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俞润泉同志

李　锐

俞润泉同志是湖南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但当时我们并不熟识，那是1949年长沙刚解放时的事了。我是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社的社长，报纸创刊的同时，就通过地下党的有关同志，筹办起这个训练班。润泉就是当时考入新干班的一百四十个学员中的一人。我日夜忙于写社论、管版面，没有怎么过问这个训练班的事，同学员们没有直接的接触。那时我三十出头，学员多是二十左右。多年之后听润泉说，他对我不多的几次讲课是留有印象的。我想，这就是他后来乐于同我接近的原因吧。

我于1950年底调离报社到省委宣传部，随后1952年秋调北京，转到工业部门工作。就在我们党走着一条曲折道路的二十多年里，报社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1959年后都经历了种种坎坷与苦难。润泉应该算是其中受害最重的人之一，因为从三反运动开始，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到“文革”，每一次都冲击到他。他是世家子弟，有名士气派，根本与数字、钱财无缘。三反时，他在副刊部管读者群众的“抗美援朝”捐款，一同钱沾了边，即“反贪污”。由于说不清，逼得喝来苏水，以自杀证明自己的清白。后来长期徒刑，劳动教养，劳动改造，他都经历过。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才还他清白之身。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同他有直接的交往。

“文革”期间，我曾在秦城关了八年。由于知道长期单监会导致失语甚至得精神病，为了脑力不衰，用“奇豪怪墨”保留了四五百首旧体诗词。1979年初回京复职，经过朋友们建议，将之打印出来，其中有二三十首以“龙胆紫集”名义，在《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整版。湖南的老熟人、老朋友知道了这一情况，就热心出版这本诗集。他们提了不少好意见，最积极的就是润泉几位。他写过好几封长信给我，从编排的次序直到版式，以及若干词、句，都有具体的考虑。1980年集子出版时，我在“后记”中写到：“湖南人民出版社收到稿本后，特组织家乡故旧审阅、聚谈。”“俞润泉、钟叔河、朱正三位出力尤多，编目分类，逐首评价，订正格律，直到推敲词句。”（这个集子1980年初版印了两次，共一万三千册）。

从此，润泉同我就有书信往来。《龙胆紫集》里有一首词，提到我大姐在长沙熬了菌油，带到流放地给我吃。一次朱正从长沙来北京，润泉就托朱带来满满一瓶菌油。礼尚往来，我也把一瓶好酒捎去，知道他有此嗜好。不久，就听说他患了喉癌，使我极为吃惊。这是一种难治之症，所幸的是，手术还成功。大概是1983年，他出院之后，在夫人的陪伴下来了一趟北京，到我家来了。他已不能发声，我们只好笔谈，感到他的情绪还是乐观的。他告诉我，住在一家澡堂兼营的旅店（张里，当然是为了节省一些）。于是我让他们搬出来，住到我们机关的招待所，由我来结账。我的好心老伴还炖了一只鸡送去，让他们高兴一些。

润泉也好诗词，勤于执笔。他对饮食文化很有研究，自己也会烹调。为此向有关刊物投稿，还出版了一本《湖南饮食丛谈》（让我题的书名）。晚年在病中，还为我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参加选注《李锐诗词本事》。这事最初由李冰封同志倡议，具体工作是他和胡遐之、谌震、朱正几位做的。他们从选编到注释《本事》，很负责、很细心。此书2000年在岳麓书社出版，装帧也很讲究，很快就卖完了。许多“本事”是润泉执笔的，关于《咏庆父》两首近两千字的解说，润泉于文末写道：“这一段‘本事纯系笔者的研究与考索，文责自负。”这真是难为他了，读者真应该感谢他。因为这两位人物同当代国事的兴衰关系至大也。这本“诗词本事”早就脱销，还不断有人向我索取或托我买这书。

湖南的著名诗人胡遐之去世之后，又轮到了润泉，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小十岁左右，老天呵，真不能不产生一种人生无常的感觉。“胡杨泪”的主人钱宗仁去世时，我的悼诗中有句：“最怕衰年哭壮年”，辛稼轩诗云：“白发多时故人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吧。

润泉的经历，一个有才华、有志向的人，一生盛年未能展其才志，只不过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同小异的遭遇中的一例。每一个后死者的责任，就是不要忘记这些事情，尤其要努力彻底消除当年发生这些事情的环境和原因，这样纪念死者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