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风情里的人性赞歌——评长篇小说《夕照苍茫》

萧嘉泳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和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南、西北地区广泛实施的一种民族政策，即由中央政府册封当地少数民族中的首领为世袭地方官，通过他们对地方人民进行管理，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土司制度在壮族中绵延千载，对壮族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与壮族社会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形成既具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色彩，又有浓厚的壮族特点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壮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志谋和牙韩彰合著的长篇小说《夕照苍茫》，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线索和素材进行创作，讲述凤阳州最后两代土司的生活故事。这部作品不仅显现出作家黄志谋、牙韩彰探索写作新领域的勇气，而且体现出他们作为壮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传承的关怀，同时也为将壮族土司历史纳入文学创作做了一次珍贵的尝试。

打开小说《夕照苍茫》，我们能鲜明地感受到它所具有的影视特性。这既是指它改编自黄志谋十几年前写成的电视剧脚本《韦氏土司》，也是指影视作品的艺术特点已经渗透在小说结构中，如场景的迅速转换、人物对话的大量使用、语言的简约平实等。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小说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视觉思维，作者在叙述情节时追求画面感和可观性。如小说的第一章“土司之死”开头介绍土司衙门时，便呈现了镜头感十足的影像化叙事。作者的笔触仿佛一台调动自如的摄像机，以生动的画面引领读者逐步进入故事。这一章首先呈现给读者的是大远景描写：“在桂西北大石山区，有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城”“小城处处流水潺潺，两岸垂柳依依、绿树成荫，瓦屋茅舍掩映其中”；而后是全景描写“土司衙门就坐落在九曲河畔，一座大石山脚下”；最后近景落到了衙门的正门口，呼应本章名称“土司之死”：“往日，这里人进人出，格外热闹；今天，这里却是门庭冷落，人员往来稀少，十分冷清。”场景介绍完毕以后，紧接着是一句如镜头推进般的描写：“穿过亭台楼阁，直通大院里最高大、最奢华的土司雕龙画凤木楼。在二楼的土司卧室，土司韦平太正处于弥留之际，眼睛闭了又睁。”整部小说的叙述如同摄像机在调动着镜头，声画结合，构成一个个动态的画面。

《夕照苍茫》给人的强烈印象，是作者力图以多声部的和音，全力复现清末土司制度下的壮族社会生活。作品主要写韦氏官族的内斗争权及两代土司的成长历程，但其笔触并没有停留在衙门和官场的范畴，而是尽可能地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官族子弟的骄奢淫逸，地方哨总的攀龙附凤，大家族中无力争权者的见风使舵，以及寺庙的高僧、说亲的媒婆、种地的老农，乃至土司葬礼的排场，等等。对壮族社会风情的展现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桂西壮族的农耕制度、歌圩、婚嫁、丧葬、节庆等民风民俗被穿插在叙事中娓娓道来。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旧体诗词、对联、山歌和传统歌谣。这里既有作者从史书和民间搜集而来的时人佳作，也有作者根据情景需要的自我创作。由于作者擅长诗歌写作，加之深谙壮族历史，许多出自作者之手的作品情感真挚自然，用词典雅得体，使人难以区分是旧时故作还是诗人新作。这些古朴风雅的诗歌除了起到辅佐叙事的功能，还为小说增添了几分诗意。

作品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土司形象，小说中两位土司韦松原、韦才文都是良善之人，从小饱读圣贤之书，从生活作风到人品操守皆与祖辈大不相同。这对土司父子敬仰祖上的抗倭英雄，决心要做于国于民有益之事。他们在位期间，并无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之举，反而躬身田垄，兴办学堂，致力于与民同乐。他们对自己的出身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土司大权没有任何留恋。当韦松原还是八岁小儿时，听闻衙门遭灾缘于庶争嫡权时，第一反应是“早知道死了那么多人，哪个想当土司让他来当好了”。后来他因祸入狱五年，旁人让其借假死脱身时，他也欣然接受。去世的消息一旦发布，不仅仅是今后要隐姓埋名生活，他的土司身份也会由其子韦才文继承。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尘埃落定》中的老麦其土司，他的大儿子旦真贡布被人刺杀致死后，他反而精神大振、充满活力，好似年轻了二十岁，可见老麦其土司对权力的贪恋已胜过对亲情的重视，小说中父子关系的紧张扭曲让人心颤。反观小说《夕照苍茫》中，韦松原之子韦才文与他父亲一样不慕名利，在朝廷派人来凤阳实行改土归流之时，韦才文发出文告自愿退位让贤，使该地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动乱与反复。作者对于这两个理想形象的刻画还体现在人物的婚恋上，两个土司娶妻皆是以诗传情、以礼相待，男女结合建立在两情相悦、双亲赞许的基础上，与老土司贪恋美色、强抢民女的行为形成鲜明反差。

人性，是作者在后记中不约而同提及的关键词。作者之所以要在小说中塑造这样一个与历史记载、与其他文学作品截然不同的土司形象，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想借韦松原、韦才文等人物表达对人性善的呼唤，以及对“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美好设想。《夕照苍茫》中的两位土司谦逊好学，礼贤下士，孝敬长辈，爱护妻儿。作者还借主人公韦才文自嘲之语暗暗表达了对土司制度的反思：“这土司爷代代相传，是草包也得硬扶上位，在下并不觉得光彩。”而另一方面，作者也借主人公的行动引领读者畅游山水，领略桂西地区的饮食文化、神巫文化、民居文化及名胜古迹。

黄志谋在后记中称这一书名“寓意着腐朽没落的土司制度走到了回光返照的末路，同时也揭示了这一落后的统治制度曾经血淋淋的历史事实”；牙韩彰则表示改名后文学色彩更为浓郁，且更能表现土司制度垂死挣扎时“最后疯狂的残忍”。回看小说，“疯狂”“血淋淋”的表现集中在土司家族内斗及土司与地方哨总的冲突之上。小说的开篇便说“一水之隔，把石墙内外分成了富与穷、奢华与贫寒两个强烈反差的世界”，明示了土司制度下贫富差距；作者在叙述土司葬礼时，也曾评论“衙门平时没有与民同乐，如今却让百姓与它同哀”。从小说情节的发展来看，也可以说作者运用了不同往常的方法去处理这类素材，作者更倾向于从人性善的角度去叙述故事。

《夕照苍茫》中并非没有土司欺压百姓的情节，如主人公之一韦清云、韦清凤兄弟的母亲就是老土司韦成启强抢入府的，老土司还派人追杀这对双胞胎的亲父李章友。首先是李章友当年之所以能逃脱，是因为老土司的长子，也就是韦松原的父亲暗中提醒。其次是老土司的堂弟韦承亮，他本可以守口如瓶，但道德感的驱使以及对人性善的信任使他主动向两兄弟坦白自己兄长过去的劣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记着那对无辜受难的夫妻，而他也坚信患难与共的真情能胜过家仇的怨恨，揭晓身世后两兄弟并不会向老土司的后代复仇。最后是那对双胞胎兄弟，他们知晓身世后，并不在意自己的身份地位是否会因为这一秘密而改变，一心寻找可能尚在人世的父亲，同时跟自己的亲友强调要对韦松原父子关爱如初，体现出不慕名利、明辨是非、宽厚善良的品格。至于老土司的孙子韦松原，并不以贵族身份自居，不因血缘关系的消失而疏远韦清云、韦清凤二人；同时也不盲目维护自己的祖辈，他愧疚地同从贵州被寻回的李章友道歉，称自己无地自容。韦松原与双胞胎兄弟的叔侄关系源于老土司的恶，但作者并没有让仇恨的种子长成恶之花，而是让双方以善化解仇怨，与书中同样有家仇的葛、黄两家后代的冤冤相报形成强烈对比。作者描写土司制度对平民的压迫，但他的重点不在复述过去、述说怨恨，而是更关注人的现在与未来，如此处理这类题材或为其他创作者提供了另一种写作思路。

小说除了刻画末代土司的形象以外，还用了一些篇幅描写土司家族的女性群像。小说中出现过的女性，如李氏、龙月娇、罗彩弘，其外貌描写脱不开美艳、绝色、婀娜多姿和妩媚迷人，初读时只觉影影绰绰，难以区分。相较之下，小说中出现的男性外在形象各不相同，如卑鄙小人韦清义总是打扮得油头粉面，书生韦清政英俊斯文，习武的韦清云身材魁梧，哨总黄爵勋高大潇洒，寨主盘有亮熊腰虎背。尽管对女性角色外在形象的描写存在不够细致个性的问题，但小说还是通过故事情节成功地展现了这些女性形象的精神品格。李氏、龙月娇、罗彩弘等女性在小说中担当着妻子与母亲的角色：李氏、龙月娇都曾尽心养育非亲生的孩子，体现出女性的善良与博爱；龙月娇依从父命嫁给不爱的男子，仍努力劝导丈夫向善；丈夫引狼入室致使韦氏官族险遭灭门后，她毫不犹豫地手刃亲夫；在李氏的鼓励下，她勇敢地追求真爱与韦清云结合，这一切都显现其明辨是非、敢爱敢恨的性格；至于罗彩弘、岑颖这两位因家庭情况得到受教育机会的女性，举止优雅，才华横溢，写诗作文不输男子，显示出女性人生的多种可能；还有乔伊村的秧姑、凤姑，这两个农家女孩不仅能歌善舞，而且勤劳踏实，插秧速度胜于同村男子，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的历史小说是从史书中分化出来的，它源于宋元特别是明中叶以来将《资治通鉴》等史书通俗化以普及历史的社会风气，因而长期以来对历史小说的评价总是围绕着其是否“羽翼信史而不违”而阐发。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以历史为本位的历史小说评价标准和以文学为本位的创作已然不相融。从史载人物到文学形象，与史家致力于还原历史不同，文学家要追求的是自己独特的再创造，从史载事件到小说情节结构，与史家努力澄清历史枝节的脉络不同，文学家要做的是书写引人入胜的故事。史书对于作家来说应是素材而不是标准，小说家应该以当代人的视野去观察历史，以对现实社会与现实人生的洞察来重读历史，反过来又以其对历史的独到发现来有为于现实。因而，《夕照苍茫》是在史书记载中的韦氏土司事迹的基础上的文学创作。作者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思考，是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使然。

总的来说，《夕照苍茫》是一部具有壮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其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凤阳州末代土司的生活图景，通过韦才文等主要人物的人生经历表达了作者对壮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对优良家风、家国情怀的大力弘扬，以及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美好向往，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深度。故事叙述朴实而具象，平实无华的笔致冲淡了权力争斗的血腥味。这部作品将特殊的题材与普遍的主题相结合，简约的语言呈现出清新画面的同时又交织着作者深刻的思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