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几点了：西班牙人物故事

□赵 彦

在西班牙七年，我几乎每隔一年就要换一个新公寓，每天傍晚我也都要放下书去外面散一会儿步。这并非是为了让视力得到定时的解放，而是这是我唯一真正接触西班牙的机会，去认识一些人。这些最后真的被我认识的人，每一个都可以让我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哪怕与他们只是几个傍晚的几场谈话，只是几个月似乎并不让人愉快的短暂相处，或者像我妹妹的前男友那样，带着他欢乐的躯体猝不及防地在某个下午彻底离开了我们。在理性不可及的地方我们总是会指望能有一些牢靠的东西，但事实上没有。生活许诺给我们活力、有序的逻辑、可探索的情感，但这些实际上你在书本中可能更容易找到。在真正的生活中，经常性的猝不及防的分离和有时候令人惊喜的相遇，这些带有强烈刺激意味的东西多了可能会让你变得世故，也就是说堕入一种难言的沉默。

不过我没有沉默，我把这些人物的故事一一记了下来，我试图通过这些人物、事情与心情的织体文字，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也重新与孤独相遇。米盖尔、戴维、那个我傍晚邂逅至今不知道他名字的波兰人，就是其中的三位。这些被我敏感的笔尖触及过的人物，和我一样努力而积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和我相遇，然后分开。

米盖尔的爱情故事（2020）

有一天，我主动对米盖尔说我可以在他外出时打扫一下客厅，我指的是我愿意帮他把客厅弄得清晰一点。在我看来那些灰尘是他时间的滤镜，把他家里的现在时弄得很模糊，也就是说，你得透过一重又一重的灰才能看清他叠在茶几上音乐杂志的出版年份，那些你以为是褪色其实并没有的建筑学大部头图册，还有挂在墙上的他母亲油画习作上的那位少女的脸色……他家的一切都有一种差点现代起来、时髦起来的感觉，同时，过气的指针又带着这一切向另一边迅速滑过去。这是米盖尔的安适之所。米盖尔无所谓。

仗着建筑学博士的胆量，父母去世后，米盖尔把家里的结构改得面目全非，几乎等同于重建了。他不但用了一种可随时拆卸可随时组装的瓦楞状塑料片作为隔墙，还把浴室做在了客厅的中央，导致我每次洗澡都胆战心惊，做在厨房深处的卫生间也让我心有余悸，每次在马桶上坐下，都担心有人闯到厨房里来，透过半透明的隔墙张望我的一动一静。他那把年轻时玩过的吉他就斜在客厅沙发边上，沙发上方是甲壳虫乐队的四联海报，电视机旁边的小搁架是他收集的无数电影和音乐碟片，和其他摆设一样，也落了很多灰。他母亲的遗作和做律师的父亲留给他的那些小饰品以恩宠的形式分布在客厅的另一端，不用说，也全是灰尘。几个木制圣像，几张上世纪初的旧明信片，一艘木版船模，一些他小时候玩过的锡兵，一块化石，以节俭的方式占据着搁架上的空间。两种时间的混搭在他家显得非常生硬。因为他既不愿意清理掉所有自他祖母时代留下来的家什，也不愿意把自己青年时代的光阴整理一下——一些色彩艳丽的宜家家具有时候会不舒服地嵌在他祖母那把弹簧四溢的老沙发上。

米盖尔从不带任何女性回家，也没有任何女性打电话到他家。我住在这里的半年时间里只有一个秘鲁男孩来过，是以前住在这里的房客，医学院毕业后来这里进修，进修完了就留下了。目前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住在米盖尔家楼下，有时候会上来取个断线的台灯什么的，米盖尔对修理活一窍不通。

米盖尔对我不是很友好。尽管我已经够小心的了，他还是会指责我洗铁锅的方式，或者做饭不及时打开排风扇。要是我穿件漂亮衣服，他赞美的方式也是小心翼翼的，几乎没有男性视角的成分。当然，与异性合租我也学会了保护自己，我那件国内带来的性感真丝吊带睡衣早收起来了，我所有的居家服现在都是又大又宽松。我尽量让自己显得中性。

我想起了我刚搬来时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PP说他“可能是个厌女症患者”。

我与米盖尔最初相处很少有深入的话题，直到几个月后他开始改我的评论作业。他从我语法错误百出的文章里读出我的一些个人想法，之后认真看待起我来。似乎从那时候开始，他觉得我与他一样，是“我”——自己。是我血管里汩汩流动着的那些动静，不轻易分辨它们也会在我衣服里面窸窣作响。

但也仅限于此，我害怕他的饶舌和没有重点的谈话，除了我的评论作业，我们没有聊更多。

暑假来临后，另外一名学生回家了，偌大的家只剩下他与我。到了七月中旬，气温每天都高达四十度，米盖尔开始过起了洞穴人生活——每天下午一过两点，赤着上身的他就把窗户的遮阳棚都摇下来，之后关上双层玻璃窗户，还拉下窗帘。因而到了下午家里就黑乎乎的，就像黑夜来临。每隔一阵子，米盖尔就去查看一下室温计，要是温度稍稍往上升了，他就会来找我，因为通常都是我在“搞破坏”：我有时候则为了多进点可怜的光线会把窗帘卷上。他于是像是抓到了刑事犯把我拉到摆放温度计的书架旁，指着它问我现在几度，然后又把我拉到客厅外面竖在一只瓦盆里的温度计，让我再读读上面的数字。

我垂下头，一声不吭地回了自己的卧室。此时我剧烈地怀念前室友老路易斯。老路易斯从不会在这种事上说我，不但不说我，还处处以我为中心，去年夏天，为了给我降温，他把家中唯一的电风扇让给我用了。但米盖尔却龟毛得让我觉得自己像个三岁的黄口小儿，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他来给我做规矩。而他那些“规矩”，无非就是那些令人不可理喻的怪癖：比方说肉类食物残渣要扔进马桶而不是分类垃圾袋甚至包括鱼刺；用纸清洗油锅而不是洗碗液；不吃有动物造型的肉，也就是说厌恶任何不被碎片化的鱼和鸡甚至包括虾，他只吃虾仁不吃整虾。

他颇为欣赏日本活动板房式的建筑风格，全然不顾那是因为日本是个处在地震带上的国家的缘故，因而在盲目照搬日本风格后，他家除了承重墙其他的一切都是可移动的，甚至包括客厅和餐厅的隔墙、浴室的三墙、卫生间的门……他本人的一切都沿着走极端的方式往他那狭小的世界里缩去、缩去，直至在我看来像个怪物。因而本来就粗枝大叶的我经常会把那些“墙”碰翻——他那些“墙”都是一些透明的塑料波纹板不固定地挨在各类家具上，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故”，他就会从任意的角度里冲出来，说我又“毛手毛脚”了，然后顺便温习了一遍我前一天或几天前的同样“事故”。他的这个家，只要有一场三级台风就可以把一切都刮到空中的。但他觉得这样的设计非常机智和前卫，有一天他很骄傲地拿出一本日本建筑学著作让我看，说这是他的理想之书。我一看那本书的出版年份：一九八二年。

米盖尔家中仍有他过去玩音乐留下来的痕迹。他弟弟是个不错的作曲家，也未婚单身，与他一样。

难怪他经常抱怨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少有人请他去讲课了。

上周五，他忽然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参加他的一个朋友聚会，我还可以趁机和他的那些朋友练习西语。此举在他的生涯里必定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他的两间空出来的卧室几年里接待过三十多名房客，他不可能个个把他们请过去与他的朋友用餐的，而他之所以对我这么破例，我认为一是因为我是他众多学生房客中最为年长的，二是我在这个暑假居然没有搬走，其他的学生房客都是住四个月就走的。

我马上拾掇好，化了点淡妆，戴上墨镜和遮阳帽。在楼下我们与他建筑学院参加聚会的另一个同学会合，之后往第四大道方向的餐馆踱去。出席聚会的还有他们另外两个同学，一对毕业后就结婚的伉俪，此外还有一对医生夫妇。这类聚会据说每年一次，全视北部这位同学几时来马德里。

米盖尔的这个同学块头很大，离异单身，但性格好相处。我忽然想起前些日子米盖尔和我说的他最后一桩恋情的事。那个爱情故事其中一个事发生地就是在他这位同学所在的城市。米盖尔只给我叙述了一个梗概：二十多年前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一个在第四大道一幢写字楼里上班、小他十多岁的白领。米盖尔在那幢大楼里也有个工作室，而女孩在他楼下的一家公司做文员，因而中午他们经常会在底楼的餐馆吃饭，久而久之，两人都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没有说出来。那名女生当时有男友。之后，两人的眉来眼去碰上了一块大礁石——有一天大楼张贴了一张拆迁通知，要求所有住户在一周内搬离。米盖尔当时既没女孩电话号码也没有邮箱（邮箱还没盛行起来），搬迁消息又来得突然，就这样，有一天米盖尔再也没有在中午那家餐馆看到那名女生的身影。之后，也就是搬迁后，米盖尔又去过那儿好几次都没再见到那女孩。然后就是两年后。那个夏天米盖尔和今天在场的那对伉俪夫妇同学去北部这位男同学所在海滨度假，路过一家餐厅时米盖尔忽然看到了她，与一个男的一起。还是一如既往地漂亮。两人隔着窗玻璃打了一个简单的招呼。米盖尔强摁住找她索要电话号码的念头，因为他们在玻璃两边说话时，女孩的男友正在边上紧张而严肃地看着他们。

我盯着米盖尔的那名男同学，试图从他油腻腻的肥大躯壳上嗅出那名女孩的气息来。但实际上那名女孩就住在马德里，很可能就是马德里人。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她应该是一名接近老年的儿女成群的中年人了。米盖尔朝我使使眼色，我明白他的意思。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这部分私生活，我当然不会提这事。但我也很快知道了米盖尔为什么会成为老光棍的原因，他的吹毛求疵和固执原来不仅仅针对我，作为他本性的一部分到哪地儿都捎着它们，我刚吃了两个烤虾，还没擦干净手指，一不留神，他就与他的一个同学在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吵起来了。

我与米盖尔的帽子就扣在旁边衣帽架的铁钩子上，米盖尔的女同学忙着周到地给我们每个人分配食物——将烤得半透的鱼块蘸上蒜汁再挤上芥茉酱一块块地用刀叉拨到我们的碟子里，米盖尔的胖男同学与那名医生中立地讨论着中美贸易战，医生的妻子腼腆地挑着鱼刺，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进门以来的缄默，我呢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米盖尔，整整一个小时缠着他那名男同学要把他的道理和立场说明白，而他们俩的分歧和争吵最初起点非常小——谁设计的那幢毕加索大楼。但现在话题已经绕得非常远了，他们早就掠过一个又一个争论点，现在已经到达美洲和非洲的人种学了。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是他同学在前面跑，米盖尔在后面追。他同学想甩掉他，可米盖尔就是不放过他。为了这一切，米盖尔甚至没有动他碟子里那两只美味的烤虾。

很米盖尔！！

我的命运现在落到了他同学身上。

我有点同情他同学。

但米盖尔不是个坏人。他懂得很多，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网上看各种东西，他家的藏书品位也很高，从艺术、音乐到建筑学，他还学过画，出过六本书，不论以前还是退休后都努力在这个世界上给自己找位置。他给蓬皮杜艺术中心写信申请现代艺术展，给他远在伦敦的老师写信求问是否有暑期教职，向国家基金会申请纪录片项目经费。有时候他会整整一周来做一个演讲用的PPT，希望能够在普拉多博物馆或者哪个大学教堂做场讲座赚点零花钱。但很少有人给他回复。他已经被这个世界归到角落里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他过去的角色给接过去了，仅仅这几年，建筑学理念已风驰电掣地更新换代。他今年六十八了。我刚刚从他的同学聚会上才得知（过去他一直不告诉我年龄）。几天前我与另一位同样借租在附近的中国女留学生想给他找个女朋友，但听说那名女留学生年轻时曾是个护士的女房东长得很胖后我打消了主意。

“她一脚都能把他踩死。”女生形容得不夸张。

我于是不敢吭气了，但又觉得米盖尔需要一个人。于是我没有气馁，又四处打听，终于，大约一年后我在一个活动上给他物色了一个从中国来的年长的女友，六十出头，正好是他的同代人——那时我已经搬离米盖尔家了。

我与那名新认识的女友说起米盖尔。女友习惯性地羞涩了一下，说，啊，六十八了，年纪太大了吧？但听说他是个建筑学博士又不由得心动了一下。

见面很潦草，就在我们住处附近的一个酒吧里喝了点东西。女友很正式地打扮了一下，穿了一件颜色很亮的花色旗袍，外面是一件白色的薄呢料大衣，脖子上还有块真丝围巾，颇有东方色彩。我觉得米盖尔是会心动的。但我也说不好，因为说真的，我并没有好好问过他到底喜欢哪种类型的女人。

但两人之后没有再见面，我不知道是真的如米盖尔所说的那段时间太忙的缘故（女友要求周末），因为他每周末都有课，此外还有个项目正在做，还是随后就来了疫情。此事还惹怒了那位女友，因为失败的介绍，她认为我是拿米盖尔在羞辱她。

很久之后，有一天，我与米盖尔说起此事，米盖尔支吾着，我……嗯……我希望自己的余生能有个孩子……住我的房子……嗯……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米盖尔说的是真的。他喜欢的可能一直是那个他曾喜欢过的女性年龄。他停留在他恋爱和建筑学专业的双重考古学中。他走不出来。

戴维，我们曾拥有过同一时间（2021）

“戴维走了……”

“去哪儿了？”

“他不在了。”

“你是说——”

一朵巨大的乌云朝我压过来，它甚至在我的咖啡杯里溅起了几朵浪花。我明白妹妹的意思了，她是说—戴—维—走—了—。

我难以相信他那两百公斤的体重是如何在椅子上沉下去的，是慢慢地沉，还是瞬间就沉了下去，直至沉到一个要消失在我们所有人视线里的深度。据妹妹那位朋友描述，昨天中午戴维妈妈去他一个人住的屋子里喊他吃饭时，发现他已经睁着眼睛在椅子上过去了。

戴维才四十出头。

还有一点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根据转述者的信息，他妈妈发现这个灾难性的一幕时我正好坐在从马拉加回马德里的大巴上，很有可能，就在我上车的那一刻他与这个世界不告而别了。而他一个人住的家中一切还原封不动：一柜子曾经被我妹妹取笑的名牌衬衣，前一天晚上看过在线电影的超大屏幕彩电，一抽屉被他用作医治百病的止痛药。外面也照旧：每年如期到来的八月的大太阳和一村子打小就认识的邻居，二十公里外游人如织的马拉加海滩，他分手一年多如今有只小猫陪伴的住在马拉加的前女友——我妹妹。

我问我妹妹：此刻很难过吧？

她说没有，只是觉得不真实。这一切不是真的！

我不再说话了。我翻看自己的手机，发现里面已经没有一张戴维的照片了，因为他们一年前就分手了，而我也在这一年里换过了两次手机。最后我在书桌旁的一个速写本上找到一张他们的合影。这张素描作品其实是件半成品，因为我把我妹妹的墨镜画得太逼真了，墨镜里的反影，另一个现实，有着事无巨细的光影、细节和轮廓，以至于喧宾夺主，成了这张画最为重要的视点。我于是扔在那里没有继续画下去。没想到这竟成为一个不祥的隐喻。

这张我当时画的戴维和我妹妹的未竟之作一定是某种不祥的隐喻，一种突然中止让你哽咽而无所作为的命运。

我将这张素描上传给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没说什么。

五年前的早春，我还在阿尔卡拉大学，有个早上，我妹妹和戴维开着车兴冲冲地来到我的临时住处。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妹妹要把她新认识的男友带来见我，当然最有可能的是戴维主动要求开上六七个小时的车来拜见他西班牙唯一的中国长辈。

我们在阿尔卡拉的一家日本料理店吃了饭。戴维一进去就成了这家店的“镇店之宝”，并非因为他醒目的体重——尽管妹妹之前给我打了预防针，但我还是吃惊于他的肚子，不过他的长相可以用英俊来形容——而是他爽朗的笑声和一个接一个的玩笑，任何事物在我们待的那两个多小时里都可成为他的玩笑对象，带有西班牙人特有的自嘲式的幽默，他几乎想与坐在那里用餐的所有食客打招呼，只要谁不小心看了他一眼，他马上会准备好一肚子的话过去搭讪，因而也不令人吃惊，最后他与给我们送餐的服务生交上了朋友，一高兴，就把原本要给我的两瓶上好的橄榄油也送给了那名小伙子。

我妹妹说，最离奇的还不是这个，她刚认识他时，他见人就炫耀他有一个刚刚西语硕士毕业的中国女友，他还把她的学位证拍成照片给所有他认识的人看，有时候一家餐馆所有的服务员都被要求看他手机里的这张照片。而看过我妹妹学位证的餐馆远远不止一家。

我妹妹大笑。

但是有这么一个爱她的男友她很开心。

可戴维只要是去餐馆吃饭就是一个灾难，因为他不光是吃一顿饭，经常一坐就是一整个下午，有好多次因为在餐馆里与人拉家常时间久了到了晚上，就顺水推舟在那里又吃了晚饭。只要在餐馆里坐下来，他就会自动将巨大的身体底盘里那枚看不见的螺丝嵌进餐桌的某条桌腿上，任何人都不能将它们分离开。就这样，从一张餐桌到另一张餐桌，他结交了一帮关系非常铁的哥们，他们在他物流公司帮他开着三四十辆大卡车。他还认识一些与他有业务关系的重要的大人物。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这里与人吃饭、聊天，睡一觉，第二天去另一个地方接着与人吃饭、聊天。

这是戴维的前时代，他最好的时光。那时候他公司业务如日中天，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德国购置一批簇新的大卡车运到西班牙南部。他在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戈迪斯看好了一幢办公楼打算装修，还在筹划将业务扩展到中国，因为他有一个会让他中国生意顺风顺水的所向披靡的女友。他中国女友姣好的长相也是他向朋友圈炫耀的资本之一。

我们也已经在为他们俩规划未来了。尽管戴维长得胖，但我挑剔的父母最后还是接受了，他们来西班牙时，两人还正式地去戴维家与他父母一起吃了饭。戴维有过一次婚姻，有个刚刚长成少女的女儿，但现在和前妻与前妻的第二任丈夫住在塞维利亚，于是每隔两个星期，戴维就会去塞维利亚将女儿接过来过一个周末。戴维的女儿与我妹妹处得很好，就像俩姐妹。但戴维的毒舌绝不会放过自己的亲闺女，有次三人一起吃饭，女儿去上卫生间快回来时，戴维让我妹妹注意那个角落，他说你会先看到两座巨峰慢慢闪现，之后是她的脸、她的身子。刚刚发育起来的戴维女儿与戴维一样，上半身很丰满，但显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胚子。

戴维这样几近无厘头的乐观对他父母却是有益的，二十年前，戴维十八岁的弟弟骑摩托车死于一场车祸。他们家很早就在村子里盖起了一幢超大的联体别墅，半幢是给戴维弟弟的，半幢给戴维。如今那一半空着，与我妹妹分手后，戴维搬离了父母的家自己一个人住过去。

他妈妈就是在那儿发现了最后的戴维的。

我哭了好几天。因为死对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宰制过于随意了。一个那么乐观积极地看待生活的人也会有一天被不声不响地带走；一个已经被悲剧降临过一次的家庭，还会在随后再次迎来同样的厄运。黑塞在《荒原狼》里写道：“一个人懂得只为瞬间而活，活在当下，懂得友好而仔细地欣赏路边的每朵小花，懂得珍惜每个游戏般的、极小的瞬间的价值，那么生活就不能把他怎样。”但事实并非如此。自然规则所具有的无情性既戏弄那些有美德的人，也会捉弄那些认真生活的人，在生死这件事上无公平可言，任何人都会被置于死亡这个黑暗的大框架之下。

今年夏天在马拉加，有个傍晚我与妹妹去散步，经过一家海边餐馆时我脑子里忽然闪电般出现了前一年夏天我们几个人在那里一起吃烤鱼的情景，当着我们的面，戴维将我妹妹抱起来使劲啃，就像餐桌上的某份美味。还有一次我们三人开车去戈迪斯看他即将装修的新办公室，晚饭时他招来七八个朋友，如同往常一样，我们去了一家由他付账的考究的餐馆，其中一个当地的朋友的妻子患癌症据说不久于人世。尽管有这样一个有人将死的信息夹在我们当中，但没有人当回事，当时气氛很是欢乐，大家又唱又跳，更没有人想到不久后这类事也会摊上戴维。戴维没心没肺地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玩笑，其中一个关于收尸车的西班牙的老掉牙的笑话让他一边讲一边自己笑岔了气，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故事里所蕴含的两年后就来临的关于自己的悲剧性预言。现在我们想，可能是因为他有一具过于宽大的身体的缘故，它之大可以容得了一切玩笑和悲剧，玩笑和悲剧这两者还经常自我混淆，他自信于它，从不力求妥协。而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自己紧凑的身体里，总是害怕某些东西会失衡，会受伤，会被亏欠，活得战战兢兢。

妹妹和他分手完全没有任何征兆。有一天晚上，他给我妹妹打电话，我妹妹没接并且也没解释，之后两人就冷下来了。但没有人相信他们已经分手了，他妈妈和其他一些亲戚还会给我妹妹打电话，他们都在等着他们能够重归于好。但一些不切实的传闻已经散播开来了，戴维又结交了个新女友，是隔壁村的。这让这个故事听上去不像是个喜剧，事实上接下来喜剧的成分就更稀少了，并且让每一个人为之悲伤：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来了，在宣布全国封城两个月后，戴维关掉了公司，再之后，一些朋友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整天待在家里，就在那个小村子里足不出户，最后，那些帮他开大卡车的朋友也一个一个离开了他……

我以为我们能够活上好多年，我因而给自己准备一个丰厚的备份。我从没想到自己身边的人会突然死去。圣诞节后第二天，我去安东尼奥家与他见面，我把妹妹发我的一个戴维过去的视频给安东尼奥看，安东尼奥问我，你知道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能深爱，总是有距离吗？我说因为孤独。他说不，是因为人们并不总是生活在同一个时间里。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句话很深奥。但又说不出问题在哪里。

我于是又认真地想了一下。仍旧不明白安东尼奥想说什么。

是指我与他有十四岁之差吗，还是戴维和我妹妹只有两岁之别？

他站在窗户边看最后沉下去的乌褐色的云彩和被云衬得发亮的教堂，如同我们见面的任何一个夜晚。他是个沉默的男人，与戴维很不一样。他让我过去。

马拉加海边，戴维曾在这里与我们共有过一段时光。

我走到了窗户边，他贴着我站在我背后，在这个瞬间，我们的视线一起携手跨出了房屋，扑上那些似乎短时间内不会消逝的神奇的云彩。是否在这个瞬间我们生活在了同一个时间里呢？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与戴维也共享过一些相同的时间，当我们在那些似乎永远也不会结束的聚餐上分享那些大尺度的玩笑时，我们是否也在一起使用那些不经用的秒、分钟和小时？那些夹着欢笑和眼泪的生活总是像果实一样将我们柔软地卷入其中，而我们本质上是一枚坚硬和一往无前的种子，在最悲壮的时刻会冲壳而出。我们冲出去，义无反顾。

现在几点了？（2022）

“现在几点了？”

注意了，这不是一个接近于哲学的问句，也不是被一个记忆力恍惚的影迷改写的蔡明亮的电影名，而是一个我在马德里遇到的波兰人的一句“名人名言”。

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是在一个小公园里散步。我当时吓了一跳，因为暮色中已经看不清公园里的行人了，树很高大，但投下的阴影已被整个儿地吸收进了夜晚的黑色中，此刻我只是凭着感觉在走路，同时脑子里还在想着刚刚读完的塞巴尔德的《移民》这本书。

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当时充其量只有十四岁的安布罗斯在最终离开他的祖国之后没几天——很可能是由于他那非常讨喜却又自我克制的性格——就已经在蒙特勒的伊甸园大饭店被录用，担任楼层值班见习侍者了。菲妮姨妈说，至少我认为是伊甸园大饭店，因为在阿德尔瓦尔特舅舅留下来的一本明信片簿里，这家世界著名的饭店连同它那些防午后阳光照射而放下的遮阳板，立刻就可以在最初几页当中的一页上看到。把明信片簿从卧室抽屉里取出来，在我面前打开后，菲妮姨妈继续往下说，安布罗斯在见习期间，不仅获悉了饭店生存的全部秘密，还把法语学得非常棒，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吸收了它；因为他具有特别的才华，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没有任何教具的情况下，在一两年之内掌握一门外语，就像他有一次给我解释的，只需通过内在自我的某些调整。除了一口熟练的纽约英语，他还讲一口优雅的法语，而最令我惊奇的是，还讲一口庄严的、肯定不是源于戈普雷希茨的德语。

“现在几点了”，带有我说不出是哪里口音的西语，毫无疑问，问我话的是个外国人。我于是把脸凑过去，发现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在我跟前站住了。

“八点十五分。”我一边说一边把手机上的时间显示给他。

我打算继续赶路，但他在后面又叫住了我，他说你是中国人吗？我们可以聊聊吗？你在西班牙做什么？

一连串的问话向我砸来。不知怎么地我没有任何隐瞒，因为，第一我是学生；第二，萍水相逢。我相信我即使告诉他，他又能拿我怎么样。他的西语甚至比我还差，但他说他在西班牙有些年头了，他在市中心还有家商店，因为疫情现在关门了。我问他是家什么性质的商店。他说是经营二手艺术品的。我心想那不是古董店么？可我想不起我在市中心见过哪家古董店。现在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我于是想也有这种可能，我并不认识这里所有的商店。

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听波兰人问我：“现在几点了？”这句问话其实不需要答案……

他没有再离开我，几句搭讪后就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了，直到我寻常的散步路线快到尽头了。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内容包括他认识的一家中国店的老板，欧洲和亚洲文化上的差异性，病毒的起源，以及我所熟悉的文学话题。让我惊异的是，当我说到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和米沃什时，他一下子说出了四位获过诺奖的波兰作家的全部出生年月和代表作。我被他的脱口而出弄得目瞪口呆，觉得一定是碰上了个高手，但我不喜欢他话语中那种极力想要讨好我的意味。

分手时他找我要电话号码，说到时可以一起喝杯咖啡，但当我同样找他要电话号码和邮箱时，他说他从不用固定电话也不用手机，他只用街头的公用电话给与朋友联系。邮箱也不用。他不喜欢这种现代的联系方式。

蹊跷和疑惑于是就这样埋下了，哪怕知道再多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出生年月和代表作。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他拿到我给他的号码后也并没有给我打电话，说真的，我也从不接陌生的电话，事实上我给他电话号码这件事本来就带有某种安慰性质，或者说只是作为他知道本国四位诺奖得主的具体出生年月的奖赏。因为我—真—的—是—名—文—学—研—究—者。

但生活是很戏剧性的。几天后，可能是两三个星期后，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差不多在同一个地方我又碰到了他。同样的问话，同样的语气，我于是马上直觉是他，果然，而他竟没将我认出来，直到我说“是你……”时。他似乎很高兴，就像遇到了老友，于是寒暄里热量很高，语气也极其欢快。他再次坚定不移地跟着我散步，一路上像上次那样和我说这说那，其间还问我中国古代第一位女诗人叫什么，我说我知道西方第一位女诗人是谁。“谁？”他问我。“萨福。”“啊，是她。”于是他马上背起了她的某个诗句来。

分开时他要与我约下次见面的时间。他说明天八点钟，我们在公园老地方碰头，反正这个点你也是要散步的。

次日我却没有及时赴约。我没法去公园与一个只用公用电话与人联系的人见面。他知道很多东西不假，但他遮遮掩掩地藏起他生活的那种谨慎和防备让我无法彻底放下身段。

就这样等我们第三次见面已是一个多月之后了。这次是在公园外面碰上了，他那句经典的“现在几点了”已经派不上用场了，因为他已经认出我了，隔了十米，他朝我挥手，而我也决定与他打招呼顺便寒暄几句。

我与安东尼奥说这事。安东尼奥说，事情还不清楚吗？他只会问单身女性这个问题，一切不过是他夜晚那张空床需要不同的女主角而已。

我说人如果太孤独是会干傻事的——

“傻事？”安东尼奥觉得那不过是所有男人都会干的事——傍晚去外面找个容易的女人把她带回家。

我不置可否。

他一直有某种俯视别人的习惯。他的视角永远是下倾的。

塞巴尔德的《移民》中我最喜欢写塞尔温大夫的那个章节。塞尔温大夫将自己紧紧裹起来像是一条蚕茧里的蛹的生活和状态也很吸引我。塞巴尔德在某个段落里曾这样写道：

一九六〇年，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诊所和病人时，我断绝了自己同这个所谓的现实世界最后的联系。从那以后，我在植物和动物当中有了几乎是我仅有的可以谈心的对象。塞尔温大夫说，不知怎么的，我同它们很合得来。他带着一种更确切地说是深不可测的微笑站起来，以极其奇特的方式同我握手告别。

有些人将植物和动物视作交谈对象，有些人喜欢将陌生人和黄昏并置在一起，因为后面两样事物触及不到他们的主要生活，陌生人交往一次就行了，黄昏则属于一个过渡的时间，总会被夜晚代替，或者被白天作为一个末梢省略掉。

因此波兰人总在这个时分出来寻找陌生的异性。

安东尼奥没准是对的。

两个月后我再次遇见了波兰人，在另一个公园里。当时我与一位女友散步经过路边的一条长条椅时，我惊愕地看到了波兰人与一个女的坐在那里。那女的看上去并不年轻，四五十岁，也不像是本地人，两人正热络地说着什么。从他们坐着的姿势来看，他们俩认识没多久。我于是假装没看到他，拉着女友的衣袂快步离开了那一带。我边走边告诉女友我认识那个男人。

这次波兰人会与那女的说什么呢？他不会再谈萨福与诺贝尔文学奖了吧。但他一定会重新用上那种试图取悦人的腔调，如果他想继续他们的谈话，尽管公园的那个角落并不适合谈话而是附近大学城里的年轻人用于喝酒的。他也许真的知道很多，说不定是某所大学里教文学专业的。我记起有次他还与我说起他曾在以色列待过八年，他也知道作家奥兹并读过他的一些作品。他英文很好，西语够交流，也许还知道一点别的外语，就像塞巴尔德写的阿德尔瓦尔特舅舅，可以在短时间内就掌握几门外语。事实上他还能说出一些生活在西班牙的拉美作家的名字，比如聂鲁达、巴耶霍什么的，此外他还经常光顾海明威曾在马德里写作过的几家酒吧。但就像我刚才说的，所有与我聊的那些话题都有取悦我的倾向，他就像是一个括号，拼命向他旁边的内容弯下腰去、弯下腰去，尽管多数时候他不知道是否能将那些内容最后归为己有或与它们融为一体。

蔡明亮的电影《你那边几点》里的结尾我很喜欢。男主角曾邂逅过一名最后去了巴黎的女生，故事快结束时，在同一时间里，当巴黎的女生在寂寞的屋顶走着，留在中国台湾的那名男主角在深夜观察着客厅鱼缸里的鱼，那条鱼自从他父亲去世后就在夜间非常活跃，仿佛从另一个世界归家的父亲。于无声处，蔡明亮让我们哽咽。

不管时间指向哪里，所有法国巴黎和中国台湾的时针、分针、秒针，都是在一只孤独的钟面上行走。

我后来可能又与波兰人遇见过几次，都在差不多的地段，但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总共有五次或六次，因为再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当然后面几次他不再问我那句话了，我也不再好奇他是否还能一字不差地说出其他作家的出生年份，或某部作品诘屈聱牙的诗句。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是将他视作直接从《移民》里走出来的一个人，这样我才能保证我碰到的不是一个假人，一个纯粹的猎艳者，或者说，尽管现实里他没有手机、固定电话和邮箱，但我能在书中准确地找到他，他就住在小说的那几页里，永远不会离开，哪怕书被翻烂了，他也仍在那里等着我的手指去翻动他旁边那些碍手碍脚的不重要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