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浪者到人民子弟兵

口述/董玉明采访整理/牛泽群

从流浪者到人民子弟兵

口述/董玉明采访整理/牛泽群

董玉明，1925年7月生于河北省沧县，1946年10月参军，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驻图们办事处秘书，参与土改、接收朝鲜援助的武器弹药等工作。1948年11月随部队接收沈阳，先后在东北财经专门学校、东北贸易部等单位工作。1948年入党，1985年离休，离休前为十三级干部。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在秋高气爽的9月，盛大庄严的阅兵仪式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党和政府用这种方式缅怀先烈、告慰英灵，展示维护和平的决心与能力。观看完阅兵仪式，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绪伴着泪水飞回70年前，我从流浪者到人民子弟兵的岁月……

保卫家乡，少年亦有报国志

1925年8月，我出生在河北省沧县城南的小集镇小集村。自幼丧父，母亲靠几亩薄田拉扯着我艰难度日。七七事变后，日寇的铁蹄很快践踏到我的家乡，杀人、放火、“清乡”、“扫荡”，无恶不作。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距我们村十几里路的孟村，是八极拳的发源地，习武之风盛行，村民多为回民。他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作为回民支队的一个分支，保卫家园，抵抗侵略。我们村也建立了抗日政权，锄奸股股长是我舅舅，和回民支队关系密切。他让我在村庄的围墙上站岗放哨，提防日寇来祸害村民。

有一天，我正在围墙上放哨，远远看到八里路外的孙清屯冒起了一股烟，不一会儿变成了几十股烟。“是不是鬼子在烧房子？”我在心里嘀咕着。

这时，我忽然听到围墙外有个人向我喝问：“喂，小孩儿！去孟村怎么走？”我低头一看，是一个庄稼人打扮的家伙，背着个粪筐，里面却放着一支三八大盖！“是给鬼子带路的汉奸！”我一个激灵，跳下围墙，边跑边喊，“鬼子来啦！鬼子来啦！”

听到喊声的乡亲们，有的牵着驴，有的拎着包袱，有的抱着孩子，手忙脚乱地向村外躲避。我在前边跑，鬼子在后边追，子弹“嗖嗖”地从我的头顶、耳边掠过，跑出村子很远后，一个水坑挡住了我的去路。我灵机一动，滚进了苞米地，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回民支队白天化整为零行动，晚上就挨村动员老百姓挖沟、挖地道、割电线，年方12岁的我也积极参加。连接各村的道路被一道道交通沟阻断，鬼子的电线杆被齐根锯倒，电线被深埋掩藏，乡亲们通过四通八达的地道行走往来。鬼子行动不畅、电话不通，愈加凶残。

由于鬼子加大了“扫荡”的力度，各村的年轻人有的被杀，有的被抓，还有的离家参加了革命，抗日活动陷入低潮。我在村外的坟圈子里挖了个地窖，睡在那里，以防被汉奸、鬼子冲进家里抓走。凶残的鬼子和汉奸见抓不到我，就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子。我和母亲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借住在邻居家的柴棚里。不久，我得了疟疾，一病三个多月，每隔一天定时发高烧，浑身没有一丝力气，走路要扶着墙，又无钱医治，竟然硬挺过了这场大病，又捡回了一条命。

我病愈后，母亲见生活实在没有希望，含泪改嫁他乡。我到一个小作坊干活，从此与母亲失散。前路在哪

里？难道中国人就要永远遭受奴役吗？我的心里充满了迷茫，但我并没有气馁、绝望，而是顽强地生存下去。

长夜难明，忍看同胞成新鬼

1942年秋天，舅舅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原来，他为了躲避鬼子的抓捕，下了关东，靠给人写文书谋生。就这样，我跟着舅舅离乡背井，去了牡丹江当苦力。

然而，在伪满洲国统治下的东北，中国人的生命更是贱如草芥。在牡丹江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日本“开拓团”占据了所有的好地块，普通中国人只准吃高粱米和苞米，吃大米就会被当成“经济犯”抓起来，饱受折磨。至于以“反满抗日”为由抓走的中国人，更是有去无回。有一次，我去市郊的铁岭河监狱探望被抓的工友，刚进院子，就看到里面堆着十几个死尸堆，尸体横两具、顺两具，摞起了一人多高，让我毛骨悚然。

还有一次，我去东一条路的大东书局看书，远远看到几个鬼子和伪满兵用细麻绳拴着十几个中国人走了过来。走到我旁边时，一个鬼子不容分说，把我抓进队伍里拴上，押着我们走到偏僻郊区一个叫“矫正辅导院”的小院子里关了起来。幸亏那天他们看守得不严，我们在凌晨时趁着看守睡觉，拼命撬断锁簧，战战兢兢地逃了出去。如果那天没能逃脱，我的命运可想而知。

我因为儿时上过4年私塾，所以即便是在牡丹江卖苦力为生时，也喜欢看书。我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故事里领悟出一条真理：“侵略者必败！”1945年8月初的一天，我在大东书局外面遇到一个30多岁的算命先生。他穿着长袍大褂，戴着一顶草帽，笑嘻嘻地抓住我的手，要给我算命。我说：“我没钱，我这命也不值钱，可我从不信命，更不认命。”

重新归队，誓将终生献革命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5年8月16日，苏联红军经过连续一周的血战，打下了牡丹江。日本鬼子滚回老家了！中国人不是“亡国奴”了！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到处是欢声笑语，到处是泪水纷飞。我意外地看到，那个摆卦摊的“算命先生”竟然在人群中神采飞扬地发表着演讲。挤过去一打听，原来他是共产党，名字叫杜者蘅！

现在想来，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首任辽宁省长的杜者蘅同志，当时是以算命为掩护，侦察敌情，发动群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共产党人，从此我对共产党就有了很亲近的感觉。

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也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一家医院当学徒。在此期间，我参加了防疫队，做医护工作。鬼子投降前夕，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工厂炸毁，大批带菌动物逃出，鼠疫、霍乱波及整个北满，给东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防疫队里，我亲眼见到，有的患者上吐下泻，严重脱水，皮肤一捏就无法还原；有个朝鲜族妇女死在床上，两个几岁大的孩子在妈妈的尸体旁边哭喊着爬来爬去；有的村村民全部丧命……

1945年冬天，有个姓罗的军人来看病，与我拉起家常。我听他汉语说得不太流畅，便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我是苗族人，长征到延安，又来到东北的。”我也给他讲了自己的身世。在日寇肆虐的年代里，我真是九死一生啊！

罗同志听我谈起少年时抵抗日寇的往事，问我：“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的军队？我是东北民主联军的。”

“我愿意！”我兴奋地说。

就这样，罗青苗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这名老红军、共产党员是我的指路明灯，也是我的大救星。1946年10月，我来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驻图们办事处，任秘书兼军医。继少年时代参加抗日斗争后，我又一次站在了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对外以“东北贸易管理总局图们办事处”的名义开展工作，处长先后由孔朔枝、朱韶天、饶斌、蒋泽民、孔祝三等同志担任。位于中朝边境的图们，是东北解放区重要的交通枢纽。来自北满、南满、大连、山东以及香港的我方干部、家属和民主人士，借道图们和对岸的朝鲜，来往于各地之间；朝鲜援助东北民主联军的枪支弹药和药品、服装等物资，也通过图们转运。在繁重的工作中，我殚精竭虑，不辞劳苦，获得了同志们的赞扬。

1948年夏天，我奉命去对岸的朝鲜罗津港，以“利民分公司”的名义，动员那里的华侨回国参军，并接运朝鲜援助的武器、炸药及各种军用民用物资。我设计了一种中俄文对照的“特别通行证”，方便沿途苏军关卡验证放行，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工作中感受到的中、苏、朝人民之间的无私情谊，我至今难忘。

1948年11月，我随部队接收沈阳，后来在东北财经专门学校、东北贸易部等单位工作，1985年在沈阳离休。如今，我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事情，常常心潮澎湃。我深切感到，日本法西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是无法衡量、无法计算的，不把邪恶势力压下去，人民的和平与自由就无法得到保证。我们要牢记历史，决不让法西斯重登历史舞台！

看完阅兵，我写了两首诗，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

抗战胜利　丰碑永铸

精英会师天安门，抗战胜利七十春。

祖国强盛惊世界，和平正义振人心。

扶桑旧时海盗群，东瀛近代侵略军。

日寇投降惩战犯，中华崛起慰英魂。

胜利光辉照神州，华夏儿女壮志酬。

经济腾飞惊世界，高铁电站绕全球。

硝烟散尽七十秋，烈士难忘血泪仇。

霸匪阴谋再侵略，三军仗剑斩魔头！

□本栏编辑/牛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