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文化的变与不变

▲主持人刘大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樊迎春（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师）

胡妍妍（《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

黄 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教授）

霍 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金 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红涛（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李 静（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 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刘月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

罗雅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

沈 闪（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 珍（作家）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周志雄（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

背 景

在我们身处的信息时代，大数据、算法、机器学习等等这些新兴事物，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信息时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形成了“信息茧房”“玻璃笼子”“回音壁”等偏面效应。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类似效应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期“非常观察”栏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先生主持并邀请了相关人士，就信息时代文化传播与创作的变与不变，展开深度探讨。

一

刘大先：如果从工具或者技术的角度来说，我们显然进入了所谓的“信息时代”。惯常对信息的理解是通过声音、文字、图像、符号、姿态、动作等处理和传播的对象，但除此之外，我们往往会以换喻的方式用“信息”来指称各种事物，比如遗传基因、数字化编码……“信息”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请谈谈您对信息时代的理解。

杨庆祥：信息早已有之，动物、原始人都有其信息交换的方式，在一种更泛化的观念中，天地万物都发出其“信息”。所以信息与信息时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我看来，信息时代是指通过技术的手段对信息进行的一种集中、加强并使得其自身变成一种带有“主体意志”的系统。这一系统会偏离“信息”在起源阶段的目的——为了表达和交流——而是在其自身增殖的过程中变成一种“元话语”和“元资本”。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时代与海德格尔所批判的“技术时代”是现代性的一体两面，两者相互强化，构成现代性理性逻辑和资本逻辑最深层的动力结构。

黄 平：在我开始介绍自己粗糙的思考之前，我想有必要厘清一个我论说的前提：我并不认为“科学”就等同于“客观”的，并不认为“科学”可以凭借“客观性”的面目成为评判万物的真理尺度，尤其是生物科学或信息技术。人文学科目前在我看来近乎荒唐的一个方向，是追求人文学科的“科学性”，让我直接说明这一点，也即追求以理科的方式研究文科。而有意思的是，在这种“跨学科”的热浪中，相关研究者基本不讨论“科学”话语的历史性乃至于文化政治属性，似乎这个问题像空气一样透明。我的态度是，以科学的方式研究科学研究对象之外的对象，这本身就是反科学的，遗憾的是在科层化、专业化、学科化、项目化的学术建制下，这在我看来本应是最大的争议，基本上没有争议。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或者广义上说，人文研究者，我非常担忧的是，就像史蒂芬·赫姆里希在文章中提到的，“自然”与“文化”界限的模糊。在该文中作者颇为犀利地指出，进化论话语带着彼时工业资本主义的味道：生物必须是优秀的工人，必须有效地生产和繁殖。我们不一定认同这类研究，但是不能完全不知道有这类观点。假如我们失去了基本的批判性，我们就无力回应信息时代对于人性最恶劣的一个挑战：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是他是否“适应”系统；假如不适应，在信息技术看来就是系统的“噪音”。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看法和进化论很相似，这不是巧合，信息技术的思考方式受达尔文的影响非常大，大家可以读读控制论之父维纳对于达尔文的推崇。如果人生的价值只在于“适应”，如果人仅仅是一种“刺激-反应”的对象物，那么人之为人的意义在哪里？

刘 涛：数字时代的“信息”属性及其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更多地跟内容联系在一起，即信息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某种内容，由此消除了人们理解事物的不确定状态，那么，信息时代的“信息”则被武装上了一个算法大脑，其目的就是在大数据、算法所铺设的媒介配置系统中成为传播场域中的一个“活物”，拥有生生不息的传播生命以及永不停息的流动能力。因此，信息不仅具有“内容”的属性，即信息承载了什么，还携带了诸多标签属性，如信息指涉的用户画像属性、分发场景属性、传播位置属性、趣缘圈层属性等，这些属性被整合进一张巨大的算法之网中，由此决定了信息与用户的匹配方式和连接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要理解信息时代的文化，首先需要对信息本身的内涵与存在方式加以考察，即信息所携带的标签属性限定了信息的发生语境和传播方式，由此形成了经由信息所中介的社交网络。同样，在由算法所主导的智能传播体系中，信息承载的内容与信息携带的其他属性，同等程度地作用于今天的文化生产实践。正因为数字时代信息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其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形态研究范畴，所以需要从媒介的视角出发，探讨信息与人的“相遇”方式以及信息流动所中介的文化景观和交往体系，如此才能真正把握信息社会的运作机制，发现信息“形式”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对话结构。简言之，理解信息时代的方法，是重新认识信息的本体论内涵，即超越信息的内容认识维度，综合考察智能媒体的新物质体系，打开信息的关系之维，在信息的物质系统和存在方式中重新发现社会。

张慧瑜：一般来说，信息时代指的是数字时代，是以数字化为基础的信息时代，也就是在互联网、数字（数码）技术的支撑之下，信息传输和传播的方式是以数字为介质，文字印刷、声音（听觉）、图像（视觉）、影像（视听）等彼此异质化的媒介也都转换为同质化的数字媒介，这是信息时代比较狭义的定义。从信息论的角度，数字技术只是信息处理和传递的一种形态。20世纪40年代，以美国数学家香农为代表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来研究信息从发送、传播到接受的过程，涉及到通信系统、密码学、传播介质等问题，这套信息理论对互联网、人工智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信息论的提示之下，从传统时代的竹简木牍、飞鸽传书、烽火连营到现代时代的电报、电话、广播等都是传递信息的不同媒介。不同时代、不同生产基础都涉及到信息交流和传输的问题，只是不同时代信息传递的效率和广度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数字时代极大提升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和覆盖面，使得信息本身变成了思考时代问题的关键词，尤其是在文化艺术领域，数字化已经成为最基础的媒介形态，不管是网络文学、网络游戏，还是数字电影、网络综艺等等，都离不开数字化。

李红涛：信息常常被放入“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社会”当中，或者被当作由各种符号、各类载体传输或者处理的“对象”，从香农最早的经典构想开始，其核心就是如何将信号无损耗地传递。至于信息本身，似乎无需加以深究。关于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社会的论述汗牛充栋，从个人阅读和生活体验的角度，想说三点理解：第一，从构词的角度来说，信息（information）始终包含“告知”（“inform”）的元素，牵涉到身体和环境、自我和他者、我们与自然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联；第二，信息唾手可得，让我们将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因而常常忽视信息背后的基础设施，其历史、结构与变迁——想想个人存储设备在过去20年间的巨大变化，理应被带入对信息时代的理解之中；第三，信息时代中的各类主体，从每一个普通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APP，大型公司，再到国家，都有其围绕信息、信息经济、信息社会的想象，这种想象既指向眼下的行动及互动，也指向未来；但信息社会的观念或者说“思维方式”似乎并不是上述各类理解与想象的简单加总。譬如说，在某些APP中介的人际沟通中，信息可以克服空间的阻碍，即刻到达接收端，而某些APP自动给出“已读”这一无反馈的“机械反馈”，这是否催生了人们对“即刻回复”的期待？与商品拜物教相呼应，信息成为商品之后，我们是不是也自然而然地落入信息拜物教？由此外推，工作和生活边界的消失，乃至罗萨所说的以“加速”为主轴的现代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是不是也需要被纳入对信息时代反思的范畴？

刘月悦：所谓信息时代，我理解就是人“无往而不在信息之中”。信息时代的英文是 “Age of information”, 而information的动词形式是“inform”，意为通知、通告，是一个非常具有主动意味的词。信息时代，人让渡了主动权，我们身边的一切，包括我们自身，都被“信息化”了，我们都生活在《黑客帝国》的“矩阵”当中，悲观点说，我们只是被各种形式的信息“通知”的客体。如果说信息时代，我们还保留有什么权利的话，那应该就是创造文化的权利吧。

罗雅琳：您提出的“信息”一词的两种使用方式对我非常有启发。我突然意识到，“信息时代”的定义并不只是和电子技术相关。使某些东西成为“信息”的关键，并不在于载体，而在于它很重要，重要到需要传递给别人。“信息”的本体和喻体都满足这个定义。当然，这个“重要性”可以由信息的发出者和接收者中的任何一方来定义。有的信息，发出者觉得重要，而接收者不这么认为，所以被叫做“垃圾信息”；有的信息，发出者觉得不重要，接收者却察觉到了重要性，比如地下工作者从他人的闲聊中捕捉到的“情报信息”。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时代也就不只是一个与计算机和网络相关的时代，更是一个流动着很多重要的或“自认为”重要的内容的时代。哪怕是在某些人看来很无聊的恶俗视频，但如果它的制作者不觉得对于自我曝光或娱乐他人具有重要性的话，又怎么会做这种费时费力的工作呢？而信息时代带给人们的最大困惑，便在于如何从众多伪装得很重要的内容中分辨出真正重要的部分，也即把“信息”的定义权掌握在自己而非他人乃至于“大数据”的手中。

周志雄：信息时代人们可以快捷通过互联网获取过往时代所不能轻易获得的信息，当信息被人们全面获取的时候，对事物的认知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由此也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一书中，作者认为，因为信息获取方式的不同，人类从远古至今经历了一个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在游徙不定的洪荒时代，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整体的、直观的把握，人的技艺是全面的、多样发展的；由于社会分工和文字的发明，人类学会了分析，也使自己成为被分裂切割的残缺不全的非部落人，机械印刷术和工业化则把人推向非部落化的极端；电子时代到来，因为信息获得的丰富、全面，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再只偏重感觉、文字和线性结构，人不再是被切割、残缺不全的人，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重新部落化。麦克卢汉的说法颇有启发性，如你所言，遗传基因、数字化编码这些新技术也是一种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们对生命、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因为对更丰富信息的便捷获取，选择具有多样性，人们会更遵从内心的需求，注重个性发展，更有可能成为健全发展的人。

沈 闪：信息时代以“信息”为核心，注重信息的获取、加工、传递和分配，与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等先进技术相伴随而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全新阶段。信息时代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即社会上信息总量的爆炸式增长。信息在社会中的功能和影响越来越大，扮演的角色也愈来愈重要。而且，社会竞争力的大小也表现为信息积累的多少、获取辨别信息能力的强弱以及开发利用信息程度的高低。信息化时代的强势到来，给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诸多革命性的变化。其中，不仅包括衣食住行玩乐购等具体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信息时代瞬息万变，对每一个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提高自身获取、运用、转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又要适应时代变化，善于创新敢于超越，最大程度地掌握信息时代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进而，化弊为利，打开全新的格局。

文 珍：我觉得似乎也可以直接称我们所处的这个“信息时代”为信息过剩时代：世界早就已经充斥着太多不必要的信息了，而每天依旧在不断生产着各种各样新的垃圾。人脑又不是电脑，根本存储和处理不过来那么多数据和图片。但只要一个人活着，就会发现每天都有大量和你无关的信息以各种方式汹涌而来，从微博、微信、订阅的各种新闻APP，甚至就是朋友圈或者微信群。因为基本也没有别的搜索引擎可用，所以我还是经常使用百度的，然后最近我发现你打开百度的时候，旁边也会出现一个今日热搜……大数据几乎是无孔不入，而你在浏览大数据提供给你的选择的时候，自己已经进入了大数据的算法之中。科技看似进步了，却并没有给人配置相应的信息过滤机制，这些无用的，有时候甚至有害的信息，每日都在冲击、改变，甚至永久性侵蚀你私人生活的边界和核心。我以前对这种所谓的信息过剩造成的危害其实比较麻木，实在很烦了，最多就关掉朋友圈，戒断社交平台，微博和豆瓣这些年基本都不太用了，我也不用知乎，没有小红书、抖音和快手。最多就是订阅一些公众号，就像一个号称自己不用手机的名人——但具体是谁我已经忘了——说的，不管你看上去多像一个断网的人，真正关键性的信息都不会漏掉的，只要这个信息足够爆炸，总会有途径曲折地抵达你，天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当你发现你不知道某个新闻基本就没办法和人聊天的时候，自己也会设法去寻找一个答案。

胡妍妍：据统计，全球有97%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有移动蜂窝信号覆盖的地方，截至2021年底，全球上网人口达到49亿，大约占全球人口的63%。我理解的信息时代，信息通信成为社会运转的基础性设施，甚至是社会最重要的“神经系统”；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搅动起规模前所未有的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这其实是“信息时代”让我困惑的地方。通信技术的发达，将我们轻松织进互联网中，就好像个人往前走一小步，就身处整个世界的数字化浪潮。我们崇拜技术，迷信信息，非得使用搜索之后的信息来进行交谈，每每说起“信息茧房”来也深恶痛绝，可是却无法把这些从身上剥去，就好像已经成为被编码的一部分。

樊迎春：我想“信息”之所以能命名一个“时代”，主要原因可能还在于技术的进步带给当代人客观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逐渐形塑了我们的情感结构与思维逻辑，我们甚至“异化”为遵循信息技术规律与逻辑通路进行工作和生活的“后人类”。所谓“信息时代”可能就是人类主动推进信息技术发展并逐渐被信息技术改变和控制的时代。然而，我认为信息时代并不是某种丧钟式的存在，而恰恰是人类漫长进化和发展历史上的必经之路，或者说，人类正是在一次次自我创造的看似危险和恐怖的游戏中挣扎且幸存，以此彰显着自我修正与持续发展的价值。

李 静：这是个相当宏大的问题，信息不只是待处理的对象，而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产生了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这对生活在全球最大“数字社会”中的我们已不再是什么抽象的道理（截至2022年2月，中国网民已逾10亿），因而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观察。在此，我想提出一个视角，即作为生产要素与治理技术的“信息”。这里所说的信息，也经常被等同于数据。数据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这是划时代的变革。最大限度地掌握数据，最科学地分析数据，从而最准确地预测趋势，已然成为经营发展的新常态，信息时代的淘金者必须要面对“数字资本主义”迭代出的生产规律，在流量池中继续“内卷”。人的“生产”，也难以置身事外，无处不在的大数据与算法推送，渗入生活的每个角落。更不必说上面提及的“基因编辑”，从生物技术的角度改写对“新人”的想象，直接突围人种的极限。而信息同样也成为社会治理的新手段，数字化与信息编码可以精准控制社会流动，追踪每个个体的动态。疫情蔓延以来的日常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太多例证，许多曾专属于科幻的想象正在加速变成现实的“基础设施”本身。

二

刘大先：大数据、算法和机器学习这些新兴事物已经日益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们的便捷显而易见，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也很容易形成“玻璃笼子”“信息茧房”“回音壁”等效应。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应该如何破局，或者说无需考虑这些问题？您怎么看？

张慧瑜：我同意这种“信息茧房”的判断，数字世界的体验一方面带来更加便利的信息交流和分享；另一方面又如同走进数字洞穴一样，遭遇更深刻的绑架和“囚禁”状态。就像网络游戏一样，游戏玩家可以选择无数种扮演的“角色”、遭遇无数种结局，但也体验到所有这些选择都是被代码先设定好的，如同上帝的目光一样，主体是囚禁在柏拉图洞穴里的“奴隶”，《楚门的世界》（1998）、《骇客帝国》（1999）、《饥饿游戏》（2012）、《头号玩家》（2018）、《鱿鱼游戏》（2021）等电影都不断讲述这种被“囚禁”的主体状态。信息爆炸时代为什么会产生信息茧房现象，这与信息分配过程中算法所设定的传播逻辑有关。为了迎合用户的趣味，大数据会给每位受众进行“用户画像”，对其进行“精准”投放，使其更沉浸于其间，获得一种“主体感”的幻觉。如何减弱这种信息茧房效应，恐怕需要信息平台与用户更有意识地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平台算法的底层逻辑不能只是为了增强用户的使用粘性，而应该考虑到平台自身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即便是民营资本运营平台，也不能只追求商业利益，尤其是“信息”商品带有精神、文化消费的属性；二是，使用者自身要对数字平台的算法偏向有所警惕，尽量从多个渠道获取信息，进行相对理性的判断；三是，平台企业虽然在产权、所有权、经营权上属于资方、经营者等，但因其平台本身的社会属性和公共属性，需要引入用户/受众参与平台算法的制定和讨论。

胡妍妍：已经有研究者指出，“玻璃笼子”“信息茧房”“回音壁”的许多问题，不是信息时代才有，在“前算法时代”就已经存在。比如人们常说的“证实偏见”，就是指吸收新信息以确认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种心理可能长久存在。问题是，算法时代这一切更隐蔽，也更自动化。特别是当技术和商业结合，有了逐利倾向之后，我们更是在暗中被迫付出“便捷”所预支的代价。对于个体来说，媒介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仅要会搜索信息、获得信息，也要会判断信息、利用信息；不仅仅是及时性地、碎片化地获取知识，也要有意识健全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对自己的知识偏好有自觉意识。同时，媒介以外的生活也尤为重要。还是应该调动自己的感官、意识、情感，去结结实实地工作、生活，不断了解社会、接通地脉，避免沦为仅仅几个标签就可以锁定的“用户画像”。

李红涛：我们惯于运用各类工具，但如今我们不只是运用平台或者数字媒介，而是就活在平台之中。算法如此深入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命当中，使得这个问题的尽头似乎不应该单单指向“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因为这恐怕是个体无法承受之重。个体当然可以耳聪目明，或者在技术层面具备更好的数字媒介素养，针对具体信息查证其来源，对多元的消息来源保持开放，或者努力在任何时候保持与亲疏远近的人们之间的对话。但在个体之外，小到APP的隐私条款，大到我们被任意采集、利用的“数字足迹”，小到新闻或短视频网站的个性化推荐，大到面部识别技术的应用场景和条件或者近年来讨论热烈的“被遗忘权”，这些问题恐怕都需要被摆在台面上，从政治、法律、伦理和文化的视角详加审视。我们既需要一些推力，也需要一些阻力。

罗雅琳：互联网在中国诞生之初承载着一种关于自由的想象，因为它和速度、技术、外部、脱域化生存等相联系。所以，当从这种自由想象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发现网络背后的数据操控之时，很容易引发对于“信息茧房”之束缚性的批判。但有意思的对比是，我父亲会觉得“大数据”是很好的，因为它便捷、贴心。我觉得大可不必妖魔化大数据和算法，只要不对计算机技术投射某种自由想象，只是把它当成工具，并且意识到其限度。在这些技术出现之前，人们同样会“身边即世界”，同样会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同样容易产生不自觉的倾向性。一个理智的现代人应该尝试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而不是把责任甩给无形的“大数据”。

李 静：“玻璃笼子”“信息茧房”“回音壁”等效应，这些年成为媒介热词，确实也描述出我们日常生活的特点。大家几乎都有这样的经验，在自己的朋友圈似乎是天大的事情，出了圈外之后几乎毫无动静。对此是需要具备自觉的，只不过我们需要区分问题的不同层次：一是从趣缘共同体等新集体形式的角度来看，随着原有的制度化的集体形式走向裂解，在高度流动的社会形态中，一个个小共同体的出现具有必然性，这固然有“圈地自萌”的属性，但同时也会为身处其中的个体带来归属感与高情绪价值，仅靠批判是无法取消其存在基础的。针对这样的“用户画像”，大数据、算法和机器学习会促成信息的高度同质化，但首先需要区分信息本身的性质再加以评判。二是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来看，一个个信息孤岛之间如果无法连接，当然并非健康与理想的状态。尤其近年来大家普遍体会到“公共空间与说理的消失”，体会到“事件反转”带来了公信力崩塌，体会到立场式站队带来的舆论极化。并且，习惯使用“后真相时代”的说法，来作为当前信息环境的别称。作为个体提升媒介使用能力与媒介素养是必要的，但重建具备公信力的信息与相对理性健康的舆论环境才是最根本的破局之道。

黄 平：我觉得个人无法破局，目前的趋势就是我所谓的“孤岛化”，每个人越来越成为孤岛，各类观念在各自的茧房中越来越趋于极端。一个应对是公共讨论，但是在极化的结构中非常之艰难。

刘 涛：对于这一问题，我是比较悲观的。因为当大数据、算法已经全面接管了信息的传播体系时，个体实际上很难将自己从这个信息系统中抽离出来，我们已经没有了“远观”的现实基础，所谓的批判性反思往往是有限的。正如鱼儿在水中游泳时，它是难以识别并发现水的意义，而只有当鱼儿腾空而起，学习飞翔时，或许才会意识到水的存在及其意义。今天，我们就生存在一个由大数据、算法主导的信息海洋中，有些信息之所以能够抵达我们，或许并不是有目的地寻找和选择的结果，而是我们被强行带入到信息面前。试想一下，热搜的工作原理不就是因为群体关注决定了个体关注吗？实际上，今天的大数据不仅是一种信息选择和推送方式，还是一种信息生成方式，后人类的主体性问题已经不再遥远，赛博格写作已然成为现实，个体作为信息社会中的一个节点被一种系统性的逻辑组织起来。那么，如何破局？从个体意义上寻找突破口，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或许会让人陷入更大的绝望和痛苦，唯一可行的方法是从社会管理维度切入，也就是说，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信息秩序，需要什么样的交往体系，从而在数据伦理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划，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体语境中思考“玻璃笼子”问题。

刘月悦：信息时代的最可怕之处在于，互联网成为了“元媒介”“唯一的真神”，我们衣食住行的一切都依赖互联网所提供的“信息”，吃饭要用美食点评网站，出门要用电子地图查询路线，甚至我们关于其他媒介的一切“信息”也来源于互联网——选一本书、选一部电影，都要去看网上的评价和排名。大数据知道我们一切的来处与归途，所有的喜爱与厌恶，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信息组装成最合口味的糖衣炮弹来“腐化”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说法——如果大数据愿意，它甚至可以一点一点地，诱导你从一个“日心说”的捍卫者变成一个“地心说”的死忠粉——是的，很不幸，这一条也是大数据推送给我的。如果说我们都生活在《黑客帝国》的“矩阵”当中，那么显然，大数据、算法、机器学习之类的让“矩阵”进一步升级了，探寻真相之路更加艰难。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或许破局很难，但至少应该保持警惕，认真聆听那些刺耳的声音并思考他们背后的合理性。我们或许无法打破“信息茧房”，但至少要知道，茧房远不是整个世界。

沈 闪：现代科技是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必定带来诸多隐患。著名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尔先后在《玻璃笼子》《浅薄》等书中，通过多种案例从多个角度辨析现代技术对人类的驯化，指出现代科技使人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退化。可正如前文所说，信息科技时代已经是既定存在的客观现实，作为生存于当今时代的独立个体，我们没有能力阻止时代滚滚前进的脚步，唯有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造福于我们的社会和人类。并且，有所准备地主动应对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众多问题。作为身处当今时代洪流中的鲜活个体，我们不可能对所处的信息时代视而不见、闭目狂奔，更不可能袖手旁观、独善其身。那么，作为个体该如何破解难题走出信息爆炸带来的认知困境，让信息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呢？首先，培养自身独立思考的能力。越是信息过剩，越要提高自身独立思考的能力，越要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很多时候，我们所浏览到的信息仅仅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因此，我们不能轻信网络信息，要学会独立思考，加以辨别。其次，开放包容、主动学习。信息茧房使我们习惯性地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大数据便会根据人们的兴趣习惯来推送符合我们喜好的内容。时间久了，人们便被同质化的信息所包围。既然如此，我们应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主动学习、接受其他领域、学科的知识，尤其是自己认知范围之外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所接触的信息才能多样化，才不会局限于同一类型信息。最后，不要急于做决定，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信息爆炸势必虚实参半，这直接带来辨别真假的困难。同一件事情今天还备受推崇，明天极有可能被人人喊打。社会舆论转向之迅速，令人错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让子弹飞一会，不能无来由地站队，避免成为网络喷子、键盘侠。

霍 艳：一般谈到这个问题，我们都会从读者、用户的角度谈，如新媒体的算法会不断推给人们符合趣味、雷同的东西，使得读者丧失多元视野，品位难以提高。但我想从创作者的角度谈这个问题。当我研读现代文学经典作家、50-70年代作家研究时，发现都会涉及作家怎么理解当时的形式、政策，怎么投身革命、社会实践，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但当下作家的生活只有创作，也只能谈创作，他们缺乏对于社会事务与时代变迁的“研究”能力，也缺乏社会实践。如果硬说他们有实践，可能是一种网络实践，比如发表创作谈、转发公号、参加读书活动、点评几句社会事件等。这一方面是近年来恢复并得到完善的专业作家制度造成的；另一方面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很多成功经验，比如采风制度、深入生活实践、与群众结合，并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同时，一些作家越来越受到信息时代的影响，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感。有些作家甚至缺乏分辨网络信息真假的能力，极易被情绪裹挟，还误认为这就是勇气和责任感。他们往往是被网络上某个社会新闻所吸引，以为这就是现实本身，然后进行艺术加工、素材堆砌。他们乐于捡拾一种现成的经验，或迷信个人经验，殊不知看似独特的个人经验也存在很多复杂的社会、历史面相。尤其是个人历史经验在当下的回溯中显得不够可靠，加入了后设的立场，抽离了当时的历史情境，融入了当代的感觉和氛围，不能被直接还原为事实本身。他们缺乏对时代敏锐的感知，这种敏锐不光需要天赋，也需要在大量准备工作基础上磨炼对细节的敏感。这样才能真正创造性地进入历史时刻，把被历史记录遮蔽掉的东西打捞起来，形成对世界与他人的切实理解。

周志雄：大数据、算法和机器学习这些对我们的生活确实有很大的影响，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便捷，我们可以积极利用这些科技成果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减少浪费，让资源配置更为精准。对你所说的这些人工智能带来的“玻璃笼子”“信息茧房”“回音壁”等效应我们确实应该警惕。比如有人通过大数据对网络小说IP改编潜力榜进行分析，得出优秀网络小说IP改编公式，这种意在借助人工智能对网络小说建立科学的评价是有一定价值的，但也应看到，这种评价把网络读者的评价作为唯一的数据标准，这种评价方式是没有情感温度的评价，导致文学创作以迎合读者的口味为目标，这种导向是有问题的。

金 理：意识到自我认知中的暗角，并尝试有所突破，这是每个时代的人都需要考虑的问题。今天这个时代可能信息茧房效应会更明显。新兴事物中的某些面相会快速而平滑地收纳到固有的情感结构和认知结构中，而罔顾有可能存在的其他面相。举个例子，一些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其中所呈现的人对主体的认知其实非常陈旧：人是历史的人质，是被“巨大的手”消耗之后的废料、剩余物。而作为人工智能理论来源的控制论恰好被征用过来背书：世界和宇宙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我们每个人只是其中按部就班运行的渺小程序。程序如同多米诺骨牌，每个人背后都站着一个控制者。问题在于，控制论的起源是反抗经典牛顿学说的可预测性，控制的预设前提是向未来意料之外的状况开放。我们对于控制论的庸俗理解，总是放大整体操纵的一面，忽视以随机、偶然和不可预知为特点的未来发展。

杨庆祥：我们曾经对信息化时代抱有特别美好的期待，但是人类的文明史一直就是这么富有辩证张力，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或者技术能够克服其自身的反面。信息化时代同样如此，它一方面使生产力更发达、知识更新更快、文化传播更迅捷，另外一方面也形成了新的遮蔽、扭曲和单向度的价值观念。全媒体时代的技术便利助推了这种负面的效果。但我曾经在一个采访里说过，对付这种信息媒体时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信息更充分、更多元、更不受限制。人类只能与其共舞，而不是复古或者一禁了之。

文 珍：我以为文学从业者对不同族群的文化和生存处境的好奇心，永远是必须的。可这些年，我在很多其他职业者身上看到的好奇心反而更多——人的天性之一，就是想知道同类在做什么，这也是那么多直播和影视文学作品流行的原因——在很多同行身上却经常发现自我职业美化、对世界和他者的漠不关心和极度社恐。这样，大概所谓“信息茧房”的壁也会更厚、“玻璃笼子”更结实吧。走出去和更多人一起玩才是正经事。

樊迎春：或许可以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牢笼，每个时代的人多少都是戴着镣铐跳舞，所谓“破局”可能也只是进入另一个“局”而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安于牢笼，无所作为，鲁迅曾有铁屋中的呐喊，我们也应该发出时代的声音，而发出声音并寻找同发声者的过程正是文学产生的契机。对我来说，“破局”是生活的志业，是保全自我、坚守自我、超越自我的艰难挑战，以文学试探边界，以文学疗愈创伤，以文学寻找出路。“破局”或许艰难，但总有太多可以尝试的机会和可能，相信“可能”就是有效的第一步。

三

刘大先：信息时代的文化，在您看来有哪些“变”与“不变”？

刘 涛：文化实际上具有不同的内涵及理解层次。文化形式的产生及其实践，存在一个深刻的媒介化逻辑，因此我们可以从媒介的形式来认识文化的形态。因此，考察信息时代文化的变与不变，一种有效的认识路径便是从文化深处的媒介语言和逻辑入手，思考人在文化意义上的生存状态。从大众媒介到数字媒介，不变的是文化存在一个深刻的媒介认识向度，即人因为媒介而发生联系，产生了不同的交往体系，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式。在大众媒介时代，无论何种文化形式，都具有较为普遍的公共性特征，因此，文化存在于公共空间，或者说文化体现为公共空间的交往形式。而进入数字媒介时代，由于媒介已经深入嵌入到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加之数字技术重构了空间的形态、属性和存在形式，公共空间的“边界”已然发生变化，甚至呈现出一种流动的、不确定的状态，因此，文化的（公共）空间属性开始衰退，相应地，公共生活的内涵与形式也被重新定义，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数字媒介的使用门槛决定了文化的门槛，文化的内涵也将会进一步下沉，文化所依托的公共性内涵也必然呈现出新的特征及实现方式。

周志雄：文化既具有文化传承的稳定性，也有随时代发展带来的变化性。信息时代获取信息变得更为便捷，文化的交流、碰撞必然会比以往更多，文化会呈现出多元化倾向，文化的融合性、包容性增强。文化变革所蕴含的革命性会减弱，新的文化通过大众媒介传播，不同文化间最大公约数的文化价值观会广为传播。与传统社会不同，信息时代转向老年人向年轻人学习的时代。玛格丽特的《代沟》认为文化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未来重复过去”的青年人向年长者学习的后象征文化(postfigurative)，一种是“现在是未来的指导”的青年人和年长者相互学习的互象征文化(cofigurative)，一种是年长者向青年人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的前象征文化(prefigurative)。信息时代是前象征文化时代，由于世界上的所有人突然都成了电子通讯网络中的一部分，因而各地的青年人都共享着一种经验，这是年长者未曾有过的或将不会再有的经验，现代世界的特点是承认各代之间的断裂，承认每一代新人都将经历技术不同的世界，因此进入了这样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年轻人对依然未知的将来具有前象征性的理解，因而他们有了新的权威。信息时代不变的是文化的传承性，在信息无远弗届的“地球村”，文化的交流、趋同是大趋势，但“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地域文化、传统文化以其独特性会成为人类文化博物馆中的独特标本，通过信息的传播被更多人所了解，从而焕发新的生机。

杨庆祥：文化的变与不变都是相对来说的。即使在现代人想象的一成不变的远古时期，文化依然在发生着变化，相对来说信息时代的文化不过是“变化”的加速度提高了。所以在我看来，用一句稍微诡辩一点的表达就是：信息时代文化的“变化”就是它最大的“不变”。

张慧瑜：信息时代的文化在生产机制和传播方法上还是有很大变化，一是数字化平台成为文化生产的基础，尤其是受众消费文化的媒介是电脑屏幕和手机屏幕，是通过这些信息中介完成文化阅读和观看；二是从大众文化向分众文化转变，在印刷、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时代，塑造了现代公众和大众，通过阅读/观看同一个文本来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而数字时代的分众化和分层化，使得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圈层里，彼此隔绝，无法共享；三是受众的互动性和参与感增强，人们借助数字媒介更容易参与到文化生产中，哪怕是键盘侠在传统媒体时代也是很难想象的，而在数字时代却成为一种常态。不变的是，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是相似的。在传统社会，文化不具有太多的社会性功能，文化是少数高阶级和知识群体的消遣品，而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征是大众社会，文化也实现了大众化，因此，文化在现代社会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供大众消费、娱乐，不管是口袋书籍、镍币电影，还是网络文学，都是供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消费的对象；二是文化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冲突、协商的“战场”，现代社会的政治需要通过“文化”征询大众的“同意”，大众文化充当着公共空间的职能，网络时代也同样如此，依然是政治、社会冲突在文化领域的曲折延伸和“显影”。

刘月悦：信息时代的文化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或许是无论哪种负载形式、传承形式的文化，都极度依赖于信息的海量（大多数时候是过量）积累、高速（病毒式）传播。在这种模式下，不再有所谓的文化领导权，传播力才是领导力，每个人随时“开麦”，文化精英大权旁落，换而言之，“信息”本身成了文化的唯一负载形式和传播方式。不变的大概是文化的多样性吧，人类的外部世界总归是多彩纷呈的，人类的内心世界总归是复杂幽微的，即便传播和负载的方式已经如此单一，但文化也许会呈现出一些具有趋向性的类似面貌，却并不会全然地同质化。

罗雅琳：变化有很多。信息时代文化的传播和评价与其载体有着更紧密的关系，文化权力从作家、刊物、出版社逐渐向网站转移；信息时代的文化面临着与社会中充斥着的其他信息相竞争的焦虑，因此可能倾向于将自己也“信息化”，比如文学作品会强调观点的快速输出和易于改编，还出现了大量“五分钟教你读懂×××”的教程；信息时代的文化获得反馈更直接、反馈速度更快，使得创作者更倾向于讨好而非冒犯读者；等等。不变的一方面是人的需求，从基本的七情六欲到对于崇高感的渴望，文化永远需要满足这些需求并尽量使其向上升华；另一方面是文化趣味的区分性，当某种小众文化借助于信息技术而变得大众化和平民化之时，它便失去了曾经的标志身份的功能，会被新制造出来的某种“高级趣味”取而代之。

樊迎春：在不同时代的文化环境中，“变”的可能是我们获取信息的手段，以及我们理解和处理信息的速度、方式、能力，而在所谓的信息时代，除了上述变化，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和观念可能也都发生了变化，很多看似亘古不变的传统可能会瞬间瓦解，世事变化的状态每一天甚至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挑战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文化中道德和伦理的边界也在不断被拓宽。然而，“不变”的东西依然存在，比如我们对于人情世事基本的是非观与正义感，我们对于同类和非同类起码的悲悯与同理心，我们对于真理和美抑制不住的追求与欣赏。这些“不变”指引我们在信息时代的文化环境中即便不能如鱼得水，至少不至迷失方向。

胡妍妍：变的东西有很多，比如，文化的互联网化。社交媒体掌握起文化话语权，不能用来交流、谈论、分享的，便沉到了海底。再如可视化的趋势，短视频越来越流行，以至于有人担忧：人类走过漫长的历史才实现从图像到文字的过渡，而今又要回到图像的时代吗？我倒是觉得，在短视频这里，图像与文字是融合一体的。就像前段时间刷屏的“二舅”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没有文本文字的功劳，它不可能引发那么大的关注。信息时代对文化来说最大的变化，或许在于去中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化创造。知识共享、趣缘社群、用户生产内容等，的确促成了知识社会的形成，带来互联网上的文化创意涌动。不变的东西也不少。文化还是有技术“测不准”的地方，所以充满着意外。而且，虽然文化产品供给已经非常丰沛了，但人们依然在渴求，依然有一些永恒而基础的文化需求未被满足。归根结底，文化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而人的精神世界是变幻莫测而又朴素如一的。

沈 闪：电脑、网络、科技等共同构成信息时代的主要部分，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是一场科学技术革命，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还存在一定距离。换言之，信息时代给现代文化带来的改变更多地停留在技术、器物、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表层文化方面。而以伦理价值体系为内核的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改变，传统优秀文化依然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和推动力。即使在今天，儒家的修己养身理论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键盘侠和网络暴力频现的当下，孔孟修身理论有助于重新塑造健全理性和人格，维护网络道德世界的安全和稳定。但不容置疑的是，信息时代的文化也发生了一定改变，具体表现为信息技术对主流文化既有调适又有消解。第一，边缘文化异军突起，给传统主流文化带来挑战。众所周知，汉字和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影响人们思考问题角度和审美方式的形成。可信息时代电脑网络、信息技术的便捷，对传统汉字和书法造成很大冲击。第二，印刷文化逐渐转向视觉文化。当今很多信息资讯以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出现，读文时代逐渐向读图时代转换，视觉文化兴盛。第三，文化霸权趋势明显。信息化时代意味着全球信息资源共享，不同国家借助信息时代优势相互交流、合作，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异常凸显。但在这一进程中，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压制、入侵发展中国家的弱势文化，致使文化霸权的发生。第四，信息科技带来情感文化的隔膜。信息时代到来之前，人们通过现实的社交开展正常生活。而电脑网络可构筑虚拟世界让人沉迷其中，现实社交被网络社交所取代，人与人之间感情淡漠。

李红涛：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它或许也取决于两个问题，一是何为文化？二是参照哪个时代来打量或谈论“信息时代的文化”？从这两个问题对应的取向或者答案出发，我们或许能获得一些切入信息时代文化的角度。譬如，如果我们从威廉斯的“社会的”文化定义入手，将文化视为特殊的生活方式，首先来看文化的主体，那么即便是既往的时代，每个人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制度和日常行为层面——参与到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当中。但即便如此，在信息时代，人们卷入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程度还是远超以往。生产性受众、产消者、文本盗猎等等中观乃至微观的概念都多少触及这一特征，但似乎并没有全面展现其深度和广度。与之相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等等根深蒂固的范畴基本上已经走向了崩解，在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实践之外，对“文化”的各类宣称也层出不穷，争夺着可见性。在文化“舞台”“剧场”或“竞技场”之类的空间隐喻之外，我们或许也可以带入时间维度。在罗萨看来，加速造成了“‘当下’这个时态不断地萎缩得越来越短暂”，如果说以往的文化更多朝向过去、朝向传统——这当然是非常简单粗暴的讲法，今天的文化是不是更多朝向不断涌现出来的未来？

文 珍：首先文化是什么？广义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简言之，文化即人的精神创造。我觉得千百年来具体人性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只是现代媒体和科技会让很多极端案例猝不及防地暴露于公众面前并持续发酵罢了，仔细想想，就知道太阳之下并无新事。世上有许多坏人，也有更多好人。同一个人，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发生变化的，只是检验人性的外部条件罢了。

李 静：首先说“不变”，因为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现代性体验中，我们的目光太容易被“变”迁走，自诩信息时代无根的漂泊者。但实际上，人们对文化的一些根本需求，比如娱乐消遣、美感享受、价值支持、心理共鸣、文化社交等等，并没有多少本质性的不同。疫情期间，杜甫、苏轼、王维等中国古代诗人的流行，彰显出经典之于安顿人心的价值。我在B站结合弹幕看四大名著时，便曾感慨，虽然媒介不停转换，但四大名著几乎依然覆盖中国人所有的现实与想象，具备跨时代的魅力。至于“变”，从生产机制到具体现象，可谈的太多，《数字时代的文化》《文化的肌肤：半个世纪的技术变革和文化变迁》等著作都有专论，此处不赘。最近在关注一个好玩的现象，即“数字遗产”。步入信息时代后，数字化生存的一部分，便是会留下巨量的私人数字信息。即便去世，依旧会留下“数字遗产”。如何处理和面对“数字遗产”，算是崭新的话题吧。

霍 艳：我还是把文化集中于“文学”。近年我有两个困惑，第一个是在社会结构大转型、文明发生深刻变革、知识趋于重构、人对世界和自我重新理解的时代，文学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能发挥的作用？回顾20世纪，文学在国家建构、民族革命、社会改造、主体更新上，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当下文学显然不再发挥这些作用。仅从教育的层面而言，借用陈福民老师的观点，文学作为一个曾经影响力巨大的知识系统，却没能帮助公众与今天的世界建立起有效联系。第二个困惑是在信息时代青年人把什么视作“文学”？近年网络上出现各种关于文学的命名，如“凡尔赛文学”“摆烂文学”“咯噔文学”。传统意义上，具有形式感、思想性、美学价值的“文学”变成一种生活的记录和情绪的抒发，大多只是文案、片段。青年人如何定义“文学”，这背后涉及文学在当下社会语境里所扮演的角色，及背后文化政治与权力运作的关系。这些深刻变化都发生在信息时代。

黄 平：信息时代的文化，最大的变化，是文化的信息化。我不用掉书袋了，读者诸君，我们是不是当下停留在APP上的时间，要超过读书的时间？一个直接的表现，是停留在表面的刺激，取代深度的思考，代表性的是“抖音”。故而，我们要在信息化的洪流中，捍卫不变的东西。但是这一点特别难，对立的双方，力量的天平完全倾斜了。我有一个很悲观的——你也可以说很乐观——设想：每个人不是作为读者，而是作为作者，来抵御信息对文化的腐蚀。我是说，依赖写作而不是阅读，通过写作这种方式，重新找回我们对于存在细微而不可化约的感觉。我目前在华东师大参与负责创意写作专业，我个人对于创意写作专业的最大期许，并不是出什么爆款的文化产品，而是以写作的方式，恢复我们对世界的感知。

四

刘大先：现代以来形成的文学观遭遇了技术与媒介变革引发的静悄悄的革命，对我们重新认识文学和创作文学提出了挑战，您觉得未来的文学会发生何种走向？

文 珍：同一个句式：首先文学是什么？一种通过媒介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手段，除了记录之外还可能具备形式之美的语言艺术。但怎样的形式才叫做美，如何分清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正如究竟怎样区分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的界限，这些问题都很复杂，中文系毕业的人都知道一句话，文学即人学，这句话据说最早是高尔基说的，1957年钱谷融写了一篇文章《论“文学是人学”》还曾经被广泛批判过。人的行为只能被大数据分析，无法精确预测，所以文学的变化同样无法估量，只能说，只要人尚且需要通过语言文字交流，还会对彼此产生情感，文学就不会灭亡。

黄 平：文学会变得契合信息时代阅读方式的同时，内核高度地反信息化。我就简单一点讲，文学的叙述速度会加快，只有足够快，才能在信息时代活下去。但内核是抗拒所谓的“进步”的，是停滞，是回望。这方面一个典范是班宇的小说，类似《夜莺湖》这样的短篇，就是信息时代的文学反抗。文学也可能变得虚幻，和信息时代一起脱实向虚，像一场比特世界里的梦。偶尔通过这种文学麻醉一下逃避一下也可以，但终究不是办法。

张慧瑜：文学这个文类是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诞生而出现的，是从宗教世界变成世俗化的现代社会，文学起到为现代大众书写现代经验的功能，也形成了作家这一创造者和文学题材这种文类。现代文学一方面为个体提供生活和生命的基本价值观，另一方面不断质询现代世界的异化、无意义等现代主义议题。在20世纪之初，留声机、摄影、电影、广播等现代媒介的兴起，已经对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其走向形式化、先锋化的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对文学媒介高度自觉的文学创作方式，文学的媒介性体现为对语言、对叙事的高度自觉和反思，使得读者也意识到文学是一种叙事行为，是一种用语言对经验、对世界的“赋形”。数字时代、信息时代的文学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最重要的区别，是改变了作家作为作品唯一创造者的传统，网络文学其实是一种“集体创作”，虽然从文学市场和管理的角度需要给网络文学找到一个“作家”，但从网络文学生产中，阅读者确实参与到网络文学创作的过程之中，是网络文学中“匿名”的作者；二是人工智能写文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后人类的议题，如果固守作家是一种天才式的创造性劳动这一浪漫主义理念，人工智能写的文学不能称其为文学，但如果把人工智能作为另一个主体，机器程序不仅能生产文学，甚至能创作出更像文学的文学。至于未来文学是否能摆脱语言的限制，变成另外一种形态，也是有可能的。

刘 涛：实际上，与其他的文化艺术形态一样，文学观念的形成与演变，依然可以发现一条隐秘的媒介逻辑，即一个时代的媒介配置体系，不仅影响着文学的传播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影响着文学的意义生成系统。从昨天的“读者”到今天的“用户”，从曾经的“书面”形式到如今的“界面”形态，文学的“身体”里，已经流淌着媒介的血液。今天的媒介已经深入嵌入到文化生活的深层结构，其对生活的配置与组织方式远远地超越了传统媒介的作用方式，正如海德格尔给出的那个著名的隐喻，传统技术如同一座桥，并未改变河流的内在属性，但现代技术则更像是水电站，其“出场”的目的便是改变河流的内在属性，将水流组织到技术的语言和意识之中。因为，未来文学发展的“媒介逻辑”将会更加凸显，媒介将作为一个显性的变量影响并调适文学的主题、样式及语言，比如，媒介经验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全面渗透，媒介市场逻辑对文学生产系统的隐性支配，媒介传播逻辑对文学表现形式的直接型塑。同样，文学的存在空间，也不仅仅以语言文本的方式出场，而是存在更为多元的“界面”形式。因此，文学的界面化存在将会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周志雄：受技术与媒介变革的影响，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形成了以文学期刊、出版社为市场传播的生产机制，出现了以写作为职业的现代作家，通过写作可以谋生，形成了现代作家独立、自主的现代精神人格。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发展基础相适应，中国当代文学形成了以作协为单位的作家创作组织，建立了以文学期刊为发表阵地的现代“纯文学”传统，作协兼具作家培养、作品评奖、文学活动组织等功能，这个组织主要是依靠国家财政来支持的。互联网媒介解放了民间的创作力，网络写作形成了对中国纯文学写作机制的巨大冲击，网络文学的发表阵地是各大商业文学网站，写作者直面读者，与读者即时互动，天然地亲近市场，网络写作适应现代生活节奏的休闲方式，承续通俗文学的故事传统，注重文学的娱乐性和趣味性，与读者的阅读心理同频共振，并以之为基础形成了日益强大的大众文化产业链，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网络文学在中国的繁荣推动了文学结构的多极化态势，也推动了纯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的借鉴与融合，未来这一趋势还将继续。

霍 艳：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发展，抖音、B站、小红书等以短视频、直播、图文分享的形式，为文学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激活了内容生态。一是出现大量图书推荐、阅读分享的内容，吸引了新的读者，促进了图书销量。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经由东方甄选直播间的推荐，卖出60万册；二是提供给创作者从幕后走向台前的机会，帮助其更好呈现个人风格、展示创作理念；三是生成了新的评价标准，更强调文学与生活相连接；四是出现新的主体，如“说书人”“野生作家”“互联网读书人”。过去的网络文学研究，更多是聚焦文学载体的变化，研究网络造成的文本形式、创作方式、阅读方式的改变。但信息时代生成了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在这里“何为文学，文学何为”重新成为问题。尽管现在纸媒文学和新媒体文学仍处在博弈中，但后者已经逐步瓦解过去纸质媒体形成的“文学场”，把文学创作—评论—接受—评奖—经典化等环节进行结构性的重建。同时根据平台特点生成了许多新文学场，比如小红书的“文学场”指向消费和身份认同，知乎的“文学场”指向如何通过文学把握现实，B站的“文学场”强调“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系统对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作用。随着文学与信息、新媒体的紧密结合，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可能不再发挥效用。

金 理：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在有的学者看来，元宇宙叙事不再是用想象出来的欲望满足来替代现实的苦闷，不再是对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而是直接把人看作想象性的存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就需要重新摆放了。我想起小时候看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到了最后几集播放的时候心里既欲罢不能又无比难受，因为追看长篇剧集所培养起来的沉浸体验没办法一下子中断来适应现实世界，所以我就用家里仅有的一台录音机（没有录像机）把最后一集录在卡带里，反复听，一边听一边在脑海里一遍遍重温情节。现在年轻人就不需要这样了，有那么多的播放平台和工具，随时可以追剧，而且类似的内容产品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合上书页”或“走出电影院”的时刻就消失了，这个时刻之所以曾经别有意味，因为它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分界点，而我们对于两者的差异有清晰了解：理想在虚拟世界，现实却是一地鸡毛，后者的黯淡无光愈益反照出前者的美好；然而又只能无奈地重返现实世界，因为立足点只能在后者。但是有了元宇宙叙事，似乎意味着现实世界的那个唯一立足点被拆解掉了，二者关系不再有轻重，不存在替代或补偿，完全可以平行展开，新一代可以更加自然地分配情感、自由地出入两个世界。也就是说，今天现实中的穷矮矬，在虚拟世界中可以摇身一变为宇宙英雄，这个双重身份不是新现象，新的意味在于不再产生分裂而是绝对平行，两者之间不会互相干扰，在现实中安于前者，同时在虚拟世界中扮好后者。但是在我这代人身上这是会“打架”的，就好像“合上书页”或“走出电影院”的时刻会怅然若失。这些技术、媒介甚至娱乐方式的新变，会影响人对现实与情感的认识，也一定会影响到文学。

罗雅琳：在信息思维的作用下，当下的阅读情境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对文学产生影响。信息时代的精髓是强调信息的流动传播，这不只是在技术上可行的，更是人们要千方百计去促成的，因为信息的价值在于流动。以往的文学阅读一般是个人化的默读，而信息时代的文学阅读可能会变成一种多人合作的、具有互动性的活动。比如文学网站和阅读软件都会邀请读者发表评论，这种评论既是针对作者的，更是发生在读者之间的；再比如现在很多大城市流行的读书会，也是一种集体读书的形式；这种互动式阅读的最典型案例是作为一种文学的“剧本杀”，参加“剧本杀”的玩家也成为了“剧本”的创作者。这种强调互动和多人参与的阅读不仅会导致文本的开放性，也会影响作品的思想与内容。以往文学作品中那个大写的主体，那种全知全能、经常跳出来对书中人物展开评价的叙事者，以及作为这二者根基的个人主义精神，都会面临着或多或少的挑战。

胡妍妍：有研究者指出：在阿尔法围棋人工智能战胜世界冠军之后，人工智能没有被围棋界视作洪水猛兽，相反，现在很多职业棋手都采用人工智能作为训练工具，参考人工智能下法，新的定式、新的着法正在源源不断产生。这是我理想中的文学的未来。随着文化工业化的发展，文学可能会越来越被纳入文化供应之中，要和其他大众艺术样式一样争夺人们的注意力；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不仅会写诗、写小说、写剧本，而且可能写得越来越好。但一个成功的大众文艺产品、一件优秀的人工智能作品的意义，不是让之前无数的人类作品变得黯然失色。相反，它让我们重新看清其背后那些世代经典的真正价值，让作家不断去投注爱与智慧、体验与情感，去推动文学的变革与发展。

李 静：相较理论化的“大哉问”，我觉得现在急需的是更加务实、在地的描述与研究。比如社会学出身的学者储卉娟就曾对网络文学的可能性提出新见。在其专著《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文学》中，曾详细梳理18世纪从英国建立起的著作权制度，这是建立在创作独特性基础上的文学财产权。在她看来，技术时代文学具备了突破这种私有化制度的可能性。在互联网技术媒介的支持下，作者与读者之间取消了中间环节，更容易形成合作共创关系。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二次创作”被视为类型文学不断突破和创新的可能性。虽然这种乐观期许在现实面前很容易遭受重击，却也为介入与建设未来的文学寻觅着可能空间。

刘月悦：信息时代对传统文学而言当然是挑战，但换个角度，或许也可能是一种机遇。信息时代使得由精英所掌控的文学审美裁判权“大权旁落”，媒介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掌控者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文学场内的精英控制而打造自己所青睐的作家。这种新的文化权利分配机制，或许也可以视作一种“审美民主化”。在这种机制下，以前被传统主流文学系统排斥的异质性的文学元素可能发挥作用，我们乐观地想象一下，由此是不是也有可能诞生出更为激进和具有实验性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在其背后的各类资本的引导下，是否也有可能呈现出更大的包容性？

沈 闪：本世纪初，希利斯·米勒提出一个“文学死了吗”的世纪之问。在做出“文学就要终结了”的回答之时，他也明确表示，“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从前后不同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米勒对文学未来发展的矛盾心理。事实证明，文学虽然从印刷时代的中心位置逐渐向边缘位置游离，但尚未终结，也不会终结。文学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面对危机求生、求变的处理方案，归根结底科学技术和媒介网络只能改变它的某些特质，并不会取代文学本身。在文学不会终结的大前提下，文学不仅继承了以往优良的文学传统，而且未来还可能发生科技化、信息化的转向。21世纪中国科幻文学的强势崛起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科幻文学四大天王”及其相关科幻文学作品逐渐增多，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占据一席之地，影响力日渐攀升。2015年，刘慈欣凭借科幻系列《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作家首次获此殊荣。信息时代人们生活与科技的紧密结合已是普遍日常，当今的文学创作要思考如何书写与呈现信息时代的生活经验，如何维持并创新信息时代的文学话语等诸多问题。历史进程中的每次技术革新都会推动文学不同程度的进步，信息时代作为前所未有的技术浪潮，对文学的未来发展同样具有较大推动作用。

杨庆祥：一般来说，一种文化形态之所以能够延续，就在于其不断地汲取新的元素，能够不断地调整其文化的姿态。未来的文学肯定要发生很多变化，但预估其走向超出了我的能力。我们见过太多的预估，往往不过是被历史嘲笑。未来的文学一定存在，这是我能够判断的，但它的形态究竟如何，我无法判断，就像我无法判断人性究竟是会变得更好还是会变得更糟糕一样。

樊迎春：预测未来的文学走向多少会显出个体的愚蠢，我们的时代或许已经不相信任何的确定性。技术与媒介变革引发的文学观的变化当然是时代变化的症候之一种，未来的文学走向可能也继续与我们的时代共振：不可预测。如果说，非要给出一个答案，我愿称之为对未来文学的一点期待：即便不可预测，至少要生机勃勃。当技术与媒介变革偃旗息鼓，可能会有新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冲击，文学永远是人学、时代学，文学永远关乎精神与灵魂的救赎事业，未来的文学也应当在重围之中、在各种技术外衣之下有更宽广的社会辐射面，有更深层的精神挖掘，有更丰富的文质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