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梁启超的书目谈起

巫少飞

单位给员工发了一本《学习笔记》，由我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统一印发，大约是为了创建学习型机关而准备的。每次学习开会我都诚惶诚恐，不敢打开笔记本的原因是：《学习笔记》里面赫然印着胡适、梁启超等人开列的书目。提到国学或汉学，我们几位文友经常将陈寅恪、王国维、章太炎等列为一流高手。胡适因为参与事务繁多，连黄侃都笑他只留下半部《中国哲学史》；梁启超好像知道自己早逝一样，生前拼命著述，可是连他自己也说：“我梁某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陈寅恪）寥寥数百字有价值。”由此说明，胡适、梁启超至少自己不敢称国学大师，可即使这样，胡适、梁启超开出的书目仍让我辈汗颜。许多书，我们不但没仔细读过，有的根本就没听说过。比如《佛遗教经》、《崔东壁遗书》等。让我辈更抬不起头的是：胡适、梁启超开的书目定名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胡适对此还解释：“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的……”笔者拿着胡适以为勉强可称为“最低限度”的书目问身边搞文化的朋友，大多数的人都表示没读过。

时下，历史文化并没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打开电视机，见到的多是皇室名流、江山兴亡、英雄美人、争权夺利。“二十四史”的萧条和历史影剧的走俏形成相悖的走向。逛逛书店，一些书本正把秦桧称“无间道”、把曾国藩称“月光族”、把唐伯虎叫“房奴”……就这样，历史文化在电视、书市、讲坛和市场的谋合下被弄得面目全非。在一个貌似历史文化重新兴盛的年代里，有一次，我读到伍立杨的一篇短文，原文发在《文汇报》。伍立杨举了这样一例：一份中国台湾省的中学国文试题，让祖国内地一半以上的中文系博士做不来。

有一回，我市宣传部的一位朋友问我：“现在可不可以称‘文艺复兴？”我正色告诉他“不能”，是因为李泽厚先生有一句话，“在我看来，如果‘五四那批人是‘启蒙，那么一些人现在就是‘蒙启。”是啊！“五四”那批文人不管是反对传统、还是保守传统，他们本身的学问都是深不可测。在西南联大，最让人看不起的沈从文，现在看来都高不可及。

行文至此，应该很清楚我想说的是：不是胡适、梁启超开的书目太难，是我们眼下的社会铜臭太盛，文气太薄，是我们整个国学的传统断档了。需要反思的肯定还有很多，可是我们最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读者何以从欣赏汉文唐诗的高度堕落至欣赏电视小品、手机短信和后宫邀宠的洼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