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三个家：读莱辛札记（随笔）

杨无锐

一个故事

时间：或许是 12 世纪40 年代。

后来闻名世界的萨拉丁苏丹，那时还是青年。他有个叫阿萨德的弟弟。一天，阿萨德独自骑马离开了家人，再也没回来。阿萨德的姐姐伤心而死。萨拉丁自责不已。12 世纪的叙利亚，正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百战之地。一个穆斯林孩子独自离开，后果可想而知。

这个名叫阿萨德的男孩没有死。多年以后，他娶了基督徒为妻，自己也可能成了基督徒。改宗之后的阿萨德，不再叫阿萨德，成了沃尔夫·冯·费尔内克。他和他的妻子往来于德国和叙利亚、巴勒斯坦。他们的朋友里，有基督徒，有穆斯林，也有犹太人。他曾帮助一个名叫纳坦的犹太商人免遭狂热基督徒的欺凌，他的内兄则是虔诚的圣庙骑士。

沃尔夫夫妻生了两个孩子。男孩寄养在舅舅家，后来也和舅舅一样，成了圣庙骑士。女孩出生不久，沃尔夫的妻子就死了。要事缠身的沃尔夫，让忠仆把孩子送到犹太人纳坦那里寄养。当时的纳坦，妻子和 7 个儿女刚刚死于基督徒的屠杀。

后来，沃尔夫也死了。直到死时，他都随身带着一本小册子，里面用阿拉伯语写满亲人的姓名。那位忠心的仆人一直收藏着它。

18 年后，沃尔夫的女儿在纳坦家中健康长大，取名莱萨，身边还有一个叫达雅的基督徒女伴。纳坦远行经商时，家里着了大火。年轻的圣庙骑士把莱萨从火中救了出来。他是耶路撒冷唯一的圣庙骑士。萨拉丁俘虏了很多圣庙骑士，一概处死。行刑之际，萨拉丁在这个青年身上看见阿萨德的影子，赦免了他。被赦免的圣庙骑士，在西奈半岛无所事事地闲逛。偶然间，救了犹太姑娘莱萨。

6周之后，纳坦归来。莱萨感激圣庙骑士，似乎爱上了他。纳坦感激圣庙骑士，愿意把女儿交给他。达雅感激圣庙骑士，更热切盼望他的婚姻把莱萨借带回基督教世界。没过多久，圣庙骑士也发现自己爱上了莱萨。一桩好事似乎指日可待。

萨拉丁在圣庙骑士身上看见弟弟阿萨德的影子。纳坦也在圣庙骑士身上发现故友沃尔夫的影子。当圣庙骑士渴望婚姻的时候，纳坦怀疑莱萨的哥哥回来了。他的怀疑，被当年的那位忠仆证实。此时的忠仆，已经是一名基督教隐修僧侣。他珍藏的阿拉伯文小册子说明了一切。

萨拉丁找回了侄子，莱萨找回了哥哥，纳坦失去了一个女儿，又得到了一双儿女。这是一个新的家庭。在萨拉丁的宫廷里，一家人相认，相拥。

一个时代

1777年，48岁的莱辛写完了酝酿多年的剧本《智者纳坦》（《莱辛剧作七种》，李健鸣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这出戏和他此前的写作不太一样，既非悲剧，也不是喜剧。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剧本。他既不想展现惊心动魄的悲壮毁灭，也不想揭露常人身上的可笑瑕疵。在这部带有告别意味的戏里，他向世人讲述的，是一场奇迹般的和解，以及家的重建。

莱辛仍然遵循惯用的古典技艺，把故事浓缩在一天之内。靠着台词穿插，观众和读者得以复原一个复杂的故事。那个故事里，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百年战争，有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的血腥仇杀，有跨越种族和宗教的浪漫爱情。莱辛把这些精彩大事一股脑放进人物的隐约追忆。大幕拉起时，等待读者和观众的，只是一个叔侄、兄妹相认的平淡尾声。当然，看似平淡的故事并不真的平淡。一如既往，莱辛想要向他的市民观众说些什么。

1729 年，莱辛生于德国萨克森。他在一个日耳曼化了的斯拉夫家庭长大，祖上两辈都是神学家，父亲是路德宗牧师。莱辛是伏尔泰（1694年生）、卢梭（1712年生）的同代人。那也意味着，他生逢一个“启蒙时代”。“启蒙时代”的主题，似乎是“人”，是人的“理性”，是人的自立。所謂“人的自立”，当然是指人从上帝的照看中独立出来，或者说，人从上帝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自立感、解放感，正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情绪。像卢梭这样的天才人物，推演出一个庞大的不需要上帝的道德世界、政治世界（《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儿》）。在他推演的世界里，宗教仅剩下某些可有可无的社会功能，而真正使社会得以组建、使规则得以确立的，唯有人的“理性”。像伏尔泰这样的博学智者，把斑驳多样的人类历史呈现于读者面前（《风俗论》）。在他的新式历史中，基督教世界不再是天下之中心，基督徒的上帝也仅仅是众多民族众多上帝中的一个。到了伏尔泰和卢梭的时代，从前那种独断式的狂信、向隅式的虔诚，显得可笑了。启蒙的健将们并不满足于让狂信显得可笑，他们的更大雄心，是让上帝和信仰本身变得可笑。

生活在“启蒙时代”的人们，没法置身事外。即便是对上帝保持最严肃信仰的人们，也免不了操心启蒙健将们的挑战：一、世界的版图前所未有地扩大，原先的终极真理难免降格为地方性迷信;二、“理性”的权威前所未有地增强，原先支撑信仰的启示、神迹似乎再无容身之处;三、历史前所未有地清晰，那些原先冠以虔诚之名的暴行、滥政（十字军、赎罪券），无法再用虔诚为自己辩护。面对这样的挑战，人们大体有三种选择：要么，闭目塞听，坚持旧日教条;要么，追随潮流，放弃信仰，嘲笑宗教;要么，在发现了“新大陆”和“理性”的时代，为信仰寻求新的根基。踏上第三条路的，至少有两位伟大的德国人。一位是哥尼斯堡的康德（1724年生）。他写“三大批判”，是要建造一座哲学大厦，好让“理性”与“上帝”和睦相处。三大批判之后，他又写了《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这书名，正好标明他的雄心。

另一位要让“理性”与“上帝”联合的德国人，是比康德小 5 岁的莱辛。有人说莱辛是德国的卢梭。这个说法，强调的是莱辛身上的“启蒙性”。他在戏剧舞台上宣讲人道主义，他在神学论文里对笃守教条的正统神学百般劝谏。这些很容易让人们把他划归“启蒙阵营”。可是，他的忧患，与典型的启蒙健将不太一样。在启蒙健将们构想的新世界里，宗教、信仰并无容身之地。莱辛心目中的未来世界，宗教、信仰则是伟大柱石。但在成为新的柱石之前，它们先得重新铸炼自己。所有伟大宗教都有千年历史。在启蒙健将们眼里，上千年的历史足以证明宗教的老迈虚伪。在莱辛眼里，上千年的历史只不过让伟大宗教们进入一个新的学习时代：学会如何相处。莱辛也和同时代的启蒙健将一样喜欢谈论“理性”。在启蒙健将们那里，“理性”是戳穿宗教的利刃。在莱辛那里，“理性”是让宗教联合，通往信仰的道路。

构思、写作《智者纳坦》那几年，莱辛刚刚经历了一场公开的神学论战。他与汉堡首席牧师葛茨的争论旷日持久。结局是，布劳施瓦格公爵禁止莱辛发表神学论文。1778 年，公爵收回了莱辛的作品不需要接受检查的特权，并且没收尚未发表的剩余文章。于是，莱辛只能退回自己的老本行：戏剧。关于那个时代最核心的议题，他要用戏剧说出未曾说完的话，用戏剧教育他的同胞。于是，就有了看似平淡无奇的《智者纳坦》。

三枚戒指

读者不妨把自己想象成初次观剧的观众。开头的一幕，他会生出不少误会。

大幕拉开，纳坦出场。这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经商、富有，虽不吝啬却看重钱。出行 6 周，回到家里，听说家中刚刚遭受大火，纳坦的第一反应是：房子烧光了，就盖一所新的，一所更舒服的。像每次出行一样，他带回丰厚的礼物，给女儿，也给女儿的女伴。但他时刻记得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这个身份，让那位基督徒女伴永远把他视为“外人”“异类”。

女伴说：“没有人会怀疑，纳坦，您就是诚实和慷慨的化身，但……”

纳坦说：“但我只是一个犹太人！——对吗，你不是就想说这个吗？”

看到这里，观众会以为这是一出讲述犹太人问题的社会剧，和莱辛早年那部《犹太人》差不多。

接下去，剧情很快进展到莱萨对圣庙骑士的近乎迷狂的感激、圣庙骑士对莱萨从排斥到痴迷。观众恍然大悟：这可能是一出跨越宗教藩篱的爱情戏。当然，莱辛又会让他们失望。圣庙骑士与莱萨相见之后，莱萨的情绪便从热烈忽然转为平静：

现在，我又想看那些棕榈树了，而不仅仅只是棕榈树下的他。

什么冷淡？我并没有冷淡。我只是喜欢看那些我能安安静静看的东西。

這样的台词，实在不像一出爱情戏该有的。

再接着，剧情转到萨拉丁苏丹的经济危机。为了化解经济危机，萨拉丁打算向富有的纳坦借贷。这时，观众大概会联想到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进而预测，这可能是一出夏洛克式的犹太智斗戏。很快，他们的期望又落空了。在苏丹宫廷里，萨拉丁向纳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是犹太人）而我是一个个穆斯林。基督徒介于我们当中。——在这三种宗教中，只有一种应该是正确的。——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不会停留在出生把你抛在的那个地方，即使你没离开那里，一定也是因为真知灼见、有一定理由才会这么做，你肯定选择了最好的……也许我是第一个有这种念头的苏丹，但我认为这样一个念头也不会丢苏丹的脸。

这不会是历史上那位雄才大略的萨拉丁的问题。但这确实是一个18世纪的好学深思的汉堡市民会屡屡触碰的问题。或者说，这是莱辛希望好学深思的汉堡公民们认真面对的问题。

莱辛让故事发生在12世纪的耶路撒冷。单单提到时间和地点，有教养的观众就能想到长达两百年的宗教战争的腥风血雨，想到犹太人与基督徒、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仇恨纠葛。历史上的萨拉丁的确占领了耶路撒冷，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当耶路撒冷进入和平岁月时，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必须学会如何生活在一起。用圣庙骑士的话说：“这是一个很棒的国家……全世界的人不都挤在这里吗？”问题是，全世界的人是否学会了挤在一起？对于开眼看世界的 18 世纪德国人而言，这是无比重大的问题。

萨拉丁的提问方式，也很像一个启蒙时代的神学爱好者。他知道有不同的宗教，他对自己的宗教抱“开放”态度，他想让宗教与宗教一决是非高下。无论是非高下，他希望就宗教议题得到一个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最新发现的“正确答案”。这种对“正确答案”的爱好，很像乐于宣判的启蒙健将的爱好。只不过，启蒙健将乐于给出答案，萨拉丁是一个谦逊的提问者。

正是从这里开始，莱辛的主题显露出来。他要谈的，不是社会，不是爱情，甚至也不是教义，而是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宗教如何认识自己、彼此认识。要想有效思考这个问题，先得破除那种对“正确答案”的爱好。莱辛借助纳坦的独白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想的是，他要钱，可他想知道——真理，真理！而且要现成的、光亮亮的真理，——似乎真理就和硬币一样！——如果是古老的硬币、掂量过不知多少次的硬币也就罢了！偏偏是要新的硬币，上面的图像要清清楚楚，而且是可以放在桌上一个一个数的硬币，可真理不是这样的。难道人们触摸脑袋里的真理，就像触摸布袋中的钱？在这里谁是犹太人，是我还是他？——可那又怎么样？难道他就不能在真相中寻求真理？

被传唤进宫的纳坦，以为萨拉丁盯上了他这犹太商人的财富。没想到，萨拉丁想从他这里得到的，不是钱，而是关于真理的智慧。问题是，萨拉丁对真理的期待，反倒更像对钱财的贪欲。钱是可以数算的，一枚金币就是一枚金币，不多不少。钱是可以转移的，从一个钱袋到另一个钱袋，不多不少。但真理不是，尤其是关于宗教的真理。启蒙时代的人们，特别关心真理。地球是不是圆的、太阳是不是宇宙中心、娄巴特拉是否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路易十四有几个情妇……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能得到一个如钱币般数值清晰的答案。习惯于启蒙式思维的人，会把宗教问题与上述问题归为一类。对他们而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哪个是对的，类似于埃及艳后与玛奇丝谁的鼻子更长;究竟有没有上帝，类似于究竟有没有黑色的天鹅。纳坦的意思是，宗教的真理，是全然不同的东西。宗教涉及人与神圣事物的关系，没人能够置身事外谈论这种关系，正如鱼不能抽身水外评价水。鱼必须活在水里，所以不能像数算钱那样数算水。借助纳坦的话，莱辛与流行的启蒙思维拉开了距离。

人们不能像数算钱币那样谈论宗教。但人们必须认识宗教。当他发现自己活在一种信仰中，身边的人活在另一种信仰中，他就更需要重新认识宗教。因为信仰让他坚定，多种信仰让他惶惑。信仰与信仰的混战，让他看不清自己，也看不见身边的人。萨拉丁，就代表这种惶惑。他说，“我是第一个有这种念头的苏丹”。最该坚守自己信仰的那个人，开始惶惑了（惶惑，恰恰因为他想更严肃地面对信仰）。尽管提问方式带有启蒙式思维的轻佻，但提问本身远远绝不轻佻。

为了回答这个不该有“正确答案”的问题，纳坦说出了那个著名的“戒指寓言”。很久以前，在东方有个男人，他从心爱的人手里接过了一枚戒指。这戒指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戴上它的人，会受到上帝和他人的喜爱，前提是他以这种信心戴上这枚戒指。男人把戒指戴到手上，再也没有摘下。他还决定，要把戒指代代传下去。他的儿子继承了戒指，儿子的儿子又继承了戒指。依照家训，每代族长，要把戒指传给最心爱的那个儿子。得到戒指的，就是新的族长。直到某位族长，有三个心爱的儿子。他不想厚此薄彼，便打造了两枚同样的戒指。他分别把儿子叫到跟前，给每个儿子戒指和祝福，然后死去。父亲一死，儿子们拿出各自的戒指，要求当一族之长。他们坚称，自己的戒指才是真的。他们相互调查、争吵、诉讼，但毫无结果。

显然，三枚戒指代表萨拉丁关心的三种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个儿子的争吵，代表三种宗教长达千年的仇恨史、战争史。儿子们对族长身份的觊觎，代表各宗教的近乎傲慢的自信。如果纳坦的故事仅止于此，那他无非讲了一个庸俗的历史寓言。依照这个寓言，人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有一个明察秋毫的法官，就能找到“正确答案”：或者有一枚戒指为真;或者三枚皆假。纳坦当然不会停留于此。他提醒萨拉丁，当儿子们执着于戒指的真假时，其实是执着于族长的身份。就是说，戒指已经变成权欲的标志。沉迷于诉讼的兄弟们忘了，戒指之所以是戒指，不在于能使人成为族长，而在于它和一个神谕和一个父亲的期盼相连。“戴上它的人，会受到上帝和他人的喜爱，前提是他以这种信心戴上这枚戒指”，这是神谕。爱儿子的父亲，希望儿子获得信心和爱，这是父亲的期盼。使戒指为真的，是人与神谕和期盼的关系。热衷于诉讼攻讦的儿子们，恰恰是在践踏这种关系。

纳坦繼续他的故事：一位明智的法官，不会顺着儿子们的委托寻求“正确答案”。相反，他会斥责儿子们。因为，让他们迫切寻找“正确答案”的，不是对真理的爱，而是对权欲的爱：

法官说……不过，等一等。我听说，那个真正的戒指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就是能使戴戒指的人受到上帝和他人的喜爱……难道这些戒指都只有内功，没有外力？每个人都最爱自己？——这就是说，你们三人都是骗子？你们三个戒指都是假的。

越是纠缠于真伪的人，越不配谈论真伪;因为他的权欲恰恰使他远离真相。真相，其实不在戒指本身，而在人与神谕和期盼的关系：

然后法官说，如果你们愿意听从我的建议，而不是判决的话，你们就走吧！我的建议是，你们就接受现在的事实。你们每个人的戒指都是父亲给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相信，自己的戒指是真的。——很可能，你们的父亲不能再忍受一个戒指对整个家族的奴役！——他肯定都爱你们，而且爱的程度也一样，因为他不愿意只让一个儿子受益，而亏待其他两个。——好吧！你们每个人都要追随自己不容收买、毫无偏见的爱！你们要相互比赛，看谁的宝石最先显示其魔力！但愿充满温良、宽容、行善和对上帝的最深谦卑的魔力能帮助你们。如果宝石的力量在你们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身上仍然显示，上万年后，我会邀请你们来到我的座位前。那时，坐在这把椅子上说话的是一个比我更智慧的人。你们去吧！——那个谦虚的法官就是这么说的。

法官的建议是：儿子们必须从戒指与权欲的纠缠中挣脱出来，重新记起那个神谕和那个期盼。一枚真实的戒指，让人活在与神谕和期盼的关系里。证明戒指为真的唯一方式，是努力活在关系里，努力活出关系。为此，兄弟之间有义务彼此竞争，无权相互诉讼。

为了“活出关系”，每个儿子都得相信自己的戒指。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戒指，因为他们应该相信自己的父亲。纳坦说：“所有的宗教不都是基于历史吗？书写的历史或口传的历史！——而历史之所以被人接受，不就是靠忠诚和信任吗？……那么人们最少怀疑谁的忠诚和信任呢？不就是亲人吗？不就是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人？不就是从小就给予我们爱的人？不就是那些从来不让我们失望的人，他们宁可自己失望，也不愿意我们失望。——我对自己父辈的信任怎么会少于你对你的父辈的信任呢？——或者反过来——我怎么能要求你去证明你先辈是在说谎，好让你不反驳我？或者你会要求我这么做？这一点不也适用于基督徒吗？”相信父亲，不是断言戒指为真的理由，却是活出关系的基石。因为，活出关系的前提，信和爱。离开父子相承，信和爱便无所附丽。纳坦这段话，当然是说宗教与传统的关系。每种宗教都源于神谕，每种宗教也都生长于具体的传统。人们都活在具体的传统里，唯有在具体的传统里，他才能践行那个关于爱和信的神谕和期盼。正因如此，人们有理由爱自己的传统，正如有理由爱自己的父亲。但人们无权戳穿别的传统，正如没人愿意他人辱没自己的父亲。

纳坦的法官说，儿子们只能满足于此，必须满足于此：各自戴上戒指，活在与神谕和期盼的关系里;他们大可相信自己的戒指，相信的意思，是努力活出关系，不使戒指蒙羞;他们不该把精力花在戳穿兄弟上面，因为那只会让权欲腐蚀他们自己。至于最后的判决，唯有等待万年之后，那位更明智的法官（“万年”，表示谦逊和耐心）。所有宗教都认为自己足够古老，因此足够正确。但宗教与宗教从猝然相遇到兄弟相认，却是新时代的新问题。手上戴着古老戒指的三兄弟，自以为有资格当族长，其实都是小学生。或许，他们还得怀抱谦卑学习万年，才能领会戒指的真谛。

关于宗教，萨拉丁想要一个“正确答案”，纳坦给他的，是一个从很久以前到万年以后的故事。故事的核心，不是时间，而是关系。戒指加诸人的，不是族长的权力，是“活出关系”的义务。从很久以前到万年以后，“活出关系”，才是那枚唯一的戒指。

借着纳坦的寓言，莱辛讲了他关于“宗教宽容”的思考。他所说的“宗教宽容”，显然不同于启蒙时代常见的“宽容”论调。启蒙式的“宽容”，通常用来抨击宗教狂热时期的迫害与暴行。揭露了迫害与暴行，人们便以为顺便戳穿了宗教。在彻底启蒙了的更为世俗的社会里，“宽容”通常指向某种“相对主义”：各种宗教自行其是，自生自灭;各种价值自说自话，并无高下之分，甚至不值得区分高下。

莱辛的“宗教宽容”，不是“相对主义”。“戒指寓言”里，法官从未说戒指无真伪。问题在于，戒指的真伪暂时不取决于戒指，而取决于那个戴戒指的人活在怎样的关系里：活在与权欲的关系里，还是活在与信、爱的关系里。“相对主义”会说，活在哪种关系里都无所谓。莱辛的法官则说：戴上哪枚戒指，问题不大;活出哪种关系，性命攸关。

莱辛的“宗教宽容”，不是用来戳穿宗教。相反，他关心的是，那些认真践行信仰的人，如何践行宽容。所谓“宗教宽容”，对无信仰的人和社会而言，并无意义。那样的人和社会，沾沾自喜的不是“宗教宽容”，只是“宗教麻木”。莱辛操心的是那些想要认真“活出关系”的人。他们必须严肃对待自己的生活，好像这就是唯一的生活。但他们还必须努力学习，在其他生活样式里，發现同样想要认真“活出关系”的人。在人群彼此隔绝的时代，这种学习可有可无。当五洲四海的人猝然相遇，这种学习至关重要。

莱辛的时代，正是五洲四海猝然相遇的时代，或者说，是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开端。用圣庙骑士的话说，人们将要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全世界的人都挤在这里。”人们的本能，是在人群里发现敌人。莱辛的“戒指寓言”，则要反目成仇的兄弟重新成为兄弟。

一个家

沃格林说，一切经济问题总能归结为政治问题，一切政治问题总能归结为哲学问题，一切哲学问题总能归结为宗教问题。这些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理解宗教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人与人如何相处这样的问题，哪怕你只把它当成一个纯粹世俗的问题。

莱辛的终生兴趣有二：神学和戏剧。像他这样的古典学者，当然信奉亚里士多德的教诲：戏剧是一种公民教育。写《汉堡剧评》的莱辛从不讳言，戏剧的目的，是“改善”公民，具体而言，是“改善”市民。在一出戏里谈论宗教、神学，也是为了“改善”观剧的市民。

几种宗教的是非高下，与市民生活有何关系呢？且不说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冲突是欧洲社会的千年痼疾，且不说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百年鏖战是欧洲历史的脓疮剧痛，单是用为联结人与人的纽带，宗教也在市民生活中作用巨大。在莱辛的时代，人们要承受各种宗教固有的狂热传统，还要承受启蒙以来的宗教轻佻，更要承受各种宗派的口水混战。本应让人联结的宗教，越来越成为撕裂社会的力量。市民生活的当务之急，不是任由狂热、轻佻、混战各行其是，而是在狂热、轻佻、混战中寻找重建联系的可能。莱辛使用的隐喻，是重建家庭。

《智者纳坦》里，有4个分崩离析的家庭。萨拉丁的弟弟阿萨德离家出走，一个家庭由此残缺。阿萨德和基督徒女子结成家庭，这个家庭在宗教纷争中妻离子散。犹太人纳坦的贤妻爱子，死于基督徒的残杀。纳坦养育阿萨德之女，使一个基督徒婴儿在犹太人环境中长大，此举有违教会制度，险些被人告发。

《智者纳坦》的结局，是4个残破的家庭组合成新的家庭：犹太人纳坦收养了基督徒阿萨德的女儿;阿萨德的基督徒儿子回到耶路撒冷，与作为穆斯林的伯父相认;犹太人纳坦7个儿女死于基督徒之手，却给了基督徒女婴一个家，多年之后又把养女交还兄长。犹太人纳坦、穆斯林萨拉丁、阿萨德的身份复杂的儿女，在一个新的家里相认相拥。

重建家庭的情节，可以讲成一个曲折离奇的世俗故事。莱辛的故事，的确不乏曲折离奇。但他在意的，不是曲折离奇。他希望观众看到曲折离奇背后的，重建家庭的智慧。

重建的智慧，已经隐含在“戒指寓言”里。各持戒指，索取族长权力的三兄弟，只能使家族撕裂。各自戴上戒指，活在神谕和父亲的期盼里的三兄弟，则可能重建一个新的家庭。关键之处是，他们能否看到戒指之外的东西，他们能否知道，那个戴着不同戒指的，首先是个人，和自己一样的人。重建的智慧，就是看见人。

莱辛的人物，在各自命运里操练这种智慧。

犹太人纳坦收养基督徒莱萨，他并不想把莱萨变成狂热的犹太教徒，只是给她爱，以及健全的理性。此外，他还为她找了一位基督徒女伴。女伴达雅是个热诚的基督徒。她做梦都想把莱萨带回基督教世界，在她心里，基督教世界是唯一好的世界，基督徒的生活是唯一值得过的生活。她感激纳坦的照顾，但她总对纳坦的犹太人身份心存芥蒂。对于犹太人，基督徒的“正确”态度，似乎是仇恨、轻蔑。但达雅无法仇恨、轻蔑一个朝夕相处的活生生的亲人。于是，她对纳坦的评价是这样的：

您真好，又真坏！

看见人，就是看见一个既好又坏的人。这是莱辛最朴素也最深刻的教诲。他的很多人物都有这个能力。达雅一心希望莱萨幸福，但她心目中的幸福必须是基督徒式的幸福。她真心照拂莱萨，也拼命用自己的好恶压抑莱萨。莱萨这样评价她：

我的又好又坏的达雅想这么做……你不认识这个又好又坏的达雅。愿上帝宽恕她！——愿上帝奖赏她！她让我看到了她身上这么多的好东西，还有这么多的坏东西！

她们觉得自己有责任让每一个走错路的人回到这条路上。……我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时间既爱这个人，又恨这个人。

同样是“您真好，又真坏”。看见一个人的坏，也看见一个人的好，看见一个又好又坏的人，这是一种属灵的视觉。幸亏拥有这种视觉，莱萨、达雅、纳坦才能生活在同一个家里。

萨拉丁曾向纳坦请教宗教的真理，他似乎是纳坦的学生。但在更多时候，他是和纳坦有着相似智慧的智者。他的智慧是，身为穆斯林的王者，能够在仇恨和战火中看见人：

有错的是那些不是基督徒的圣庙骑士，而不是作为圣庙骑士的基督徒。

这是萨拉丁的名言。“不是基督徒的圣庙骑士”“作为圣庙骑士的基督徒”，两者的区别是，前者只有基督徒的名号和盔甲，后者的盔甲里，有一个蒙受基督徒教诲的人。萨拉丁所说的“基督徒”，不是一个名号，一副盔甲，而是一个人。

萨拉丁赦免圣庙骑士，因为他长得太像走失的弟弟。萨拉丁希望这个青年留在自己的身边，但不强迫他改宗：

你愿意留在我身边吗？在我身边？——不管是作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是穿白色的大衣还是长袍，是头上裹头巾，还是戴毡帽，都由你作主。对我来说都一样。我从来就不要求，所有的树都只有一个年轮。

要求“所有的树都只有一个年轮”，这是那些宗教狂热者和宗教轻佻者的癖好。狂热者要求所有的树改变年轮以从己所好。轻佻者直接断言一切年轮都是假的。萨拉丁则愿意让所有的树各葆生机，活成森林。他在长袍、头巾、毡帽底下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亲人。

圣庙骑士热爱莱萨，却担心犹太人纳坦从中作梗。他知道自己不该对犹太人心存偏见，却又不能抑制偏见。他知道纳坦是个好人，却忍不住想象他的坏。他向萨拉丁求助：“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都有多面性——人们常常很难想象，各种不同的东西如何会聚集在同一件事物上。”萨拉丁告诉他：

那你就看最好的一面，并为此感谢上帝。上帝知道，为什么这些东西相互适应……如果你是这么复杂的一个人，也许我和你相处时，也得十分小心？遗憾的是，我这个人也有多面，而这些方面又常常不协调。

仍然是那种看得见坏也看得见好的视力。唯有这种视力，才能帮人穿透民族、宗派、集团、主义的硬壳，看见活生生的人。看不见人，是民族迷狂、宗派迷狂、主义迷狂的病源。看得见人，是重建家庭的前提。借助精彩的警句，莱辛让各色人物表述同一个道理：

萨拉丁的妹妹丝坦说：“似乎只有基督徒才能给基督徒爱，可创世者把爱给了所有的男女。”

丝坦又说：“难道一个民族最好的人也不能完全与他的民族无关吗？”

阿萨德曾经的忠仆，后来成了基督教的僧侣，他对犹太人纳坦说：“纳坦！纳坦！您是一个基督徒！——上帝知道，您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更好的基督徒！”

纳坦报以同等敬意：“让我成为基督徒的东西，也会让您成为犹太人！”

如果这世上只有民族和宗派，世界可能早已不成世界。让世界生生不息的，是活生生的人。有人的地方，才有相遇。犹太人纳坦对基督徒骑士说：

来吧，我们必须，必须成为朋友。我们两个人都不能选择自己的民族。难道我们就代表民族？什么叫民族？难道基督徒和犹太人就光是基督徒和犹太人，而不是人？啊，如果我能在您身上找到的是一个人，那我就能心满意足地做一个人了。

《智者纳坦》讲的，正是一个因为看见了人，而重建家庭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特别适合讲给莱辛的市民同胞听。他担心他的同胞，既受惑于旧式迷狂，也受惑于新式宣传，快要看不见人。

又一个家

时间不详。

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沉迷学问，国政委于其弟安东尼奥。安东尼奥联合那不勒斯王阿隆佐，放逐公爵，僭居君位。米兰成为那不勒斯的附庸。

多年之后，阿隆佐偕王子腓迪南及众大臣送女远嫁，中途遭遇暴风雨，搁浅孤岛。孤岛主人，正是当年遭遇放逐的普洛斯彼罗。暴风雨，实乃普洛斯彼罗所施之法术。老公爵施展法术，把当年的仇家引至孤岛，又使阿隆佐、安东尼奥疯癫失智。与此同时，阿隆佐之子腓迪南、老公爵之女米兰达相遇相恋。

经过一番戏弄，老公爵唤醒仇人。阿隆佐与米兰捐弃前嫌，兄长宽恕篡位之弟，公主与王子喜结连理。一家人離开孤岛，重返人间。

1610年，莎士比亚写了人生中最后一部重要剧本是《暴风雨》。粗看起来，这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童话：一个不问国政的公爵，多年以后依靠魔法重夺王位;在魔法点化之下，敌国结成亲家，叛徒得到原谅……人世间，哪有这样的魔法？哪有这样的爱情？哪有这样的原谅？

年轻时，我怎么也没法对这出戏提起兴趣。莎剧当中，我真正爱看的是《麦克白》《凯撒》《理查二世》《亨利四世》这样的权谋大戏。莎士比亚也为他的同胞写作。他为同胞讲述英国内战的腥风血雨，他向人们展示种种悲惨场面、阴谋、残酷、激情、英勇。伊丽莎白女王的子民们，刚刚从那样的严酷岁月里脱身出来。

讲述了那些严酷的历史之后，晚年的莎士比亚为何要写一出童话般的戏呢？很长时间，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直到读了莱辛的《智者纳坦》，我猛然意识到，相距百余年的两位大师，可能在操心同一个问题——无论经过多少仇恨、杀戮，人们终归要学习一个比仇恨、杀戮难得多的学问：和解、重建家庭。

《暴风雨》里不是没有宫廷政争，莎士比亚只让它们作为背景出现。而这些，曾是他最擅长的题材。现在，他要专心描写看似不可能的和解，要让破败的家庭以奇迹的方式重建。

《智者纳坦》里不是没有宗教战争的残酷历史，莱辛也只让它们作为背景出现。他笔下的萨拉丁宫廷，不是历史上的萨拉丁宫廷，反倒更像暴风雨中的孤岛，用于和解的孤岛。人类历史上的宗教杀戮，当然不曾终结于萨拉丁的宫廷。非但不曾终结，在莱辛的时代，以及往后的时代，或许还将愈演愈烈。但那纷争、杀戮总得有个终结之处。于是，莱辛召唤出一个童话般的耶路撒冷，让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相聚、相认、相拥。

《暴风雨》里，让和解得以发生的，似乎是老公爵的魔法。其实不是。莎士比亚告诉他的观众，真正的和解，取决于人在暴风雨中认出自己：

在一次航程中，克拉莉贝尔在突尼斯获得了她的丈夫;她的兄弟腓迪南又在他迷失的岛上找到了一位妻子;普洛斯彼罗在一座荒岛上收回了他的公国;而我们大家呢，在每个人迷失了本性的时候，重新找着了各人自己。

结尾的地方，莎士比亚让老公爵抛弃魔法，带着老迈之躯，与家人重返人间。他让普洛斯彼罗唱出最后的歌：

现在我已把我的魔法尽行抛弃， 剩余微弱的力量都属于我自己; 横在我面前的分明有两条道路， 不是终生被符箓把我在此幽锢， 便是凭借你们的力量重返故国……我再没有魔法迷人，再没有精灵为我奔走; 我的结局将变成不幸的绝望， 除非依托着万能的祈祷的力量， 它能把慈悲的神明的中心刺彻， 赦免了可怜的下民的一切过失。 你们有罪过希望别人不再追究， 愿你们也格外宽大，给我以自由！

靠着魔法，老公爵在孤岛上制造了和解的奇迹。但唯有抛弃魔法，他才能在人间延续这个奇迹。靠着魔法，他唤醒了那些迷失的人。唯有抛弃魔法，他才能重新做回自己。《暴风雨》要讲的，不是夸耀魔法所行的奇迹，而是人人终须找到自己，终将找到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奇迹。《智者纳坦》讲述的，是同一个奇迹。智者纳坦说，比起天使，看得见人，才是更好的奇迹。

有些评论家喜欢拿《智者纳坦》同《威尼斯商人》作比较，因为两者都以犹太人为题。我觉得，真正值得比较的，是《智者纳坦》和《暴风雨》，因为它们都源自同一个忧患：无论经过多少暴风雨，人类终须从迷狂中醒来，相认，相拥，重建家庭。

第三个家

1921年，严复生命的最后一年。

他给远在南方的子女写了一封信。信里，他狠狠教训了小儿严璿。严璿在一所新式学校读书，学了很多科学知识，也染上一种现代孩子特有的科学傲慢。严璿经常讽刺爱好静坐的家人和同学，还在家中长辈的忌日出言不敬，以为那不过是愚昧、迷信。严复说他，“真是该打”。骂过之后，严复讲了一番道理：

璿年尚稚，现在科学学校，学些算术形学之类，以为天下事理，除却耳目可接，理数可通之处，余皆迷信无稽，此真大错，到长大读书多见事多时当自知之耳。吾所不解者：你们何必苦苦与同善社静坐法反对？你们不信，自是与之无缘，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可耳;他人相信，资以修养，有何害事？乃必伸以己意，多言强谏，至令父母不欢，岂非太过。大抵青年人思想，最苦总着一边，不知时间无论何种问题，皆有两面，公说婆说，各具理由。常智之夫，往往不肯相下，此争端所以日多。必待年齿到位，又学问阅历成熟，方解作平衡判断……

至于迷信一事，吾今亦说与汝曹知之：须知世间一切宗教，自释、老以下，乃至耶、回、犹大、火教、婆罗门，一一皆有迷信，其中可疑之点，不一而足;即言孔子，纯用世法，似无迷信可言矣。而及言鬼神丧祭，以伦理学逻辑言，亦有不通之处。但若一概不信，则立地成materialism（唯物主义），最下乘法，此其不可一也。又人生阅历，实有许多不可纯以科学通者，更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迷信者言其必如是，固差，不迷信者言其必不如是，亦无证据。……盖人生智识，至此而穷，不得不置其事于不论不议之列，而各行心之所安而已。故汝等此后，于此等事，总以少谈为佳，亦不必自矜高明，动辄斥人迷信也。

严璿生于1904年。严复发现，这一代人身上已经出现了让他忧心的精神变异：科学（作为偶像崇拜的科学），已经成了他们理解世界和生活的唯一方式。这种由科学崇拜生出的科学傲慢，不会让他们理解全部生活，只会让他们对所有不理解的人、事、生活，生出暴戾之气。这样的科学青年，理解不了静坐，反而把不理解当成权柄，反对、打扰别人的静坐。这样的科学青年，理解不了对死者的敬畏，反而把不理解当成权柄，骚扰、嘲讽家族的祭拜仪式。这已经不仅仅是发生在头脑里的浅薄的傲慢。这种傲慢快要把一个青年塑造成缺乏理解力和同情心的人，已经在一个家庭里制造出纷争、撕裂。严复大段的说理，讨论的不是“迷信”之事可不可信，而是科学崇拜有没有边界。没有边界的科学崇拜，会制造出materialism灵魂。严复说，唯物主义，是“最下乘法”，是属于下等心灵的，因为那意味着一个丧失敬畏心和同情力的心灵。到了1921年，曾经引领知识潮流的严复早已不再对世人发言。他成了沉默的观察者。他发现，世界，包括中国，已经逐渐落在这种下等心灵手里。

严复曾经是向汉语世界传播新式学问的健将，曾经热切期盼旧日中国在新知中浴火重生。可是，到了晚年，他发现中国的真正灾难，不是陈旧，而是撕裂。诸种未经消化的新式宣传正在把中国人的头脑扭曲得僵化、浅薄、傲慢。这种僵化、浅薄、傲慢的头脑，让人急于拥抱革命、放纵仇恨、渴望清洗，唯独看不见人。看不见人的人，只能委身宗派、主义、种族，只能在宗派、主义、种族的迷狂里相恨相杀。在自己的家里，严复已经看到这个迹象。所以，他的信格外严厉，格外痛切。但他只能在家信里表达他的严厉、痛切，因为他知道，20世紀20年代的中国，已经没什么人愿意听他说话，更没人愿意停下来想想，这个家庭撕裂的故事意味着什么。

去年夏天，我花了一点儿时间读严复。读到这封信，不知怎么，就想起《智者纳坦》和《暴风雨》。我觉得，莎士比亚、莱辛、严复笔下的三个家庭，冥冥中有些关联。关联在哪里，我说不清。环顾四周，我看不到莎士比亚、莱辛式的和解，倒是严复担心的那种家庭撕裂、主义撕裂，时常在身边上演。莎士比亚和莱辛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写了暴风雨，也写了暴风雨中的相认相拥、家的重建。他们担心，世界终将贫瘠得只剩下暴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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