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种经略相公：百年六朝三代将门

□ 张锐强

种家将一代：种世衡的手段

一

童年记忆星星点点，年岁越长印象反倒越发深刻，就像水位下降后裸露于河床上的石头。比方老种经略相公。

“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对于这段课文，绝大多数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必定是豪爽勇猛的鲁达，而我偏偏记住了这两个头衔：老种经略相公，关西五路廉访使。

晚生的兴趣必定在施耐庵先生的意料之外。但一千个读者便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本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廉访使的正式称呼叫“奉旨走马承受”，简称“走马承受”。以宋代制度论，是监察官，品级和品位都比较一般。至于老种经略相公，若从“相公”二字论，应当指种师道；但若从老种与小种并举而言，则应当是其伯父种谔。他们出自庞大的将门世家，历仁、英、神、哲、徽、钦六朝，百年间三代为将，种师道只是最后的代表。或曰绝唱。这个将门的奇特之处在于，他们出自于典型的文人之家，种师道还曾名列“元祐党人碑”；而由种世衡、种谔到种师道、种师中兄弟，功业或者历史口碑之所以不断下降，实际上是从文臣统兵到宦官与文臣共同辖制武将的必然结果。

二

北宋中期的某一天，河南府渑池县的大街上人头攒动。几个剃着光头的力士造成了万人空巷的效果。他们个个膀大腰圆、脑门发亮、精气神儿十足，后面还跟着高大的马队。县太爷让他们在旁边山上的庙中表演相扑，你想想会有多么精彩？

县城无故事，日子寡淡，这事儿便成了节日。到了那天，庙前挤得水泄不通，但戏台还是空的，正在大修的庙宇尚未上梁。此时知县大人出来道：“良辰吉日，适合上梁。请各位先帮着搬运梁木，然后观看表演。”

人多力量大，乡亲们一起动手，很快就将梁木运到了大殿之前。原来所谓的相扑表演，都是知县的套路。因梁木太多太重，难以搬运，知县便想出了这一招。

这个知县，便是种世衡。他是河南洛阳人，没有考取进士，用叔父种放的恩荫入仕。担任签书鄜州（今陕西富县）判官厅公事时，正值西北烽烟四起，刚刚落幕的三川口之战宋军更是全军覆没，主将刘平和石元孙双双被俘，朝野震动。刘平虽有进士出身，但无甚名气，儿子刘季孙（字景文）则因苏轼的赠诗而光耀史册：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能跟苏轼唱和，自然是名士。刘季孙任饶州酒务时疏于公事，但前来巡察的提点江东刑狱王安石看到他留在屏风上的一首诗，不仅没找麻烦，反倒越级拔擢，将其由低级武职改为州学学官，引得“一郡大惊”。诗是这样写的：

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

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

三川口之败直接决定了刘平父子的命运底色，也不经意地改变了更多人的人生轨迹。包括范仲淹，更包括种世衡、狄青、滕宗谅（字子京）以及大儒张载。因此惨败，范仲淹奉命到前线救火，履新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种世衡当时在鄜州的职务是签判，作为首席幕职，他并无军事职责，但心忧国事，一直关注敌我态势，已经形成独立见解。宋夏交界的北部有一组山脉横峙，所谓山界。本为天然屏障。横山以西茫茫大漠，行军困难，东部主要被大宋控制，但不巧的是有绥州（今陕西绥德）这根芒刺，横山的防御功能只能失效。三川口之战，西夏军之所以能三天杀到延州，便是以绥州作为跳板。如果修复宽州城（今陕西清涧县宽州镇），派兵驻守，这样既能很方便地取得河东的粮食，又能在延州和绥州之间再建屏障，有效扩大防御纵深。

种世衡没有犹豫，立即上书范仲淹，提出这个建议。

上书时的热情与自信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的。书信寄出之后，种世衡心里多少有点不安。上司会不会采纳，他可没有把握。那些日子里，每当有公文从延州发来，他都急不可耐地拆阅，几番失望后终于会心一笑：范仲淹不仅照准所请，还令他具体承担。那个瞬间，种世衡一阵狂喜。不仅仅因为建议被采纳，更重要的是可以独当一面。不过他没有表露出来，沉稳地召集人马筹集物资，朝宽州开去。

这是范仲淹与种世衡友谊的开端。确切地说，是种世衡感受到了巨大的知遇之恩。范仲淹在西北提拔重用了一批人，狄青、种世衡和滕宗谅最为知名。狄青起自卒伍而入职枢密，滕宗谅重修的岳阳楼尽管范仲淹并未亲见，但依旧在同志感怀之下写出浩浩荡荡的《岳阳楼记》，立起千古精神标杆。至于种世衡，则开启了百年六朝三代将门的美谈。最终范仲淹不仅为他写了祭文，还写了墓志铭。墓志铭长达三千七百字，在范仲淹的同类作品中篇幅最长。情谊之深，可见一斑。

有意思的是，也有一个人因未被范仲淹重用而名垂千古。他就是大儒张载。范仲淹抵达延州后，这个“少喜谈兵”的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慕名拜见，上《边议九条》，并表示打算组织民团攻击西夏。虽然边情紧急、用人之际，范仲淹却没有顺势起用，反倒劝他多读《中庸》：“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最终张载果然以创立关学而名垂青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横渠四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具体版，范仲淹的知人善任，信非虚言。

三

长途跋涉抵达宽州古城后，出现在种世衡眼前的是一片荒凉。城池完全废弃，毫无屏障可资掩护。不过他既不失望也不沮丧，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扎营，建立防御依托，然后便开展施工。西夏方面得到消息后，不时派兵前来袭扰，但种世衡已经做好准备，敌人来了就与之战，敌人退后再继续干，最终将城池修好。

修城容易找水难。城内没有水源，只能挖井。而挖了一百五十尺，依旧不见水，只有能将镐头碰出火星的石头，大家不免泄气。怎么办？种世衡牙关一咬，命令工匠道：继续挖！每挖出一畚箕石头，赏钱一百！

几十米深的井下光线昏暗。工匠们埋头猛挖，在获得一百又一百的赏钱之后，终于挖出汩汩清泉。钱之所以也被称为泉，还真是渊源有自。

种世衡将门事业的源头活水，为这座城池赢得了流传至今的地名“清涧”。这是康定元年（1040）的事情。对于种世衡而言，这一年具有转折性意义：当年九月，他从大理寺丞、签书定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改为内殿承制、知延州清涧城。不仅仅因为从此独立主持一方，更在于由文臣变为武官，升迁渠道全然改变。在右文抑武的宋代，这可不是轻易之事。否则王安石将刘季孙改为学官，也不至于引得“一郡大惊”。总体而言，尽管有“换官”制度，但希望从武臣换文资的更多，因而对此的限制与条规也更加详细。

有了立足之地，种世衡立即组织部队营田，同时招募商人，向他们提供本钱，鼓励他们开展贸易。延安本来便与少数民族地区接近，汉唐以来，朝廷又习惯于沿边安置内附的异族，因而当地少数民族很多，通称为羌人，以对朝廷的态度而有熟户与生户之分。强龙不压地头蛇。比起远来的宋军，他们肯定更熟悉山川道路，更了解西夏内情，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因而种世衡对他们尽力怀柔：“间出行部族，慰劳酋长，或解与所服带。尝会客饮，有得蕃事来报者，即予饮器，繇是属羌皆乐为用。”

以夷制夷是个法宝。种世衡决定在此基础上招募蕃兵对抗西夏，很快便聚集了五千人马。然而蕃兵就像味精，并非主菜。如何提高汉人的战斗力？思来想去，他突然出台了一个奇怪的决定：以银两作为靶标，谁射中谁拿走。政策刚出台时，将士们面面相觑，都不敢相信，直到有人射中、顺利拿到银两为止。

从此以后，以银两作为箭靶的政策便固定了下来。虽然射中者越来越多，银两的分量数量也并不减少，只是距离越来越远。也就是说，你的箭术要越来越高才行。

军士们因此喜欢射箭，平民百姓也跟着喜欢。因为箭术会决定徭役的轻重。同等条件下，谁准头大谁的徭役就轻。犯了小过的人现场考验箭术，如果成绩足够好可免予处罚。因此缘故，清涧城中虽“僧道妇人”也广泛学习射箭，很有点全民皆兵的意思。

与此同时，种世衡的号令也严。犯过要被责打者，必须站在砖上受罚，从一开始数。一旦脚沾地便从头再来。总是严格，从无人情吗？也不是。每当军将士卒生病，必定派一个儿子前去探望照料。

清涧军民的战斗力和精神头不难想见。然而种世衡正干得风生水起，那天接到一份公文，忽然眉头紧皱，表情肃穆。因这是一份弹劾状，弹劾他的经济问题。

清涧的经济当然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发展商旅、编练蕃兵、收买细作，哪一项不需要大把大把的钱？以银两作为箭靶，又从哪里寻找政策依据？毫无疑问，种世衡的账目已有不小的亏空。尽管都是为了国家，但京城里的言官却不管这些。

种世衡心里颇有些紧张。他知道言官的厉害。自己的辩解能否被采信，还真是不一定。还好，虽然顶头上司已换成庞籍，但他跟范仲淹一样鼎力支持他。庞籍辩称“若一一拘以文法，则边将无措手足”，终于为种世衡开脱了罪责。

范仲淹提拔重用过的狄青、种世衡和滕宗谅，都曾陷入大宋的制度困境。跟种世衡一样，庆州（今甘肃庆阳）知州滕宗谅也因类似的罪名被弹劾，涉案金额十六万。这些钱主要用于抚恤阵亡将士遗属，估计在标准和范围上都有突破，滕宗谅担心累及无辜，便烧掉了账本。幸亏范仲淹极力为之开脱，滕宗谅最终只是“谪守巴陵郡”，这才有了名震千古的《岳阳楼记》。种世衡与滕宗谅都是幸运的。狄青就要悲剧很多。可以说他完全是被迫害致死的，而参与迫害的居然还有欧阳修那样的一代文豪。什么罪名都没有，仅仅因为他起自卒伍而跻身枢密，便被视为不祥。

四

关注种世衡的不仅有言官，还有贤能的范仲淹。

庆历二年（1042）三月，种世衡在清涧担任七品官还不到两年，突然接到升迁命令，调任环州（今甘肃环县）知州。宋代的州有五级州格，都督州、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和军事州，最低的军事州知州也是五品，种世衡属于超擢。因范仲淹巡边到环州时，发现当地的羌人暗通西夏，局面复杂，坚信只有种世衡才能镇住局面。

然而这次超擢一度遭遇庞籍的阻止。庞籍此举是不是要跟范仲淹作对？还真不是。庞籍也是一代名臣，与范仲淹、韩琦颇有交谊。只因《七侠五义》中包公的反派叫庞吉，民间记忆随之混淆，可谓冤案。他不肯放种世衡，是因为舍不得。但在范仲淹的坚持下，种世衡最终还是履新环州。

种世衡在羌人中确实有威信。环州羌人有个牛家族，首领叫牛讹奴，脾气倔强，从来不肯面见州官，但却郊迎种世衡。来而不往非礼也。种世衡约定次日回访，但很不巧，当夜天降大雪，左右都劝他不要去，因为牛讹奴“凶诈难信，且道险”。那个瞬间，种世衡内心不是没有犹豫过，但最终还是毅然上马出发。多少年来，汉官从不敢涉足此地，雪又如此之大，故而牛讹奴完全没料到种世衡会守约，最终被堵在床上。如此情境，他再无二话，立即“率部落罗拜，皆感激心服”。

当地势力最强的部落酋长叫苏慕恩。有天晚上，种世衡请他吃饭，让侍姬出来陪酒。等苏慕恩酒劲上头，他忽然借故离席。此后苏慕恩酒色性起、动手动脚，种世衡又从天而降。苏慕恩立即酒醒，磕头请罪，但种世衡哈哈一笑，将美人拱手相让。从此以后，苏慕恩死心塌地，种世衡指哪儿他打哪儿。不肯服从的羌人，都由他出面摆平。

庆历四年（1044）的秋天一片肃杀，环州府衙内的种世衡状态多少有些萎靡。他染病许久，一直未能好转。但正在此时，又接到了范仲淹的命令：筑细腰城。因短暂的“庆历新政”无疾而终，范仲淹再度出巡边地，宣抚陕西河东。环州与原州（今甘肃泾原）之间有三个大家族，“素号横猾，抚之则骄不可制，攻之则险不可入，常为原州患”。他们的栖息地北面有两条河可以沟通西夏，之间有古细腰城。范仲淹重修此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断绝彼此的联系。

看过这道公文，种世衡略一愣怔。疾病自然会影响人的精气神。然而战鼓一响，将军就会冲杀。他没有将任务转交给副手。在派人迷惑西夏的同时，他亲率大军出发。西夏还没反应过来，他已出重金募战士，“昼夜版筑，旬月而成”。生米做成熟饭，再派人晓谕三大家族，说修筑此城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御寇”。眼见得西夏的援路已经断绝，他们也只好服从。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岳阳楼记》光芒四射，再明亮的诗词也会显得失色。但尽管如此，不以诗词见长的范仲淹写于西北边境任上的这首《渔家傲》，依旧不失为宋词长廊上的一颗明珠。作为边塞词作的正声，它有豪爽侠气，更有回肠曲折，而此时再读，竟像是种世衡一生的总结。他确实“归无计”。细腰城筑好不久，次年正月便卒于任上，死后“人皆画像祀之”。

将二代：种谔的会议

一

皇祐元年（1049），御史台忽然接到一封控告枢密使庞籍的诉状。这份诉状来自于种世衡的长子种诂（亦作古）。好端端的，种诂为何要控告对自己父亲有知遇之恩的庞籍？因为种诂认为庞籍侵吞了他们父子设计招抚西夏的功绩。

无论阴谋还是阳谋，谋略始终为国人津津乐道。宋夏和议、或曰西夏“请服”，不少史书记载是反间的结果，所谓“越境设祭”，让元昊对野利遇乞兄弟产生怀疑，最终将之杀掉。

种世衡的确习惯于用间，经常向西夏派出间谍，僧人王嵩便是其中之一。但此举对和议最终达成有无帮助，宋人的记载却莫衷一是。庞籍辩称王嵩其实入夏即被囚禁，直到和议达成，元昊依旧信任野利旺荣，且自己跻身枢密并非因为这个招怀之功。最终朝廷没有怪罪庞籍，但同时又将种世衡追赠刺史，并“录其子之未仕者”。然而种诂不肯罢休，“复上书诉赏薄”。朝廷呢，依旧和稀泥，一边将种世衡加赠团练使，将种诂“特授”为天兴县尉，一边又“令御史台押出城，趋使之官”。

被御史台押送出城是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之所以如此，原因无非是朝廷对他的不断“上访”心生厌烦，担心他不赴任而继续“缠访”。庞籍罢职之后，种诂果然三度“上访”，但朝廷没有理睬。种诂不仅告庞籍的状，也告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状。如果说告庞籍多少还有点影子，那么告范纯仁在他人看来就毫无道理，导致他自己被降职。范纯仁倒是不念旧恶，此后听说种诂因此被冷落，便再度举荐。庞籍与范仲淹对种世衡皆有知遇之恩，因而种诂这种行为不免令人齿冷。

不过种家与范家的恩怨尚未了结，还有下文。

二

种世衡生有八子，有五子为将，其中种诂、种诊、种谔更被合称“三种”。控诉庞籍十多年后，“三种”全部换为武官，其中老五种谔在鄜延路经略安抚使陆诜的推荐下出知清涧城。清涧是种家的发迹之地，对人生似乎有强烈的暗示意味，故而虽然合称“三种”，但在军事舞台上最为活跃的却是老五种谔。单论战功，种谔远高于父亲，但他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却不是这些战功，而是三次会议。

出知清涧城的次年即治平四年（1067），种谔便在延州的鄜延帅司参加了人生的第一场重要会议。会上，他当着陕西转运使薛向和鄜延帅陆诜的面，极力主张通过已被他招抚的横山西人酋长朱令陵、招抚戍守绥州的酋长嵬名山，拿下绥州，进而控制宋夏边境的要地横山，彻底扭转战略态势。种谔说得激情四溢，但却发现只有薛向反响热烈，顶头上司陆诜的态度则颇为暧昧。

薛向是直接尊奉刚刚即位的二十四岁的宋神宗的旨意，前来商定作战方案的，中书和枢密二府均不知情。在冗官、冗兵和冗费的压力之下，北宋财政亏空已高达一千七百五十万。宋神宗锐意革新，希望变法图强，摆脱对西夏岁赐的负担便是重要内容。西夏累年用兵、国力削弱、人心离贰，更被他视为机遇。然而主政的宰相积极赞同，主兵的枢密使却力陈不可。少壮派最讨厌老成持重。在他们眼里，这是懦弱无为。宋神宗随即绕开两府和边帅，直接以手诏指挥力主用兵的陕西转运使薛向。

这次会议的最终结果是种谔的建议得到采纳，他们联名上了三策。不过陆诜多少有点夹心饼干的意思，虽然附议，但预期却是朝廷会否决。毕竟这意味着宋夏之间脆弱的和局再度被打破。故而方案获批的消息确认后，种谔内心格外矛盾。按照道理，他应当请准陆诜然后施行，可又担心他从中作梗。思来想去，他直接带领本部人马，连同折家将中的第七代折继世所部北上，以兵威逼迫嵬名山投降，顺利占领绥州和银州。

西夏当然要派兵前来争夺。种谔接到报告，胸有成竹地大开城门，令嵬名山所部先行出城挑战，自己率军紧随其后。部队广张旗帜，声势浩大。这气势足足将夏军吓退了五里。此时种谔命令部将在城外两翼险要处布下埋伏，自己则亲自指挥中军。

夏军确认己方兵力占优后，再兴攻势，准备攻城。种谔安排老弱士卒在城内擂鼓呐喊，将夏军吸引过来，率中军与之激战。双方交战正酣，他令旗一挥，两侧的伏兵杀出，夏军的阵形顿时陷入混乱，大败而归。种谔率军追击二十里，斩获颇多。

种谔虽然打得有声有色，但高层矛盾重重。打了胜仗，政事堂下令嘉奖，枢密院则通报警告；在前线筑城，枢密院要追究责任，政事堂却又通令表彰。因此缘故，其余各路宋军缺乏统一指挥，无法协调行动，在夏军的反击下都吃了败仗，种谔也遭遇弹劾，最终“贬秩四等”，于随州安置。

三年之后的熙宁三年（1070），种谔在鄜延帅司又参加了人生的第二场重要会议，以鄜延路都监、知清涧城的身份。因为经略陕西的韩绛起用了他，打算再度用兵。会上种谔旧事重提，依旧建议进城横山，筑啰兀城和抚宁砦，打通绥州与麟州（今陕西神木）、府州（今陕西府谷）的联系。麟州是杨家将的故乡，府州则是折家将的故乡，其中折家将的源流最长，据说本源是匈奴的折兰王，从唐末五代开始为将，流传十余代。话本戏曲中的佘太君，本源便是折家将。打通麟州府州当然与杨家将折家将无关，主要目的是沟通鄜延路与河东，呈“辅车之势，足以制贼”。

彼时的鄜延帅陆诜只是态度暧昧，而今的鄜延帅郭逵则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他直斥部属种谔为“狂生”。廉访使即走马承受李宪也大唱反调。李宪是宦官，奉命跟随韩绛监军。他们认为啰兀城离绥州太远，粮草馈运不及。一旦有事，各处都是兵力单薄，无法自保。

从某种意义而言，这场争论是宋代一项国策更改的伏笔。宦官“不典兵、不预政、永为家法”，本为大宋国策。北宋灭亡自然有宦官亦即童贯典兵之祸的份儿，但童贯并非始作俑者，只是集大成者。始作俑者便是这位廉访使李宪。他之所以能率先获得统兵机会，跟这次准确预见不无关联。

但种谔坚持己见，最终获得韩绛的支持。韩绛调开郭逵，令种谔实施。种谔随即率领步骑两万，往返三十五日，在啰兀击败夏军，“大小四战，斩首一千二百，降口一千四百”。在此期间，用二十九天筑好啰兀城（今陕西榆林镇川镇境内），又派都监赵璞、燕达修筑抚宁故城砦（今陕西米脂境内），然后留下部分人马驻守，自己回师绥州。

回到绥州的种谔，心情格外舒展。但那种愉悦未能持久，很快便被告急文书击碎。夏军迅速反击，攻下顺宁砦（故址不详）后又围攻抚宁砦。宋夏双方在沿边地区都设有许多堡寨以维系交通，这些堡寨要么建于河谷，要么建于悬崖，或者河山之间，希望“扼要据险”。但问题在于，扼要与据险相互矛盾，扼要便不能据险，据险便不能扼要。这个在雪中新建成的抚宁砦矗立于无定河谷，在交通要道上，却无险可守。

种谔心头立即漾起强烈的不祥之感，但却无法补救。很快，抚宁砦沦陷，刚刚筑好的啰兀城孤悬敌境，也只能放弃。当时种谔正在写一封书信，闻听右手急剧颤抖，几滴水溅湿信笺，有墨水，也有泪水。最终他被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潭州（今湖南长沙）安置，韩绛则被贬为许州（今河南许昌）知州。

三

种世衡在文学家麾下作战，种谔则要在科学家麾下作战。这个科学家，便是涉嫌打过苏轼小报告的沈括。元丰四年（1081），沈括出任鄜延帅，种谔在其麾下任马步军副都总管[1]北宋早期称为部署和都部署。后来为避英宗赵曙的讳而改为总管、都总管。。当时传言西夏国主秉尝被国母杀掉，已经五十六岁的种谔力主出兵。先请求在鄜延九将的兵力之外增派援军，“止裹十数日之粮，卷甲以趋，乘其君长未定，仓促之间，大兵直捣兴庆（今宁夏银川）”。奏疏发出后，考虑到规模大阻力也大，又修正观点，表示无需援军，“只发本路九将兵，裹粮出塞，直趋巢穴”。毫无疑问，他有给朝廷下套的嫌疑。只要仗打起来，规模不难扩大，要价不难提高。

奏疏发出，种谔便整天盼望消息，若大旱之望云霓。年龄不饶人，他实在太想立功，太想要一次酣畅淋漓的胜利，在两落两起后实现腾飞。远在朝堂的宋神宗感受到了这种积极情绪，立即提升他为经略安抚副使，负责本路作战。考虑到他先前曾经轻举妄动，又令宦官王中正前往节制。

尽管戴着紧箍咒，种谔还是大喜过望，九月二十二日立即率军出发。这就是所谓的元丰西讨，五路伐夏：王中正直接指挥麟府路，种谔指挥鄜延路，环庆路、熙河路与泾原路分别由高遵裕、刘昌祚和李宪指挥，当年九月下旬出动。这是北宋宦官直接统兵的开始。

种谔动作很快，两天后便将西夏的米脂寨包围。米脂寨的规模虽然不大，但依山傍水，地形险要，种谔连续攻击三天都未能得手，便指挥部队积土为闉，即堆积土山，以便登高破敌。他巡行前线指挥，正忙得不亦乐乎，忽然接到谍报：数万夏军已沿着无定河谷赶来。种谔闻听心里一惊，但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他命令部队大张鼓乐，自己在鼓乐声中缓辔徐行，回到幕府。将士们一见，也随即放下心来。

种谔只是外松内紧，大脑高速运转，不断算计。等进入幕府，计谋立即变成作战命令：后军在米脂寨列阵，不再堆积土山，而是开挖壕沟，断敌出援的道路；前军和早已归顺的当地武装沿着两山埋伏在山谷之间，中军和左右两军则在河谷严阵以待。等夏军赶到，种谔擂响战鼓，发起攻击。宋军正面齐头并进，两侧伏兵突出，将夏军截为两段。夏军大败，伏尸数十里，种谔斩获五千余首级，缴获战马五千匹，牲畜和盔甲数以万计。

闻听援军已败，西夏方守军的作战意志随之丧失，获得种谔秋毫无犯的承诺后放下了武器。种谔点检人口，共有老幼一万四百二十一人，全部给他们发放了宋式的衣服头巾，成年男人臂上都刺下“归汉”字样。

宋军内战说不上内行，外战更是一直外行。神宗召集大臣研究对辽和战时，张方平曾经提供过一个统计数据：双方大战小战八十一次，只有张齐贤的太原一战获胜。此前对夏连续战败，不得不“招抚”，神宗重开战端之后，战绩也一直拿不出手，因而米脂的捷报简直震惊朝野。李清照的外祖父王珪时任宰相，立即写下《闻种谔米脂川大捷》：

神兵十万忽乘秋，西碛妖氛一夕收。

匹马不嘶榆塞外，长城乍起玉关头。

君王别绘凌烟阁，将帅今轻定远侯。

莫道无人能报国，红旗行去取凉州。

被贬责到黄州的苏轼算是王珪的政敌。但他从友人陈季常的信中得知此事，也兴奋地“饮一巨觥”，然后写成《闻捷》：

闻说官军取乞訚，将军旗鼓捷如神。

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那时米脂这个地名尚未叫开，王珪应当是在诗文中首次使用，故而苏轼还沿用古称“乞訚”。宋神宗当然更加兴奋，立即决定让种谔脱离王中正的指挥。种谔得令行动更加积极，十三天内兵不血刃占领石（今陕西横山东北）银（今陕西横山东）夏（今陕西靖边）三州，然后挥师西进。

当时的命令是合攻灵州（今宁夏吴忠）。种谔西进途中，军粮便发生问题。王中正本来就指望鄜延路接济军粮，种谔一走，他没了指望，只能退军入塞。而种谔一军因后方馈运不及，随行粮草越来越少，抵达盐州（今陕西定边）时又赶上大雪，士卒冻饿之下，折损十之二三，最终全军溃败，五路伐夏草草收场。

四

不难推想种谔当时的心情。他自然是不甘失败的。因而半年之后，再与沈括联名上奏，要求向前筑城、攻占横山。毫无疑问，沈括虽是上司，但主要推动者却是种谔。种谔起初主张重修古乌延城（今陕西横山南部），前后上章十一次，遂被神宗召见。面圣时其观点微调，建议先修复银州故城，然后再修古乌延城，但核心意思不变，就是恢复银州、夏州和宥州。

就在种谔入京的同时，给事中徐禧和内侍省押班李舜举奉命来到鄜延路“调查研究”。徐禧认为“银州故城不便”。理由是这三州陷没百年，重新恢复耗费太大，而且银州东南角已为无定河水吞没。有鉴于此，他建议先分散设立堡寨，从东南十余里的永乐埭开始，直到古乌延城，筑大小十二城占据山界。大者九百步，小者五百步。种谔的主张是集中兵力，徐禧则要分散防御，而沈括也突然改变态度，转而支持徐禧。

种谔人生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格外屈辱。会议还是在鄜延帅司，他完全遭遇夹击。

沈括是标准的文官，徐禧连文官都算不上，没有科举出身，上过几道支持新法的策论便当了官。他经常谈兵，虽给神宗留下了知兵的印象，但不可能让种谔服帖。尽管在会上遭遇夹击，种谔依旧坚持己见。徐禧大为光火，干脆旧事重提，再度劾奏种谔半年前“舍直就迂”，没有直捣兴庆，贻误军机、导致军粮供应不上。此前朝廷已经责问过种谔，种谔解释说横山周围有西夏重兵，若不把他们消灭，会有后顾之忧。尽管这个辩解曾被朝廷接受，但此一时彼一时。徐禧的奏疏一上，种谔立即由凤州团练使降为文州刺史，贬了一官。

饶是如此，种谔依旧不肯简单附和。徐禧大怒，威胁道：你就不怕死吗？再这样动摇军心，定以军法从事！种谔梗着脖子道：在永乐筑城，败局已定，那我必死无疑。战败是死，违令也是死。我宁肯死于军营，也不愿抛尸于丧师辱国的战场！

滚滚烟尘向北而去，种谔在延州城头看到这一切，内心必定一片悲凉。他手下的精兵强将七八万人全被徐禧和沈括带走，只有四千老弱残兵跟随他驻守延州。大军出发时一个个兴高采烈，志在必得，但种谔却已看到悲剧性的结局。果然，没过多久，这七八万人便基本上全军覆没。

徐禧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县马湖峪）进展很是顺利，二十多天便顺利完工，共有六堡六寨，神宗赐名为银川寨。只是刚刚完工，徐禧和沈括回到米脂席不暇暖，西夏大军已经杀来。徐禧闻听迅速率军三万回援，留下沈括跟一万兵驻守米脂。

郭逵曾批评种谔是狂生，但从结果看真正的狂生是徐禧。回援永乐城本来并非他的责任，他果断率军前去可以解释为勇敢担当，也可解释为轻狂，想要捞取功名富贵，甚至连沈括都要排除在外。不仅如此，他在军中还摆钦差大臣的架子，完全不听宿将高永能、高永亨和曲珍等人的建议，动不动就说“用此精兵破羸虏”，“一步可取三级”，简直比李白还要浪漫三十倍，因李白诗兴上来也不过“十步杀一人”。他还下令，军中不以斩级论功，破敌后平均赏赐。应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加荒唐的作战命令。平均赏赐，谁肯拼死杀敌？

永乐城最终陷落，徐禧和李舜举战死，士卒逃生者不过十之一二。噩耗随着凛冽的冬天传到延州，种谔内心一片悲凉。此后沈括被贬，他得以代领鄜延帅，心头又升起无边的希望，不断酝酿新的作战计划。然而天不假年。次年即元丰六年（1083），他便因“背部痈疽发而卒”。这个一心想要作为的战将，可以说是抱憾而终。

将三代：种师道兄弟的无力

一

种谔病危时，范仲淹之子范纯粹已奉命前来延州权管勾经略司事；种谔死后，朝廷忽然发觉不对头：“前死数日，陈奏尤多，未知出于何人裁处”，于是命令范纯粹调查。最终确认是管勾机宜文字徐勋所为，但牵扯到了种谔的儿子种朴。

这当然不是两家的私怨，范纯粹只是公事公办。种世衡的孙子种建中极力辩解，这才为大宋保住一个烈士，让种朴有了十六年后在一公城殉国的机会。这个种建中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种师道。为避建中靖国的年号而改名师极，最终被赐名师道。

作为张载的学生，种师道以文官面目出现也就自然而然。元祐党人碑现在看来更像纪念碑，但种师道名列其中时可没有这么浪漫。他对免役法不满，蔡京便对他不满，以“诋毁先烈”的名义将之列入罪籍。不过你在碑上找不到种师道或者种建中，只有种师极。五年后脱去罪籍，才被赐名师道。这是大观二年（1108），种师道五十八岁。已从文官换为武官的他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的身份，担任泾原路兵马钤辖兼知怀德军（今宁夏固原西北）。

在西北带兵十年后，种师道以席苇平之战崭露头角。当时疆界犬牙交错，宋夏双方都想在对方境内扎钉子、掺沙子，具体办法就是筑城。席苇平在甘肃平凉境内，具体位置说法不一。从地名看，应该是难得的像席苇一样平坦的地势。政和八年（1118）六月，种师道奉命带领诸路人马在此筑城，西夏方面闻听也派兵前来攻击。他们在渭河支流葫芦河的河谷设立壁垒，打算疲敝宋军。

姜还是老的辣。年近古稀的种师道胸有成竹，命令部队在河浒列阵，摆出要决战的架势，同时派偏将曲充和赵朴率军“径出横岭”，并让间谍故意散布消息。夏军得知宋军要抄袭后路，正迟疑时，猛将杨可世率军“潜出其后”，姚平仲则指挥精锐骑兵正面攻击。夏军大溃，种师道“斩首五千，获橐驼牛马万计，器甲数万”，夏军主将阿山兆精仅以身免。

此后西夏在臧底筑城，设立成德军，屡屡为患，宋军多次征讨都未能得手。当年六月，刚刚立功的种师道奉命统领陕西、河东七路之师，“期以一旬克之”。然而他虽连续攻击，但对手防御充分，还是整整七天不下，渐有帅老兵疲之势。怎么办呢？他到前线巡视部队，正好看见一个小校坐在马扎上指挥，立即有了主意。

种师道一声令下，小校人头落地，尸体置于军门。他面色冷峻地号令诸将：“今日城不下，视此！”

此言一出，局面立即生动。将士们没命地进攻，当天便将城池攻破。

种师道的名声地位比其伯父种谔高得多，但从宦官那里遭受到的屈辱也要重得多。因为这宦官不是李宪，而是李宪的门人童贯。

虽然朝廷重文轻武，但西北战事不断，偶尔还有武将为一路帅臣即经略安抚使的例子。但宣和初年，朝廷特意下诏，令“西边武臣为经略使者改用文臣”。从此以后，武将只能“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彻底制度化。与此同时，宦官典兵也习以为常，只是从李宪过渡到了童贯。童贯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虽然人们称蔡京“公相”、称他“媪相”，但他外貌并不像宦官，下巴上有胡须，且出手阔绰，很能笼络人。史载他在西北掌兵时，诸将见了“皆旅拜”，即以军礼下拜，唯独种师道“长揖而已”。这恐怕有点拔高。当时的童贯是朝廷的代表，并非奸臣的代表。但无论他对童贯的态度如何，都要在其麾下打一场他坚决反对的仗，战史上极其罕见的儿戏之战，即联金灭辽。

二

联金灭辽是场北宋不够理智的战争。大宋首先对辽背盟，然后在与金结盟期间又有一系列的违约，最终被生吞活剥。

北上攻辽最大的推动者，内有执政的王黼，外有掌兵的童贯。王黼撇开枢密院，在三省设置经抚房直接处理边境事务，“检括天下丁夫，计口出钱，得钱六千二百万缗”，作为特别军费。此二人之所以如此积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邀功固宠。而且童贯以宦官身份出使辽国时还曾遭奚落，急于雪耻。很多人认为辽国衰弱、军队腐朽，吹弹可破，此举不是作战，而是领功，因而开战在即，蔡京的儿子蔡攸成了童贯的副手。徽宗同时给了童贯上中下三策：若军民列队欢迎，就顺手拿下；若天锡帝愿意臣服，可以保留其藩王地位，燕京还由他们统治；如果天锡帝执迷不悟，那就只好动武，这样很可能陷入僵局。当然，虽有三策，徽宗内心还是充满自信。蔡京写诗给蔡攸送别，里面有“百年信誓当深念，六月休涂好少休”之语，徽宗听后立即建议将“休涂”二字改为“王师”。

蔡攸虽是蔡京的长子，但父子二人争权争宠，互相倾轧，早已闹得不可开交，被徽宗下令分府别居。从诗中可以看出，蔡京内心并不赞同此次出兵，却又不敢明说。蔡攸出发时已是盛夏的五月，而徽宗的预期是六月官军即可“少休”。

童贯决定兵分两路。西路军以广信军（今河北徐水）为中心，进驻范村（今河北涿州西南），以涿州为第一目标，由辛兴宗指挥。种师道指挥东路军，以雄州（今河北雄县）为中心，进驻白沟（今河北高碑店东南）。两军完成集结后，童贯在雄州召集诸将会商作战方案。

对于这次北上，种师道简直哭笑不得，此刻更是明确反对。他直言这是“盗入邻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的缺德事儿，干不得。童贯立即顶回来，说这是陛下旨意。我们兵力有碾压性优势，必然获胜，让您来只不过要借重一下您的名声。言外之意，您老看看就好，别多说话。

种师道不是种谔，童贯也不是徐禧。无奈之下，他只得闭嘴。但那个瞬间，他还是无法想象，等待他们的居然是这样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童贯张榜申明“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吊民伐罪，不得已而为之”。前线诸军“如敢杀一人一骑，并从军法”。

十五万大军前来，居然不能动手，杀一人一骑便要偿命，这打的是什么仗？

童贯绝非没有脑子的笨蛋。他的智商不知如何，但情商绝对不低。之所以要这样安排，是因为他想不战而胜，想光彩堂皇地受降。不仅因为这是钦定的上策，更因为他得到的都是乐观的情报，而人们总是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那时金灭辽的战争已断续进行数年，辽上京、东京和中京先后丢失，只剩下西京（今山西大同）和南京（今北京），也就是燕云十六州的核心地区、联金灭辽协议中大宋的核心利益。考虑到辽国已在打击下分裂，他们的乐观情绪难免膨胀。

雄州知州和诜并非盲目乐观的代表，但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他驻守雄州经年，此前多次建议用兵，此刻态度忽然转变，转而说师出无名，只能招抚，极力建议童贯严明纪律、杜绝抢掠杀戮，宣谕百姓这次出兵是迫不得已。辽将如果投降，立即封个节度使。

我们不知道和诜态度突然转变的根由何在，也许先前的鹰派言论只是为了引起重视。但真要开战，雄州必然要承受巨大压力、率先付出成本。不管鹰派鸽派，他都是地头蛇，熟悉人情地面，而这话又是童贯想要听到的。于是和诜立即被命充当种师道的副手，实际有监督之责。

如此荒唐的安排，当然会有人反对。种师道不便再说，但还有猛将杨可世。杨可世深受童贯喜爱，话也直言不讳：“事起之由，毫发未尝预，一旦临利害，若仓卒失计……辱国为重。”什么意思？诸位将领事先并未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就这样仓促临阵，一旦战败，我们的性命事小，辱国事大。

童贯还没开口，和诜已经怼了回去：“公自谓有万人敌，胆气绝人，视堂堂之师如摧拉枯朽，今日观之，一懦夫耳……公欲扇衅败我事耶？”

这罪名如果确认，那就是杀头，杨可世也只能屈服。

燕云地区当时由辽天锡帝控制。天锡帝耶律淳是在天祚帝逃跑之后，被以后来建立了西辽的耶律大石为首的大臣簇拥上位的。他即位后立即联络北宋，希望放弃岁币、重续旧好，但被宋方拒绝。理由是天祚帝还在，不能承认其政权。当然，这只是借口。实际原因是宋军已开始集结。当此时刻，虽然两拨使者均被砍头，但童贯受降的痴心不改，结果出现了荒诞的一幕：宋军先头部队居然没有携带主战兵器。他们手中拿的是什么呢？谁都想象不到，真是烧火棍。当然，史书上的说法叫“梃”，即木棍，顶端可能包有铁皮。

携带烧火棍上阵自然是种师道的安排。进军又不能放手打，只能携带木棒权且自卫。除了梃，他们还带有大量的白心旗，打算发给归附的辽民。

白沟是宋辽边境重镇。海河支流大清河的下游白沟河在此隔开宋辽。杨可世作为先锋，不断向北，最终渡河进入辽国地界。童贯与和诜的策略应当理解为以兵威压服辽军不战而胜，但将领总想着立功。从史料中看，杨可世没有收到越境的明确命令，但还是过了界河。那个瞬间，他一定相信了当地百姓都是“南望王师又一年”这种心境的鬼话，故而渡河之后立即劝降，结果是辽军的耳光响亮。童贯得到的辽军兵力不足的情报是准确的。耶律大石发起反击的骑兵只有区区两千名。然而宋军本来就没有作战的心理准备，自然也谈不上战斗意志，更何况连主战兵器都没带。杨可世的确是员猛将，被铁蒺藜所伤，战靴中满是血水，又中了流矢，两颗门牙脱落，依旧死战不退。

问题是，大局已定，个人勇猛无济于事。

没有携带主战兵器的先锋败退，后面的主力装备有弓弩，可以远程打击，但也不敢动，因为命令并未撤销：“先是，既以招抚为名，（童）贯下令中军不许妄杀人，及虏骑犯我师，皆不敢施放矢石，听其杀戮。故诸将亦愤然。”

毫无疑问，这是童贯瞎指挥的必然结果。将在外，不由帅。皇帝钦定的上策虽是招降，但毕竟还有中下二策，有临机处置的空间。不过这事儿从另一方面证明童贯在军中还是有威信的。所以和诜建议种师道杀掉杨可世，理由是他擅自越境，挑起事端，这样可以“号令诸部以明宣抚司出旗榜本意”“使虏人知朝廷无意用兵”。

种师道当然没有同意。十五万大军从西北开到白沟，至少情绪上会有惯性，不可能约束得那么精准，更何况杨可世还是童贯的爱将。正在此时，耶律大石派人过来责问突然背盟违约的原因：西夏犯上作乱，你们反感，金对我们，难道不也是一个道理吗？“今射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谓为得计可乎？救灾恤邻，古今通义，惟大国图之！”

种师道哑口无言，只能将矛盾上交给童贯。当时辛兴宗的西路军也已吃了败仗，童贯没了主意，便让种师道跟诸将商议是否撤军。

和诜立即表示不可仓促退兵。这样辽军必然追击，“事且不测”。杨可世同意退兵，但建议以进为退：乘夜先撤辎重，同时派精锐部队前趋，以进为退，若辽军追击，即与之战。但种师道都没有采纳。

撤退时果然遭遇追击。宋军意志丧失，信心全无，一路败逃。风雨大作，士卒惊惶逃跑，互相践踏，非战斗减员很多：“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府、定州一带，死尸相枕藉，不可胜计。”应该承认，这是宋军真实战斗力或曰大宋真实国力的客观反映：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已腐烂到根。

战后种师道被责令致仕，和诜被贬为濠州团练副使、筠州安置。一般都认为这是给童贯当了替罪羊。此说固然不无道理，但种师道确非完全无辜。撤退变成溃败，他身为主将，是有责任的。他之所以没采纳杨可世的建议，坚持白天撤退、且没有安排足够的后卫部队，应当是认定辽军不会趁势追击。毕竟辽使前来是在做重修旧好的努力，并无鱼死网破之意。与此同时，他肯定还担心将领再度生事。也就是说，种师道确实判断失误、处置不当。

三

宣和七年（1125）的冬天，终南山豹林谷内格外寒冷，种师道浑身冰凉。这倒不是因为气候，而是因为时局：金军已兵分两路南下河北山西，朝廷诏令各地勤王。他这个退休老将也以检校少保、靖难军节度使的身份被紧急征召。

虽已年老，但种师道却片刻也不曾犹豫，立即顶风冒雪、下山东行。光杆司令没法打仗，他顺路先到部将姚平仲的驻地，带着他和麾下的七千人马星夜兼程，直奔开封。姚平仲也是赫赫有名的西军将领，在席苇平和臧底城之战中都有上佳表现。不过谁也想不到，最终恰恰是他坏了大事。

他们抵达洛阳时，开封已被金军包围。考虑到只有七千人马，有人便建议暂时屯驻汜水，以策万全。汜水向为天险，虎牢关便在此不远，有坚守的地利之便。种师道闻听连连摇头：“吾兵少，若迟回不进，形见情露，只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测我虚实？都人知吾来，士气自振，何忧贼哉！”不但大张旗鼓地开进，还沿途揭榜公告，说种少保领西兵百万前来勤王，抵达后在开封城西扎营。

种师道的虚张声势效果明显。金兵赶紧略微后退，而开封城中人心稍安。刚刚即位的钦宗也感觉多了个主心骨。在此之前，城内软骨病流行，李纲虽是擎天一柱，但他火线提拔、升迁太快，主和的宰执大臣看不顺眼，他不免独木难支，种师道的到来终于改变了力量对比。

种师道在雄州反战，此刻则坚决主战。因为此时和谈的唯一结果只能是城下之盟。面对宰执大臣浓重的失败情绪，他侃侃而谈：京城周长几十里，金军怎么能围得住？城高数十丈，粮食可支撑数年，他们怎么攻得下？作战需要真正的士兵，至于防守，城内的数万百姓都可以参加。只要支撑下去，勤王大军集结完毕，金军很快就会陷入困顿！

此言一出，宰执们立即闭嘴。

然而王朝一旦衰朽，就是全面性的。到处都是风险敞口，你根本无法预料哪里会出现黑天鹅。靖康元年正月的风险，恰恰不是因为主和派甚至投降派，而是鹰派或曰主战派。具体而言，就是姚平仲。

在此之前，李纲的亲征行营司统率全军，此刻勤王大军陆续赶到，向来对他不满的宰执便秘奏钦宗，要求分兵。这个建议貌似符合祖宗家法精神，但却是糊涂到顶。在刺刀见红的危急时刻，最紧迫的肯定是集权以便提高效率，而非分权扯皮。但钦宗不明就里，居然同意，令种师道以签署枢密院事的身份，充河东河北京畿宣抚使，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指挥勤王大军，还将城外原本隶属行营司、由李纲节制的前后两军也划归种师道指挥。

钦宗原本已被吓破胆。各路大军陆续赶到后，信心不断回升，又乐观过头。这也正常。天下是他的天下，他比任何人都希望快点赶走金兵。因而宰执会议上种师道的反击计划虽然获得首肯，但钦宗并不满意。种师道坚持要等姚古的熙河军、种师中的秦凤军赶到之后，二月初六行动。虽只是八天之后，钦宗已经无法等待。

这情绪被姚平仲看在眼里。他随即动了心眼。作为西北名将姚古的养子，姚平仲屡立战功，在军中声望很高，人称“小太尉”，但因为对童贯不够恭顺，功劳一直被遮掩，而今终于有了表现机会，便极力请战，要求独自出兵擒拿敌酋即东路金军主将斡离不，救回当人质的康王即赵构。

这计划正好符合钦宗的愿望。种师道老成持重，钦宗知道无法说服他，便向李纲寻求支持。因为除了种师道，只有李纲手下有兵。分兵之初有严格规定，宣抚司与行营司“不得相紊”，李纲本来不该赞同此事，但终于没敢直言劝谏[1]这次劫寨影响深远，李纲在其中的作用说法不一。《三朝北盟会编》所引资料表明，时人多说此举为李纲推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用此说，但朱熹表示反对。因李纲自己在《靖康传信录》中极力否认，又有“中兴名相”身份，逐渐被近代采信，但恐非事实。参见2002年2期《军事历史研究》顾宏义先生之大作《李纲与姚平仲劫寨之战》。。

计划就此确定。在没有通知种师道的情况下。

姚平仲的出兵日期是方士占卜选择的，二月初一夜间。确定的同时，消息便已泄露。百姓们都知道皇帝要开战。开宝寺前已经竖起三面大旗，上书“御前报捷”字样。外城北门封丘门[2]清代为避孔丘之讳，将丘改为邱，故也有史书记载为封邱门。离金营最近，提前搭建阁楼，预备届时皇帝检阅俘虏。李纲还让属官方允迪以自己的名义撰写露布，预备广为张贴。这份露布本身便可以视为作战计划：

二月一日，计议已定，部分最严。是夜子时，范琼领二千骑，衔枚而西，斫营而入，致群贼以自扰，迎大兵而夹击……臣于是时，躬率禁旅，嗣承德音，出荣德门至班荆馆，既亲行阵而督战，亦度缓急以济师。

以下说得很详细。子时出兵，三日卯时“围贼垒者数重”，午时解救康王，申时“谍人手刃金贼太子”即斡离不。现在看来当然是笑话，但却可以看出钦宗的急迫，以及李纲在善良愿望下的书生意气。

杨可世的弟弟杨可胜当时在姚平仲麾下。他做了两手准备，写好一份奏报随身带着，上面显示这是他自作主张，行动未经皇帝批准。消息早已泄露的劫营，结果如何不难想象。他们中了埋伏，杨可胜被俘。李纲的手下还没贴完露布，失败的消息已经传来。

城内的屈服论调再度喧嚣起来。当此时刻，种师道再度显示出宿将风范，主张继续夜袭，以便出其不意。金军习惯于正面交锋，很怕夜袭，这样他们高超的骑射技术完全无从发挥。姚平仲虽败，但彼此杀伤相当，宋军只损失了千把人，实力未受影响。然而钦宗的信心勇气全部用光，又从过度乐观转为极度悲观，一度准备拿李纲当替罪羊，将他绑送金营。姚平仲之所以潜逃，并非如史书所说是惧怕种师道问罪——毕竟此战是皇帝亲自批准的——但他怕成为皇帝的替罪羊。如果没有太学生伏阙上书、几乎引起民变，李纲的替罪羊命运肯定无法更改。

城下之盟签订后，金军退走，种师道再度获准退休。

四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前来勤王的种师道之弟种师中居然奉命护送金军北上。当然《宋史》本传记载为“逐出”。

那时种师中以河北制置副使的身份驻扎北京大名府附近，河北制置使姚古已进驻长治。朝廷命令，太原守将张孝纯的儿子张灏、姚古和种师中三路出兵，为太原解围。种师中所部进入山西后，先后克复寿阳和榆次（今山西晋中市），太原遥遥在望。但越往前阻力越大，他并未继续推进，又退回真定（今河北正定）。史书语焉不详，没有记载具体原因，但我们可以推想，是他知道这就是能够抵达的极限。可以肯定，在此期间他跟姚古之间没有有效的配合策应。按照当时的指挥体制，做到这一点绝无可能。

正在此时，金将粘罕退到云中（今山西大同）避暑，留守部队分别择地就牧。宋军的谍报认为金军已退，迅速报告朝廷。同知枢密院事许瀚是坚定的抗战派，立即催促种师中出兵，文书一天六七封，语气极为严厉，用了“逗挠”这样的字眼。就是逗留不前、阻挠兵机，乃杀头重罪。种师中叹道：“逗挠，兵家大戮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忍受此为罪乎！”

种师中传令部队即刻出发，辎重赏犒之物都没来得及携带。当年五月，他抵达寿阳的石坑，遭遇金将完颜活女的袭击，双方连续交战，种师中五战三胜，经榆次推进到杀熊岭，离太原不过百里之遥。但就在此时，统制焦安杰给姚古传递了错误的情报：粘罕已从北方回来。姚古闻听停军不前，种师中只能孤军奋战。

作战不是问题。问题枢密院的命令过于严苛，他们为抢时间，粮草辎重携带得不多，已经吃完，军士每人每天靠一勺豆子支撑了三天。第四天，金军再度发起攻击，种师中的右军被击溃，前军也跟着逃走，但他指挥中军死战不退，终于借助神臂弓的力量稳住阵脚。按照规矩，击退敌人马上就要犒赏，但他身边只有十几个银碗，根本不够用。消息传开，军士们终于意识到物资供应已彻底中断，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纷纷逃跑。种师中率领身边的百十人坚持了一上午。他拒绝突围，最终“身被四创，力疾斗死”。没过多久，再度被起用又再度退休的种师道也含恨辞世。

种世衡在前线得心应手，种谔则磕磕绊绊，到了种师道兄弟，已完全是有劲没处使，充满令人绝望的无力感。三代将门就此凋零，繁华无比的北宋也随之落幕。这不是个人或者家族的命运，而是时代的命运。当朝廷无理地将统军大权交给不谙军事的文臣与宦官，便已注定这一天。南宋之所以能维持百多年，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制度有所修正：一线将领的自主权明显提高。如果拿北宋的标准衡量，南宋的中兴四将包括岳飞在内，都是不折不扣的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