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味玲珑——也说苏东坡其人其事

□ 潘庆平

在临安拥城而立的玲珑山，有卧龙山寺驻其南坡。山寺不大，却长年香客不绝，烟火绕缭之状不亚于径山、天目。因为宋代名家苏东坡曾登临此山，给这里平添一抹文化色彩，留下“苏公祠”“学士松”“三休亭”“醉眠石”“琴操墓”这些“遗物”，皆是宋韵文化的尤物，让玲珑山出落为一处人文风景名胜地。遇见当下的宋韵文化热，正好可作为一个话题用来玩味，抑或也是一种寻寻觅觅。其间，我们不难发觉玲珑山因为“绑架”了苏东坡才鲜亮起来。这些观赏的尤物浸润着苏东坡的品行格致向世人招展，因缘于爱屋及乌，对苏东坡的崇敬与爱戴演化为对山中景物的钟爱，玲珑山才有了哄然不歇的文化魅力。玲珑尤物的造作充满匠心，一件件都谋划得与苏东坡的精气神悄然相通，信手拈它来玩味，都会幡然彻悟，大有其乐无穷的美感。

苏公祠

《玲珑山志》称“苏公文忠祠”。建于何时？无文字记载，毁于何日？亦无明确时序。而徐映璞的《玲珑山志》说，明万历二十八年（1580）一个叫照启的和尚 ，募缘修庙，从苏公祠废墟里挖掘出的三尊石像，分别是苏轼、佛印、黄庭坚。这三尊石像由时任临安县知事的禇栋重新立在新修的苏公祠里。禇栋是外地人，参加万历八年的科举考试，考绩不错，排名得了个第40名，派到临安来任县官。他是个读书人，懂得这三个石像的分量，惺惺相惜，也夹杂一份崇尚才学的情怀，很认真地把三具石像扶起来，安放在复建的苏公祠内。但世事多舛，新苏公祠建成后又毁于兵燹，三尊石像复遭掩埋。乾隆五十五年（1790），有个叫刘田的地方绅士发兴重修苏公祠，重刻了一块苏公像碑镶嵌在屋墙内，而那三尊圆雕移到三休亭里。把三休亭改称为“三贤祠”。后来时运不济，兵祸又起，苏公祠、三贤亭统统被毁，那三尊石像弄得无头无手，沦为残石。还好，嵌在墙上的线刻苏公像还在，人们又从废墟里把它挖了出来。进入民国后，玲珑山寺庙得到扩建，因寺庙位于吟龙坞，将此前的“圆觉大殿”改为正式寺庙，取名“卧龙寺”。本有的苏公祠也恢复起来，只不过新建的苏公祠规模大不如前，只是那方带有石像的刻碑却很醒目地立在祠内中堂。徐映璞对此有记述：“近人重建小舍，若村里社庙然，嵌列碑石于内，虽曰简陋，亦不啻告朔饩羊焉”。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到寺庙里来“破四旧”，砸碎了很多古物，偏偏这尊线刻像被一位老人偷偷藏了起来，躲过一劫。

房屋被毁，苏东坡线刻像却保存了下来，我怀疑是一种天意。

苏东坡作为一个老百姓爱戴的士大夫，他的为人处事在历代民间都被传颂，把石刻像传承下来，宛若把苏东坡的魂魄保存了下来。在苏东坡的思想理念里，以民为本的观念十分浓烈。他走马上任来杭州当知州，正好遇上大旱，老百姓无水缺粮。他直接上谏，请求朝廷开仓拨出救济粮。他发动杭州居民掘井取水，共渡难关，杭州百井坊就是那时建成的。“当官多为民作主”这已经是苏东坡在仕途上的一种自律。这样的官宦，老百姓当然拥护。玲珑山开发山径，巧妙地设计出带有苏东坡故事的“学士松”“醉眠石”“苏公祠”等景物，这是一种期待的表达，是众黎民集体意志的体现。历经千年的线刻像得以传承，是老百姓文化心理的实证体现。苏东坡在玲珑山上的“手书”“手栽”未必都是史实，而苏东坡在祠宇里的尊位虽是影子却实实在在。

学士松

端详佛印坪前的那株学士松，十分令人生疑，如果当真是苏学士亲手所栽，那它至少有1100多年的生命了。千年古树不可能没有超常的老态。如今能见到的这棵学士松或许也是玲珑山造景的后来尤物。首先，“学士”的称谓用在苏东坡身上恰当不过，而松树的挺拔正好可以和苏东坡的人格风骨相应。苏东坡赞赏松树的品质由来已久——依依古松子，郁郁绿毛身。每长须成节，明年渐庇人——庇人，则是苏东坡所赞赏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松如庇人。

弟弟苏辙曾在甘肃平凉任职，那里有一个柳湖，他写了一首七言古诗：

柳湖万柳作云屯，种时乱插不须根。

根如卧蛇身合抱，仰视不见蜩蝉喧。

开花三月乱飞雪，过墙度水无复还。

穷高极远风力尽，弃坠泥土颜色昏。

偶然直堕湖中水，化为浮萍轻且繁。

随波上下去无定，物性不改天使然。

南山老松长百尺，根入石底蛟龙蟠。

秋深叶上露如雨，倾流入土明珠圆。

乘春发生叶短短，根大如指长而坚。

神农尝药最上品，气力直压钟乳温。

物生禀受久已异，世俗何始分愚贤。

此湖是宋神宗时，一位姓蔡的知州“引暖泉为湖，环湖植柳，建避暑阁于其中”，是官宦之需的产物，苏东坡当然不以为然。弟弟写的这首诗，明显地“扬松抑柳”，正中哥哥之意。苏轼向来鄙薄柳花的浮浪而喜爱松性的坚实，他的这种嗜好与他的志向吻合。他二十一岁出川应试，得了个“总分第二”，宋神宗把他留在朝廷做治理国家的大事，偏偏碰上了王安石变法。变法就是改革，当然会出现利益的调整。苏东坡发现新政固然不错，但有点操之过急，比如推行“青苗法”，老百姓很有意见。他认为放慢节奏让老百姓理解了再来施行，效果会更好。他就公开地向新政派陈述自己的观点，明说“激进”了没有什么好处。改革派认为这是苏东坡反对新政，就整他，到皇帝那里告黑状。苏东坡很自信，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动摇。改革派威吓他要撵他走，苏东坡也不放弃自己的观点。走就走！过于激进搞新政，他就是不同意。苏东坡就这样离开朝廷，贬为杭州通判。四十二岁那年，乌台诗案爆发，他被流放惠州、儋州。有后人分析，这是他那刚正不阿的脾气所招来的横祸。改革派当权时，苏东坡对他们的激进做法作过抨击，充当改革派的“仇人”。后来，形势变了，原来的保守派掌权，改革派受到打压，苏东坡又说不能全盘推翻改革派的变法，又成了保守派施政的“障碍”。保守派来了个“乌台诗案”，封了这位大学士的嘴，将他逐出皇宫，蒙受苦难。

苏东坡心底坦然，像经风历雨的青松一样立在老百姓的心中。刚正不阿的青松是他的影子，老百姓喜欢，玲珑山也喜欢。

三休亭

三休亭的演变《玲珑山志》上有所记载，原先陈列在苏公祠里的苏轼、佛印和黄庭坚三尊石像，明代时搬移到三休亭，三休亭改称为“三贤祠”。“三贤祠”则是苏东坡结交三位佛教朋友的展示。佛印是宋时的高僧，《玲珑山志》载，他曾来玲珑山圆觉大殿里讲过经，大殿前面的岗地就叫佛印坪。苏东坡与佛印交往很深，在江苏任徐州太守时，他去金山拜访佛印，结为好友，不但在诗歌上有唱和，在佛理的钻研上也都很认真。但佛印是高僧，苏东坡并不是佛教徒，他俩的关系比较微妙，理念上的差异也很明显。佛学界有一个《佛与牛粪》的流传故事：有一次，东坡到金山寺与佛印一起坐禅。坐了一个多时辰，东坡觉得身心通畅，内外舒坦，便忍不住问佛印：“禅师，你看我坐禅的样子如何？”佛印看了一下东坡，点头赞道：“像一尊佛。”东坡非常高兴，佛印随口也问东坡：“你看我的坐姿如何？”苏东坡揶揄地说：“像一堆牛粪！”佛印听了，并不动气，只是置之一笑。东坡高兴地回到家，告诉苏小妹说：“我今天赢了佛印禅师！”苏小妹颇不以为然地说：“哥哥，其实今天你输了。佛印禅师心中有佛，看什么都是佛，所以才看你也是佛；而你心中只有牛粪，所以才看禅师是牛粪。”这就是苏东坡与佛印参禅的差异。

佛学讲究“出世”，主张看破红尘，逃离现实；但苏东坡作为士大夫的代表，他的三观本质是“入世”，孜孜以求的是饱读诗书，走仕途去修身治国平天下。所以史学家认为苏东坡“信奉佛教”并不是他的人生追求。他是大儒家，以服务社会为己任，人生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教不讲这个。当然他崇尚佛道，主张多读经，通佛理，也广结佛友。这完全与他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是时代潮流促使他成了佛学的大居士。有资料说，苏轼到凤翔县去任签判时，接触了一些佛教朋友，写了一部论佛、崇佛的书，叫《凤翔八观》。这本书受到好多人的夸奖，促使他与潜心佛学挂上了钩。他每到一个地方任职，都要结交一些佛教朋友，每到一个新地方他总是先到当地的寺庙走访交游。苏东坡第一次到杭州，第三天就去找西湖边的两个住持和尚德惠、德思，和他们写诗、宴饮。很快乐地就把被贬出京都的懊恼排除了。据专家考证，苏东坡 一生交游的僧人很多，光是能一同去游山玩水的就有十多人。比如了元佛印、南华重辩、龙井辩才、海月慧辩等。他在徐州任职时，结识金山寺的佛印。佛印深究佛理，为人又十分坦荡，与苏东坡的君子之交，成了不少文人笔下的佛教界趣事加以传扬。把他们俩再加上黄庭坚合为“三贤”，在玲珑山辟个可供奉的瞻仰处，给苏东坡崇尚佛学的人格演绎得更贴实更生动，给玲珑山的佛教文化注入极大活力。因为有过“三贤祠”的营建。有人断言苏东坡与佛印、黄山谷结伴来到玲珑山，也有说三位高人怜悯琴操这个弱女子特地登山探看。这可能是一种善意的推想。正规的史籍上并无记载。臆想出三人同行，修筑一座“三贤祠”却像人心所向，倒也不亦乐乎。

琴操墓

苏东坡三度琴操是否确有其事？琴操是否确有其人？是个可再作考证有待解答的谜。如果把琴操这个人物认定为“确有其人”，那么琴操出家、墓葬玲珑山的事是否确有其事？就成了另外一个待解之谜。只是作为一处既成名胜、作为一处公众认定的物事，它的文化价值就不能小觑。

最早说起琴操受苏东坡点化一事的是北宋小说家方勺。他是湖州人，与苏东坡相熟，常常一起游山玩水。他科考中举，封了官，但觉得束缚，就辞官不干，专做乡贤过日子。他擅长写笔记小说，是著名的唐宋史料文学作家。他有一部笔记小说集叫《泊宅编》，里面写了不少当时的士大夫的故事，苏东坡点化琴操的这件事，就是《泊宅编》里的一篇。因为方勺写得很有感染力，又写的是苏东坡，很快得到流传。唐宋时的印刷业不发达，口头说说的故事只能是口头流传。到了明代晚期，苏东坡与琴操的故事就有刻印本，特别是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谈迁又把它编入他的笔记小说《枣林杂俎》，影响就大大扩展。苏东坡是历史名人，他与琴操的交往也很浪漫，不少人以此为乐，纷纷转载到自己的文稿里，后来还被编成杂剧《眉山秀》和《红莲债》等等。在临安和杭州的地方志书里，也能查阅到这件事的“蛛丝马迹”。《咸淳临安志》、明清的《临安县志》里都有琴操故事的记载，但记载之余往往会加上“或是传说”之类的一句话。

说“琴操墓葬玲珑山”未必属实，理由两条：一是如此佛门大事，如今能查阅到的古籍都没有原始记录，《玲珑山志》《临安县志》也只有墓名，没有事由的出处；二是文革中造反派砸开墓穴，里面空无一物。琴操墓是真是假，显然令人生疑。前面说过。不论真假，琴操墓作为古遗的文化价值客观存在。当年策划在玲珑山设置琴操墓的创意，深谙民间同情弱者的悲悯情怀，一个大文豪与一个弱女子的故事，以二十四岁的琴操了断终身为结局，这是人间悲剧，把琴操安排成“削发为尼”，又把她的坟墓埋在玲珑山，为苏东坡登临玲珑山的情由给出合理解释，故事讲圆了，而且，玲珑山有这一座琴操墓，更能召唤人们的悲悯情怀，客观上也是对苏东坡的一种赞赏。

醉眠石

徐映璞的《玲珑山志》载：“醉眠石，涧水之旁，有石砥平，能容坐卧。上端榜书醉眠石三大字。”明代童以登的万历《玲珑山志》也载：“醉眠石，在合涧泉旁。横陈路侧,平滑如床。相传苏长公尝醉卧于此,宛然入梦,为涛声惊醒,高卧枕流,真快事也。”在新编的《玲珑山志》轶闻篇里收录了一个《苏轼醉眠石》的故事。说是苏东坡来临安观政，在高陆的府衙里与时任县令的同科进士苏舜举喝了一通酒。酒后上山，酒性发作，醉眠在这块醉眠石上。志书上的文字记载是否真实，一直来有人怀疑。民国二十三年（1934），郁达夫到玲珑山写过一篇游记，其中一段：“东坡究竟有没有在此上醉眠过，且不去管他，但石上的三字，与离此石不远的岩壁上的‘九折岩’三字，以及‘何年僵立两苍龙’的那一首律诗，相传都是东坡的手笔，我非考古金石家，私自想想这些古迹，还是认它作真的好，假冒风雅比之焚琴煮鹤，究竟要有趣一点。”很显然，郁达夫对这个“苏东坡手笔”的说法内心并不苟同。其实，从风景区造景的常用套路上说，玲珑山借题发挥，把苏东坡来过玲珑山的确实经历视作是本山的资源，最大化地开发它利用它完全是合理的，毕竟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仅仅是放大而已，而且就故事而言，正是张扬了苏东坡豁达、大度、随遇而安的人格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