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赵柏田
从“有竹堂”流传出去的小词在太学生中间传看时,很多人猜测是苏轼学士的新作。词风忽而潇洒出尘,忽而娇憨无知,如同与读者做着一场蒙面游戏,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学士聊发少年狂。第一个指出笔迹不像苏轼学士而是像一个女子的,一些传记言之凿凿,说此人即李清照日后的夫君、太学生赵明诚。考遍宋人笔记,这种过于戏剧性的说法并无文字佐证,倒像是后世小说家劈空结撰的。
作为这些小词的第一批读者,太学内舍生赵明诚在某个时刻肯定被打动了。他已经猜出这些小词是一个女子所写,但这个女子究竟藏在哪一家的深闺呢?他或许会把朝中官宦家的小姐排着队暗数个遍。他甚至可能会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梦。那是一个古怪的梦。梦里他在读一卷经书,醒来后只记得三句话:“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当时他觉得,这三句话里可能藏着命运对他的一个暗示,却又百思不得其解。他曾把这个梦告诉父亲。父亲帮他拆字解梦,告诉他,这个梦预示了他的婚姻,他将娶一个文学女性——“词妇”为妻。“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草夫拔”乃“之夫”二字。赵挺之给他的解释当时怎么看都是牵强的,现在他倒希望是真的了。
赵明诚是时任吏部侍郎赵挺之的第三个儿子。他字德甫(或作德父、德夫),元丰四年(1081)生人,前面有两位哥哥存诚(字中甫)和思诚(字道甫),此时已经进入官场。他还有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已考中进士的两个青年才俊,李擢和傅察。他们的父亲赵挺之是密州诸城人,母亲郭氏,是曾知濮州、提点夔州刑狱的东平籍官员郭㮣的女儿。这个郭㮣,用苏辙劾章里的话来说,“资品鄙陋”,是个趋附之徒,初官凤翔通判,坐失人死罪去官,后因缘权幸,竟得复官,提点西川刑狱,去四川上任了。元祐五年(1090),除朝散大夫刑部郎中,后守曹南。绍圣四年(1097)退休归里。郭㮣习的是法家,以善于择婿著称,他的女婿除了赵挺之,另有几个如陈师道、邢恕等,也都是一时之俊彦。从赵明诚的母亲郭氏日后的行径来看,喜附会、重功利,竟也有着几分乃父的影子。
李清照日后的公爹赵挺之,字正夫,生于康定元年(1040),幼时随父官北京。熙宁三年(1070),赵挺之登进士第,正式进入官场,初为登州、棣州教授,元丰末,通判德州。他应进士试进入仕途那一年,正是王安石苦于新法推行得不到朝臣支持、改由通过科考选拔新人充为羽翼之时,所以他的政治光谱是偏向新党的。
宋朝开国百年以来,科举取士向来偏重文学,参试者需要考作律诗和词赋的能力。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起,考试内容中策论的比重慢慢加大。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在他主持的考试中削弱诗赋的比重,开始偏重策论。王安石批评本朝取士制度,认为诗赋与国家治理无关,多次提出要把诗赋从考试项目中去除。这引起了许多士大夫的反对,因为诗赋取士已有漫长历史,过去从未曾阻碍过简拔大臣,而且一个人的文学才华,是修养和斯文的体现,岂有弃而不取之理。熙宁三年,得到神宗支持的变革派提出,进士考试要偏重实务,考试重点应放在论、策问和经义上,反对派的声音才消歇了下去。在新旧党争渐趋激烈之际,赵挺之要一举中的,我们大致可以猜测,他必定要在考试策论中有迎合新政的议论,如此方能博得当政新党的欢心。
刚入仕途的赵挺之称得上是一个极有胆识的官员。他在德州通判任上时,恰逢哲宗即位初,赏赐兵士缗钱,但这笔赏钱被老糊涂的郡守贪污了,士兵们领不到赏钱,手持棍棒冲进府衙,郡守和其他官员都吓得躲避了开去,只有他一个人端坐堂上,问明情由,立即发给赏钱,惩办了为首作乱者,平息了兵变。他在德州任上还有一件事,境内河川屡决,许多人建议迁徙宗城县,转运使令赵挺之调查。赵挺之说,县距高原千岁矣,水未尝犯,今所迁不如旧,必为民害。使者不听,终于迁徙,但迁后两年,大水湮灭新城,居民遂无家可归。
元丰末年,赵挺之在德州时,黄庭坚也在德州任职,监德安镇。两人既是同僚,又都喜好金石,一段时间来往甚密。赵挺之收藏颇富,经常邀请黄庭坚到家观赏,一同宴饮。黄庭坚于元丰八年(1085)留下的两款题跋,可证他们的一段友情。黄庭坚日后遭赵挺之打击,远逐岭南,客死他乡,若古物有灵,情何以堪?
在他们交往最密切之际,因为政见不合,他们的友谊已行将翻船,并且殃及另一人,时在朝中任职的苏轼。据《东都事略》记载,事情的起因是赵挺之推行新法中的“市易法”,在德安镇遭到黄庭坚的抵制,黄不想折腾,理由是“镇小民贫,不堪诛求”。不久,赵挺之即将提拔,朝廷召试馆职,对赵挺之很是看好的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专门征求苏轼的意见,苏学士说了一句很伤人的话,“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一下子把赵挺之给得罪了。由此,“挺之深衔之”,并伺机报复。
苏轼的反对没有奏效,赵挺之顺利召试馆职,除集贤阁校理。次年六月,即转为监察御史。迁转如此之快,若无上面有人力挺,几乎不可能做到。
元祐元年(1086),赵挺之任集贤阁校理,黄庭坚任职史馆,两人继续同事。南宋作家王明清在《挥尘录》里说,黄庭坚性情诙谐,经常对赵挺之搞一些恶作剧,让赵下不来台。黄庭坚是江西人,看不起赵挺之是山东人,“意常轻之”。“每庖吏来问食次,正夫(赵挺之字)必曰:来日吃蒸饼。一日聚食行令,鲁直(黄庭坚字)云,欲五字从首至尾各一字,复合成一字,正夫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鲁直应声曰:来力敕正整。叶正夫之音,阖座皆大笑。”又有一次闲谈,赵挺之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山东人尊重文化,最重润笔,每请人写一篇墓志铭,赠送的好东西要装满一车子——“则太平车中载以赠之”。黄庭坚说:“想俱是萝卜与瓜齑尔。”这般口没遮拦,他后来给贬到宜州去,吃的还是嘴巴亏。
这赵挺之果然是个睚眦必报的直男,一待做了风纪官,又有把他当棋子使的朔、洛两党的老辣官员背后唆使,马上展开了对苏轼本人和他那个松散的文化圈的攻讦。适逢神宗刚刚去世,他从苏轼草麻(指起草的诏书)引用的《诗经》里的“民亦劳止”四字,攻击苏轼暗指人民百姓受苦,意在诽谤先帝。苏轼上章自辩,反击赵挺之“以白为黑,以西为东”,这事虽有惊无险过去了,但苏轼的声誉肯定在这次攻击中受到了伤害。
元祐二年(1087)十二月,赵挺之又上一奏书,从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一事着手,隔山打牛地指责苏轼包藏野心:“苏轼学术,本出《战国策》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责是之故,苏轼文化圈中的黄庭坚、李格非、廖正一和陈师道等,后来都对赵挺之抱嫌恶态度。尤其陈师道,他与邢恕、赵挺之都是郭㮣的女婿,邢、赵两个连襟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只有他的日子过得特别紧巴,好友晁补之和张文潜想举荐他做个太学录,他也怕遭人议论推辞了。但即便他穷得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妻子和三个儿女都寄食岳家,千里跋涉跟着老丈人去了四川,他也不愿意向两个连襟张口求援。
《朱子语类》记载说,元符三年(1100),陈师道去东京郊外参加皇家祭祀,需彻夜守灵,天寒,非重裘不得御寒,陈师道没有厚重衣服,他妻子跟赵挺之夫人是亲姐妹,特去赵家借得一裘,让他带去御寒。陈师道得知后大怒,说他宁愿冻病而死也不愿着赵家衣,“汝岂不知我不着渠家衣耶!”陈师道日后在四十九岁壮龄早早去世,据说就是那次守灵受了风寒落下的病根。陈师道死后,元祐年间著名的艺术资助人王立之出资抚养了他几个未成年的儿女。
元祐朝局翻云覆雨,回京的保守派人士齐心协力根除熙宁、元丰年间推行的新法,目的既遂,失去了敌手,他们又开始相互攻讦对方,爆出朔党、洛党、蜀党三党之争。赵挺之在政治光谱中是偏向改革派的,现在保守派掌了权,不论他们中的哪一党得势,他都少不得曲意逢迎。
一些行事激进的保守派官员做事不留后路,很喜欢对打倒了的政治敌手又踩上一脚。元祐四年(1089),改革派领袖、已经下台许久的前宰辅大人蔡确被摄政的仁宣太皇太后一道懿旨永久流放到了帝国的瘴雾之地,广南东路的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受蔡确案牵涉,赵挺之也被赶出东京,通判徐州,次年,改知环境更恶劣的楚州。旧仇未消,又添新恨,这使他对元祐大臣们的忌愤又深一层。
好在严格意义上赵挺之也不算新党骨干,倒与元祐阵营的一些官员时有交游,所以这次所受责罚也不算太重。到元祐六年(1091),他依附得势的章惇回到京都,很快凭着才干获得赏识,升迁国子监司业。是年七月,哲宗驾幸太学,与宰执侍臣吕大防等三十六人唱和,赵挺之和未来的亲家李格非俱在侍驾之列。
元祐八年(1093)五月,他又出为外官。这一回算是提拔,就任东京路转运副使。晁补之有送赵正夫京东漕诗:“朝持使者节,骑出大明宫。霜拂蓬壶外,春生海岱东。清时忧国事,白首问民风。我亦何为者,丹点勘中。”对其官声还是颇为嘉许。
也是这一年,九月,摄政八年的仁宣太皇太后去世,十八岁的哲宗亲政,朝局又将为之一变。高太后在世之日,不是没有察觉到一天天长大起来的孙子对自己的敌意,她也不是没有动过废立的心思。曾经,宫中一个乳母意外怀孕,差点儿使她下定决心废帝另立,妇人之仁还是让她在最后关头犹豫了。但哲宗对皇祖母的不满却在一天天累积,这些像夏天的雨云一样越积越多的不满,总有一天会像疥疮一样要爆突出来,只是时机未到,不得不暂且隐忍着。某次上朝后,高太后责怪孙子听了大臣们奏事为何不发一言。哲宗恭敬答道:“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以后愈发的“恭默不言”。但这一切怎么能瞒过他的皇祖母?哲宗一直使用着他父亲留下来的一张旧桌子,平素很是爱惜,某日,一个宦官将这张桌子换掉了,哲宗闻讯十分生气,又换回了旧物。高太后得知这个消息,良久不语,不禁为先前的迁延不决感到后悔。但这时候她再想要有什么动作已经来不及了。
果然,这个在皇祖母摄政的八年里忍气吞声被压抑坏了的孩子,他一亲政就什么事儿都跟死去的皇祖母对着来。高太后以为对的,他必以为非,高太后严令禁止的,他乐此不疲积极推行。他对御前大臣们衔恨已久,是因为他们从来只知道围着皇祖母转,他幼年的记忆里,满眼都是他们蠕动的臀背,却很少看到过他们的正面。现在什么事儿他都可以自个儿做主了,自然要从对官员重新洗牌入手,对近前的臣僚来一次大换血,把听话的提到身边来,把那些不听话的大臣尽数逐出,赶得越远越好。资政殿学士章惇被提拔为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龙图阁直学士蔡京权户部尚书,更召淮南转运副使张商英为右正言,充当排击元祐大臣的御前打手。绍圣元年(1094)二月,年轻的皇帝亲自主持了他亲政后的第一次进士考试,所出的策论考题,对旧党施政这几年来的实际效果提出了一连串的质疑,要士子们对元祐之政展开毫无保留的抨击,“子大夫悉陈之无隐”。殿前御试的策论题目和新改的年号一样,足为皇帝心声,把他的“绍述”之志显露无遗。
停滞了许久的新政机器重又启动了,哲宗任命改革派领袖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一大批先前失势的变法派官员重新回到汴京的政治场。继最早获得起用的李清臣、邓温伯和王安石之婿蔡卞等一班人后,与新党渊源颇深的赵挺之也再次被召回朝中,复入国子司业,等待着委以更加重要的官职。《宋史》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了赵挺之此后几年里火箭式的升迁:绍圣元年(1094),四月,迁太常少卿;十月,权礼部侍郎;十一月,为吏部侍郎。到元符元年(1098),他已历任中书与门下两省长官,升到中书舍人兼侍读。元符二年(1099),九月,试给事中,差充贺北朝生辰使。据说这次出使,北地苦寒,他差点把耳朵给冻掉了。
到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赵挺之擢吏部侍郎。此时的赵挺之已非元祐年间的小卒子,俨然朝中重臣了。
套用一句俗话,新党在一天天好起来,他们的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元祐文坛的灵魂人物苏轼最早遭受打击,绍圣初年先知定州,再黜知英州,不久又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末,干脆被打发去了海南,责儋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曾见南迁几个回”,好不容易等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赦归,却在归途中死在了常州。他手足之爱的兄弟苏辙也一贬再贬,绍圣元年出守汝州,降知袁州,不久贬筠州闲住,最后被打发去了雷州。那几年里,几个苏门学士不是在被贬谪的路上,就是提心吊胆等待着被驱逐出京。秦观于绍圣初出为杭州通判,途中改谪监处州茶盐酒税,元符末,特除名,永不收叙,送雷州编管。黄庭坚先责授涪州别驾,再贬黔州安置,后被打发去了戎州安置。张耒贬监复州酒税。出身京东西路晁氏世家的晁补之出为应天府、亳州通判,最后降为信州盐酒税的小官。已经去世的元祐大臣也不得幸免,吕公著被追贬建武军节度副使,司马光被追贬青海军节度副使,追夺遗表。
到徽宗即位之初的元符三年(1100),苏轼文人圈的要角们大多已贬窜出京。李格非忝列后四学士,不在圈子的中心,暂时还没有波及到,由礼部员外郎这样的清要之职转任提点京东刑狱。但这已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最高点。从他与这些贬官们频繁的书信往还来看——这年六月他还跑到湖北樊口,和贬谪途中的张耒一起上灵岩寺饮酒赋诗——他的跌落也是朝夕间的事了。
赵挺之在帝国政坛的火速蹿升,与苏轼文化圈的这些走下坡路的官员形成了鲜明对照。新皇登基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赵挺之连升三级,正月进御史中丞,六月进吏部侍郎,十一月接替出任尚书右丞的温益任吏部尚书,这一大堆复杂的名头表明,他离翘首以待的相位仅一步之遥了。不久后,在为去世的摄政钦圣皇太后(神宗遗孀,哲宗去世后曾短暂垂帘听政)举行的一次祭奠仪式中,赵挺之和朝中的另一个重要大臣、宰相曾布又分别担当了重要角色,曾布为皇太后山陵使,赵挺之为仪仗使。这一荣誉职位的含义不言自明。
就在这个时候,赵家来向李家提亲了。赵李两家,籍贯都是京东东路,谊属同乡,又同朝为官,亦算门当户对。虽然两家家长不在同一政治光谱上,但这几年新旧党争的交锋面上他们都不是冲在最前面的人,无大的冲突,再加上新朝改元“建中靖国”,当轴者欲持中正态度调和两党的用心不言自明,对这桩婚事,李格非应该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另外,有一个现实问题也不能不予考虑,来提亲的赵侍郎说起来还是李格非的上司,赵目前身份是“权吏部侍郎”,之前还曾短暂“权礼部侍郎”,权摄礼部虽只一个月时间,上司的名分还是在的,一个下属总不能驳上司的面子吧,除非他不想在帝国官场混了。
时年二十一岁的太学内舍生赵明诚能有勇气上李家提亲,也是自信满满。姑且不说他父亲仕途看好,本年使辽回来行情节节看涨,仅以他本人而言,虽只弱冠之年,因酷爱收集金石文物和当代名家法书,在东京的艺文圈子里也已有着不小的名头。
两年前,也就是元符元年(1098)正月,咸阳有一个叫段义的百姓得玉印一纽,据说是传国玉玺,经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辨验,确认无疑,送到京师后,将作监李诫亲手摹印二本,其中一本就是送给在金石学界声名鹊起的赵明诚的。对一个太学内舍生而言,这自是一份难得的荣誉。日后,朋友谢逸曾赠赵明诚一首长歌体的《送赵德甫侍亲淮东》,诗中的“茂陵少年白面郎,手携五弦望八荒”“向来问字识扬子,年未二十如老苍”等句虽不无溢美,但也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赵明诚长得一表人材。他面目白皙,谈锋甚健,喜欢弹琴、焚香、出游、静坐,他与年龄不太相称的博雅,使他看上去显得有点少年老成。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够得上他那个时代好青年的标准。
金,古代的青铜礼器;石,墓碑或纪念碑上的刻石铭文。对青铜彝器上的古文字和散落在古庙、山林以及墓碑上的铭文拓片集中收罗并展玩,藉以对吾国文明进行正本清源式的讨论,是十一世纪中国士大夫开辟的一个学术新天地,也展示了他们审美世界空前热烈的一种新追求。这项事业的最初开创者,是前朝古文运动大家、杰出的政治家欧阳修。在他的《集古录》一书之后,他关于两大类古器物的分类方法开始为整个知识界所遵从,并衍生出一门新的学问——金石学。
在欧阳修生活的北宋中国,一场尚古之风正愈演愈烈。从宫廷到知识界,人们都热衷于收藏和研究古代器物,藏家奔走于山野大泽,到处寻求各种新出土的文物,或在古物市场以不菲的价格购求。著作家们用拓墨、线描等手段重新展现这些古器物上的文字,并用各种复杂的理论阐释这些器物在历史和仪礼中的重要意义,其动机,乃在于复兴上古中国的理想,重建古代礼制,借助前代的遗存重构历史。
庆历四年(1044),由范仲淹、韩琦等人倡导的改革运动失败后,欧阳修被逐出京城,历官北都大名府和地理上更为边鄙的真定府。嗣后又被政敌指控在家中行为不端,贬黜长江下游的滁州。这些地区随处可见的倾圯的古代遗迹,曾一次次让他黯然神伤,怀疑这个世界的物质性基础是如此脆弱。比如唐虞世南撰并书的一块碑,是他童年时期就接触过的一件作品,1045年前后重逢,已经损毁严重,令他发出如是之叹:“因感夫物之终敝,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
类似的这些残碑,唤醒了他身上一直沉睡着的重建失落的文化传统的热情,至少从那个时期,欧阳修就开始留意荒郊草丛中的碑刻拓片并缓慢而持久地充实他的藏品世界。此项工作前后持续近二十年,为他蒐集到了无数残碑拓片,据1062年前后他与同样痴迷古代书法的好友蔡襄的一封信中所透露,他共收集到一千多件拓片。其间他还写作了大量关于这些铭文及其相关历史内容的跋。他担心聚多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于嘉祐八年(1063)编成《集古录》一书。从书首一份长长的收藏目录可知,他营建的庞大的古物世界诚可谓包罗万象:商周时代的青铜礼器,秦时的石刻、明器和墓志,汉朝孔庙和道观中的碑柱,魏晋时的佛像,隋唐时的佛塔铭文以及五代的道家经书等。这些古物超越了时间和地理的限制,和铭文一道勾画出了一幅古代世界的画像。
此书一出,因作者的特殊身份,更兼体量庞大、编目精细,令同时代的许多藏品集黯然失色。尤其是欧阳修去世后由他最小的儿子欧阳棐编定的《集古录跋尾》的出版,更是彰显了这个自号“六一老人”的长者在政治家、历史学者、诗人之外的另一重身份:金石学家,或文物鉴赏家。这两部生前身后问世的著作也使欧阳修成为了金石学的开山人物。
赵明诚作为一个自小就酷嗜青铜彝器和碑文的金石爱好者,欧阳先生的这两部书对他来说不仅是学术指南,更是他的一份人生指南。是欧阳修最早告诉他,金石并不是冰冷的,而是带着历史的余温的,收藏金石是一项值得魂魄与寄的事业。古器物上这些穿过时间的铭文不仅展现了书法之美,更展现了往昔生命的痕迹。欧阳前辈还说,世人都竭力搜求金玉珠玑和象犀虎豹的齿角皮革,以为珍宝,又有几人知道金石碑刻这些“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更能带给收藏者心灵的愉悦?
“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欧阳修说得好,天下的贵重之物只要你喜好,又有财力,都可以获得,最怕的是有财力却不喜欢,喜欢的人却又没有财力。“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对于金石遗文,重要的是无条件的热爱和一以贯之的坚持,若能这样,“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
赵明诚自述他与金石事业的缘源,追溯到了童年时代,“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一个孩子自幼喜收藏古器物书帖,或许是出于天性,但更多的还是与他成长的环境尤其家学有关。如果不讳言,他第一个追随的“当世学士大夫”,应该是他的父亲赵挺之。赵挺之喜好书法,曾给人书写碑石,《中州金石记》卷四载有韩宗道墓志,乃元符二年七月立,曾肇撰文,赵挺之书丹,可见其书法在当时已小有名声。赵挺之还是一个庋藏甚富的收藏家。如果赵明诚对五岁那年发生的事尚有记忆的话,他当会记得,元丰八年(1085)初,他父亲任德州通判,黄庭坚曾来他父亲的书房“西斋”,观瞻《乐府木兰诗》,留下“观古书帖甚富”的跋语。那次一同参观的还有他父亲的两位朋友,石辅之和柳仲远。同年五月,黄庭坚又来他家看赵挺之收藏的“绛本法帖”,陪同的两人换成了江南石庭简和嘉兴柳子文。那次看帖,黄庭坚似深有感悟,即席留下“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古人工书无它异,但能用笔耳”的观感。
不久,赵挺之召试馆职,为秘阁校理,他又随父至京师。元祐四年(1089),他九岁那年,赵挺之因蔡确下台牵累,罢监察御史通判徐州,他又跟随父亲去了徐州。赵明诚成年后回忆说,在徐州他收到了平生第一件藏品《隋化善寺碑》。一个九岁的孩童自然无法独立完成拓碑这样的专业性工作,这件事很可能是在赵挺之的帮助下完成的。次年,赵挺之知楚州,他又跟去。绍圣元年(1094),章惇政府复行新法,赵挺之重新回到政府出任国子监司业,他又跟着从楚州回到京师。这一年赵明诚十四岁。此后,他基本上都随父在京师。
回到京师不多久,赵挺之由太常少卿权礼部侍郎,随着位高权重,与旧党背景的故交旧友几乎断了来往。赵明诚在十七八岁时得到的两块碑刻,得之于彭城丛亭的《唐起居郎刘君碑》和徐州丰县的《汉重修高祖庙碑》,都是姨父陈师道提供线索,再多方设法托人访求来的。
《唐起居郎刘君碑跋文》,曾述及他与时任徐州州学教授陈师道通信进行学术交流情形:“绍圣间,故陈无己学士居彭城,以书抵余曰:‘近得柳公权所书刘君碑,文字摩灭,独公权姓名三字焕然,余因求得之。’碑残缺,然可识者,犹十三四,不忍弃,故录之。”同卷《汉重修高祖庙碑》跋:“汉重修高祖庙碑,郭忠恕八分书。余年十七八时,已喜收蓄前代石刻,故正字徐人陈无己,为余言丰县有此碑,托人访求,后数年乃得之。然字画颇软弱。”
绍圣间,最晚是1097年间事,赵明诚是年十七岁,陈师道长他二十七八岁,时年四十四五。陈师道之文,简重典雅,法度谨严,其诗词语精好,注重炼字,被好友黄庭坚称作“陈侯学诗如学道,又似秋虫噫寒草”,赵明诚少年老成,素喜苏、黄诗文,又崇敬陈无己是苏门学士,是以他们的交流没有代沟隔阂。
陈师道对连襟赵挺之怨隙日深,对赵明诚却高看一眼,在信中与黄庭坚私下议论,说这个孩子性情宽厚,遇事不为骨肉亲情和不同政见所干扰,有着可贵的学术品格。他很同情赵明诚,因着对苏、黄诗文的热爱,屡次被小心眼的赵正夫刁难。“正夫有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文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与父。几如小邢矣。”“小邢”,是赵挺之的外甥邢居实,时任御史中丞的连襟邢恕之子,年纪轻轻写得一手好文章(《宋史》称其有“异材”),时常与苏轼文化圈中的论年龄够得上叔伯辈的一班文人往来,他的父亲邢恕却是个一门心思往上爬的新党中人,见小邢偏爱和旧党中人来往,时常打压,小邢不到二十岁就郁郁而死。黄庭坚拿老邢小邢比拟赵氏父子,一半是欣赏,一半也是惋惜。
但黄庭坚担心的父子交恶的场面并没有出现。赵挺之由新一代新党领袖章惇援引入京,委以要职,他成天跟在章惇、蔡京、蔡卞这些福建人的屁股后面跑,令失势的保守派官员很是不齿,有人还给他取了一个“移乡福建子”的绰号。其实,在翻覆多变的帝国政坛上,赵挺之这样的灰色人物在各方政治势力中察颜观色,左右骑墙,也不过是为求自保。士论严苛,责他“谄事”权贵,大节有亏,但平心而论,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赵挺之还是尽到了责任。
是时代的风气最初点燃了赵明诚的金石学兴趣,而父亲赵挺之庋藏的金石经卷为他打开了通往过往世界的一扇大门。赵挺之在败给政敌蔡京前,家藏宏富,就连书学博士米芾也要来他家拜观著名的藏品《蔡襄进谢御赐诗卷》,并留下亲笔题跋。日后,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合撰《金石录》,收金石碑文二千卷,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赵挺之的遗物。
《金石录》收录家藏《唐遗教经》,赵明诚曾在跋尾里说,“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独此经最为旧物,盖先生为进士时所蓄尔”。赵挺之去世后的数十年里,赵明诚每每整理金石藏品,总会睹物思人,想起他的父亲。
对赵明诚来说,他心目中的理想伴侣,不只是当年欧阳修迎娶的那种“弄笔偎人久”的娇嗔可人的新娘,还应该是一位尊重他的志趣、能帮助他来共同完成他热爱的金石事业的知识女性。从赵挺之曾给他解梦来看,他父亲在婚姻选择上是给予他很大自主的。
古风无媒不交,赵家既要提亲,定亲和婚礼自有一套繁琐的程序,按照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北宋习俗,凡娶媳妇,先起草帖子,两家允许,然后起细帖子,序三代名讳,议亲人有服亲田产官职之类,然后才进入实质性的议婚。如若依照从汉代沿习下来的《仪礼·士昏礼》,古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道程序走完,也即六礼齐备。即便本朝在婚嫁礼仪上已大大作了简化,但纳采、纳征、亲迎这关键的三步还是少不了,而且像赵家这样的富贵官家,所下聘礼不能像坊间庶民那样寒酸,仅用布帛、钗钏、羊酒、果实之属应付,而应该用正式的“三金”,即金钏、金镯、金帔坠。
按照孟元老的说法,媒人的服色也是有讲究的,“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说官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背子,或只系裙手,把青凉伞儿”。赵、李联姻,两家都是高品级的家族,我们可以猜想,请的应该是“戴盖头”“着紫背子”、专门说官亲的那种媒人。
我们还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正式缔结婚约前,李清照或许已经和赵明诚见过面。时间是暮春,青梅刚挂果。地点是“有竹堂”的后院。她刚荡完秋千下来,一眼看到了站在门外的一个陌生的男子。她来不及整理汗湿的衣衫,甚至还来不及穿上鞋子,飞快地向内室跑去。她跑得那么惶急,连头上的金钗都滑落了下来。等到她以为门口的梅树枝桠遮挡住了他的视线,她忍不住回过头来,偷眼打量来客。她的心小鹿一样扑通扑通跳动起来。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点绛唇·蹴罢秋千》
这个倚门回首嗅青梅的少女形象,并不是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但她第一次出现在晚唐诗人韩偓的《香奁集》里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韩偓的《偶见》诗这样写道:“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入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那也是一个刚从秋千跳下的少女,与上门前来的男子劈面相逢,害羞使她说不出话来,只是痴笑着立在中门前,手搓梅子。青梅多汁、酸涩,是少女的隐喻,李清照把“搓”青梅的肢体动作替换成了用鼻子去“嗅”,看似动作更轻微,意味却更深长。《点绛唇》可以说是对韩偓《偶见》诗的移植和隐括,从文本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说,李清照创造了她的先驱。
李清照把这个倚门、嗅梅的少女作为自我写照写进这阕小词时,肯定灼痛了某些道学家的眼睛。曾经激赏李清照“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的评论家王灼,既称道这个意象“轻巧尖新”,也讶然于这个“闺房妇女”笔墨夸张,“无所羞畏”。可是,既见良人,云胡不喜?她为什么要遮遮掩掩呢?
在写于绍兴四年(1134)的《〈金石录〉后序》里,李清照用一个平淡无奇的长句叙述了新生活的开始: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吏部员外郎,丞相作吏部侍郎,候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
建中辛巳,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大致的婚礼时间,当在这年六月至十一月的某一天。据黄盛璋先生的《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考证,赵挺之由御史中丞升任吏部侍郎是在这年六月后,而这年的十一月,原吏部尚书温益升任尚书右丞,赵又递补其缺,赵挺之正式担任吏部侍郎的时间只有六月至十一月这半年。盛夏一般不会举行婚庆大礼,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推测,赵李合卺,应该是在这一年的秋天。
一对璧人,券约已立,誓必偕老,在这盛世华年安心好做长久夫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北宋朝的婚典仪式,从典礼日的起帖子、“缴檐红”“回鱼箸”“插钗子”“铺房”,到迎娶日的“起檐子”“拦门”“撒谷豆”“坐虚帐”“坐富贵”“走送”“牵巾”“撒帐”“交杯酒”“新妇拜堂”,宫墙内外,品官庶民,莫不一体遵行。
按照性喜建章立制的前朝宰执司马光给出的婚庆设计和《政和五礼新仪》的新规定,尽管新郎目前还是一个在读的太学内舍生,他也应该穿着九品朝服来完成这场婚礼。
等待婚期的日子里,汴京的桂花开了,木樨香动一城香,这个未来的新娘面对这芬芳而沉静的花儿,应该会把自己代入进去,为自己拥有的青春韶华、也为资质出众的意中人感到骄傲吧。屈原的《离骚》写了那么多香草美人,可以说是一本群芳谱了,怎么就独独遗漏了这“花中第一流”呢!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
她应该是满意于这桩婚姻的,在红尘俗世里与这个老成持重的男子做一份人家。世间有才的女子不知凡几,嫁得好的能有几人?即以稍长于她的海宁才女朱淑真而论,论诗才不在她之下,却早岁不幸,父母失审,所嫁非人,只能在自吟自咏中了却余生,填得一手好词还被叫作“断肠词”。她应该会庆幸,自己比世上大多的女子要幸运得多。且让群芳去妒吧。
金石蒐集,大抵是要终日与古物碎片打交道,皓首穷经,难免枯燥。婚后妻子的加入,使得这一漫长过程成了一项充满乐趣的活动。目下,赵明诚还是在籍太学生,虽则成了家,夫妻两人尚无独立的经济来源,只能靠夫家长辈给的份子钱过活。赵挺之虽居高位,却不贪财,自然也没有过多的闲钱供子女花销。每逢初一、十五日,赵明诚从太学告假回来,夫妻俩就跑去当铺,典质衣物,得到五百文钱,就一起去逛相国寺的集市,购置金石书画。《〈金石录〉后序》回忆夫妻俩典当衣物的这一节文字,至今读来仍觉感人,贫贱中仍有着人伦的温暖:
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相国寺在开封城内,本战国时魏公子无忌故宅,北齐时,改为建国寺,后年久荒废,唐初复建,改为相国寺。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庭中设彩幙、露屋、义铺,卖时果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书之类”。以今视昔,类似一个露天大型商贸广场。
李清照说,他们在里面买到了中意的、经济上承受得起的金石碑文,还买了“果实”——也许是水果,也许是果脯类的吃食,回到家,“相对展玩咀嚼”。展玩的是“碑文”,当然,这些带着时光印记的上古文字也是值得再三“咀嚼”的,因为它们还是令人陶醉的精神食粮。她说,口腹和精神的双重愉悦,让他们像上古时代的部落酋长“葛天氏”治下的小老百姓一样快乐。这些从荒草和泥土掩埋下重临天日的金石碑刻,这些穿越了无数时间的上古文字,足可以让他们忘忧。
新婚的快乐无边无际,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每一寸时光都是令人迷醉的。她跟着他参加同城太学生们的聚会,坐着车游遍东城南陌,还有就是去宫内禁苑看牡丹。牡丹,那可是她父亲在传诵天下的《洛阳名园记》里写到过的富贵花啊。明光宫苑,御花园边,红色栏杆上的帷幕低低地垂着,亭台池馆整日里被暖烘烘的阳光熏抚着,她看着硕大的花朵像一个个晓妆初成的美人逗引着司管春天的神君,叹息日脚是那么短。“绮筵散日,谁人可继芳尘?”不管了,都不管了!对着花儿飞觥举觞,快些把金杯内的美酒喝下吧,别管它金乌已西坠,黄昏将袭来,筵上还有未燃尽的残蜡!
禁幄低张,彤阑巧护,就中独占残春。容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待得群花过后,一番风露晓妆新。妖娆艳态,妒风笑月,长殢东君。
东城边,南陌上,正日烘池馆,竟走香轮。绮筵散日,谁人可继芳尘。更好明光宫殿,几枝先近日边匀。金尊倒,拼了尽烛,不管黄昏。
《庆清朝·禁幄低张》
新婚女子天生的一段风韵,也只有在做了她夫君的那个男子前展露。说是“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倒不是某年某月某日,真的去巷尾的卖花人那里买了一枝花,插在头上,痴痴地问他,到底是花好看还是奴家的面容好看。花是美的,也是弱的,不知啥时就开败了,只是要让他记取,眼前人一定要珍惜。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
也只有初尝肉体的欢愉后,一个常作羞容的女子才会变得这样的大胆而无顾忌吧。天已大亮,看着身边那个尚在睡梦中的男子,凌乱的被褥、乱丢的衣物,甚至窗外雨后的花和叶,都是他们昨夜激情的证明: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素约小腰身,有一天会变粗。再美的容颜,也禁不起时光的推排销蚀。一朔一望之间,总是聚少散多,所以她才会在月明之夜,这般痴痴地张望夫君归家的马车。
素约小腰身,不奈伤春。疏梅影下晚妆新。袅袅娉娉何样似,一缕轻云。
歌巧动朱唇,字字娇嗔。桃花深径一通津。怅望瑶台清夜月,还照归轮。
《浪淘沙·素约小腰身》
按照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所说,赵明诚是执意要把金石事业作为此生职志了。婚后两年,赵明诚出仕(未详何职),有了一份俸禄,吃穿用度不用愁了,他便立下了节衣缩食也要游遍“遐方绝域”,把天下的古文奇字全部搜罗荟集的宏愿。
对此,她自然是支持的,于是,夫妻共有的藏品“日就月将,渐益堆积”。加之赵明诚父亲在政府中枢工作,亲戚故旧中也有人在秘书省,常常就近可以看到《诗经》以外的佚诗、正史以外的逸史,以及从鲁国孔子旧壁中、汲郡魏安釐王墓中发掘出来的古文经传和竹简文字,于是夫妻俩尽力抄写,渐感趣味无穷。偶尔看到古今名人的书画,夏、商、周三代的奇器,即便囊中羞涩,也要典当衣物把它买下。古物世界的诱惑力如此巨大,他们已经欲罢不能了。
得之于武梁祠的《汉从事武梁碑》,应该是他们婚后最初的成绩。这些大量记录东汉人文信息的画像石,前辈欧阳修也曾予以关注。赵明诚《汉从事武梁碑》跋云:“余崇宁初,尝得此碑,爱其完好,后十余年,再得此本,则缺其最后四字矣。”
崇宁年间(当在1102-1105年间),有人拿着一幅南唐名画家徐熙的《牡丹图》来找他们,几经讨价还价,最后出价二十万钱才肯卖。这个徐熙,乃当时江南最有名的花鸟画大师,擅画草木虫鱼,“妙夺造化”,南唐李后主都把他的画挂在宫里的,人称“铺殿花”。北宋画家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曾讲过一个故事:“太宗因阅图画,见熙画安榴树一本,带百余实,嗟異久之曰,花果之妙,吾独知有熙矣,其余不足观也。”遂令画院的画师们临摹学习。又,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评价说,“(熙)尤长于画花竹……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
书画客带来的这幅牡丹图,画法更与他者不同,先用墨画枝叶,然后设色,淡雅而有骨力,正是日后流行的花鸟画“没骨法”的前声。李清照和赵明诚见辄心喜,很想把它买下来。可是即便是贵家子弟,要短时间内筹钱二十万,也自不易,何况他们这一对“月光族”。他们把这幅徐熙的《牡丹图》留看了两夜,最终还是想不出法子筹到钱,不得不还给卖主,为此还惋惜怅惘了好些日子。
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汉任伯嗣碑阴》,应该是得于大观元年(1107),他们阖家迁往青州前。《金石录》卷十五载:“右汉任伯嗣碑阴,大观初获此碑,置于泛水辇运司廨舍壁间,余闻其阴有字,因托人讽邑官,破壁出之,遂得此本。盖汉碑有阴者十七八,世多弃而不录尔。”
由于从事于金石书画,他们与当世书画名家的交往也多了起来,除了早先到访丞相府的书学博士米芾,还有善画墨竹的画家文同。赵明诚记下了他与米芾共同考证一块没有书丹者姓名隋碑的经过,经对比判定,确定是欧阳询所书:“右《隋周罗睺墓志》,无书人姓名,而欧阳率更在大业中所书《姚辩墓志》《元长寿墓志》与此碑字体正同,盖率更书也。往时书学博士米芾善书,尤精于鉴裁,亦以余言为然。”漫长的收藏生涯中,类似的相与考证、评析,应该会有很多。
和赵挺之一样,赵家的几个儿子也都是变法派推出的科举和教育改革的受益者。赵挺之在熙宁三年(1070)的进士考试中凭着策论上的优势一举中试,叩开了仕途之门,赵明诚太学内舍生资格的取得,同样也是王安石熙宁新政的遗泽所致。
宋初选官,主要渠道是科举,科考历来以诗赋文学为大宗,但随着一个功利主义年代的到来,有人提出诗赋文学是屠龙之术,以之取士,不利于人才的选拔。王安石在启动改革之初,就曾向神宗建议通过学校选士。熙宁四年(1071)九月,改革派对国家最高学府太学进行改制,增加新的实务类课程,希冀最终以之代替科举。朝廷不久后制订“三舍法”,将太学分为三个等级,最高一等的上舍生、次一等的内舍生和末等的外舍生。
太学并不是宋朝青年士子的游乐场,除了常规学业课程,太学生们还要学习策论和经义,以应付花样繁多的私试、公试和舍试。激烈的竞争使得太学生们不敢懈怠,因为上升空间有限,大家都要挤着过独木桥。按照最新公布的太学规则,外舍生中只有一至二成的人可以升为内舍生,内舍生中只有三分之一可以升为上舍生,上舍生中上等者每年不超过二人,免礼部试者每年只有五个名额。繁重的学业下,赵明诚虽然家在京师,平常也都是住在学校斋舍,每月逢一(朔)和十五(望)方能回家。虽说短暂别离可以促使年轻夫妇感情升温,但同处一城却不得相见的滋味总是苦涩的,而愁思未免让人心猿意马。
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
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
《蝶恋花·暖雨晴风初破冻》
帝里春晚,重门深院。草绿阶前,暮天雁断。楼上远信谁传?恨绵绵。
多情自是多沾惹,难拼舍,又是寒食也。秋千巷陌,人静皎月初斜,浸梨花。
《怨王孙·帝里春晚》
春天来了,湖面的冰层也融化了,“春心”原来就是这么一种说来就来的东西,爱的人不在身边,连头上所戴的些许首饰也是沉重的。心思太重的人准无好梦。夜深了,秋千睡了,巷陌睡了,鸟睡了,人睡了,月色花光流转处,却还有一树浸月梨花醒着,月光穿透花瓣,如同失血冰肌。她被自己想象出来的这幅画面摄住了心神。她盼望的爱怜,他是不是可以给?她想要的温暖,他是不是可以给?思念在夜的街巷流淌,多想一下,就多一下的心痛。
红酥肯放琼苞碎,探著南枝开遍未?
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
道人憔悴春窗底,闷损阑干愁不倚。
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
《玉楼春·红酥肯放琼苞碎》
她又想到梅了,这洁净的、早慧的花朵,雪地里半开着的一张脸。它现在鼓着苞儿,还未全开呢!良人,你想要来饮酒赏梅的话便来罢,等到明天说不定要起风了呢!等到花都落了你再来,算几个意思啊——“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
然后到了夏天。白日里,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炉炙烤着大地,黄昏终于有一场雨带来了晚凉,她都在闺房里闷了一整天了,不不,整半个月了。今天是“朔”,还是“望”?反正他都要回家来啦,赶紧趁等待的时间对着菱花镜子化个淡妆,给嘴唇上点颜色,穿上他喜欢的薄丝缕。可别忘了一进门就要告诉他,今夜凉,可同入梦。
晚来一阵风兼雨,洗尽炎光。理罢笙簧,却对菱花淡淡妆。
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
《丑奴儿·晚来一阵风兼雨》
还要告诉他,我侬两个,就像并蒂而生的双银杏,或者是,池中依偎的并蒂莲,酒醉后的唐明皇与杨太真:
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橘可为奴。谁怜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
谁教并蒂连枝摘,醉后明皇倚太真。居士擘开真有意,要吟风味两家新。
《瑞鹧鸪·双银杏》
婚后独居小院,她太闲了。每个月里除了丈夫的两个短假,她都是一个人。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发呆,一个人喝酒,一个人睡。一个人的孤独,和无人过问的一棵草有什么不同?漫无际涯的时间,就像满手的牌总也走不掉。这情形,就像她日后到了青州《念奴娇》词里所写,“萧条庭院,险韵诗成,扶头清醒,别是闲滋味”。拈得一字,险韵作诗,让它们从艰僻的高处平安妥帖地落下,也只能作这样消遣了。写作就是起于无聊,起于要把时间的空隙一一去填充。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待得草木零落,秋天的愁结怕会更深更重吧。西风卷动重帘,人比黄花更瘦。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因为写作目前在她看来还只是遣兴的小技,她从来不会在词作的后面郑重地写上写作日期,所以后世对她诗词作品的系年成了一大难题。很多时候,由于系年的错误,使得对作品的解读言人人殊。对于这首《一剪梅》,元人伊世珍记其本事为:“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太学就在汴京,又何须“远游”,况且赵明诚此时也还没有出去做官,他“出仕宦”,是婚后两年的事,且也没有外放,所以这一幕锦帕相送只是出于伊世珍的臆测。只是夫妻小别,虽出于至情,却也不至于严重到“无计可消除”,想来此时的新妇,除了思念,也是别有心事。
至于《醉花阴》一词,伊世珍又别有故事:“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曰:‘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易安作也。”
这夫妻斗句的一幕,或许又出于小说家伊世珍的想象,却是后世读者乐于听闻的故事。
日子也不全是这样的逸乐而美好,汴京城里阴晴不定的政治气候早就给他们的婚后生活蒙上了一丝阴翳。本朝过去的几十年里,围绕着权力争夺的变法派与反变法派,或者说新党与旧党的较量从来就没有消停过,而每一次政治风向的陡转,都会带来朝中人事的大幅变动和得势一方变本加厉的报复。而且总体看来,新党中的躁进之徒打击起异己来手段更狠,更不计后果。戾气从朝堂之争生起,渐渐向着整个社会蔓延。
1100年正月,当二十四岁的哲宗皇帝去世,神宗众多子嗣中的第十一子、端王赵佶即位成为徽宗,朝政的大车似乎又开始向着正常的轨道回归。一开始,新皇与把他扶持上位的钦圣太后(神宗的遗孀)共同柄国,其间,他把作风凌厉的变法派领袖章惇驱逐出了宰辅的行列,代之以相对温和的曾布。他还释放出了与党争时代告别的信号,把即将到来的1101年的年号改为建中靖国,意为超越党派纷争走中间道路,以稳定国家。这无疑表明,新皇是赞成党派和解的,他希望变法派大臣与反变法派大臣能够达成共识,“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握手言和,使国家这辆大车沿着中间道路的车辙稳步前行。为了平衡朝中各方势力,新皇特意召见了元祐派老臣范纯仁,表示要任命他为观文殿大学士,以备顾问,范纯仁虽因身体老病没有正式就职,但徽宗的一句“得一识面足矣”,还是成功地安抚了相当大一部分元祐旧臣的人心。
然而三十年的积怨之下,两党之仇日增月积,又岂是一纸诏书便能轻松调和。长时间的对抗使得人心变得暴戾了。之前,每一次的朝局变化,扳回比分的一方总会把反对派的领袖流放到荒僻的岭南,这种带有污辱性质的互害,使得仇恨呈现几何级数的累积,它暂时还隐含不发,是因为皇帝的态度还不明朗,大家都在观望。1101年一月,皇帝终于撕下了遮羞布,翻出了他以前一直小心翼翼遮掩着的底牌。共同摄政的钦圣太后一去世,徽宗马上着手重组自己的权力班底,把倡导中间路线的大臣们来了一番大换血。该年年中,徽宗正式表达了继承神宗和哲宗变法事业的愿望,停止寻求政治上的和解,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他把刚改的年号“建中靖国”又改回了“崇宁”。众所周知,神宗朝的熙宁时期是王安石刚刚开始实行新法的年代,改元实际上意味着对改革路线的回归,也表示皇帝终于走出笼罩了他一年的钦圣太后的阴影了。
实际执政的右相曾布以中道和解的姿态调和新旧两党,却落了个两面不讨好,接替他登上宰相之位的,是之前被逐出中央政枢的蔡京,一个来自福建兴化军仙游县的野心家。在各种官方和野史的叙述中,蔡京一直被看作是个寡廉鲜耻之徒,一个赤裸裸的政治两面人,可能他的真实面目更加复杂。1070年的一场进士考试中,二十三岁的蔡京以迎合变法派中试,再加一层姻亲关系,其弟蔡卞是王安石之婿,是以,进入政坛之初他身上有着浓重的变法派色彩。但元祐时废止新法,他又机灵地站到了司马光一方。到后来哲宗亲政,任用章惇重启变法,他的态度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举双手赞成复行新法。在时人眼里,这个跳来跳去的家伙、这个变色龙一般的政客为了得到权力可以一次次地放弃原则,或者说,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原则和操守。但就是这样一个品行极差的官员,哲宗时已经做到了翰林学士,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话真是一点不错。
到徽宗继位之初,奉向太后旨意调和新旧两党,旧派势力重新抬头,蔡京又被赶出中央,出任地方了。《宋史》的编纂者声称,蔡京在1101年末被皇帝任命为宰辅,是因为他瞅准了曾布与韩忠彦相权之争的空当,曾、韩都想把他拉到己方阵营削弱对方,狡猾的蔡京则把两边都愚弄了。但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是,蔡京被削去官职、贬居杭州时,结识了皇家派来搜寻字画古玩的大宦官童贯。
童贯一介阉人,虽对古玩字画略知一二,却不精通,他来江南替徽宗寻宝,身边正需要一位精于此道之人以备顾问。蔡京写得一手好字,论书艺不在当世大家苏、黄、米之下,且长于鉴赏,这就有了接近的资本。蛰居杭州只靠一点政府抚恤金勉强度日的蔡京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机会,他把鉴定古玩字画的技术向童贯倾囊相授,一些重要的金石字画还亲自掌眼,替童贯把关。蔡京把自己对皇上的问候和论奏附在童贯寄往京城的艺术品中,终于获得了热爱艺术的皇帝无条件的信任。日后掌控北宋王朝二十年命脉的蔡、童联盟,就此结成。
日后的事实证明,徽宗选中的这个首席大臣是一个出色的政治操盘手,他一方面结交宫内宦官以为援助,获得政治情报,大力培植自己的党徒,另一手更狠,打击异己一点不留后劲,他掌握权力后就以一场大规模、无差别的迫害运动终结了蔓延三十年的党争。他是元祐派旧臣的大灾难,也是新党的灾星。南宋朝的思想家朱熹后来评述本朝政治,批评近代宰相只知用“牢笼之术”“阿谀顺指以为固位之术,牢笼媢嫉以为植党之计”,说的就是蔡京。
崇宁元年(1102)起,蔡京通过复苏一系列新法政策把国家财政体系转型成为一个薅羊毛、割韭菜、掠夺民间财富的机制的同时,开始着手把反对派清除出政府。这年五月,蔡京在一次面圣时建议徽宗对前一代的反变法派进行调查,控告他们对国家犯下的罪行。七月,蔡京由尚书左丞进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焚元祐法,籍记元祐党人姓名,令不得在京差遣者,共十七人,李清照的父亲、提点京东刑狱李格非名列第五。
到这年九月,第二份政治黑名单炮制出笼,列名党籍者117人,几乎包括了宣仁太后摄政期间所有反变法派大臣和当世知名学者。他们中有宰辅级别的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梁焘、王岩叟、范纯仁、王珪等,也有待制以上级别的官员如苏轼、范祖禹、邹浩等,再有余官秦观等数十人,李格非在余官第二等之列。这些人的名字被徽宗的瘦金体御笔书写后,刻在皇宫端礼门外的一块石碑上,并逐级传达至全国范围内各州府。已经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被诏夺一切品级和荣誉头衔。党禁官员的书籍被查抄并毁版。随后颁布的一系列诏书还永久禁止黑名单上官员的子嗣及亲族为官,不许宗室与党人子妇婚配,甚至不许这些罪臣的家人在汴京居住。
到崇宁三年(1104)公布的第三版黑名单,被列为“奸邪”的官员增加到了309位,除了崇宁元年榜示过的元祐大臣,蔡京又加入了一些他不喜欢的人,诸如把新党前领袖章惇、曾布都加了进去,再次经御笔题写后,刻石文德殿门东壁。此时的蔡京已经变得疯狂,他要把所有对自己权力构成挑战的敌对者统统搞掉,不管对方来自新旧哪个阵营。十一世纪末新旧党派轮流坐庄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蔡京坐镇的一架超庞大的、超稳定的官僚机器。
案发之初,李格非的提点京东刑狱早已被免,按照朝廷公布的对列名党籍官员的惩处办法,他还要流放到岭南的边鄙之地去。崇宁三年钦定第三版黑名单出笼后,他果真被发配去了象郡,即今广西柳州附近。《宋诗补遗》记录下了他初到象郡时的几首诗,从中可见远离中土的象郡的风物气候,与北土风光大是不同。跟所有谪臣一样,李格非时刻都想回老家去,诗里也尽是“老去倦形役”“休以南荒谪”这般的悲声。他有一首七绝,写思乡之殷,说他远谪岭南,饱尝人间之苦,对人情世事,已如退院之僧一样,可悯可悲了。“八尺方床织白藤,含风漪里睡瞢腾。若无万里还家梦,便是三湘退院僧。”
赵李两家,至此已荣衰殊途。与远谪岭南的李格非相反,此时的赵挺之正迎来人生的开挂时刻。在这场大规模的废止旧法、迫害反对派的浪潮中,赵挺之与蔡京结成了同盟,这或许是因为同年之谊(他跟蔡京是1070年同榜进士),蔡看中了他的干练之才,当然更关键的原因是两人都是权力的饕餮之徒,因此才臭味相投。赵挺之成了蔡京政府一系列政策的积极迎合者和支持者,也是他的亲密战友,他参与了对元祐党人的一轮轮迫害,蔡京对他的回报,则是在新政府中积极荐引,让他更上一个台阶。于是在崇宁元年正月,蔡、赵分任尚书左丞、右丞二职,再到这年七月,蔡京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赵挺之几乎同步晋升为尚书左丞。此时的蔡、赵,已俨然成为新一轮执掌朝纲的核心人物。
对蔡京的反对之声一直没有消歇,但徽宗决意用蔡京,所有反对的意见都听不进去。蔡京取代曾布出任尚书右仆射不久,曾有一次召对,“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绍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顿首谢:‘愿尽死。’”徽宗需要的是臣下的绝对忠诚,并不希望他们在国家事务中发挥出更大作用,蔡京以一句“愿尽死”彻底打消了皇帝的疑虑,轻松过关。这次召对后不久,蔡京就被升为尚书左仆射。
聪明如赵挺之这样的人早就看出来了,这场政治迫害迟早会波及李格非。但李清照开始时还心存幻想。作为赵家过门才几年的媳妇,她希望权焰熏天的公爹关键时刻能够施以援手,最起码不要让父亲的名字出现在那张黑名单上。退而求其次,即便夺了官,也不要把年迈的老父流放到岭南的烟瘴之地去。恪于晚辈之礼,她当然不能直接找公爹,于是写了一首诗,让丈夫或家人呈递上去,为父婉转求情。她希望自己的乞求能换来公爹对她父亲网开一面。
这首诗今已不存,只留下的一个残句,亦可见言辞哀恳:
何况人间父子情。
不知道赵挺之读到这首求救诗会怎么想。以赵挺之的行事方式,他或许不会对亲家翁落井下石,但要他冒着得罪权臣的风险去捞人,估计也没有这么大的担当。为了家族的利益,他只能继续阿谀蔡京。我们的女词人无奈之际只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的这个公爹,虽贵为尚书左丞,却像杜甫《丽人行》里暗讽过的权臣杨国忠一样,“灸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又岂是个能担当的主!
她后来又写过一首诗暗讽此事,也只留下一个残句:
灸手可热心可寒。
崇宁年间李清照上诗救父事,南宋张琰的《洛阳名园记序》和晁公武的《郡斋读书记》都有记录。《洛阳名园记序》写于绍兴八年,说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替李清照不值,“识者哀之”。晁公武的《邵斋读书记》初稿完成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晁公武是晁补之的堂侄,他是在四川知荣州任上撰成此书,很可能是从堂叔那里听说李清照上诗救父事。但他有一点搞错了,当时李清照正流寓江南,带病延年,他却以为她不在世上了。
党禁的风声越来越紧,不时会传来消息,赵明诚在太学的某个同学或他们的哪个朋友又被流放了。按照朝廷颁布的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政策,元祐党人子弟不仅不能在京师任职,不得擅到宫阙,甚至连在京师附近居住都是违法的。李清照既已为赵家之媳,倒不必担忧被逐出京去,但每念及发配广西象郡的父亲,读着万里之外寄来的惨戚的诗句,再想到少女时代的“有竹堂”,此时已是人去屋空、蛛网空结,心头的忧伤层层郁积,怎一句“愁浓”了得。
夏去秋来,物候又变,那梢头的梧桐叶,在凉风里萧瑟,也像是给蛩鸣之声惊落的。云阶月地的星空,那层层隔阻着的,也是一根根看不见的锁链。都说朝廷的政令要变,可是忽风忽雨的,来日的天气谁说得准呢——“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
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行香子·草际鸣蛩》
好在不久后丈夫从太学里毕业了,在京师里谋得一个小官做,夫妻俩再也不会有一月两别的分离。有了丈夫的一份月俸,虽然微薄,她也终于可以不去仰仗赵家人。经济稍得自由了些,他们终于沉缅于金石刻录和古玩字画了。世界归根结底是大人物的,众生苟活于世,总要营造一个别有寄托的“小世界”。何况他们发现,金石事业一头联结着的是文明的起源,“小世界”并不小。
赵明诚究竟是通过“三舍法”的遴选制度入仕,还是依靠门荫入仕,史无确载。赵明诚出仕一年后,崇宁三年(1104)正月,赵家长子赵存诚出任馆职“校书郎”,《宋宰辅编年录》明言是赵挺之起了作用,所以我们大致推测,赵明诚也是受父亲荫庇得以在京城为官的。本朝自太祖开国以来,官宦子弟进入仕途大多通过门荫制度,仁宗朝时,为示对宰辅的优宠,诏令凡任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一级的官员,其子可出任太祝、奉礼郎一类的太常寺属官,品级为从八品,且俸禄从优,时人且有“轻裘食肉”之称。崇宁二年(1103)赵明诚初仕,出任的大概就是奉礼郎之类的小京官。
当然,这份俸禄要是用到收藏上去,他们的生活马上就会局促起来,所以出现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夫妻俩面对名画《牡丹图》空自嗟叹的窘境。为了帮助丈夫完成收尽天下古文奇字的职志,他们只有尽可能地节省开支。首先是在吃穿用度上想办法,用李清照自己的话来说是“饭蔬衣綀”。吃的,饭粝茹蔬,穿的,是“綀”,一种苎麻类织物,也就是粗布衣裳。因为赵家有许多姻亲供职馆阁,这给他们带来了许多便利,赵明诚可以利用公务之暇,进馆抄录大量亡史、佚诗和一些孤本书籍。
出仕两年后,崇宁四年(1105)十月,赵明诚升任鸿胪寺少卿(他的两个哥哥同时升职,存诚升为卫尉卿,思诚升为秘书少监)。鸿胪寺是朝廷接待四方蕃国宾客、管理国家丧葬事务的外事及礼宾机构,鸿胪寺少卿为副职,职衔正六品。短短两年能有这样的升迁,也只有宰辅之后能有这样的隆遇。而且这个新职务并没有那么剧繁,这使得赵明诚可以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他热爱的金石事业上。鸿胪寺的新人循例要在节假日值班,一份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集古录跋尾》的题墨标明,崇宁五年(1106)二月十五日,赵明诚在休沐放假当班时,曾把欧阳修的金石学名著《集古录》带去研读。
赵家三兄弟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自是离不开他们的父亲一路荫护。到崇宁四年(1105)初,蔡、赵的政治合作已经亲密到了烈火烹油的地步,蔡京独相三年后,为了堵人口实,推荐了他一贯的支持者、政治经验丰富的赵挺之来辅佐自己。这年三月,赵挺之授右银青光禄大夫,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是名义上的“右相”了。
这时候他们的合作开始出了一点问题。权力最能改变一个人,可能是职务的提升使得赵挺之不甘于一个附庸者的角色了,他要与左相蔡京平起平坐,甚至想独掌朝纲了。两人因此开始了一些明明暗暗的争斗,互相在皇帝面前诋毁对方。赵挺之看出徽宗的天平还是向着蔡京多一点,为了自保,也是为了避免在日后的政治清算中被作为替罪羊推出,他主动请辞,以避蔡京锋芒。当然他也一直没有停止暗地里陈述蔡京的“奸恶”。
三月拜相,六月罢相,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在右相的大位上只待了三个月,但他的绝对忠诚已经感动了皇帝。跟历次党争中失势的一方总要流放岭南的悲惨结局不同,赵挺之继续毫发无损地留在京城,徽宗还赐给他观文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中太乙宫使的名头和一座位于库司巷的宽大的宅第。而且按照往年对蔡京儿子蔡攸、蔡脩的照顾安排,赵家那三个已经取得进士资格的儿子同时又获晋升,安排了中央清要部门的中层职务让他们去担任,存诚为卫尉卿(崇宁五年,又加集贤殿修撰,提举醴泉观),思诚为秘书少监,明诚为鸿胪寺少卿。但即便徽宗给了他如此隆渥的恩遇,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政客,赵挺之也不会甘心就此败于蔡京,他在等待时机。
落职闲居的赵挺之在京城待了半年,准备带着一家子打道回青州了。就在他动身前,行囊都已经整理好了,机会终于出现了。
崇宁五年(1106)正月,一颗彗星出现在西方天幕,长长的彗星尾扫过大半个天空。“彗出西方,其长竟天”,天象馆的官员都认为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一向迷信的徽宗也把它理解为上天对自己的警告,他开始怀疑重用蔡京是不是正确,并认真地思考起了朝臣们的一些谏言。此时,朝野对“党人碑”、对大规模迫害元祐旧臣的做法正议论纷纷,一些对蔡京不满的官员看准徽宗对道教越来越深的迷信,让道士借鬼神进言。终于,徽宗对蔡京的不满被成功煽起了,徽宗为顺应天意,罢免了蔡京,下令毁去元祐党人碑,随后颁布旨意,大赦天下,恢复那些被流放官员的品级。蔡京声泪俱下地向天子承认一切都是他这个首席大臣的错,没有作一句辩驳。但这个油滑的大臣离开京城时就向身边人放言,他还会回来的。
坐了许久冷板凳的赵挺之,重新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另加“特进”,以示恩宠。徽宗称赞了他的忠心,明确告诉他自己后悔不听他言:“京所为,一如卿言。”
大规模的旧官叙复开始了,李格非也在平反之列。看在他罪行较轻,又是当朝右相的亲家,朝廷安排了他一个“与监庙差遣”的职位。但他暂时还是不能回到汴京。按照对这些旧党官员的处置政策,党人第三等许到阙下,余并不得到阙下,李格非名在余官第二等之列,回不了京,很可能是回章丘原籍闲住了。《宋史》本传说他在六十一岁那年去世,看时间应该是在回到原籍后不久。《东都事略》记载,“格非后为京东提点刑狱以卒”,似乎是说他平反之后又回任了原官,最后死在任上。何说为真?殊不可解。
“有竹堂”没有迎来旧主人,却成了此时的李清照抚慰失落心绪的一个去处。从崇宁二年(1103)父亲被逐出京到如今,庭中的江梅都开了三度了,她和赵明诚至今还没有一个子嗣。新婚的欢喜已经过去,浓情蜜意转淡,原来做一份人家到后来也是一件泼烦的事,要担心感情变老,又要担心身边人变心。班婕妤的《怨歌行》,此时最是听不得。一把洁白的合欢扇,时常出入君怀袖,炎夏承爱,秋凉被弃,“中道”失幸,难道是所有恋爱中女人的命运吗?
且取出笼中的碧云茶,碾碎的末儿玉一样晶莹,想留住晨晓春光的好梦,咂一口,却惊破了一杯碧绿的春景。唉,还是用心过好这个春天吧。可是,若两情还缱绻,自己出阁前住过的小楼,又怎会成为失意人才去住的“长门”?
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
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著意过今春。
《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
画堂无限深幽,小阁篆香空烧,日影西移,梅都开得那么好了,却是“无人到”。说是江梅落尽尚余香,这候人不来的滋味,也真是难言了。要知道你总不来,我又何必把自己早早开好呢?诗人何逊说,“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可是到头来,陈皇后还不是照样废居长门宫?卓文君还不是照样见弃于司马相如?
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手种江梅渐好,又何必、临水登楼。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
从来知韵胜,难堪雨藉,不耐风揉。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
《满庭芳·小阁藏春》
虽说男子纳妾或发生些陌上故事,在本朝比比皆是,可夫妻生活里丛生的暗隙毕竟难与人言,她也只能托诸古人宫怨、登高、赏花这些典故了。《多丽·咏白菊》里的“汉皋解佩”“纨扇题诗”几乎是在直接指责丈夫出轨自己被抛弃了。秋日里的白菊,清芬酝藉不输酴醿,此时也尽被夜气摧残,说来真有大不堪于其中。
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韩令偷香,徐娘傅粉,莫将比拟未新奇。细看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酝藉,不减酴醿。
渐秋阑、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似愁凝、汉皋解佩,似泪洒、纨扇题诗。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
《多丽·咏白菊》
至此,我们一直都在用她的诗词佐证她的生平,把诗词看作她生平的注脚。中国文学中“诗言志”的强大传统要求诗人做到言为心声,诗人可以成为写作者自身或一个时代的书记员,那么李清照写下的这些词呢?
在十到十一世纪的宋朝中国,词是口口相传的表演文体,词作不像诗那样要求与作者关系紧密,也不存在特定的文本语境,词里的意象,词的表达,有太多表演性质的东西,它可以在虚构和比拟中指向某种不明所以的情绪,却很难作为信史来引用。“以词证史”其实是危险的。
当欧阳修、晏殊这些男性作家用一种代入式的女子笔法写下一首词,我们不会把它直接解读成自传。但面对李清照这样的女性作者填的词,为什么就要取消她们的生活和写作之间的界限呢?我们那么武断地认定她们不能虚构,不能创造一个角色,不能运用修辞术,是因为骨子里对女性作家的蔑视吗?还是因为有一种偷窥欲暗暗主宰着男性世界的阅读?毕竟,世人太想知道那重门背后、深闭的墙垣之内,一个写作的女性在做些什么了。
或许,我们不必把这些词中的女子与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李清照完全对号入座,也不必把那些流露愁怨的情话当作是她对赵明诚的表白。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她同样有着虚构的权利。
或许赵挺之已经看出了徽宗对蔡京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的不满,在他执政后开始有意识地顺应民意,放宽党禁,停止边境对外族的刺激和挑衅,稍稍让旧法回潮。他的拨乱反正并没有进行多久,崇宁六年(1107)初,在外游荡了近一年的蔡京又幽灵般翩然来归,荣登宰执之位。
对于蔡京能够迅速东山再起,重邀圣宠,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再次走了老搭档、宦官童贯的门路。蔡京这个人的厉害就在于,虽然他人不在皇帝面前晃悠了,却能让宫里的女人和宦官都帮着他在皇帝面前说好话。虽然这需要无数的金钱财物开道,但对蔡京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回朝后的蔡京不知运用什么妙法,迅速恢复了他和皇帝的亲密关系,就好像他从没有离开过一样。1107年春天,徽宗在自己的皇家花园里邀请了他的宰相大人前来做客,他们一起吟酒饮诗,蔡京还获赠了皇帝的一条玉带,不久又加封太师。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姜还是老的辣,重新掌握权力的蔡京迅速开始了对政敌的反扑,赵挺之不久就被攘夺宰相职位,回家闲居。
虽非皇族血脉、却时常有攀附之心的赵挺之,此番重捶之下再也没有了翻盘的希望。他已经六十八岁了,来日无多,只能认命了。这一次,徽宗再也不会像上次离朝时那样握着他的手说“待卿来归”了。失去了权力定杖的赵挺之回家十数日后就郁郁而终。
但蔡京还是不想放过赵家,赵挺之去世刚三日,蔡京就唆使中书和门下两省的台谏官员收集黑材料,控告赵挺之在位期间力庇元祐奸党,交结富人、收受贿赂、贪赃腐败等罪状。大观元年(1107)七月,已经去世好几个月的前右相大人被追夺生前所赠司徒、落观文殿大学士一应官职。
此前得势时,赵挺之已把密州诸城的家搬到青州,此时,开封府与青州府合作办案,同时搜捕赵挺之的亲戚、子弟,“送制狱穷治”。为人悛刻势利的京东路都转运使王旉亲自带领一个专案小组专门负责审理赵家一案。赵明诚和他的两个哥哥先是被供职的寺、监除名,随后锒铛入狱。诡异的是,这场风暴来得急,去得也快。或许是赵挺之为官期间的清廉救了他的家人,有关贪赃腐败的指控因没有证据不久就撤销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供词都称,前右相大人所有的收入都是他在职期间合法的俸钱,“止有剩利甚微”。
赵氏一门家变时,李清照二十四岁,那也是她婚后的第六年。
赵家三兄弟身陷囹圄之际,赵氏家族的一个女性,赵明诚的生母、敕封秦国太夫人的郭氏站到了前台。郭氏是曾“遍历诸路提点刑狱”的郭㮣的女儿,史传其父人品鄙陋,喜好功名,可能受乃父影响,郭氏也非常争强好胜,在赵挺之去世后不久,她就向皇帝公开讨要亡夫的谥号。或许她这么做更多是为儿女们的前途着想。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了这个故事:赵挺之刚去世,徽宗前往吊唁,郭氏“哭拜请恩泽”,提出三个要求,其中之一是在赵挺之的谥号中请带一“正”字。徽宗恩准了前两事,唯独这赐谥事,说了三个字“待理会”。明眼人都看出来了,皇帝金口但凡说待理会这三字,就是不准,结果只给了“清宪”这个次一级的谥号。
大观元年(1107)七月,案件审结,赵氏一家出京前往青州。
此前,赵家三兄弟系狱时,他们的母亲郭氏已被人送到淮东路的第一要镇金陵的亲戚处暂避。那是他们的父亲赵挺之发迹前短暂居留过的地方,元祐五年(1085),还沉沦下僚的赵挺之曾在淮东路的山阳郡做过不到一年的太守,赢得不错的政声,赵家在金陵还有一两门时常走动的亲眷。此番全家即将迁往青州,前去金陵接母亲的任务就落到了素称孝恺的三子赵明诚的肩上。
如果不是像伊世珍在《琅嬛记》里说的那样,赵明诚曾经“负笈远游”,如果李清照日后《〈金石录〉后序》里说的“后二年,出仕宦”,也不是某些人读解的出发到某个遥远的州县为官,而是“出而仕矣”之意,那么,赵明诚的这次金陵之行,可以说是他们夫妻结缡以来最长久的一次分离。但李清照本人从没有提起过这次别离。按照她自己的说法,他们1107年底前离开汴京,回到赵明诚亡父的旧居青州,然后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在连接东京生活和青州生活时,她仅用了一个“后”字,一笔带过:
后屏居乡里十年……
《〈金石录〉后序》
这个“后”字之后,从1107年夏天到这年底(或第二年初)搬去青州居住,也许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什么?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赵明诚的这次金陵之行,王仲闻、黄盛璋诸家笺说和年谱也都没有提到此事。对赵明诚这一行踪的披露,最早来自宋词专家邓红梅发现的号称“江西诗派临川四才子”之一的谢逸的一首诗《送赵德甫侍亲淮东》(此人还写过三百首咏蝴蝶的诗,人称谢蝴蝶)。这首赠诗中提到了赵明诚在这次旅行中一路行经的著名的瞿塘峡和滟滪堆。按照谢逸在这首诗中的说法,赵明诚离开汴京后,并没有直奔金陵,而是先绕道西南陆路,经由四川,沿长江而下,穿过三峡再抵达金陵。一个问题是,家族刚刚遭难,赵明诚出狱南下接母,为什么要绕那么大一个圈子,沿着长江一路观览后才抵达金陵呢(半路上他还要向南绕行数百里去临川拜访老友谢逸)?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抱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的赵明诚不想放过这次机会以广见闻,他拉长了旅行的线路是想尽可能多地收集碑刻铭文。
不管多么地不合生活常理,谢逸的确在1107年写下了这首赠别诗,而且准确地画出了赵明诚此次的旅行路线图:时间是“黄梅雨洗”时节(赵明诚七月具狱后出发,长江中下游六七月份都是梅雨季节),上路后的赵明诚先是“驱车出门指太行”,尔后“欹帆侧柁”,也就是说他离开汴京后一路西行,一直到了长江边,再沿着瞿塘峡和滟滪堆东下,“瞿塘滟滪一苇航”,再到远在“天末”的淮东路而去,去到母亲面前尽他的孝心。
谢逸作为一个老朋友,同时也是一个仕途失败、以课业和写作墓志铭为生的乡村教师,他暗示,他已经知晓赵家在政治争斗中落败的消息,所以他在诗中表达了对赵明诚的同情和对朝政的不满,但所谓“林花蜚尽春事了”,他还是劝朋友要想开一些,对着落日大可以“粲然一笑”。眼下黑白颠倒,“驵侩”冒充伯乐,他希望朋友能够沉住气。人生一世,祸福相倚,“朝侯暮烹”的事多了去了,他相信,潇洒而负奇气的朋友是“天厩”里的一匹骏马。
在这里,我们真的很难把那个孝恺的儿子跟一个一路游山玩水的公子哥的形象重合在一起。他多洒脱啊,手挥五弦,谈吐镇定,与朋友谈话前先要在虚室里点上一支香。这哪像是一个家里刚遭奇祸的男子该有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来临川看谢逸的是另一个叫赵德甫的人?但那首诗明白地摆在那里,我们无法绕开去。而且从赵明诚的《金石录》收藏的金石文物的情况看,他也确是先到山西、陕西、四川,再沿长江东下的。这成了一个文学上的谜题,也是赵、李婚姻生活里的一个谜。
除去死亡这一最大的别离不说,这几年里,李清照赵明诚的婚后生活的确一直是聚多散少,对于一个一直在书写离情别绪的女词人,这或许是最令我们迷惑的地方。词中的女主人公和生活中的李清照,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后世词家紧追不放,把这几首词系年在1107年赵明诚的这次远游中。我们不能说这么做绝对正确,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说他们不对。
玉瘦香浓,檀深雪散。今年恨、探梅又晚。江楼楚馆,云闲水远。清昼永,凭栏翠帘低卷。
坐上客来,尊前酒满。歌声共、水流云断。南枝可插,更须频剪。莫直待西楼、数声羌管。
《殢人娇·后庭梅花开有感(玉瘦香浓)》
“今年恨、探梅又晚”,爱她就多留在她身边,请不要等到花瓣残落、随风化泥的时刻再惆怅。“江楼楚馆”一语,似在微讽,在长江之滨的楚地南天,错落矗立着无数亭台楼馆,那里可是赏花的好去处哦,你可别信手卷弄着低垂着的翠绿色帷帘,乐不思归。
年年玉镜台,梅蕊宫妆困。今岁未还家,怕见江南信。
酒从别后疏,泪向愁中尽。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
《生查子·年年玉镜台》
她不无夸张地说,长年累月对着玉镜妆台,把自己打扮成时髦的梅花宫妆,可是没有人看,我早已经厌倦了。至今还不见你回来,我既想收到书信,又怕信里报告不好的消息。我朝朝暮暮挂念着的那个人,他去的地方可比“天涯”还要远啊!
要是这样的话,赵明诚直到第二年梅花开落还没有回家。梅开得越好,在寂寞的人眼里看去,越是放大了良人不归的悲哀。一直到过了晚春,他才侍奉母亲匆匆从江南归来。所以赵家徙居青州故第的时间,大致会在大观二年(1108)的夏秋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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