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宋词及文学流变

□ 谢宗玉

一

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羞愧。杭州我不是第一次来，只是这回我才知道，临安竟然还在。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临安只是一个历史名词。自南宋灭亡后，就跟着烟消云散了。我不知道，湮灭在历史风烟中的，只是一个花繁叶茂的幻影，而临安之根，自西晋太康元年以来，一直都在。

历史课本中的那个临安府，是南宋时期才有的。先有临安县。再之前，叫临水县，后因县东南有临安山，遂于公元280年，改名为临安县。公元1996年，改县为市。公元2017年，并入杭州市，为临安区。现在我要去的新时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学实践点，正是在临安区的某个山村。

北宋末年，靖康兵败，徽钦北掳，赵构作为钦宗赵桓的异母兄弟，在南京即位，改元建炎，成为南宋的第一位皇帝，也就是宋高宗。建炎三年，即公元1129年初春，金兵突袭扬州，赵构仓皇出逃，南渡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作为“行在所”，即天子巡行所到的地方。公元1132年，赵构深感复国无望，汴京远矣，只好于半羞半愧中，定都临安府，守着半壁江山，度过了他安逸的一生，享年80岁，是乱世中唯一的长寿帝王。

临安，临时安居之地也。建炎朝廷以临安作为都城名，可谓煞费苦心。当时杭州下辖八九个县，临安县只是其中一个。将县名升作都城名。一是为拉拢当地民心。杭州曾是吴越国的大本营，最后一任吴越王钱弘俶虽于公元978年纳土归宋，但从吴越国开创者钱镠王以来，钱氏毕竟在这片土地上盘踞了近百年，影响力还在。用钱氏故乡临安作为都城名，跟《百家姓》将钱姓排名第二一样，都有对吴越钱氏抚勉的意思。现在强龙过境，虽是半流亡状态，也请地头蛇莫起他念。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这个名词暗含北归之意，民众固所愿也。最初南宋人们都觉得定都杭州不过是暂时的，来日终究会还都汴京。

然而，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等人，每有直捣黄龙之势，就被赵构、秦桧之流急急召回。岳飞岳云父子更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于风波亭，酿成千古遗恨。

除秦桧外，很少有人懂得宋高宗的心理，若王师北定中原，迎回徽钦二宗，那他赵构又该往何处去？为了一己之私心，全然不顾半壁江山在疼痛。所以临安一词，从定都开始，就带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可怜了中原那些日盼夜望的冤魂野鬼，可惜了江南那些壮怀激烈的碧血丹心。

公元1276年，元蒙铁蹄踏碎江南，三吴都会饱受兵燹之祸，复归汴州的梦想，只能永远留在仁人志士的心中。随后三年，文天祥血战被俘，陆秀夫抱着8岁儿皇在崖山蹈海，至此南宋灭亡，神州陆沉，“临时安居”亦不可得矣！

南宋之后，临安一词便成了千百年来华夏儿女们心中的隐痛，后人则哀叹“崖山之后再无中华”。曾寄托了无数人美好愿景的临安，也成了“偏安一隅”的代名词。

回头想想，若岳飞等人北定成功，那临安一词无疑会被中华儿女视作悬梁刺股、卧薪尝胆后的“凯旋门”。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因为失败，同样意思的一个名词，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往小里说，是南宋小朝廷玷污了一个美好的汉词。往大里说，则是整个民族让一个无辜的汉词蒙羞了。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二

枕着残山破水而眠的赵构，塞耳不听中原百姓的凄厉呼号，掩眼不看南渡之路的斑斑血泪，蒙心不顾万里江山的水深火热，他甚至都忘了自己还有五个二到四岁不等的亲生女儿，也一同被掳去了。他置帝王、父亲、儿子和弟弟的职责于不顾，一生醉心于书法，著有煌煌大典《翰墨志》，亦有墨宝《草书洛神赋》传世。

在《翰墨志》中，他沾沾自喜写道：“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型，而心之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又说，“余自魏、晋以来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取舍，至若禊帖，测之益深，拟之益严，以至成诵。”看了这些话，想起他身负的血海深仇，真恨不得能一口痰，从时光的遂道里吐进去，喷他一脸。

后人评价，赵构书法博采众长，融汇贯通，独创一体，俨然大家。其艺术成就直追书法瘦金体创始人，也就是他的父亲宋徽宗。网上则有文章称，“赵构的勤奋足为今日学子之楷模”。我呵呵笑了，两耳不闻山河破，一心只摹百家书，便是宋高宗的真实写照。如果艺术真的神圣到了可以置天下苍生于不顾，那么赵氏父子或可成为今日学子之楷模。然而，不能为社稷苍生服务的艺术，又有何用哉？更何况，政治这门艺术，才是赵氏父子的必修课，书法和绘画，只应该是他们的业余爱好。

就好比一个马上要面临决定命运大考的中学生，却沉迷于《王者荣耀》，日以继夜，没完没了地操练，终于成了史上最快最强通关者。现在，这个通关者要被钦定为青年学子之楷模，这让无数焚膏继晷、刻苦钻研学问的孩子们情何以堪？

这个比方，还不是十分确切。毕竟真能成为《王者荣耀》最强通关者，一辈子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可即便如此，也别把他当作榜样，就像我不赞同把打台球的丁俊晖当作青年楷模一样。据说他在中学期间经常逃课，跑出去玩球。他的成功毕竟是孤例，无法复制。

赵氏父子，明知大厦将倾，无数亲人臣民都要葬身于这断壁残垣中，身上压着“急寻大木柱长天”的重任，可他们却偏偏去做“自闭皇宫练书法”之闲事。还莫说，赵氏父子的定力真让人佩服，身处煎釜，竟还能静心沉醉于私趣之中。可谓“朝得书道，夕死可矣”。

活了八十岁的宋高宗，在自己五十五岁时，禅位给了自己养子。年富力强的他，摆脱了困危时局和繁琐政务后，再不必受笔下所言的“大利害相妨”，从此“未始一日舍笔墨”，终于将自己的书法推到一个崭新台阶。

与他们父子俩遥相呼应的，则是宋朝文人。宋朝文人凭藉宋词，把汉字意境之美发挥到了极致。著名词人张孝祥描写洞庭的观感，完全可以移来概括宋词之美：“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汉字之美，在宋词里多一分则嫌多，少一分则嫌少，并且不含一丝尘杂。美得让人喉涩眼湿，电流肺腑，却难以言表。

然而，正是要保持这份纯粹的美，很多糙词粗字、琐事俗务都入不了宋词的法眼。头颅、污血、断肢、哀号、饿殍、白骨……这些在宋朝常见的事物，统统被排斥在清洁宋词之外。宋词常用词则是：香腮、白衣、春水、秋月、新绿、柳绵、宝马、雕鞍、兰舟、薄衾、清霜、泪眼、秋千……

这些年，为练普通话，我在车子里放了一叠宋词碟片，开车在路上，我都会随听随念。听得久了，念得多了，对少年时奉为心灵至宝的宋词，竟生了厌倦之心。就那么几百汉词，几十种意象，竟撑起了整个宋朝的主流文学。这样互相模仿、彼此抄袭的无骨之物，居然把年少的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以致多年后还在婉约病里兜兜转转，大好男儿，竟有宋文人纤靡柔弱之心，半辈子都走不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心灵困境，正是这种自怜自艾的意绪，多少阻隔了我对经世致用之道勇猛精进的学习态势。

呔！宋词这样的审美旨趣，即便艺术造诣深不可测，于我又有何益哉？于国又有何益哉？于宋朝千万民众又有何益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无形之中，宋词竟成了一种青楼文学、一种亡国文学。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宋词若不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若是革命救亡文学占了主流，宋朝会不会这样惨淡收场呢？

是的，宋词也有豪放派。可豪放派占不到宋词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完全被遮蔽了。“柳郎中词，只合二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苏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对此评价，据说苏轼为之绝倒。可是，观遍花红柳绿地，咿呀吟唱者，尽二八佳人，哪有虬须怒张的关西大汉？

更何况，大多数豪放派词人，也是单纯为豪放而豪放。对字词一样有严苛的挑选，“刀剑箭马”即便能入宋词，也是刀不入肉，剑不饮血，箭不穿身，马不踏骨。一切都那么光鲜亮丽，像在舞台表演。要么是言志的奇丽想象，要么是抒怀的华美梦境。豪放之词，更多的是为彰显自己的品性风骨。

甚至，还有用豪放的景致和事物，做出了婉约的词儿。比如《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此词对将士的软化功能，不啻于韩信的“四面楚歌”。而就算是“燕然未勒归无计”之句，也透着深深的无奈感。典型的厌战反战之词。可群狼环伺，战争免无可免，避无可避，作为军营主帅的范仲淹，实在不可为了文章意境之凄美，而让戍疆士卒产生厌战之悲观情绪啊。

能与“社会水深火热、百姓流离失所”境况相匹配的宋词，只有一首，便是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饮毛茹血，虽审美不佳，可这才是抗战文学的标配。悲催的宋朝从建国以来，就被辽、西夏、金、蒙先后蚕食鲸吞三百余年，江山一残再残，民生一衰再衰，这时只有喊打喊杀、武装到牙齿的革命文学，才配得上这段血泪史，才可能挽回一颓再颓的危局。可惜的是，宋朝文人同赵氏父子一样，沉醉在风清月白的艺术梦中不愿醒来。偎红依绿的柳永更是以一曲《望海潮》引得金主完颜亮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去一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美景。

柳永若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是该羞愤而吼，还是该仰天而笑？想必柳永同赵构一样，会是后种心态吧？一词差点亡城啊，文字的魅力，被自己发挥到了极致，足以让柳氏后人夸耀千秋万代。

只不知柳永有没想过，当金蒙挥刀南侵时，会不会将其子孙族人的头颅全部收割去？正如宋高宗有没想过，自己写了那么多自以为可流传久远的墨宝，国破之后，会不会付之一炬，不留一字？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民族文艺的得失成败，得看它能为民族的发展、文明的进程、民众的活力提供多少精神动能啊，而不是像龚自珍《病梅馆记》里批判的那样，纯粹为审美而审美，最后将艺术变成靡淫心灵的精神鸦片。

宋明之悲剧，华夏之殷鉴。等到上世纪初叶，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亡国灭种之危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以及一大批左翼文人，再不肯在至暗时刻让文学缺席于社会主流。他们选择听从时代的号角将令，将文学变为匕首投枪，变作警世恒言和喻世明言，杀向敌人，唤警民众，在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中，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文学不可或缺的艺术伟力。

三

让中华民族含羞的“临安”，终于借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科技腾飞，洗刷掉了身上的羞耻印痕。“临安”不再是临时安居之地，而成了人们真正“临水临山安居”的乐土。非但临安是这样，整个杭州，包括汴京在内的大江南北都是这样的。

四海九州，内无忧患，外无侵凌，都成了人们安居乐业之地。昔日南宋人由“临安”之名而兴匡扶天下之志，共产党人在几百年后，帮他们实现了。今日之临安，说是中华民族精神意义上的衣锦还乡之地，也不为过。

现在，我以文学人的身份，来到浙江，看遍了杭州的高端和大气，也领略了临安的低调与轻奢。湖光山色与现代化文明融合在一起，就像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淡妆浓抹总相宜。若是柳七重生，定会发现，如果文明没有止境，那么繁华也是没有止境的。一茬一茬的人，可以如急流飞瀑般地老去消失，而古老的文明，在科技的助推下，将永远散发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算不上“豪奢”一词的标配，现在的豪奢，是八百年前的宋朝人想象不出的。

这个时候，中国作协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中国新时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第一个文学实践点。我觉得其中的意味，令人深思。

那么，这个时候是指什么时候？

当然是指纯文学日渐式微、与大众渐行渐远、越来越跟不上时代潮流的时候。

而这个地方——临安，则可以看作是“词殇”之地。把第一个“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学实践点，设在此地，意味深长，发人深省。

我们知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文学之所以会发生流变，是因为文学在不断向民间下沉，是因为旧的文学形式日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越来越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新的文学形式会比旧的文学形式更接近民间，因此也拥有更多读者，更为民众喜闻乐见。即便是在“蛮蒙原本不读书”的元朝，以演唱形式流传的元曲剧，其受众面也比只在达官、文人和贵商中流行的宋词要宽广得多。

美到极致的宋词，非但宋朝的老百姓欣赏不了，就是放在现在的中学课本里，大多数学子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囫囵吞枣地背诵，并不能充分体会其中意境。我家就有理工儿郎一枚，凡课本里要求背诵的词文，他都背得出来，但若跟他探讨宋词的美学、汉字的风流，那就是对牛弹琴了。他的背诵，不过是牛嚼牡丹罢了。

现在我不妨粗粗梳理一下这种文学流变的轨迹。

唐诗是败给了风气。群狼环伺的宋朝，居然一开始就有躺平“竞豪奢”的风尚。也许是天下纷扰久了，全民厌战。也许是因为突然黄袍加身，江山得来太容易，然后相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上层有了享乐之心，以享乐为目标的商业便异军突起，兴旺发达，一种比唐诗更通俗、更纯净、更能让人卖弄煽情的新文体，便有了滋生的温床。

宋词则败给了刀兵。再繁华的商业，再锦绣的江山，再绝美的宋词，如果没有脊梁般的骨头拱卫，没有钢筋般的拳头守护，也不过是夜空中绚烂的烟花而已，说没有，也就没有了。

元曲应该是败给了资本。庞然大物般的元朝，文艺却呈现萧山瘦水之姿，当明朝资本扩张、技术革命后，造纸和印刷术都得到极大提高，洛阳永远不会纸贵了，几个铜板就可以购得一沓纸来写写，购得一册书来翻翻。片言只字，再不能满足人们群众的阅读需求了。章回体小说这时闪亮登场。从此历史上终于有文人，不再需要投靠皇上、权贵、豪门、旺商、艳妓、剧班，单凭手中一支笔，直接卖文谋生了。书商就在冯梦龙们的家门口等着，写几章就印一册，卖出去多少，就分多少红利（版税）。

明清小说则是败给了西方思潮与东方革命。当亡国灭种之危局再次来临，几乎所有仁人志士都不再相信中国社会传统的构架、制度、思想与文化。他们引进西方思想，掀起东方革命。所以，严格说来，白话文的兴起，算不上文体上的求新，而是思想上的变革。明清白话文小说，在语言文体上，与五四后的小说并无多大差别，而其主旨、核心、题材、结构、情节及写作手法，则完全不同了。被打上人文主义烙印的新文学，与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精神，是相契相融的。将个人从封建礼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灌输他们平等、自由、博爱的理念，唤醒他们的欲望和热情，让他们去追求个人的幸福，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正是民众有了追求尊严和自由之心，中国社会也就拥有了翻天覆地的可能性。

新世纪以来的纯文学则是败给了科技。

如果网络不出现，我们似乎已经相信，中国民众的阅读兴趣已被世界同化，跟西方再没有任何区别了。然而，等网络章回体小说兴起后，我们这才发现，被西方文艺思潮浸淫了这么多年的中国老百姓，其实仍有属于自己的强大阅读趣味和阅读习惯。而这种趣味习惯则根植于东方传统文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文学以及“仿西文学”之所以在内陆大行其道，是自上而下的风潮所致：政策学西，权威尊西，作家仿西，青年向西。因为没有选择，或者说，选择权不在自己手中，中国民众不得不看西方文学或仿西文学。

网络文学经过二十年来的不断探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众逛网站，浏览自媒体，仿佛进了一个琳琅满目的购物超市。样品多了，也就可以真正遵循自己的内心去选择。这时谁有市场，谁有发展潜力，一目了然，大数据是骗不了人的。

由纸质到网络，就好比由竹简到纸张，对社会，对民众来说，都是一个无需犹豫的选择。网络已经呈现出了要将整个人类文明都包罗进去的态势，这个时候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最紧要的一步，就是紧跟时代步伐，给文学松绑，把小池塘里的鱼虾，全部汇入网络的汪洋大海中来，以期它们能成巨鲸、化飞龙，这才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前提。

换句话说，黄河都改道了，黄河治理监察指挥所，就得移步到新道上来，如果还在旧道，对着干涸河床里的黄沙，研究未来洪水可能的泛滥，那就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跟古代那个刻舟求剑的人，没有半点区别。

网游八荒，络通千载。网络以它前沿、快捷、兼容、共享、方便的特质，未来将成为所有文明的集中地，文学更不会例外。网络是一个能让人快速试错纠错的地方，作家与读者可以直接互动。读者的喜好，作家能第一时间得知。读者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家的创作中来。

在网络，作家能迅速了解民众与时俱进的哀乐和愿望，懂得终身学习才是灵魂跟上脚步的奥秘，知晓科技是进入日新月异社会的钥匙，明白文明要向前发展，向历史找经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向未来找预案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大。通晓这个时代心灵的惶然、梦境的惊悚、思绪的茫然，绝大多数来自于对未来科技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的预估不足。

知道了这些，作家们也就能找到与民众共鸣共振的题材。他们赓续东方“文以载道”的传统，不再以深度挖掘人性为创作的核心目标，而是以及时聚焦社会为创作的内在动能。“经世致用”的奋斗历程越来越成为时下成功作家的创作主题，这不但契合中国当前快马加鞭的建设理念，也符合民众勤劳致富的世俗需求。很显然，我们已拥有了一大群能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文艺群体。

这个时候，中国作协又把临安作为中国文学“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第一个实践点，可谓匠心独具，意义深远。我真心希望，新世纪文学能够借助科技的翅膀，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一起腾飞，共同辉煌。

很显然，发展的科技在不停改变社会的结构，新领域、新群体、新生活层出不穷，紧跟着，新体验、新情感、新矛盾、新观念、新伦理、新道德随之诞生。所以，作家重点要深入的，是由科技文明所带来的新生活。把这类生活的社会态势和运行奥秘，以及其中的甜酸苦辣和爱恨情仇，深刻而艺术地再现出来，最能起到和谐社会、抚慰人心的作用，这才称得上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好作品。

同样，我们要扎根的人民，主流也应该是时代的弄潮儿。当我们真正走近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哀乐与愁喜，已与现代科技文明牵连甚广、搅和日深。是啊！临安的变化，杭州的变化，中国的变化，这一切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魔术和幻景。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据可查、有迹可循的。所有这一切，都浸透了人们群众力争上游的血汗和大浪淘沙的痛楚，以及浮沉难料的哀愁。

新世纪文学，绝不能像宋词缺席民族的深重苦难一样，而缺席民族的悄然崛起。绝不能像宋词缺席社会的水深火热一样，而缺席时代的热火朝天。

懂得了这些，这次“国之大者·生态临安”的文学活动，我不想写一篇湖光山色掠影的旅游散文去交卷。而是想借此时机，借此地名，反思汉语及中国文学在历史中所出现的偏差，剖析新文学群体兴起的必然性，探讨正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中国文学的未来之态。

我很期待，从临安出发，中国文学能回归中华传统文化，快马加鞭，赶上时代的变化节奏，接轨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真正讲好属于中国的故事。如蝴蝶挣脱蛹茧，从此一个令人心驰神迷的文学新形象，将翩跹于这个无与伦比的新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