到张学良的“自由”问题：“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哪！要有忍耐，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面对绝望的前途，上帝成了张学良最后的安慰。“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夏威夷一处墓园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的经文，这是张学良预先为自己选择的墓志铭。

翻阅张学良的藏书，发现大多数图书都钤有典雅的藏书印，朱墨粲然，相映成趣。而且，藏书印有多种款式。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在这些藏书印中，最为常见的是一款阳刻的“毅庵藏书”的方印，字体为篆体。还有一款竖刻、阳文的长方形印鉴，仅有篆体的“毅庵”两字，但这款印章并不常用。在张学良的藏书中，部分图书有张学良的亲笔签名，绝大多数也是题写“毅庵”两字。由于长期被软禁，除了赠书，张学良的书大都由看管的特务代购。看管张学良的特务队被命名为“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军统局局长戴笠委派局特务专员刘乙光中校（1940年因看管张学良有功，升至少将）担任队长兼张学良将军的“秘书”，刘乙光手下长期有副队长许建业（后换熊仲青）、副官应汉民等。民国二十七年出版的范长江编的《西线风云》，书名页题写了“毅庵”两字，并注明“廿七年三月廿四日应汉民代购于长沙”。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出版的何凝（瞿秋白）编选并作序的《鲁迅杂感选集》，书名页中题有“毅庵卅、十、廿六、麒麟洞”，张学良拿到此书的时间应该是1941年（民国三十年）10月26日，他当时被囚禁于贵阳黔灵山麒麟洞。1941年10月27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读何凝编的《鲁迅杂感选集》，感觉有些生气，同时感觉着鲁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气生生的，活跃于纸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荡你的神精；我从来不惧怕什么的，可是在鲁迅文字之前，我有点发抖了，一方面是惭愧，一方面是热血沸升，好像鲁迅枯脸，显于我的面前。那末，可以说——确是得说他是永生。”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王文成公全书》，扉页题有“毅庵卅一年七月廿五日于開阳刘衙”，当时他被看管于贵州开阳县刘育乡。张学良在大陆被幽禁近乎十年，七年多时间（1939年4月至1946年10月）在贵州各地（修文、贵阳、开阳、桐梓）盘桓，而开阳刘育又是张学良在大陆被幽禁时间最长的地方（1942年2月至1944年12月）。1958年台湾“国家安全局”印行的郑介民所著《军事情报学》，扉页题有“著者所赠由刘乙光轉来毅庵誌三月十日四十七年于西子湾”，当时张学良已经从蛰居了十余年的新竹井上温泉迁至高雄西子湾。寥寥数语的题字记录了张学良在海峡两岸辗转迁徙的坎坷足迹，也反映出他长期被严加看管的生存状态。

在张学良的藏书印中，还有两款印文为“张学良”的方形藏书印，一款为阳刻，另一款为阴刻，只是这两款印章也并不常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还有一款英文印章，印文为“Peter H.L.Chang”，张学良的其他藏书印都用红色印泥钤盖，只有这款英文印章用蓝色印泥钤盖，而且多见于英文图书，在张学良收藏的基督教图书中尤为常见。Peter是张学良的英文名，他在一些英文图书中也偶尔会留下手写的签名，并用英文格式注明日期。在一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70年在台湾印刷的《新英文圣经》（The New English Bible）中，张学良用中文签署“七十岁生日李俊卿先生所赠庇忒誌”。从这些字迹当中，能够依稀感受到张学良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彷徨，将英文名音译为中文，折射出张学良内在的无奈。在1989年4月22日为郭冠英生日而作的一首《无题》诗中，张学良这样写道：“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在亲近外来文化、皈依外来信仰的过程中，其精神深处挣扎的依然是一个痛苦乃至绝望的中国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