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瓦利斯对“诗化世界”的构建

方 奕

德国浪漫派文学在西方文学史上，如同一座思想的宝藏，始终凭借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哺育着全体人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浪漫派文学在人类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处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直在激发着人们持续不断地对现代性进行反思。

浪漫派文学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冯至先生在德国撰写的博士论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作为诺瓦利斯作品中的文体原则》（Die Analogie von Natur und Geist als Stilprinzip in Novalis’Dichtung）。在这篇论文中，诺瓦利斯作为德国浪漫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已经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新中国成立初期，德国浪漫派文学研究进入了低谷时期。当时很多浪漫派文本都是从俄语版本翻译而来，缺乏一手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学术思想的开放，我国学术界也逐渐加强了对德国浪漫派的研究，评价日益全面而客观。从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教授1993年首次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论文《从Novelle看浪漫派》肯定浪漫派的社会意义以来，德国浪漫派文学受到了国内德语文学界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包括诺瓦利斯、荷尔德林、霍夫曼等在内的代表性作家的大量文学作品被翻译出来，文学评论更是如雨后春笋。2016年，陈恕林先生所撰写的《论德国浪漫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德国浪漫派的专著，在这本专著中，除了对早、中、晚三期浪漫派的分阶段整体研究之外，作者还对个别代表性作家做了针对性研究。这本专著的出版是我国德语文学学者几十年来孜孜不倦研究德国浪漫派文学的印记。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杰出诗人代表——“蓝花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本名为弗里德里希·冯·哈登贝格（Friedrich von Hardenberg）】，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划过德意志天空一颗璀璨的流星，虽耀眼却短暂。仅仅29岁便因为重病早逝，但是他非凡的诗学才华和思想领域内的成果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掩盖，反而在近年来获得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正如上文所说，对诺瓦利斯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冯至的博士论文。国内对其作品的深入研究始于90年代，并且在近20年来的研究中呈现不断深入和细化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诺瓦利斯的文学作品由于晦涩难懂多年来一直没有国内翻译版本，自2007年以来，对诺瓦利斯的小说、诗歌和诸多断片以及散文的翻译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与德国学界目前对于诺瓦利斯以及浪漫派思想研究的研究重点和趋势相比较，还存在显著差距。德国学术界对诺瓦利斯的研究相当细化，研究范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和诗学领域，而更多与自然科学、宗教和经济领域相关联。尤其是其作品中的自然观以及对现代经济的反思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意义，受到德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

本文正是试图通过研究诺瓦利斯对现代经济思想和行为的反思，来把握其深刻而丰富的诗意思想，并向大家呈现其前瞻性，即早在两百多年前，德国浪漫派作家的作品当中就已经对经济、自然和人类如何达成和谐一致的关系进行了超前的思考。在此，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标题中的“诗意经济”并非是一个专业的经济概念，而“诗意”和“经济”两个概念也因为各自分属不同学科和看似对立的怪异感而不能被简单联结。事实上，诺瓦利斯本人也未曾就“诗意经济”概念进行过专门论述，但是他的小说《海因利希·封·奥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以下简称“《奥夫特丁根》”）中的几乎每一章节的独立故事都涉及经济元素，他对商人和矿工角色的塑造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本质而言，诺瓦利斯是希望借助于构建一个“诗意化的世界”来弥合诸多对立和矛盾，包括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人因为过度追逐私欲而产生的异化和内心的空虚挣扎，也包括人因为太过于急切地想成为掌控一切的“神”而和自然之间的日益疏离和对立。因此，“诗意经济”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以诺瓦利斯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在面对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过度逐利的经济行为及其带来的后果时所做出的一种诗意的反思（Poetische Ref lexion）。

一、诺瓦利斯诗意思想中的诗与爱

诺瓦利斯并非是世人眼中那个忧郁消极的孱弱少年，虽然他英年早逝，但是拥有宏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创作计划。他不仅在诗学领域成果卓著，还曾深入研究过哲学，对物理、化学、数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也兴趣颇深。至于经济领域，诺瓦利斯也有所研究，不过是基于一个不同于各种经济理论流派的独特视角。诺瓦利斯本质上是一位具有哲学气质的诗人，“诗意”可以说就是其思想的标签。所以在论述诺瓦利斯的经济思想时，必须要将他对人类经济行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放置在其“诗意”哲学思想框架中。只有在诺瓦利斯所构建的诗学世界和诗意思想中，诗与爱的力量才可以充分展现，诸多矛盾对立才得以消除，诗意经济才得以存在。

首先，“诗”在诺瓦利斯看来，不仅是文学创作，是“有节奏相关联的话语”，更是人类内心情感的创造性活动，是内心观察力、专注力和创造力的体现。他在小说《奥夫特丁根》中借助主人公海因利希和在奥古斯堡遇见的诗人克林索尔之间关于诗的对话表达出自己对于诗歌创作能力的观点，他认为：“诗本身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不过是人的精神的固有的活动方式。难道每个人每时每刻不都是在创作和追求吗？”最好的诗就在我们身边，寻常的事物往往是诗的最佳题材。既然人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周围的一切寻常事物，那为什么有的人走上了经商或手工业之路，而海因利希就注定天生要成为诗人呢？因为商人和诗人在不同的感知世界里经历事情，磨练情感。商人们走的是外部世界的经验之路，如同歌德成长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主人公那般，走南闯北，不断面对新的环境和多彩缤纷的事物，在经验之路中获得自身的成长。而诗人，就如同少年海因利希，走的是内心成长之路。前者在面对色彩斑斓的外部世界时，很难不被环境所影响，不被事物分心，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不准接受某种沉思所发出的邀请。他们的灵魂不得是反躬自省的看客，而必须毫不松懈地关注外界，为理智充当奴仆，勤勤恳恳并迅速抉择”。而后者，他们的世界就是自己的内心和情绪。这个世界是安静未知的。在平静的生活中，诗人不会被形形色色的事件所干扰，可以保持足够的专注来默默培植自己内心的力量。因此，诗人需要的是一颗欣赏惊奇和美丽的心、灵敏的思考与关照，以及完整表达出自己情绪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天生的。诗人既需要懂得对平淡生活表示惊奇和升华，也需要有把控情绪和理性思考的能力。所以，诗是严格的内心情感艺术，诗人是用心完成对一切崇高、神圣和美好的歌颂。

其次，诗不仅是内心情感和创造力的体现，在浪漫派和诺瓦利斯那里还被上升到了超验哲学的高度，是“超验诗”（Transzendentalpoesie）。从字面上看，超验诗无疑是融合了康德的“先验哲学”思想和诗学，也很简单精准地表达出了这个概念的核心含义——哲学和诗的糅合，诺瓦利斯曾在其有关诗学的断片中这样定义过。在进入文学创作巅峰期之前，诺瓦利斯曾在学业和工作之余系统学习过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思想，对荷马、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也并不陌生。他既吸收了康德先验哲学中人在认识世界时的主观性，包括想象力的重要性，也认可费希特哲学中对自由和个性的推崇，同时也发现了二者哲学思想中的弊端：即先验哲学无法消除理性和情感、有限和无限、确定和不确定之间的界限以及费希特“自我”哲学只认定自我，视外部世界为无物，完全忽视客观世界存在的哲学观点。而且在诺瓦利斯看来，科学的理性主义在认识世界时采用的是演绎、归纳、分析、推理、判断和证明的方法，这无异于拿着锋利的刀具将一个个事物解剖开来加以考察。而这样冰冷理性的做法无法深入事物核心，只是停留在事物表面，甚至可以毁灭人天生具有的灵性，将整个世界浸润在理性主义的冰水之中。由此，诺瓦利斯走上了一条将哲学和诗结合，视诗为绝对自由和美的艺术，用艺术和审美消除一切矛盾，统一一切的内心超验之路。

诺瓦利斯的超验诗是“诗的诗”（Poesie der Poesie），是“纯粹绝对的实在，是哲学的核心”，在他眼中，“越诗性，则越真实”。哲学可以被看作是自由的想象力的艺术，诗可以以艺术和美学的方式实现主客体的重新统一。正如诺瓦利斯所说：“诗是哲学的英雄。哲学将诗提升为原理。哲学教我们认识诗的价值。哲学是诗的理论。哲学告诉我们诗是什么：诗是一和一切。”这种超验诗可以“提升每一个别物，将它和其余的整体独特地联系起来”，最终上升到一种自我、神与爱一体的高度，构建另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超验的世界，也就是一种诗意的、不可言说的世界和神的召唤。这个诗意世界是不断发展的，是无限的。它海纳百川，既可以包含无限的宇宙，也可以包括艺术和科学，还可以囊括国家和经济。在诗意世界中，一切束缚和对立都可以被消除，所有的距离都相互接近，可以实现绝对的自由与和谐。面对支离破碎的现代人的内心世界，诺瓦利斯正是希望通过构建一个诗意世界重新找寻人的完整性，以及人与自然和神灵之间的统一状态。

再者，诺瓦利斯所构建的诗意世界之所以可以在审美和艺术的世界里消除所有对立面，包括理性与情感、人与自然、科技进步和人的分裂异化之间的矛盾，其关键原因就在于——爱，即通过爱连接一切。关于这点诺瓦利斯是受了荷兰哲学家弗朗所瓦·海姆斯特乌斯（François Hemsterhuis，1721-1790）的哲学观点影响。海姆斯特乌斯是诺瓦利斯在耶拿就读大学时期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他认为：“宇宙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是人的理性力量所不能认识的，而只有沉睡在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器官’才能感知到这一个统一体。”而这个“道德器官”借助的就是爱的力量，爱是吸引力、结合力以及和谐力的表现，利己主义则是排斥力的表现。诺瓦利斯十分认同这个观点，“爱”一直是贯穿他所有作品的核心思想。无论是《奥夫特丁根》中诗人、歌手和矿工对自然以及自然生物的爱——如同对待另一个“自己”的热爱；抑或是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包括诺瓦利斯本人与他早逝未婚妻索菲之间的爱情都在他的诗中得到升华，上升到更高更普遍层面上的爱欲。而爱欲在古希腊的精神传统之中则是被作为宇宙形成之规范性的初始原理；又或者是《夜颂》和《基督世界或欧洲》中对消逝的远古时期的神灵和“黄金时代”神性复归的爱，将爱上升到了宗教和神的高度，因为爱的思想本身就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上帝就是爱，爱就是上帝。诺瓦利斯一直致力于用“爱”连接一切，像对自己和爱人的那般爱，用“爱”认识“你”和“你们”，通过爱完成宇宙和内心的完美统一，因为爱是认识世界和自然真谛的决定力量，“爱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宇宙之阿门”。

二、从矿工角色看诺瓦利斯的劳动和财产观

在现代经济思想中，劳动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自从新教改革以来，以积累无限财富为目标的劳动或者说工作已经具备充分的正当性。在约翰·洛克以后，劳动也是私有产权的来源，人类是借助于自身的劳动，将上帝所赐予的土地等本属于人类共有的财产转变成为私有财产。劳动成为了攫取财富和占有财富的唯一途径。但是，劳动概念在《奥夫特丁根》中的矿工角色身上却展现了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小说中这名来自波西米亚，见多识广的矿工每日辛勤地在矿井下工作，改进采矿设备，他和他的矿友们从自然中开采出来的矿产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外部世界。采矿业的兴旺带动了这个矿区的整体富裕，当地人口也因此而激增。而面对劳动和矿产资源带来的利益和繁荣，矿工和他的师傅维尔纳一样，依然安于贫穷，只专注于开矿和每日欢乐地歌唱。他们的内心保持着童真，外界的一切繁荣和富裕都与自己无关，这从而打破了劳动与财富以及财产权之间的关系。因为矿工将自己从事的采矿劳动视为与“大自然之子”——古老沉默的岩石打交道的方式，他们的目的仅仅在于如何通过采矿进入地球的内部，去探寻大自然真正的源头和神奇的奥秘。而对于劳动所能带来的财产，矿工认为“他们生来就是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有地离去。矿工只满足于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金属的王族并让它喜见天光”。而矿工们在找到金属资源时候的欣喜之情，也不是因为可以占有它们，而更多是因为探寻矿石那“奇妙的构造，不寻常的起源和居处”。对于自己的财产和所得，他们并不在乎。他们认为矿石一旦变成了商品，也就失去了吸引力。也就是说，一旦采矿成为谋取利益的手段，他们的内心也就不会再有热情和冲动了。正是因为摈弃了对个人财富无限追逐和占有的想法，他们才可以摆脱外部物欲世界的牵制，可以在地下的洞穴中更加平静地审视自己的内心，认识自然的历史和将来，并更加可以感受到每一次危险的井下作业之后与家人重逢的幸福。

在财产观念方面，诺瓦利斯反对私有制产权形式。他认为，地球上的矿产资源归大自然所有。就自然所属权的问题，诺瓦利斯在断片集《花粉集》中明确表达了如下观点：“自然是永久占有之敌。它按既定的法则摧毁一切产权标记，消除一切所属记号。地球属于每一代人；每个人都拥有对一切的权利。先辈不能因这种偶然的长子继承权而享受优先——所有权将在特定的时代消失。”矿工们完美践行了诺瓦利斯关于自然的公有财产观，他们不会因为一己私利去掠夺大自然在恒久历史变迁中的创造之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大自然不愿被谁独占。一旦作为私产，它就会变成一种危险的毒品，教人不得安宁，诱发占有者鲸吞一切的贪欲，随之而来无尽的烦恼和疯狂的情绪”。而且当矿工们在世界各地发掘了丰富的矿藏，他们也会意识到这将留给后世去开发，大自然的矿藏不能被急功近利地全部开采完，需要保护自然的创造力，留给后世子孙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共同财富。正是因为这种完美诗意的财产观，矿工们才可以在劳动中体会到最简单最单纯的快乐，他们虔诚恭敬，拥有孩童般的情感和人畜无害的心，没有占有之心，有的只是对自然的求知欲和好奇之心。矿工们从事的虽然是采矿这一经济活动，他们身上具有某种商人的特性，但是他们同时又因为承载了诗意的精神，所以可以说，矿工是集商人、诗人身份于一身，是介于“经济”和“诗意”的完美中间角色。

虽然诺瓦利斯反对的是无限逐利和无限占有的思想，但是他并不反对经济行为中所体现出的人的创造力。在他看来，蕴含在诗与经济行为中的创造力都是相通的，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并不妨碍我们以一种富有诗意的眼光去发掘更深层次的意义。就像矿工一样，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矿藏知识和采矿技术，却以诗意的态度去面对自己从事的有创造力的经济活动。他们发挥的创造力与经济利益最大化无关，也无法用现代经济理论来解释，但是他们每日歌唱，是“山中的快乐之王”，物质上虽清贫，但内心却可以获得金钱无法比拟的幸福。他们的内心充满对大自然馈赠矿产资源的感恩，对神灵的虔诚信仰，所以他们是胸怀“爱的精神”让自然的馈赠重见天光，实现自己对神灵的感恩与报答。他们完成了采矿这一经济行为，也就意味着自然创造力的完成。当矿工们的创造力和自然创造力通过“诗意”与“爱”合二为一时，他们会发现一件可喜的事：“自然界渐渐趋于平静。一种越来越真诚的认可，一个更加和平的共同体，一种相互的支援和促进好像逐渐形成了，我们可以期待愈加美好的时代”。只有这样，经济行为才不再单一地以利益和对大自然的无限攫取为目的，而被赋予了更崇高的意义。当人类的经济行为不再以人类自身为中心，而时刻与自然的创造力、神灵的力量和对二者的爱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人类才不会在欲望和占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失去自己内心的归宿。在经济行为被诗意化的社会氛围中，人与自然才会处于真正和谐美好的秩序之中，功利为审美所取代。

三、从商人角色看诗意经济中真正的商业精神

诺瓦利斯生活的现代化初期也是重商主义思想广泛被接受的时期，但是他在作品中并未一味否定商业的作用和必要性，相反他对于商业行为是持支持的态度，只不过他认为“如果交易买卖想要安全、持久、有效地进行，就应该以艺术的方式来对待”。所谓的“以艺术的方式来对待”，就是在以诗与爱为主导的诗意世界中从事交易行为。诺瓦利斯认为，当下的商人和商业行为都是以获取最大利益为唯一目标，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私欲和个人的财产占有，并不具有他所推崇向往的诗意经济精神。而中世纪的商人，不可否认他们的商业行为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盈利性目的，但是在中世纪基督教义的规范和社会道德约束之下，相较于现代社会商业行为纯粹的逐利性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占有还是更具有一些诗性的积极意义。在这种态度下，商业贸易不仅仅是简单的投资与获利。关于什么是高贵的商业精神，诺瓦利斯曾经在《花粉集》中简单提及，他写道：“高贵的商业精神，真正伟大的商业只是在中世纪、尤其在德国汉萨同盟时代有过辉煌的历史。美第奇和富格尔家族曾经是名副其实的商人。现在我们所有的商人（包括最大的商人），不过是些小商小贩。”

小说《奥夫特丁根》中的商人角色设定就具有多重含义，也被寄予了诺瓦利斯对于“诗化商人”以及“真正的商业精神”的期待与向往。首先，一路陪伴海因利希探亲之旅的商人朋友们既是打开海因利希诗学之路的“引路人”，又是连接历史岁月、现实生活和未来世界的“中介人”（Vermittler）。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商人们给从未踏出过家门、内心孤僻的少年讲述了多年来亲身经历过或者听闻过的奇闻逸事，为其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尤其是代表外部世界实践成长之路的商人们并未过多谈论他们的经商之道和世俗凡物，而是一开始就看出海因利希具有成为诗人的天赋，因为他也倾心于神奇之物。他们虽经商有道，足迹遍布世界，却羡慕并佩服内心具有丰富情感的诗人。商人们在途中讲述的大多也都是关于爱与诗歌、自然、历史、战争、歌手和诗人的传说和故事。这些口述的故事虽亦真亦假，亦虚亦实，但是虚构故事中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却是真实的。正是这些探亲途中从商人口中说出的故事一步步将海因利希引领上内心成长之路，直到他到达目的地，遇见诗人科林索尔和自己的爱情——玛蒂尔德，他才真正坚定了自己要成为诗人的想法，完成了自己的内心蜕变之路。此外，小说中的商人们讲述的传说和故事突破了时间界限，比如歌手传说发生在远古时期。歌手在遭遇海盗劫持，临死之前用来弹奏那曲天鹅绝唱的神奇乐器——木琴也影射了古希腊时期的乐器。在小说第三章中，商人们讲述的亚特兰蒂斯童话也是发生在虚拟的传说国家中。故事中的公主和少年在昏暗的洞穴中互表情愫，而洞穴也象征着对宇宙本源的追寻和对过去时光以及自然的推崇与怀念。而在童话的结局中，怀抱琉特琴歌唱的少年再度归来，象征着永恒黄金时代的复归，也是对未来美好景象的期待。所以，小说中生活在现实中的商人并非完全是现实意义上的商人，他们更多地承载了诗意色彩，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他们讲述的童话和传说中完成了时空的交汇和统一。

其次，商人讲述的歌手传说的最终结局是音乐、爱与诗战胜了贪婪与私利，诗人通过自己的音乐和情感感动了自然生物而获救，他的歌声达到了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完成了与自然的灵魂沟通。而故事中的强盗，一味追求欲望与私利，全然忘记经济中的诗意和美，最终因为分赃不均而自相残杀，落得死于火并的下场。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商人形象也是集中体现了美与功利或诗与经济的综合。一方面，他们身上的商人使命没有被否定，在途经矿山的时候他们也曾想到可以建立矿产资源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在旅途中寻找商机；另一方面，他们作为诗化的商人，未曾丢失对于美和诗意的向往与追求。他们在运输、交换商品的商业交易中将各色人群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使原本静止的世界运动起来。这也符合诺瓦利斯对于商业贸易和交换的观点，即真正的商业贸易中应当包含着沟通和联系。与以往的商业行为建立在获利的基础上不一样，“诗意经济”构想是建立在诗联系一切的基础之上，“爱”是核心的连接因素。相应地，从事贸易活动的人，也就是商人，也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理性商人，而是诗意化的商人。追逐利益并不是他们从事经济行为的第一目的，对于他们而言，如何以爱和诗意联络世界，从而实现人类创造性最大化才是最重要的。他们除了凭借自己的商业活动加强世界各地联系，促进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以诗意的方式从事经营行为，更重要的是将秉承着爱的精神将基督教义传播到东方国度和世界各地，是有信仰的商业行为。只有在诗意化的经济行为之中，在有信仰的社会环境中，所有商业行为的基础和目的不再是利己，而只关乎与爱的精神。只有这样诗化的商人，才可能将功利、创造力和美相结合，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商业精神。正如诺瓦利斯所总结的那般：“商业精神是世界的精神。它绝对是卓越的精神。它令一切运动起来并将一切联系起来。它唤醒国家和城市——民族和艺术。它是艺术的精神——是人类的完满。历史上的商业精神——盲目视需求而定——视时间和地点而定——不足以称为真正的商业精神。”

四、诗意经济中人、自然和国家的关系

随着18世纪中后期自然科学取得重大进步，物理和化学的发展使得人类认识自然现象的能力不断提升，启蒙时代之前神秘莫测的大自然逐渐褪下神秘的面纱。于是，曾经活力、友善、整体的自然如同人的身体般，在医生的解剖刀下被分解，成为一堆无生命的残骸，自然的历史和精神也被割裂了。另一方面，人类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攫取基础之上，这必然使得曾经对自然充满崇拜和敬畏之心的人类渐渐站到自然的对立面，成为对立面的一个客体和另一个“非我”，曾经统一的人与自然关系被破坏殆尽。而在诗意经济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却可以借助诗与爱重新恢复到诗意化的统一状态，因为诗意经济中的人类经济行为并不是将人放置于中心位置，而是通过诗化将经济行为放在内心深处的精神层次进行思考。诺瓦利斯的诗意经济思想强调的不是人类生产力的外在界限，而是一种内心的态度。也就是人类将自然看成是同样具有情感和创造力的存在，对于自然的创造之物，比如自然资源充满爱与尊敬之情，就如同是对待“另一个自己”。这样的态度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心情感沟通，是一种从内在情感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角度。也正是因为如此，矿工和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的时候，才可以完全摆脱利益和物质的牵绊，在对自然有爱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生产和创造能力。这时候的自然既不是人类需要保护的对象，也不是人类面对的无生命的客体，而是和人类真正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自然就像是人类的另一个自己。而这才是以诗意的方式在心灵情感深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

诺瓦利斯之所以在作品中构建出“诗意经济”概念，除了意在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置于诗与爱的哲学思想框架之下，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个人与集体和国家关系的思考。18世纪末的德意志虽然依然处于落后与分裂中，但是普鲁士王国通过一系列改革逐步走向强大，比如开明君主制、保护并推动工商业发展、促进科学和教育发展等。诺瓦利斯也并不否认施行重商主义政策下的货币和金银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他在断片集《信仰与爱》中将金银比喻为国家的血液，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当于血液和心脏之间的关系：“心脏和头部血液阻塞，意味着这两个器官衰弱。心脏跳得越强劲，就能越快越多地驱动血液流向外部器官。每个肢体温暖而有活力，血液就会迅速畅通地流回心脏。”然而他同时也看到了大力推行强权政治对国家管理带来的影响——普鲁士被当成工厂那般机械化地管理。而这样死板机械的国家管理方式必然会导致国家机体脆弱和不健康，因为个人与国家的连接方式是私利。在诺瓦利斯看来，这种以私利的方式将个人与国家的利益绑定在一起注定是不会长久的，因为每个人都过于关注和追逐自己的利益，降低了对爱与道德品质的追求，对国家的关注太少。他看到了过度追逐利益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个时代远离自然，对家庭生活十分淡漠，对最美好的诗意的社会形态也毫无兴趣”。并且这样的利己主义“是造成个人与国家之间分裂、社会割裂的根源所在，且无法实现公共福利”，原因在于个人的私欲很难受到任何限制，即便是国家机构出于自身性质必须对其进行限制也无用，甚至会成为“当代革命的肇因”。

关于个人与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以诺瓦利斯为代表的浪漫派并不认可亚当·斯密和当时其他德国自由经济派“社会仅仅是单个个体的结合”的观点，他们认为集体的价值并未被真正认识。而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衔接纽带也并非私利，而是家庭、文化以及语言，因此集体中的人拥有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利益。这才是构成国家和民族的基础。诺瓦利斯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国家和社会在他看来是同一的。基于个体与整体相互依存的关系，诺瓦利斯认可家庭式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形式。对诺瓦利斯而言，只有成为国家公民才可以称之为人，国家君主如同家庭中的一家之主，起到引领和模范榜样作用，全体国民应像尊重父亲一般尊重君主。诺瓦利斯所向往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是一个全新的、理想的、建立在爱的准则之上的“诗意国家”管理模式。每个国民和国家管理者都像诗人一样追求的是更高级别、更和谐的社会秩序，需要进行的是诗意化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诗意国家中的国民不再是洛克哲学思想中的拥有私有财产的人，也不是费希特哲学思想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他们是“尽可能善良并且富有诗性的人”。他们拥有丰富的精神性，与他们诗意的国家有着丰富的精神交往，因此“每个国民都会因为爱这个美丽而伟大的个体，所以更乐意限制自己的要求，付出必要的牺牲，国家对此的需要也就会越来越少——国家的精神就会越来越趋近一个模范的个人的精神”。在这种诗意的经济模式中，个人为自己牟利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累积更大的自我利益，而是将希望和目光投向集体和国家，并且相信建立在爱与诗意基础之上的国家和集体会遵循国家和个人利益一致的原则，会进行强有力的国家经济调控。相应地，国家从集体利益出发对经济进行调控，于公民个人而言也有积极的作用，因为国家在兼顾集体利益的同时也会保障每个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利和经济利益，这使得个人的追逐利益性和贪婪之心得到遏制，进而又解除了个体自由与财产所有权的绑定关系，释放了个人内心的真正自由、创造力和生产力，这也是诗意经济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正是因为如此，矿工和商人才可以真正抛却内心物质欲望和对财富的无限追逐，无比专注地投身于探索自然和沟通世界的使命中去，从而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创造力的合二为一，真正的商业精神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五、结语

严格意义上来说诺瓦利斯的“诗意经济”既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也并非一种新的经济理论，他所构建的诗意经济思想归根到底旨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状和人与自然的诸多矛盾时，思考人类如何才可以用理性之外的方法寻求另一种人的身心和自然和谐一致，达到一种更高级别的、更诗化的生活方式和秩序，希望借助于诗意串接起人类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生产力。诗意经济是源自于爱的经济思想，诗的自由与包容也应该赋予向实用性看齐的经济行为以信仰与美的灵魂，使得人不为利所困，人对生活的专注力和敏感度不被经济与理性完全淹没，在获取利益的途中依然可以观察到路边美丽的花草。拥有诗意精神的经济才是自由完美的经济，看似乌托邦似的设想是否可以实现在诺瓦利斯那里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将诗意的态度贯穿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国家管理中，它所面向的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人类社会全体和与全人类息息相关的整个自然。唯有将诗与爱的精神深扎心中，以诗意的方式来面对一切社会现象和矛盾，才有助于人类真正回归自己的内心，找寻到真正的自我和自然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