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刹那

□ 裘山山

一

那一刹那，我脑子里出现的竟是电影镜头：车身侧翻，三滚两滚，撞向路边防护栏，然后砰的一声，开始燃烧……真是警匪片看多了。我都忘了当时在下大雨，就算油箱撞裂汽油流了一地，也很难燃烧吧。

其实翻车之前，我脑子里想的是另一部电影，《穆赫兰道》。开篇就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在暗夜里行车，车突然停下，两个男人拿着枪逼女人下车，女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突然，公路上飞驰而来几辆赛车，疯狂的赛车党将他们的车以及车旁的男人撞得稀烂。惊魂未定的女人爬出车逃命，却被撞坏了脑子，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会在车上，于是好戏开始上演……

但我肯定不至于，我是一定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车上的。虽然车里的四个男人都是我今天才遇见的，叫不出名字，只知道一个是副站长，一个是驾驶员。但是这场车祸我是认识的，它先于发生潜入了我的大脑，虽然潜入得非常缓慢，如同花生酱——据说世界上流速最慢的液体是花生酱——但潜入后就逐渐凝固了，凸显出一场车祸的模样。

所以，当车子撞向山体的一刹那，我没有惊叫，脑子里想的是，你真的来了！就好像亡命天涯多年的逃犯，终于看到了拿着手铐的警察，释然大于恐惧，周身放松，意守丹田。

翻车之前我已感觉到了异常，车身突然不受控制地下滑，虽然我们原本行驶在下坡道上，但下行和下滑是不一样的。驾驶员死命地扳着方向盘，真的是用了洪荒之力，但车子根本不理他，继续失控。只听副站长大喊：刹车！踩刹车！驾驶员回：没有刹车了！

“没有刹车”这个表述是如此贴切，以至于让我有了触感：一脚死命踩下去，刹车踏板和车子是失联的，只是一块铁皮而已。我在他们的简短对话中怔住，但大脑并不是一片空白，而是充斥着愤怒，甚至还有点儿幸灾乐祸：好嘛，不听我的嘛，这下你们如愿了吧。

我下意识地抓紧了上方扶手，身子听天由命地交给了那股巨大的来自虚空的力量，我完全没想到应该抱住脑袋俯下身。那一刹那，我在等着自己被弹起来，然后摔下去，顺应车意。

据说人的大脑是有偏好的，天生就爱关注突发事件，而对那些随时都在慢速移动的场景视而不见。比如我们翻车那会儿，山坡上的树枝一直在微微晃动，雨水在默默地流过石壁，喝了雨水的玉米又悄悄长了两毫米，风在雨里继续呼啸，甚至，我们脚下的大地，也因为地壳运动而正在慢慢西移……我们只会注意眼前突如其来的快动作，注意一刹那。

一刹那之后，世界定格了。当然，世界是不会定格的。即使在最寒冷的南极，也有很多原子在运动。只有到了摄氏零下273.15度，原子才会停止运动，那就叫绝对零度。而绝对零度只存在于理论层面。所以我说的定格，不过是存在于我的感官世界里。

雨真的很大，感觉头顶那片天被两个交锋的大气团占领了，打得你死我活。天也是黑透了，以至于我们的车撞向山体接着一头栽下防洪沟时，都没有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就像无声电影中的镜头，默默划过银幕，其中还有个特写：右前轮一撞之下与车体分离，腾飞起来，在马路上向前滚，滚下了左侧的山崖。山崖下，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而我，原本是坐在那个车轮上的。我在那个轮子上坐了十四个小时。此时是晚上八点。

屏幕上应该出现一行字幕：一小时前。

二

一小时前，我们爬上折多山，山顶海拔四千三百米，北京时间七点整。这个时间，比我们预期的晚了三个多小时。之所以晚，是因为前期的行程不顺，一误再误。

整座山都在下雨，整座山都被黑云笼罩着，能见度极低，我只能隐约看到车前灯照耀下的十几米路。车子小心翼翼地跟着那束光一点点前移。雨刮器开到了最快档，和雨水争抢着玻璃窗上的地盘，来来回回，无休止地摩擦。于是乎，下山的三十多公里路我们走了五十分钟。这五十分钟里，早上潜入我脑海的不祥预感愈来愈清晰，我的心为此揪成一团，紧得发疼。

好在，当夜幕彻底笼盖四野后，我们终于进入到了康定城。看到雨夜里星星点点的城市灯火，我稍稍安心一点，于是再次小心翼翼地提出那个建议：

这么大雨，这么晚了（快八点了），我们就在康定住一晚上吧。

我想我都如此疲惫，司机一定更甚。真应该停下来歇息了。我们已经连续行驶十几个小时了，人困马乏，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一路上遇到的塌方和翻车，比我进去的十天里遇到的总和还多。估计那天的黄道日历上一定写着：今日忌出行。

但没有人回应我。

这是我第二次如此说了。第一次提出这个建议，是在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两点才吃上午饭。那时尚无智能手机，我是凭来时的经验判断的，到康定肯定天黑了，从康定到雅安还有一百四十多公里。这样的山路实在不适合开夜车。我相信他们也会这样想，明摆着的事。

我说，咱们今晚住康定吧。

不料他们好像和我坐的不是一辆车，遇到的不是一样的经历，我的预测和建议，在我们饭桌上完全不能形成气候。他们意志坚定地表示要继续赶路，继续按原计划走。他们反复说，没问题的，他们经常这样走，肯定能在天黑前到雅安。四个男人，含驾驶员，每个人都把这句话说了一遍。那份笃定，不容置疑，让我无法反驳。

我只好顺从。毕竟，他们在这条线上已经跑了几十趟，而我才两趟。再毕竟，当时还是朗朗晴空。人都是受缚于自身经验的囚徒，关键是，他们的经验也把我绑架了。

大雨是五点开始下的，或者说，我们是五点进入大雨的。大雨一直在那儿下，是我们驶入了大雨。雨水令很多路段泥泞不堪，行车的速度和安全系数都大大下降，如此，不该重新考虑我的建议吗？安心在这个被情歌唱红的山城住一晚上，明天早上去雅安？

我完全没有打卡网红点的意思，我只是忍耐到了极限。腰酸，背痛，头晕，恶心，最重要的是，那个不祥之感愈来愈强烈，它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是路上点点滴滴的遭遇累积而成的。如我前面所说，它就像花生酱，缓慢而又持续地涌入我的脑海，然后逐渐变得坚硬。等到大雨倾盆时，它已然坚硬到像一把手枪，顶在了我的脑门上。

车上沉默。四个男人没有吐出一个字，甚至连“嗯”“呜”这样表示思考的语气词都没有，他们以集体沉默表示不同意。我真恨不能把那把枪转而对准他们的脑门：停下！再这样赶路是会翻车的！

可是我没有超能力，那把枪只顶着我的脑门。车子就在我的恳求下和他们的沉默中，急速地从康定城穿过，雨水把车灯前的柏油路照得发亮，亮到发滑。

我想再争取一下，就说，驾驶员太疲劳了，应该休息一下。

不想驾驶员马上说，我没事，主要看你了。

驾驶员说这话的同时，脚下似乎还在暗暗用力。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软弱，就好像我是搭他们的车，不得不顺着他们似的。实际上，这辆车是专门送我下山的。沉默片刻后，我妥协了，退一步说，那，我们先吃晚饭吧。

我想这个要求总该被认可吧。吃晚饭时，司机可以休息一下，从午饭到现在，他已经连续驾驶六七个小时了。他的疲倦和不耐烦显而易见。

这次他们接话了。副站长先说：这个，现在才七点过（他竟然把七点五十叫做七点过），大家都还不咋饿，我们就不在康定停了，我们再往前赶一点，去天全吃火锅鱼嘛。另外两个男人马上附和说：对的对的，去天全吃鱼，那边的几家鱼都好吃，不摆了。驾驶员说，反正烂路走完了，剩下都是好路了。

我沉默，愤怒在心里燃烧，恨不能怒吼：吃个狗屁鱼！难道你们非要翻车才甘心吗？在我的愤怒中，车子像上了滑雪道似的，以七八十公里的时速，急速离开康定城，重新上了公路。

如此说来，那一刹那，始于一小时前。

三

车祸现场。

撞进沟里后，我很清醒，想着必须马上离开这辆车，免得车爆炸把我也炸上天。我真是这么想的，来自电影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我努力向外爬，离开座位时，忽然想起背包没拿，转身拿上，顺带还摸了一下口袋，手机在。

我手脚并用，爬到门边时，先于我爬出去的三个男人，拽了我一下。原来他们已经爬出去了。不知道他们在最后一刻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后悔？有没有歉意？

大雨依旧猛烈，还伴随着强烈的风。那风的时速大概超过了我们的车速，我不得不蹲下，以免被吹倒。时不时划过锯齿般的闪电，闪电亮起的瞬间，我看到五个人站在公路边上，傻傻地看着沟里的车。所幸，五个人都全尾全须地站着，没人受伤，至少没有重伤。受伤的是车，车子以报废的模样卡在沟里，车的前保险杠撞断了，少了个车轮，还碎了一块玻璃，显然，没有大吊车来请它，它是坚决不会上来的，它瘫在那儿嘟囔说：不行，我散架了。

如果要给这场车祸命名，我想应该命名为明知故翻。是谁明知？车，驾驶员，还是副站长？反正不是我。我是明知要翻极力阻拦，没拦住。我因此而痛苦。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源于对自己无能的愤怒。王小波如是说。我亲身体会到了。

我终于开口说，给牟主任打个电话吧。

当我开口说出这话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发颤，甚至发叉，腿也在抖，衣服湿透了。这辈子头一回用上了那个词：瑟瑟发抖。我拿出手机，用背囊挡着雨，想拨打电话。

副站长一步上前拦住我：别急，等会儿再说。

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等会儿？等会儿难道车子就能从沟里出来，像电影镜头那样回放吗？毕竟我这趟行程，是牟主任安排的。报告他是必须的。我希望他马上派一辆车过来，把我接到雅安去。此外，我还要，迫不及待地想要，吐槽。

副站长说，还是我来报告吧，我带车。

我明白了。我打这个电话，有点儿告状的意思。他打，算是汇报工作（突发情况）。虽然很不情愿，但软弱的本性让我依了他。

这个时候，我隐约发现我手上有血，抹了下额头，是额头出血了。很淡，被雨水稀释了，但毕竟是血。不知道撞到什么硬东西了，疼倒是不太疼，但生气。他们的固执，居然让我付出了血的代价。我很想大声质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非要赶夜路，非要在大雨中赶夜路？

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继续瑟瑟发抖。

副站长向路的两头张望，期待有往来的车，但一辆都没有，没有上山的，也没有下山的。没有人像他们这样冒死在雨夜赶路，制造一场明知故翻的车祸。

绝望中，雨幕中忽然出现了光亮，一辆小车从坡下爬了上来，我又惊又喜，竟然也有人在这样的夜晚跑路。小车主动停在了我们身边。一个男人探出头问：需要帮助吗？真是活雷锋啊。雨夜雷锋。

副站长连忙上前说，谢谢谢谢，需要帮助，我们的车出车祸了，能不能麻烦你先把这位女士带到康定去？男人说，没问题。我说，不好意思，我身上湿透了，会搞脏你车子的。他说没事没事，快上车吧。副站长又叫来我们车上的另一个男人，跟我说，我在这里等处理，让助理员送你去康定。安顿下来给我打个电话。

就这样，我再次上了陌生男人开的车。

但这一次，我没有什么不好的预感了，而是松了口气。毕竟前面铺垫得太狠了。等在车上喘匀了气，我才意识到今天还有个反常，以往一到晚上六七点，丈夫会打电话来问，走到哪儿了，是否安全。今天都八点了（都翻车了），也没有任何音信。

我满心不高兴，但还是主动打了一个，我急于和这个世界重新建立联系，获得安全感。不料丈夫上来就说，他六点半给我打过两次电话，都没打通。我释然，猜想那时正翻越折多山，信号不好。我努力淡定地告诉他，我们出车祸了，我现在搭了一辆过路车返回康定。

之所以努力淡定，是因为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比我还淡定。我若哭哭啼啼，惊慌失措的，会很尴尬。他果然哦了一声，然后问，受伤没有？我说，没有大问题。他说，那就好。今晚住康定吗？我说是的，目前是这样考虑的。他说，那你今晚好好休息。

不管怎么说，我和失联的世界再次联系上了。世界虽然没有热烈拥抱我，也还是正常的世界。

到达康定，助理员已经为我联系好了招待所。我一再向那位雨夜雷锋表达我的感激，我问了他的名字，留了他的电话。我也不知要怎样，但这是表达郑重的意思吧。

我浑身湿透地站在简陋的房间里，窗外大雨还在持续，但是风势弱了些。风也和我一样疲惫不堪了。我有些恍惚，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四

一天前。

中午吃饭时，我和站里的人闲聊，我说我的采访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打算过两天就返回总部。我还说这些日子麻烦他们了。

我上川藏线采访，除了跑路外，还选了几个点住下。塘坝是最后一个点。我已在此住了三天。

这时，一直埋头吃饭的副站长马上抬头问，你怎么下山？

我说我跟牟主任说了，他会派车来接我。

他马上一脸笑容地说，噢，简直是太巧了，我们站里明天有辆车要下山，你可以坐我们的车下山，免得麻烦牟主任了。

我有些缺少思想准备，明天下山？这不合我的计划。但是，他的建议又很难拒绝，有顺路的车不坐，让人家专门派车上山，再下山，显得有点儿摆谱。见我犹豫，他又说，我正好要去雅安办事，我亲自送你下山，保证安全。

我迟疑着说，也好。

他马上说，那就这么定了。

是我的犹豫害了我。正如我的前领导给我的鉴定：你这个人，第一理想主义，第二优柔寡断。理想主义已经被现实生活折磨得形销骨立，站不稳了，但优柔寡断却如中年体型，越来越敦实。

我想抓紧时间采访，便放弃午休出去找人。路过办公室时，听见副站长正在讲电话：人家作家老师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老待在我们这山上好无聊嘛……我送她下山之后马上就返回，不会影响工作的……就两三天时间，绝对没问题。

我这才明白，不是正好有车下山，是我正好成了他下山的借口。最近站长不在，估计上级不希望他离开。他便拿我当了理由。可是，这一来我更难推却了。因为，他比我更迫切地想走，他会排除一切阻力拉我下山的。

晚饭时，他果然很高兴地说，一切都安排好了，牟主任指示我带车，把你安全送到。明天早上我们六点出发。

我吃了一惊，那么早？

他说，不早，六点走，晚上就能到雅安。

我又吃了一惊，这第二惊里有了害怕：明天晚上赶到？从塘坝到雅安，我来的时候可是走了三天，就算是越野快，也不至于快那么多吧？七百多公里的山路，起伏蜿蜒，处处有险情，起码应该分两天走吧？我弱弱地问了一句，能行吗？

他豪迈地回了句，没问题。我们从来都是这样走的。

跟着他又加了一句，放心吧。你的生命宝贵，我们的生命也宝贵。

我有些不悦，但不再说话。其实我当时完全可以说，算了，我不坐你们车了，我还是想多待两天，多采访两个人。我这样说了，他还能绑架我不成？可是我竟然说不出口。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上了歧途。

一刹那的事情，并不是在那一刹那发生的。

当然，我也抱着侥幸心理（也算是为自己不得不出发做的心理建设）：上山的时候我阑尾疼，很担心路上发作，到了山上不好办。可他们只是给了我一板阿莫西林，说问题不大，吃两颗就行了。两天后我还真的不疼了。每次遇到塌方，石头滚了一地，我提心吊胆地觉得应该后退时，他们总是若无其事地下车，把石头搬开接着往前走。或许这条危机四伏的路对他们来说，和城里的街道差不多。一天跑七百里山路在他们是小事。

早上六点，天还黑着，我拿上行李出门。车停在院子里，我习惯性地坐到后面，副站长走过来说，老师还是请你坐前面吧，我们后面要挤三个人。

挤三个人？不是说专门送我的吗？但转念一想，他们常年守在山上，好不容易有辆车下山，搭个顺风车难免。我便坐上副驾，把随身的背囊和保温瓶也拿到前面，堆在脚下。

果然又来了两个大男人，和副站长一起挤到了车后座。他们沉默寡言，连个招呼都没和我打。驾驶员也不苟言笑，五官端正，瘦而高，算是个帅哥。但是，我更喜欢送我上山的驾驶员，黑乎乎，胖乎乎，一脸笑容。身处陌生环境，亲和力远比颜值更重要。

我就这样十二万分不情愿地上了路。

车里很沉闷。我想说几句活跃一下，或者和他们闲聊，联络一下感情。毕竟，五个人要在狭小的空间里相处十几个小时。但是，除了副站长偶尔回应我，其他三个男人都一声不吭。尤其驾驶员，我能明显感觉到他不说话不是拘谨，而是不快。从侧面看始终板着脸，似乎对这一趟出车任务很不情愿。

我作罢，也陷入沉默。窗外掠过的一座座山，在渐渐明亮的天光里泛出浓浓的绿色，毕竟是六月。山腰缠绕着云雾，犹如仙境。川藏线的美名不虚传。可是这样的美，是从危险中孕育出来的。

果然，出发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遇见一辆翻车，车和人都很惨，再走没多远，又遇到塌方，车子堵成一条长龙。前面的司机都靠在车上抽烟，好像只要躺平路就会通。我们车上的三个男人只好下车，涉过泥泞走了好几里路，到前面的养路段叫来了推土机，将道路开通。再往前走，又见一辆翻车，翻在路中间，把路堵得死死的。又去找大吊车来将其移开，得以通过。

如此这般，早饭推迟到十点，午饭推迟到两点。驾驶员似乎有些心急，将车开得飞快。有段路被洪水冲断淹没了，他也不减速，冲过那段路时，被水下的一块大石头狠狠绊了一下，车子腾空而起，将我放在前面的保温瓶弹起来，砸在我的头上。他竟然连一句抱歉都没说，后面三个男人也一声不吭，好像没看到。

我感到不快，但忍了。毕竟这是川藏线。但接下来，车祸继续出现，简直邪门儿了，前后六次。要命的是，每次经过车祸路段都非常缓慢，几乎是挪过去的。让我想起沙漠的迁移，大部分是跃迁，小部分是挪迁。我们就是挪迁，从天上看肯定察觉不到我们在动。由于如此缓慢，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直面现场，接受血淋淋的交通安全教育。

车祸外还遇到两次塌方，一次是山上的大石头毫无征兆地滚下来，还好没砸到我们车，稳稳地立在路中间，我们车上四个男人，加我，都推不动。后来又来了三个司机，才把石头推到路边。还有一次山体下滑，泥沙俱下堵了一半路，我们是挨着悬崖边儿挪过去的。

这样一路走下来，感觉糟透了。早上出发时那个隐隐约约的不好念头，开始蠕动变大，我极力按压它，不让它探头。我反复告诉自己，不会有事的，辛苦归辛苦，不会有事的。

却不料，终于有了一刹那。

五

车祸三小时后。

夜里十一点，我终于放松下来，躺倒在了床上。虽然那床并不舒适，但好歹，一堵墙将雨夜和我隔开了。我洗了澡，换上了干净衣服。游荡的魂灵终于有了个龟缩的角落。

在此之前，助理员叫来一个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当然是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我除了额头擦伤，胳膊肘和膝关节红肿，背部有些疼痛（估计是肌肉拉伤），其他没有大碍。至于是否脑震荡，需要回到城里才能查了。但我感觉没有，我的大脑比撞车之前还要清醒。

再在此之前，餐厅给我送来一碗热面条，解决了饥肠辘辘。那个助理员还给我找了个电炉（六月的康定之夜还是挺冷的），让屋子里不那么湿冷了。

一切安顿下来后，助理员给副站长打了电话，然后又站到我面前，一再问我，还需要什么。我一再说不需要了。我希望他赶快离开，我好一个人生闷气。他似有话要说，支支吾吾半天，终于说了句“真不好意思，今天让你受罪了”。

我虽然没好气，但又觉得他不过是搭车的，跟他撒气不合适，忍着没吭声。他说他和另一个助理员是下山去领物资的。他又说，那个副站长，老婆孩子过来探亲，走到雅安时孩子突然病了，住院了，他很着急，所以就……

我明白了。他果然是比我更迫切地想下山。我笑了一下（估计像冷笑），我说你去休息吧，我没事了。本来我想说，你知道什么叫欲速则不达吗？可是觉得毫无意义，住口。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预感成真的事。以前也有过，都是小事。比如有一次天快亮时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们开会，其中一位没来，我打电话问她，她说孩子病了，要去医院。醒来后我感觉奇怪，怎么会做这样的梦？然后我去上班，那个人果然没来，打电话去果然是她孩子病了。我不但没觉得好玩儿，还有点儿怕怕的。

每次感觉不好，我就努力不去想，当鸵鸟。似乎我们古老的民族有个说法，坏兆头是不能说出来的，说了要呸呸呸。可今天我并没有说呀，我一直忍着，只是在心里忐忑。当第二次他们拒绝我的请求时，我虽然气得要命，恨不能把脑门上那把枪扳过来对准他们，也还是忍了。不，不是忍了，是我没本事不忍。最终，是预感自己开了枪，一枪命中五个。

从客观角度分析，之所以翻车，是因为刹车失灵，刹车之所以失灵，是因为驾驶员一路狂奔，大幅度颠簸，车子颠坏了。当然，还可能是，刹车早有隐患了，驾驶员出发前没检查车况。

我的气又聚集在胸口。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给牟主任打个电话。

刚拿起手机，副站长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好像堵枪口似的。他一上来先说了三声对不起，然后说，老师，今天实在是让你受惊了，你多多包涵。

我说，这根本不是受惊的问题，五条人命啊。你们的命也很宝贵啊！我终于把这句话还给了他，感觉很爽。

副站长说，是是。我已经批评了驾驶员。

我本来也认为是驾驶员的责任，但他这么一说，我又觉得不应该由驾驶员一个人担责，他是带车的，他是决策者。我说，你就不该让他这么着急赶路，下那么大雨。应该住一晚上。他说，是是。我也有责任。我当时觉得那段路很好走，哪里想到刹车会失灵。

我正想继续问责，我有无数的理由问责，忽然想起助理员告诉我的，他孩子病了，他心急火燎是因为这个。斗志立马衰退。

在我迟疑之间他又说，不过呢老师，还是要请你原谅我们驾驶员，他今天心情不好，他奶奶去世了，他是个孤儿，是奶奶养大的。他想请假回去的，但实在走不开……

斗志进一步衰退，什么责任不责任的，都塌陷了，成了一盘散沙。我顿了一下说，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不会跟牟主任说什么的。你们也辛苦了，好好休息吧。

他如释重负，和我道别。

好吧，一个是孩子生病了，一个是孤儿，没了奶奶。都有被原谅的理由，那么，只有我来做善人了。想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权当是体验了一下生活吧。尤其是翻车这样的体验，可遇而不可求。既要体验，又要无大碍。得有神助才行。

再想，驾驶员在最后一刻还是理智的，他知道宁可撞山也不能掉到河里，他狠命扳方向盘，成功地把我们带进了沟里。当时左边的大渡河正咆哮如猛兽，自高而下，那流速，估计已达到每秒五米，吞噬掉我们这辆车和五个人，完全是小case。除非大渡河也像阿拉斯加河那样，瞬间冻成一条白色高速公路。

心里的怨气消掉了，便浮现出一碗鸡汤：什么是幸运？不是貌美如花，不是出人头地，不是大富大贵，而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如此，我就是个幸运的人。

突然又一个激灵：哎呀，翻车后我竟然忘了拍照！站在路边那么长时间，就知道傻傻地盯着沟里的车，这样有如神助的事，竟没能留下照片，实在是太可惜了！哪怕是一张模糊的照片也好啊。出来采访这十几天，我每天都在拍，就是今天没把相机拿出来，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唉，我也够呛，不是个称职的新闻工作者。

我索性拿出安定吃了半颗，好让自己放下一脑门官司，潜入到梦乡睡个天昏地暗，以换来明天新的一天。

一刹那就让它结束吧。

六

二十年后。

这四个字的出现，应该是比较爽吧？时间飞速流逝，可以让故事情节陡然加快，可以看到物是人非的戏剧效果。

就算不追求戏剧效果，离开人类社会来看，二十年光阴在自然界的变化也是很可观的。喜马拉雅又增高了一百厘米，阿拉斯加冰川又向大海移动了两千六百多公里（科学家说它每小时移动三十厘米）。全球的平均气温又上升了零点五度左右，街道旁的杨树樟树银杏们，又分别长高了五十到六十厘米。

总而言之，肉眼可见和肉眼不见的变化，都是巨大的。

二十年后，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我见到了牟主任。

是一次新朋老友的聚会，什么名目我忘了，我们俩居然是参加者中最年长的，于是被安排坐在一起。我差点儿没认出他来，他胖了，脸型变宽增厚，五官因此跟着发生了一些位移。而我，随身携带着二十年前没有的白发，和胶原蛋白不知所踪的脸，让他在见到我那一刻，也愣了一下。

然后我们都及时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马上握手，寒暄。

我说，牟主任您退休了吗？他说早退了，七八年了。你呢，还在写书吗？我不好意思地说，是的，在写。每次别人这样问我，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好像很没出息似的。他说，那个时候我请你过来，你还是个年轻姑娘呢。我说，也不至于，那时候我也四十了。他说，你是个很认真的人，为了写那篇东西还专门跑了一趟川藏线。

“川藏线”三个字，让二十年前的一刹那，忽地拉开大幕，劈到我的眼前。雨夜，折多山，康定，副站长，驾驶员，防洪沟，大渡河，明知故翻。这些不是名词，是动词，它们奔突到我跟前，跳跃着。我甚至有些激动，今晚真是来对了，居然遇见了牟主任。

我忍不住说，那次跑川藏线，太难忘了！实在是太难忘了！

之所以这么强调，是想继续这个话题。那些埋在我心里二十年的困惑，也许可以在今天解开了。比如，那个副站长怎么样了？他的仕途没有因为车祸受什么影响吧？他的孩子应该长大成人了吧？那个驾驶员呢？即使是孤儿，也该结婚成家了吧？他不至于因为那场车祸受处分吧？挨个批是难免的。

已经二十年了，再提这事就不算告状了，借用那个术语，已经过了有效追诉期，再提不过是谈资。要说私心，我无非是想表白一下自己当年是如何包容。当然，也想打探一下他们的下落。

于是我进入了话题。我说，您记得吧？那次返回的路上，我们出了车祸，还好有惊无险，把我吓得够呛。

我满面笑容，好像在说一件好玩的事。

牟主任很疑惑：车祸？什么车祸？

我说，就是您请我去的那次呀，采访完了，返回的路上，刚出康定没多久我们就翻车了，栽进防洪沟。

他依然一脸茫然：翻车了？我怎么不知道？

您不知道？我提示他：就是我采访结束的最后一天，您让一个副站长送我下山，我们从塘坝一路开到康定，晚上八点的样子，下大雨，我们下山的时候刹车突然失灵，就翻车了。

他还是茫然。

我继续提示：后来我搭了一辆过路车返回康定，在康定住了一晚上。副站长他们处理了车祸后，第二天从雅安重新找了个车，把我送回成都。

牟主任的脸上，始终没有出现我期待的恍然大悟的表情，他沉吟片刻说，我确实不知道。我记得他们当时跟我说，你已经完成线上的采访了，要回家写作，写完了再和我联系。我就没打扰你。

这回轮到我茫然了。一刹那再次闪过我的脑海。那么清晰的深刻的事，只有我记得吗？难不成，那个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刹那，是我臆想出来的？难不成，那电影镜头般的一刹那，被彼时彼刻的狂风暴雨吹散到了大气层？不不，不可能。

牟主任端起杯子离开了座位，融进眼前热腾腾的气氛里。涨红的脸，喷出的酒气，满桌的菜肴，以及众声喧哗，与我脑海里的场景完全不相容。我仿佛入定。有个声音对我说，一刹那的事情，只存在于一刹那。此地此刻也不过是一刹那。二十年的岁月在宇宙中也不过是一刹那。你是一刹那里的尘埃，但你曾高高扬起。

于是，我也端起了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