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话语建设的学术基础

张伯江

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很有时代性的话题，这个话题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对文艺评论的话语思考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毋庸讳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系统性的新闻话语和社会话语理论体系以后，有些人情愿相信文艺评论应该归于一种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似乎越是“国际化”，评论的立场和结论就越趋于“客观”。这种对民族性和意识形态的忽视倾向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评论的基调越来越走向“客观”的反面，越来越远离作家作品的本真，越来越远离作品赖以生存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因此，今天我们把文艺评论话语问题提升到“体系建构”的层面，这既是理论困境的驱使，也是文化反思的必然。应该说，话语体系和传播力的觉醒，体现的是我们文艺评论的学术理性走向了成熟。也就是说，不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评论，难以保持确定的立场和论辩的逻辑，也难以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学术与话语的关系问题不自今日始，却在今天格外突出。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道出了三个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组成中，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1]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并不均衡，中国文学研究是人文科学里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基础学科，七十年来成绩斐然，但用“三大体系”的眼光审视，在学科体系的合理性、学术体系的完备性和话语体系适配性等方面，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深层次问题，这是学术自身的使命所在，也是时代性的新任务。

一、从学科体系说起

谈及文艺评论涉及的学科，按目前教育部门的分类法，分属于文学和艺术学两大门类。在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以前，文艺学的学理精神是为文学和艺术学共享的。近年来，艺术学者提出新的看法：“将艺术学误置于文学门类之下，不仅颠倒了历史的先后关系，而且从思维学上考察，势必导致以文学思维统摄和限制艺术思维的发展，也就势必妨碍艺术学各分支学科的本体研究和体系构建。”[2]仲呈祥：《艺术学成为一级学科彰显艺术自觉、自信、自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6日。经过艺术界不懈的努力，艺术学以“摆脱了文学制约”的姿态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志在建立涵盖更广的学术体系。失去了文学理论的支撑，这一任务无疑是异常艰巨的。

虽然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跟其他具象性的艺术形式有所区别，但从实质上看，不能说是根本的区别。文学与艺术在21世纪初的这次分家，在艺术学界的影响远大于文学界，而文学界的反应几乎可以说是波澜不惊。原因就在于，这个变化，对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设没有产生什么负面影响。

文学一方面与艺术天然关联，另一方面又常被视为与语言学关系近密。但事实上，文学现实与语言现实虽然难分你我，但作为学术体系的文学研究和语言研究则几乎毫无关联。这不仅是语言学界一直呼吁学科独立的缘由，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之初就已凸显出的一个深刻的问题。

“五四”新文学诞生之前，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唯一的对象就是古典文学。当新文学的实践有了三十年历史的时候，闻一多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兼顾古今中西的中国文学研究体系，是该提上日程的时候了。他说：“我们要放大眼光。建设本国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及创造新中国的文学，是我们的目标；采用旧的，介绍新的，是我们的手段。要批判的接受，有计划的介绍，要中西兼通。”[3]闻一多：《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国文月刊》1948年第63期。闻一多提出这一任务时面临的形势是，大学教育里，与语言文学相关的，均分成两个系：中国文学系和外国语文学系，每个系又各分为文学组和语言文字组，其实质是“中西对立，语文不分”。与此同时，朱自清先生也意识到把文学学科和语言学科分开的重要性。朱自清认同闻一多所说“语言学与文学并不相近，倒是与历史考古学，尤其社会人类学相近些。所以让语言学独立成系，可以促进它本身的发展”，在此前提下，建立有别于语言学的、横跨东西方文学的理论文学学科，就成了这一代人的使命。朱自清说：“这是一个重新估定价值的时代，对于旧文学的那些定论，我们也只是批判的接受，并不一味信从；我们正在改变旧传统，扩大它”。[1]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国文月刊》1948年第63期。显然，在两位先人的理想中，合并中西，区分文语，有利于建立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理论文学”和语言学学科体系。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份难能可贵的学术理想，始终没有成为现实。近年来，语言学界日益清醒地认识到语言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屡屡呼吁在大学里建立独立于文学之外的语言学系，而文学研究界相应的愿望并不强烈。其实，当文学的身边失去艺术学的时候，有人或许还可以认为对文学自身的学术建设毫发无损；但当失去语言学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已经足够充分地借鉴了语言学等兄弟学科的学术优长，化作文学自身的学术财富了呢？

并非没有学者反思理论文学的学科体系问题。有的学者说：“文学之所以作为一门学科，与其他学科并列于学院之林，并非是因为像其他学科一样，建立在一个确切的研究对象之上，而是正好相反，文学学科以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是由其他学科在形成自身独立性与科学性的过程中排除的部分所组成的。”“文学的空间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只能是一种负面性的集合。”[2]于治中：《现代性与“文学”的诞生——从朱自清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谈起》，《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这番话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也足以使我们警醒。如果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群体，对学科的研究对象、内部组成和研究方法没有明确的共识，那么这个学科的学术水平就难以健康地整体推进。同时，由于学科范围意识不够清醒和自觉，畛域的丧失也就在不知不觉间。例如，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的词章学，“五四”以后发展为现代修辞学，一度吸引了众多语文学者的重视，如陈望道、郭绍虞、钱锺书等，几乎终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他们的成就也最为学界所推崇。然而今天文学界却很少有人致力于修辞学，轻率地推给了语言研究那一边，实则造成文学本体研究的重大缺失。与此同时，文学研究界却兴起“文化”研究的热潮，文学研究杂志上有的论文，甚至分不清可不可以归属于历史学、民俗学或者社会学。“什么是文学”成了日益使人困惑的命题。

即使以学界通行的学科内部的基本划分而论，也很少见到质疑。目前通行的划分方式是以时代的先后进行文学学科内部划分的：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其实，至少有两个问题应该思考：一是，这种纵向的划分方式是不是最合理的方式，可不可以采取某种横向的划分方式呢？如叙事文学、诗歌文学、散文文学、戏剧文学等；二是，我们多年来固执地选择了纵向划分法，其学理依据到底是什么？是出于该时代文学反映的历史文化政治特征的考虑，还是看在那个时代的通行文体特征抑或风格特征？自20世纪初，近代西方基于文学类别的学科分类法传入我国，诗歌、小说、戏剧的类别划分被普遍接受，而中国古代重视语言形式美的韵文、散文之分，却随着白话文的兴起和西方理论的冲击渐被放弃。与此同时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教育和研究机构中并没有彻底采用西方的诗歌、小说、戏剧分类，而坚持用古代、现代的时代分类，这难道不是更为看重中国文学文体形式的结果？

以上简单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目的是想说明，目前中国文学的学科体系仍然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作为三大体系的基础，能否支撑起学术体系的建立，还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二、关于学术体系的进一步思考

学术体系是三大体系的核心。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少被议及，检索2015年以前的论文索引，很少有针对这一论题的专门研究，学术思想、理论方法等相关话题都是放在学科体系名目下一起讨论的。***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区分了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提出了各自的任务，中国文学的学术体系问题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即便如此，近年来一些讨论中国文学学术体系的专论，也基本围绕着建立学术体系赖以支撑的指导思想、知识体系、制度保障等话题，没有触及学术体系的本质。

学术体系的实质是什么？谢伏瞻的论述十分透辟：“学术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说、知识、学术等；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和工具等。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和支撑，学术体系的水平和属性，决定着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水平和属性。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史表明，一种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往往就是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成熟、独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通常是区分学科最重要的标志。”[1]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这段话的要义在于两点，一是需要有相对确定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二是要有相应的研究方法。

纵观中国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历史，来自苏联的文艺理论、来自欧美的文学文化理念都曾大面积地扫过我国文论界，但至今没有形成中国文论的标志性理论体系。有识之士曾经犀利地指出，理论之所以没有真正的落地，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方法的缺位：“与当今中国文学理论原创性的缺乏相应，中国文学研究存在的明显问题是技术水平的低下。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和技术发展缓慢就不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也呈现偏重思想、文化分析而轻忽文学分析的倾向。”“文学批评显示不出专业水准，是当今文学批评最令人气馁的现状，反映出我们文学研究技术水平的低下。”[1]蒋寅：《我对文学理论的技术要求》，《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4日。这个说法可以说是一语中的，道出了学术内核阙如的尴尬。学术的核心自然是“术”，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者应该是一个具有学术素养的人群，而不应该是文学作品阅读者和赏析者的松散组合。正如蒋寅所说，文学研究应该“建立在对文学本文的深入钻研上，对文学研究而言有很强的专门性和技术性。”没有这样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学术体系也无从谈起。

当然并不是说一门学科里只能有一种学术理念及其相应的方法。我们强调的是，一门成熟的学问，一定是有理念与方法相配套的一种体系，并有相当稳定的研究队伍共同使用该种方法，为那种学术理念进行共同建设。当然这个体系在学科里不一定是惟一的，完全可以存在与之相对立的另一个体系，出于另外的学术理念，使用着相应的方法做着体系建设工作。以文学的相邻学科语言学来看就是如此。语言学内有“语言能力天赋说”和“社会交际功能说”两种对立的学术理念，前者发展出重内省、重系统、重演绎的一套操作方法，后者秉持着重现实、重互动、重观察的研究方法。二者几乎在互不对话的情况下各自推进，从不同的侧面逼近语言的实质，大大深化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文学研究中，自从韦勒克与沃伦的学说传入以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说法也曾在文学理论界引起不小的热度。但是，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实践中，始终没有看到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各自形成学派的现象，也没有看到有相对固定的人群执着地开发内部研究或外部研究的系统性操作方法。内部与外部的说法大多局限在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小部分人群中，而从事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的，或我行我素，或独立摸索。从大势上看，似乎可以把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类，但是鲜见通行方法的运行。这种“有理念，缺方法”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学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不像以“文学”为对象的研究：寻求一个文学观念之哲学背景的文章写成了哲学史论文，考察一个文学家或文学现象之时代背景的文章写成了历史学论文，至于以一个文学名目为话题，展开的完全是社会、历史、民俗、文化等知识的堆砌，也不在少数。即便是声称“文本细读”的论文，真正讲究事例归纳和逻辑论证的也极为少见。论及文体的研究，很多也不太讲究实证的推敲；互文观念近些年逐渐走红，但也还没有看到成熟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互文研究方法系统性地问世。我们不能因为“文学的空间只是一种负面性的集合”这个历史形成的境况而淡漠对文学研究实体性方法的追求。从积极角度可以说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了，从消极意义上看，实际上越来越不讲究方法，是对学科方法的一种群体性放弃。研究方法未能确立，评论方法也就无所依凭。

三、话语体系建设的当今任务

七十年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从苏联的话语体系到欧美的话语体系，变动不居，莫衷一是。我们当前对这种现状之所以不满，党中央之所以把话语体系问题当做一个重要的课题提出来，根本原因在于话语传播力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而话语传播力偏弱的深层原因，跟学术体系的薄弱、学术指导思想不够坚定，是紧密相关的。

文艺批评学术思想涉及的方面可谓多矣。当下的努力方向是什么？谢伏瞻总结***讲话精神论述道：“学术体系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的、专业化的学术命题、学术范畴、学术观点、学术思想，注重基本理论的构建和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努力形成自成一家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形成反映当代中国气象、引领世界学术发展的中国学派。要把提高原创力作为学术体系建设的着力点，善于融通各种资源，瞄准学术前沿，着力提高学术品质、学理厚度，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的原创性理论，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体系。”[1]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这里的关键词，一是融通，二是中国，三是当代。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很多学科或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滋生出来，或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衍生出来，或是从西方尤其是欧美哲学社会科学传统中借鉴过来的。由于这些学科来源不同，其研究方法便带有鲜明的不同学术资源的色彩。一反过去两两对立的倾向，***总书记强调三种资源的融通；一反过去言必称希腊、学术传统必谈西方的倾向，理直气壮地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一反脱离实际的教条倾向，强调关注现实：“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2]***：《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8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3.htm。

一个融通各种资源的话语体系，必然是既具有理论厚度又具有多方面活力的崭新面貌。不会再有把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一概斥之为“腐朽、没落”的粗暴做法，也不会偏激到站在某种民族文化传统上排斥其他民族思想文化的程度。就文学艺术来说，一方面看，理论文学与其他自成体系的学科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跟任何学科都有关系。文学的学术要素在哪里？答案就包含在广大的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之中。因此，社会的、历史的、生物的、文化的、语言的……各种理论和方法都可以为文学研究所用，为文学批评所用。新时代的文艺批评话语模式，应该是既体现理论的融通，又体现方法的融通，更实现风格的融通。

新时代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要义更在民族性。***总书记提出话语体系建设任务时，首先提到的就是“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一个民族的标识性概念，必然取自自己的母体文化，而民族独有的概念甚多，哪一些才是最代表民族精神的实质概念，是需要在更宏阔的文化比较和更深重的历史思考之下才能辨识的。我们注意到，西方论理评文的话语体系和思想基础大多基于某种宗教的教义，神的理念、神的道德观、神的行为规范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标准，传统中国文化是人间的文化，我们的精神崇尚和行为标准既非神圣又非帝王，而是“君子”。[1]傅道彬：《中国文学的君子形象与“君子曰”的思想话语》，《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傅道彬指出：“与宗教背景下按照‘神的样子’的人格塑造不同，中国古代没有宗教，中国人的道德升华只能在世俗世界里实现，因此成就君子成为中国人普遍的人格追求。”[2]同上。于是他得出这样的观点：君子是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语词。中国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君子文学，君子的人格追求也是中国文学的理论追求。君子一词经历了从阶级向道德意义的转化，中国文学的主题也经历了从英雄表现向君子叙事的转变，君子与小人的冲突，成为中国文学基本的人格对立与矛盾叙事。新君子群体凭借道德和知识的优势，建构了一套从哲学到文学的完整思想话语，中国文学的人格、思想、艺术、审美等原则本质上也是一种深刻的“君子曰”。这项研究准确刻画了中国文化迥异于西方以宗教文化为背景的神学背景之世俗特点，其意义就在于，指出了中国文学的话语体系是君子式的，君子式的人格乐观自信和充实从容，决定了其中国文学的话语自信。这就是在文学传统中“提炼标识性概念”的成功案例。

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不仅要着重于传统，更要着重于其当代性，目的是“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3]***：《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8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4.htm。这里的任务就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今天的文艺评论如何从传统文论吸收营养，转化成具有当代性的标识性概念？举个例子。杜书瀛认为，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就有文学评论色彩，举凡“究文体”“评工拙”“溯师承”“陈法律”“采故实”……以至作者的创作立意、构思技巧、人物塑造，读者的鉴赏心得，作品的“劝善惩恶”作用等种种问题，都被古代的文学评论家所关注，形成了中国古典意义上的文学评论传统。相比较于西方的文学批评，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表现出什么特点呢？杜先生总结了四点：一是一语击中要害，二是以审美描述取代概念解说和逻辑推演，三是以两相对待形式出现的语码系统，四是不拘一格伸缩自如。[1]杜书瀛：《文学是什么——文学原理简易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19-224页。这样的传统完全可以在当代文论的背景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神来看，中国的文学传统和批评传统，跟西方学术传统既有相对立又有相包含的一面。在现代通行话语体系中注入中国因素，以中国文化精神体现中国式文学评论对当今各种批评学派的包容性，就是我们需要的创造和创新。

中国式的文艺批评话语具有由来已久的风格活力和文体传统。英美的主流文学批评侧重于冷静、场外的逻辑分析，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感性包含理性，不管是一语中的还是审美描述，不管互文现义还是伸缩自如，感性从不拒绝理性的逻辑与分析模式。理性的力量是坚实的，但从传播角度讲不是无往不利的；相比而言，感性话语则在传播力上天然具有易于走入人心的“共情”优势。如果说客观的、重逻辑的批评话语和主客观交融的、重感性的批评话语是各擅胜场，甚至可以说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么，中国式理论话语在传播力方面应该是更具穿透力和感染力的。

总而言之，文艺批评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不仅是文艺界的实践任务，更是文学艺术研究界的学术任务；文艺研究中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设，不仅是教育部门和专业学术机构的使命，也应该是各个层面的文艺实践者和舆论建设者的共同使命。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建设好科学、务实的理论文学学科体系，构建起融通中国与世界的强有力的文学艺术学术体系，一个成熟的具有广泛传播力的时代性中国特色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就会应运而生，文艺创作“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方向就有了理论上的把握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