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看云的姿势

时间：2024-05-04

徐惠志

那天我经过高中部教学楼，老板娘正在教室数钱。她肥厚的手指翻飞，弹出片片红云。粉红丝巾束着脖子和尖下巴，唇膏红亮，开合如念经。听人说，那是老板的大老婆。我盘算着还有几个学生没来报名注册，竟忘了从办公室里取回几包瓜种。我预备周末就去学校的菜地播种。暮春初夏时，蜜蜂与白蝴蝶，从不知何处飞出，穿梭于粉黄的花间，一个在教室里检查早读书声的光景。从办公室出来看见老板娘，右手提着钱箱，肩略下沉。烫过的头发蓬松如狮子。一个皮衣男随从，想来是保镖。他们一径往荷塘边上的黑色奔驰车走去。我错身取小道横穿足球场。走在路上，我想象一百万百元大钞有几斤几两，如果是硬币又有多重，手上不自觉掂了一掂几包种子。这样想时，见杨丽云的同桌小敏，站在我宿舍走廊，正伸着脖子探出头来。我快步上楼，说这位同学，你交学费也不早点呀。却得到她带来消息，她说涂老师，杨丽云让我跟你说，她这学期不来读书了。我以为她开玩笑，我说，这学期不来读书，那下学期还来不？她跺着脚说，下学期也不来了！不来了！说完咚咚咚地走下楼去，我听见手里的种子簌簌作响，如尘埃游走在声音的瀑布，无所着落。

开学了，杨丽云果然没来。我向她的同桌和同乡了解过，他们语焉不详，我把得到的片言只语整合在一块，大致是父母患病，家庭困难。再问，却都不知道她去哪了。所幸，我班只流失了一个学生，只要流失的学生不超过三人，就意味着我不会被扣工资。不幸的是，杨丽云是班上我最喜欢的学生。

联系不上人，QQ头像上的企鹅总是灰色的，好像中了毒。我只好在填报流失统计名单时，把杨丽云的名字报了上去。开学第二天我们已耳闻，部分班级流失学生严重。年级通知了，星期六要对未返校学生进行家访。其实即使学校没有要求，我也已打定主意要去一趟白马乡，争取把杨丽云找回来上课。事实上，上个学期她因为母亲生病请假，我已有预感了。

周四中午放学，我叫住班长春生和阿炳同学。

班主任，春生说，我知道你找我们干吗。其实是杨丽云不让我们跟你讲。

我说，这有什么不能说的。都二十一世纪了，以后本科生遍地走，不读书怎么行？

阿炳看春生欲言又止，他藏不住了，嗫嚅道：丽……丽云是去广东……打工去了。

已经去了吗？

春生说，我们也不知道，说不定去了，越迟车费就越贵。

我不愿意他们听见我叹气，只说还是去看看吧。

周五四点放学，学生作鸟兽散。此后是全体教师开会。为了尽快收齐学费，学校可费了心思。提前放假自然是其中一个办法。大校长阿鲁法咿呀咿呀地说了几句，我便在他那杂交了六七次的普通话里，听出一点形势来。根据经验，大校长的话越短，后面的事越大。他是从外地学校校长位置退休后返聘过来的，我们都笑说他是站桩式校长。他平时穿一套从不系扣子的蓝灰西装，脚穿一双白波鞋。整天窝在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电脑，鼠标嘀嘀嘀嘀，不知在搞些什么。我有次急事找他请假，进去才想起没敲门，又退出两步敲了两声。他脸红了，匆忙关掉电脑，空气中似乎还有咿咿呀呀的呻吟逃出窗外。他这个人讲话的口齿都不清楚。先是张开嘴巴，好像吸烟的人练习吐烟圈，发出A和F的音，但他又是不抽烟的，我们都没见过。据说他教数学，背后我们就都叫他阿鲁法——a。阿鲁法做了简短的开场白便坐下，露出后面相貌白净的副校长三德子。

三德子自然也是外号。这外号大概诞生于学校发生菜地纠纷之后，不知是谁先叫开了，很快便交口相传。这三德子是个厉害的角色，据说他是老板的小舅子。

三德子环顾会场。他的开场白永远是重申学校按照国家政策和教育方针办学，接着说到开学一周的工作开展。只是——有部分班级——流失学生的情况很严重，很严重！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学校不会允许这种吃里爬外的情况。凡是有学生流失的班级，这个周末要进行家访。我们要把学生劝回来，他们逗留在家里，给家庭带来负担；流落社会，也容易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希望各位班主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学校的工作……话音刚落，会场发出了一阵躁动。我旁边的年级主任老李说，还不是那个谁，把学生卖给别的学校咯……估计又赚了一笔……可恶，连累我们……有人又说，自己作风有问题被处罚，这倒好，被辞退还趁机捞一把……真是什么人都有……难说的……三德子咳嗽两声，待会场安静，他继续说，班主任都准备一下，注意人身安全。年级主任负责在星期天下午学生回校时段加强返校路段的巡逻。

学校周边常见些头发蓬松五颜六色的杀马特，蹲在路旁，像一群火鸡在排队。为了避免学生携带学费返校遭劫，我们经常要在返校的路段巡逻。我那时刚学会开摩托，主任老李年长我几岁，他不想巡逻时，便把坐骑钥匙给我。我翻身上车，离合，油门，加速，迎着农场呼啸的风，我的头发如风吹草低，纷纷往后掠去。胸中块垒，都伴随着摩托的速度随风而逝。

我开着摩托的时候，会想象我父亲坐在木工凳上的姿势。

他在水泥厂下岗几年了，和我母亲住在厂里北面的红砖瓦房宿舍。厂子活着的时候，父亲和厂领导申请过几次，想多要一个房间。后来，许多人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许多房间搬空，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用发夹开了顶锁，搬了床进去，再扣上一把永固锁。

我高中毕业那年，下岗不再是报纸上的词汇，而是工人拼尽全力为国家做出的最后一点贡献。洪水期裹挟一切的激流，发生在人和机器上。树皮与草根，尘埃与垃圾，漩涡与晕头转向的鱼虾，沿着无比宽阔的河床滚滚而下。那是我学生时代最后一个假期，这不是我们的错。他情绪是灰暗的，行动上倒也没闲着，偶尔接点私活。更多的是重新拿出他的锯子斧头、墨斗推刨，一遍遍地刨出一条条散发木香的刨花。我害怕听见锋利的推刨遇到木疙瘩的尖叫，那总像是某种提醒。而这时，他重新出发，往后稍仰，再倾身往前，手臂的肌肉晃动着，冲破阻碍，像在高速开动胯下的木头摩托。那些刨花则纷纷蜷伏在他的脚下，越来越高，我有一种错觉，若非他不断做出推拉的动作，早已被木头的浪花淹没。

不知从哪天起，父亲开始给一个身材矮小的山东佬打零工。山东佬总是身穿黑T恤。他赏识我父亲，让我父亲跟他一起干，我父亲此时则表现出一种消极的乐安天命，宁愿去推刨，却连一张凳子都不做。人手不足，订单又多时，他也会蹬上自行车过去帮忙。这样一来二去，干完活便喝酒，山东佬和我父亲成了朋友。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他那蹩脚的普通话，和山东佬的卷舌音在酒后交融的奇观。两人无话不谈，回忆一去不返的时光。

山东佬住在建设银行对面的私宅。其时，建设银行大铁门紧锁，积满了水泥厂过去飘落的灰尘。我和发小从拆掉的铸造厂钻进银行宿舍，所到之处尽是拓在尘埃上的脚印。想必有不少不速之客曾经来过。

除了串银行的门，其实山东佬派的活儿我也能干，无非是捡铝渣、烧铝水。把银色的铝水从坩埚炉里舀出倒进模具，灌制球形门把手或轴承齿轮。他给我和发小十块钱一天。山东佬离开春城前，他坚持把那辆墨绿色的摩托送给我父亲。父亲推辞一番，但山东佬说，我没强留你跟我干，因为现在做啥都不容易，摩托你留着，兜客代步都行，做个纪念。我父亲颇有些朋友，有喝酒的、钓鱼打鸟的，还有打麻将的，恐怕最远的要数这个满脸川字纹的山东佬。我看见他拥抱了他的朋友，低下了头。

这辆摩托车害了他，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五一假期回去，我母亲正把陈年旧物搬出曝晒。她说，回来了啊，怎么不带女朋友回来？我说女朋友在别人家呢。我母亲说，你啊吊儿郎当，抓紧点不行吗？根据我多年的斗争经验，必须转移话题，率先发问。我一边帮她抖棉胎一边问，我爸呢？无数的尘埃飞舞在我和母亲之间。她说，别烦你爸。我说怎么了？她叹了口气，八成是去车排码头找他的车了。车是在车排码头丢的。

沿着江边走去车排码头，我父亲果然在榕树根小卖部，噼噼啪啪地打牌。站在他身后，还是别人发现的我，我叫了声爸。他应了，但没看我，手上摸来一张卡窿二筒，转手弹出去一张白板。我站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就出门到坑坑洼洼的车排码头。轮渡在大桥建好后就停了。江水平静，随风泛起微浪，哐当哐当的声响踏浪而来，是船只停靠船坞检修。我踏上乱石走到沙滩，点根烟，脑子里老是想着他摸上来的二筒，如同一双黯淡茫然的眼睛。我父亲砌牢了手中的牌，只顾盯着桌面上花花绿绿的牌面。

我母亲说，车是在车排丢的，那天去钓鱼，不知怎么车就不见了。一连找了好多天，骑上自行车四处找，眼睛都发直了。我妈摇着头，说后来就总是打麻将，一天都不见人。她眯起眼睛，望向天空。水泥厂早就停产了，但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到不断有灰尘簌簌落下，像粗大的雨粉，覆在肩头上。

过了年不几天，我在家就待不住了，总想着早一点回到学校。离开那排低矮的瓦房，我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

我们学校的前身是春城农场的糖厂中学。糖厂1998年破产，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子弟学校不再招生。后来，某重点中学的领导借鸡生蛋，以名校附属中学为噱头，办起了私立学校。不久，学校转让给了现在的老板，校名也由糖厂中学改成宏运中学。宏运，是老板的汽车公司。

建校伊始，春城的私立学校还不像后来那般遍地开花，招生情况极为乐观。竞争激烈，生源开拓到隔壁县市乡镇。初中部的一个老师，就把自己镇上的小学毕业生拉来就读，人头费每人一百五十元，每年招生都挣下不少。其他老师也有样学样，想尽办法开发生源。学校为了稳住学生，避免被其他学校挖角，就搞出一个名目，叫作定位费。定位费三百块属于预收款，开收据，可用于抵扣学费。交了定位费，基本上就在本校读书了，因为事先声明定位费是不退的。招来的学生，有城市的，也有乡镇的，生源质量不算理想。城里的无心向学居多，乡镇农村的基础又太差。大部分学生都不想学习，而想学习的部分即使努力了也学不好。杨丽云的优秀就在于，她是想要学习又能学好的学生。

杨丽云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她的眼睛那么美，但有一种很脆弱的东西在闪烁。那双眼睛太特别了，军训第一天我就记住了这个学生。

我和春生、阿炳约好星期六一早出发。班长春生性格稳重，他的笑更多是对我信任的感激。阿炳脸上长满青春痘，皮肤发红，咧着嘴说，顺便也去我家玩玩呗。之前我们一起去过白马乡发传单招生，白马乡距离春城一个小时的车程。

年后下过几场雨，大地承接住雨水，雾气上升。我们相伴走出学校，农场之外的远山，是个躺平肥胖的睡美人模样，新修的公路通向采石场。这时候，一大片的平原，仿佛还在懒睡。大地按捺住这股跃跃欲动的力，把雾气笼罩在一垄一垄的甘蔗地上。此时的农场还是光秃秃的，像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很快这里就要种上用于榨糖的甘蔗，周而复始，四季更迭，因而这种光秃秃里又显出一份坦荡，任撩人的春风日夜拂过，露珠闪烁。我认出远处几块隆起的白石，灰红色的水泵房。我想告诉他们俩，那有个狭长的水塘，去年深秋我看到过一只鹰，它低飞盘旋，一圈圈绕着这片甘蔗地，也绕着我。天色湛蓝，云层很厚，鹰胸脯上的羽毛泛着绿光。我枕着双臂躺在一块白石上，野地的风吹动飒飒作响的甘蔗，白云涤荡，野马般呼啸而去。我忽然记起书上的句子，什么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便觉得风自下而上，扶摇直上青云之巅。我望着那只鹰出神，仿佛它是我观照的自身。它盘旋而去，我想了想，终究没说，这是我和一只鹰的秘密。

过了小卖部，就是牛皮河。说是河，却只三五米阔，有些地方甚至不到三米。水流在夏天上涨时，哗啦啦直奔大河而去。以河为界，连接着两边的甘蔗地，竹林和其他农作物。牛皮河沿岸上种了一排簕古。簕古和人差不多高，密密丛丛，长满倒刺，像在跟自己较着什么劲。

我们坐上前往白马乡的班车，买了三人车票，每人七块钱。我让春生和阿炳坐下，他们告诉我，可能班主任去了也没用，说不定杨丽云已经去了广东。我自顾合眼补眠，将睡未睡时，却在车上将有关杨丽云的往事连成一片了。

班主任，你好年轻啊……班主任，你结婚了没，你是哪里人啊……班主任你是哪里毕业的……教官的哨子一响，学生们的军姿瞬间溃败，纷纷躲到桉树林子里乘凉，七嘴八舌。班主任的称呼此起彼伏，无端使人觉得有许多班主任隐伏别处。教官与学生同穿着迷彩服，仿佛《水浒传》里的绿林好汉，把帽子叠起摇出风来。学生总想从你嘴里问出几句话来，其实他们也在观察你、考验你。有经验的同事说，此时要保持距离，“万不可答应”。

闲聊之下，也是物色这个新班级班干人选的好时机。班上起码有七八人，都来自白马乡，杨丽云背靠着一棵桉树，一直没有吭声，仿佛在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我注意着她，背后写满心事。你叫什么名字，你也来自白马乡吗？我问她，这样便看见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肤色健康的圆脸，清爽短发。她那美丽的眼睛只一瞥而过，恍然有着惆怅，班长春生后来告诉我，她因为家里母亲旧病复发，心情抑郁。这样大而美丽的眼睛，不知看到的世界会不会更特别？这时，忽然听见一群女生连声呼救，有人晕倒了。她猛然转身站起，竟快步冲在我的前面，和别人一起把中暑的同学搀扶去校医室。我跟着前去，不由得对杨丽云刮目相看。

不知是谁，最先发现围墙东北角那一大片草垛，日晒雨淋，腐烂多年了，一股史前生物的气味。翻开来，粗如手指的粉红蛆虫扭动着滚到脚边。有人把这些沤烂了的稻草，装到轮子变形的斗车上，运到地里作为肥料。校园里开荒种菜，一时成为风气。学生也帮了我不少忙。杨丽云和同桌小敏，春生来宿舍找我时，我正在宿舍外的荒地上抽烟。他们来交伙食费，我说等一会，便看着地里的火，如行军占领高地般冲锋。这些荒地上铲掉的野草和小灌木，正是他们几个帮我干的活，暴晒了数天，一并点火烧了。浓烟滚向高处，火苗噼里啪啦地攀援在干枯蓬松的植物上，把它们吞没，把我的脸熨得紧绷。他们就站在我的身后，静静地等着火萎下去。火苗化为天边的晚霞，把我们笼罩在一片昏黄的静谧之中。

被焚烧过的泥土变得极为松脆，一锄头下去，如刀锋切入，发出“嘁嘁”之声。地上仍有些余烬，冒出白烟。班主任你真是笨手笨脚，你都不会锄地的，杨丽云说着便抢过我手中的锄头，以尖角触地，刨出一团泥，再迅速抽起，抡下，不多时便出了汗。男生见状，也接替劳作起来。此后他们常常来帮着浇水、除草。指点我种上春菜、莴苣、豌豆、茼蒿、枸杞、马铃薯。除了蔬菜，我还种了一排向日葵。有一天，宿舍灯坏了，我去报修，电工老刘说，你是那个向日葵老师吧？后来就有人开玩笑，说我是向日葵老师。

杨丽云在我们班的高光时刻，是参加学校运动会百米赛跑。

冬季运动会向来是学校一年一度的重头节目。女生不爱运动，体育课她们总往教室里跑，她们躲在电风扇下，拿书本掀开衣领，不断往里输送凉风。我拿捏不准应该派谁去时，杨丽云自觉报名参加一百米。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也许是我的眼神激起了她的自尊心，她噘起嘴巴，说初中时可是学校的短跑冠军。我说，好的，短跑冠军，尽力就好。

运动会开始的日子，正是一年中早晨薄外套、中午穿短袖的南方天气。足球场上的草已染上了霜白。在比赛前一天，我突然想到跑步比赛的运动员都是穿着钉鞋的，他们十指张开，支撑在地，脚蹬起跑器，一声预备令下，屁股抬起，随着枪声射出去。而杨丽云，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穿过钉鞋。如果没有习惯穿钉鞋去跑步，崴到脚的话怎么办呢。于是我半是询问，半是征求意见，问她要不要穿上钉鞋比赛。她踢着脚，扭着脖子，似乎我说的是佶屈聱牙的古汉语。她仍然穿着那双布鞋，我说，你就穿这双休闲鞋比赛？她的目光从地上收回来，说老师，这你就别管我了，我跑步不穿鞋的。不穿鞋的杨丽云，最终为我们班赢得了百米冠军。

我们一行来到白马乡。下了中巴，还要坐摩托。春生叫了朋友出来接。乡上一条直道通到底，那天是圩日，人来人往，出售土货，抓鸡抓鸭买卖菜秧都正是时候。我便想着买点水果之类。路过两边拉满红蓝白篷布的菜市场，干脆斩了一只烧鸭，切了两斤猪头肉。

阿炳说，班主任，要不要买点啤酒，说着就要去买。

我说好，我来。

买了啤酒，四处张望时，春生笑了，朝人堆里招招手。两部摩托在我们面前停下，两车主的年纪相仿，染着黄头发，面目有些呆。春生只说是老表。路过一荷塘，旧年的荷梗刺破水面。我想起暑假前一起发传单，给他们讲过汪曾祺的小说《鉴赏家》，里面有个“红花莲子白花藕”的故事，一时感慨，我的学生可能从此告别学校，而我却无能为力。摩托在村村通公路上突突突地穿行，掠过许多手腕粗的桉树，不多时便到了。

杨丽云家是一间一层半的红砖房，水泥砖围起来一个院子。角落堆放着建筑工具。杨丽云的父亲站在一棵石榴树边，像一尊风干的雕像。一个六七岁的男孩羞赧地抱着他的大腿。我上前自我介绍，阿炳帮着说话，春生则利索地提了东西进去厨房。得知来意，杨父叹了气，说辛苦老师您了！只见一个身穿月白色外衣的妇女快步从厨房走出，说哟，老师这么年轻啊！我说您是杨丽云同学的母亲吧？她拿手背在腰间揩了揩，把我让进客厅，坐在木沙发上。客厅里有一股药味，这是长期熬制中药才有的气味。我们坐着聊会天，她让我像在自己家一样，便出去烧水。我却有些局促，无人注意时悄悄抠去手上黏着的沙发的漆皮。厅里有张八仙桌，碗柜也是老式的，靠墙一把沾着石灰的杉木梯子，旁边是个燕子窝。春生和阿炳小声说了几句什么，便闪身不见了。

我对杨父说，丽云大好前程，应该继续回校读书才对啊。杨父说，丽云年初七就跟着村里的三姐出去了。老师，是我连累了丽云。要不是自己从工地掉下来，哎……是我连累了丽云，是我……眼里似有了一股浊泪。我不让她去的……堂姐过年从广东回来，她去串门回来就不声不响收拾东西了，拦都拦不住。他按住胸口，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问怎么这样不小心。他低着头凝神半晌，伸手去口袋摸出一盒没开过的软红梅，我先一步递上烟。对着烟雾，他偶尔咳嗽几声，在烟雾中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开着摩托车出去干活。糖厂有部分厂区卖了地，正在建楼盘。我就是在那里的工地做工。经过大转盘时，乌泱泱的人群聚集在公路上，我还以为发生了事故。大转盘被围得水泄不通，到了跟前才见一层层的人或坐或站在公路上，把过往车辆截在道路的两头。我停下车，问人才知道，糖厂卖了地，工人的安置却没落实。这些工厂的职工就出来拦公路，要求政府出面处理。我说，你们拦公路就拦公路，放我过去，我还要干活呢。一个人就问我，你去哪干活？我说，喏，前面不远就到了，我指指不远处糖厂那个工地。那些人突然很激动，就说不能让他过去，这个房地产就是吸血鬼，把我们的血汗钱榨干了。有些人也跟着应和。我不敢得罪这些人，想了想，只好把车停在路边的紫荆花树下，悄悄地走进人群。工地不远，走一下就到了。后来我听说来了几辆军车拉来武警和警犬。这些事跟我没关系，收工回来，公路是通车了，我的摩托车没了。我把眼睛都揉痛了，那棵紫荆花树下也不见我的摩托车。我以为它停在了另一棵树下，但是没有一棵树下有我的车。他费力地咳嗽了几下，就像车再一次丢掉般难过。

这时杨丽云的母亲走了进来，把茶水放在桌上，瞪了杨父一眼。她对我说，我跟丽云她爸说了，一辆破车，多少年没年审了，说不定是交警当废铁拉走了。他坚持说不是交警拖走的，是被人偷了。他不听我的，整天失魂落魄，想去把车找回来。工头有意见，骂了他几句，那天也是鬼遮眼，竟然在二楼跌下来。

我忽然想起过年在家的往事，母亲数落父亲的一番话。在那一刻，我再次感到一阵强烈的昏眩，过去水泥厂的尘埃又簌簌而下，密密麻麻像是一场寒凉的春雨，落在我的眉睫，落在我的肩头。它们没有嘴巴呼喊，而我却听见它们的声音，由细小的响动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呼啸，应和着巨大的滚轮，旋转着，翻滚着，从车间里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心悸半晌，不再听见任何声音，脑子里只剩下一片影影绰绰的白。

外头的春光正好，把一棵石榴树的叶子照耀得像一片片发白的玻璃碎片。那个六七岁的男孩撕开了光的帷幕，周身披着金色，进得门来，直要水喝。杨父望了一眼孩子，对我说，这个是最小的孩子，有时已经可以帮上忙了，丽云还有个妹妹，在读初中。我点点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便站起身来，走出去。

正好春生和阿炳已回来了，笑哈哈地一人捧着一条大草鱼，大草鱼扭动着银光，眼看要落地，阿炳顺势用拇指抠住鱼鳃，举了起来。班主任，班主任，我叔父听说你来了，让我到鱼塘里打两尾鱼上来。他俩又去厨房帮着打杂。我站在一旁有些尴尬，就出去抽烟，眯起眼，听着厨房里无比生动的声音。扭断芹菜的声音，火舌咕咕舔着稻草和镬底的声音，菜刀笃笃剁着骨头和砧板的声音，掀开油钵，合上盐罐，还有生水射进镬里的咝咝声……

这餐饭是令人难忘的。杨父还不能喝酒，他说老师啊，他欲言又止，我连忙摆手，希望他别说了。我们吃着白斩鸡、大草鱼、酸糟辣椒。青岛啤酒已经不冰了，起初春生和阿炳还小心翼翼，不好意思。我说你们怕喝醉了呀，说完这句话，我认为如果是杨丽云在，这就是她会说出的话。现在，也许她正在服装厂里加班。那个三姐带她去了东莞一间服装厂，具体做什么，连杨父也说不清楚。春生和阿炳笑眯眯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我和两个学生喝光了一打啤酒。那时我们都酒足饭饱，时间也不早了。也许是酒力发作，我看着杨父略有些佝偻的脊背，常年在工地劳作的肤色，心中升起一股悲哀。该向主人告辞了，杨母递给我们一人一个红包，说是初次上门，讨个吉利。我连声感谢，跨上摩托车叫他们赶紧出发。在路上，我摸了摸口袋。刚才我把身上仅剩的三百块钱压在碗底了。想起我的学生杨丽云，仿佛正独自坐在教室的中间，她那双黑黑的眼睛，凝视着我。

杨丽云就这样消失在我们中间。关于杨丽云的记忆，似乎还停留在她嘲笑我不会锄地，而一把抢过我的锄头弯腰干活的身影。我别过脸，看向农场过去栽种在围墙边的一排尤加利树。尤加利树在暮晚的秋光中，轻拂着淡紫的色调。干爽的草木香味一阵阵送来。她锄地累了时，脚踩着锄头，脸上慢慢升起一轮红晕，出神地看着远山。

她把下巴压在木柄上，说老师，你为什么要种菜？我讨厌种菜。

我说你为什么讨厌种菜？

她说你还没回答我呢。

我想了想，也许只是因为大家都在这块地上开垦吧。

就在这时她说出了那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她说，世界在变，我要变得更快才能跟上世界的脚步。我莫名其妙，说你想什么呢。她把下巴抬起来，说，算了，说你也不会懂的。

我说，好吧，不说就不说。十几岁少女的心思，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

后来她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我。信里说：

班主任：

您好，我听说您开学时去了我家。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我不敢告诉您，我让同桌小敏和您说。她说你们去了我家。

我堂姐年后就带我下东莞了，主管说我年龄太小，我堂姐求了很久，才答应我留下。后来堂姐说，主管只不过是吓唬我的，这是他们一贯的管理手段，目的就是在开工资的时候，少给一点。在服装厂里做工，每天连吃饭都很赶，幸好加班有加班费。我第一个月靠自己的双手赚到了五百三十七块钱。拿到钱以后我哭了，我的姐妹以为我被欺负了。还是我上铺的娟姐了解我，她说我一定是想家了。

我的父亲因为摩托车丢了，整天魂不守舍，在工地上摔断了骨头，再也干不了力气活。我母亲身体也有病。我本来不想说，不过我现在好多了。离开了家，我有时觉得压在胸中的什么东西，慢慢离开了。

在宿舍里也有好姐妹，她们会帮我，带我逛街，有时还偷偷给我看她们男朋友的照片，他们都是别的厂的，还说我是高中生，帮把把关。看我脸红就说哎哟，想不到你还怕羞咧。每当她们开我的玩笑，我就打开我从家里带来的课本，假装在复习。虽然辛苦一点，不过也很有乐趣。

每天宿舍都准时熄灯，这个习惯让我有一种仍然生活在学校的错觉。

祝老师桃李满天下

丽云

2002.5.26

我的目光最后落在一个叫作顺成服装厂的地方。东莞市东城街道同沙社区，在信封的右下角。面对这个陌生的地址，我仿佛陷入了迷宫，因此，回信几乎是怀着愧疚和无奈写就的。除勉励以外，也简短地写到了班级的情况，这一部分内容，我担心会引起她过度的怀想而尽量简短。倒是在信里用了很长篇幅写了菜园里的变化，那些南瓜、丝瓜、苦瓜，开出来黄灿灿的花朵，给人一种强烈的希望。以及学校限制用水以后，老师们和三德子发生的小风波。我甚至在信里取笑了大校长，把我们给他取名阿鲁法的原因告诉她。后来我想，大概是出于对工厂生活单调的担忧，这些不无调侃的话或许是有用的。

我是在周末一次酒后写的信。我们几个班主任通常在看完学生晚休后，骑上摩托到队上的芳姐牛腩煲喝上几瓶啤酒。那些啤酒增进了我和同事的友谊，也更多地了解到学校越来越苛刻的原因。自从换了老板，学校便每况愈下。学校竟然为上学期“丢失”的两个电视遥控器追究责任，非得我垫钱才可以领工资。又因为十月有三个学生没有交伙食费，竟然扣了我等量的工资。我据理力争，打电话给校长，结果校长一再推脱责任，让我做学生的工作，好像这是我的过错。

像酒醒之后悔恨做过的事，我的信显然写得太长，但我仍然寄了出去。既然它写了出来，就应该给它一个地址。而这个地址，自然就是我想象中缝纫机突突突地前进的服装厂。她可能也睡在下铺，她就那样靠着墙壁，阅读了我在一次酒后写出的回信。

周五上午上完第一节，没我的课了，我出去寄了信。回来时拐进了校门对面的甘蔗地。沿着堤埂深入，一路发出哗啦的声音，不见晃动，却有风声出没。一时阒寂无声，忽而鸟鸣传来，像是信号，前景于是变得明亮开阔，露出几块白石。我一跃而上，原来有一大水洼，也许是过去炸石头留下的巨坑。水底下，许多螺与水虫、小蚌的足迹，交错混杂，如人间的道路。鱼群闪着细长的银光，阳光被伸出来的甘蔗叶挡住，落在水底。被风一吹，有如小蛇游走，无论怎么努力，不能挣脱，也不能前进分毫。我看得呆了，不觉前途渺渺。阳光把人晒得有些混沌了，索性躺下来，看看天，看看云。夏日的云朵正值壮年，宽厚而多情，变换着形状，如猛兽，如孤鸿。忽然化为一只鹰，渐渐充盈了羽毛，生出色彩，点上摧毁一切的尖锐眼神。它盘旋在头顶，划着弧线，圈出它的蓝天。鹰张开翅膀，借着一股力量，似是驮着云在前进。我想，也许它看见了我。而我，却看不见它那锐利的眼睛。

我闭起眼睛，神游天际，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带着我的信吹到天际……我的周身被包裹，被覆盖，也被穿透。

正要回去打饭，老李骑着摩托冲出，跟保安比画着方向。看见我，便大喊，老涂，上车！我下意识地跳上车，一路风驰电掣，往养殖场方向开去。他说，刚刚几个黄毛来搞事，估计跑到十四队去了。路上都是马皮石，在直道开快车，石头弹射出去，感觉要飞起。我心中快感与暴力油然而生，想要抄起棍棒，什么染发青年，什么爬围墙、打架、赌博、上迪吧、K粉，什么梦想和飞翔……都一一击溃。

掠过一片又一片作物和树林，恍如掠过了一个个季节。沿溪而上，却到了尽头，这里并无敌人的踪迹，内心的暴力却越加浓重，如密集的鼓点敲击着我。

也许是在岔路时错过了？就像错过从前的许多。不明的缘由，似瘫痪在溪中飘零的浮萍。我下了车，往上走。他们没必要钻进甘蔗地，那他们去了哪里？养猪场后面是个鱼塘，猪粪的臭味向我们袭来。更远的地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灌溉堤坝下，白鸭子静静睡着在草地上。老李说，妈的，跑了。我不禁也骂道：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踢掉一块石子，我拿出烟来递给老李。猪栏里饥饿的号叫，灌进我们的耳朵。他猛吸几口，扔掉烟，在地上踩出一个黑色的弧圈。我们回去吧，可惜让他们跑了。我甩甩手，手中好像还握着那根想象中的木棍。

一个拐弯处，我张大嘴巴作势要喊，老李已经接过了我的嘴巴大吼一声：别跑！三个年轻瘦长的小子走在路上，愣了一下，拔腿就跑。他们往不同的方向跑去。往岔路里一走，全是老旧的宿舍，马力全开。我坐在后座上不得不使劲抓住屁股下的铁架，身体不断地和他碰撞，刹车啊，拐弯啊，加速啊，刹车啊，拐弯啊。每拐一次弯就慢下来一点点，好像在拍一部警匪片。事实上，骑着摩托回去的路上，有个小女孩问：叔叔，你们是警察吗？黄毛总是让我看见一个背影，那个背影现在想来，简直如同理想，如同鬼魅，见又不见；而我们反复地在迷宫中转弯。时断时续的牛皮河，跟着我们一起奔跑。空间逐渐开阔，无人居住的废弃房子减少，面前是一个篮球场，水泥龟裂，杂草丛生。黄毛就在前面，他无路可逃，插翅难飞了。

我们停下车，他也停了下来，再过去就是静静流淌的牛皮河。

他转向我们，怪异一笑。我只记得他黄发下苍白的肤色，像一个影子。他弹起左腿，一个箭步冲了起来，向着牛皮河跑去，紧接着一个飞身，用力地把自己扔了出去，只听见簕古树撕裂破碎的声音，他背身摔在柔软而长满倒刺的簕古树丛上，扭成一团停顿了几秒，便扒开那些剑一样的叶子，头也不回地消失了。

说不清过了多久，我收到了杨丽云的第二封信。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在QQ上说话，而选择写信。她说她在厂报发表了文章，拿到了三十元稿费。用这笔稿费，请姐妹们吃了一顿牛杂。我依稀记得她说不想在厂里做了，具体原因没有说。或者说了我没有留意。这是可能的，因为我那时正为了父亲的事焦头烂额。

与此同时，学校里也发生了不少事情。先是一个女同事辞职，再是我隔壁的一个同事考上狱警，面试成功后连夜跑掉了。我们笑他犯人关个十年八年就放出来了，他这是下决心把一辈子搭进去。但他连夜卷铺盖走人的时候，我们都转而羡慕他，是他促使我思考自己的未来。

我当时经常往返于春城和省城之间。发生那件事后，父亲的精神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我说不上是不是恨他，或者当我发现自己身上有他的影子时，我恨的其实是我自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挣扎。

他的咳嗽一直都有，但后来越发明显，瘦得实在怕人。每吸一口烟都咳嗽好几次，仿佛在咳出一辈子里遭受的苦难。去医院一看，医生把我的母亲叫到办公室，让她坐下，那是个中年医生，他橡胶套里的手指着CT上的部位，说这里，你注意到了吗？我的母亲茫然地跟从医生修长的手指，又看向口罩上方的眼睛。医生顿了一顿说，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妈塌掉了，似乎听见医生说什么要瞒着病人……不是病死的，而是吓死的。后来医生对我重复了这些话，水泥厂上空的灰尘又簌簌落在我的肩头上了。

我向阿鲁法请了假，把我的父亲从人民医院接回家，和亲戚们商量着去省城，再检查一遍，钱的问题大家帮想办法。我的父亲仿佛知道自己的命运，他是个病人，而且是个顺从的病人。任由我们把他和他的病带往省城。在去省城的前一天夜里，我沉浸在不幸的预想和侥幸的假想中，无法入眠。就这样，父亲在省城的医院住下了。各种检查后，他的咳嗽不占空间，却填满了病房，衬衣口袋里的香烟当然也被没收了。

十点过后，住院部沉寂下来，好像各种病都休息了。折叠床总是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我只能尽力保持不动。我做了梦，恍惚中和父亲下棋，楚河汉界，推卒过河。一道强光打在我兵临城下的卒上，他在犹豫，这眼前的局面，该往前一步，或守住出口，等待天亮时分的援兵。忽然间，漫天的大雾逐渐靠近。伸手不见五指的迷雾中，父亲毫无知觉，正凝神棋盘，在思考一盘残局的来路和走向。腥风吹来，我心下大骇，雾气拂上衣衫，将我们都打湿。大雾缓缓分开，一辆红色摩托湿淋淋的，像是熄掉了引擎，沿着惯性向前滑行。父亲犹豫着从棋盘前站了起来，走上前去，掏出一把钥匙。我喊，爸——别！他吓了一跳，钥匙掉落深渊，不见回声。他回了我一个谜一样的笑，缓步走入越发浓重的大雾，先是他的头，接着是上身，直到他瘦得晃荡的腿消失不见。在雾气的流动下，摩托也不见了。只有一匹迷途的马在嚼地上的草，无声无息。我的梦从来没有声音，我喊不出来，棋盘上早已硝烟溃散，乱成一团。

睁开眼睛，父亲竟不在病床上，我心有戚戚。门留着一条缝，走廊的光斜斜地照进来，把门口分成两半。我穿上拖鞋，发现他站在两栋楼之间的露天小平台，点着烟。他把从后背开口的管子捧在手上，那是抽取积液的容器，现在是父亲的外置器官。随着呼吸发出咕噜噜、咕噜噜的声响。我深呼吸一口气，想责备他，话到嘴边却什么也说不出。夜里寒气入侵，我说，爸，回去吧。他不出声，静静地看着江的对面，那隐约闪烁着灯光的新城。夜空中的星云薄而透明，似是宇宙吐纳的气息，凝固在寒夜。他把我的烟还给我，就像小时候从口袋里摸出一粒泡泡糖。我抽出一根烟，犹豫着，要不要点燃，仿佛我们之间相隔着一条春城的河流。我想，父亲其实已经知道，但他是顺从的人，我和他一样。我恨自己为什么和他如此相像，什么时候我可以不再顺从，也许我们不会沿着惯性继续下去。在夜风抚慰之下，我说爸，回去吧。

回到病房，鼾声渐渐平复，我却再也睡不着。我回忆起那次回家的事，这实际上是我和杨丽云之间的秘密。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只有我知道的秘密。当时我爸正坐在大楼院子的空地上，我叫了两声爸。他没应，手上拿着打木糠灶的竹筒，眼神空空荡荡。夯好的木糠塌了，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到一辆黏着石灰水泥的摩托。随口就说，爸，怎么买辆破车！听到车这个字，我爸嘴角动了一下。我又问了一句，他却答非所问，说怎么就开了呢。我跟妈咕嘟，爸是怎么了，比丢了车还失魂落魄。我妈啐了他一口，说，别提了。你知道上个星期大转盘出了什么事，糖厂工人拦公路了。你爸……哎，真的，我都不想说！别人拦公路跟他有什么关系？半点关系都没有，自己的车不见就算了，他竟然做出这种事……偷别人的摩托车干什么……太幼稚了，真的太幼稚了……

我妈每天在医院天桥下的城中村排队租用高压锅熬汤给他补充营养，而我请不了长假。阿鲁法开始还关心几句，后来就有些不满。我只能三天两头跑。经常胡子拉碴到教室里上课。当我回到宿舍，从窗台看到菜地长满杂草，我想到杨丽云说的话，世界在变，我要比世界变得更快。可我又能变成什么样呢？

那天是星期五，阿鲁法说起工资我已经窝火。他口齿不清，我能猜测，他的意思是我请假那么多天，基本上工资扣掉大半。我不说话，看他能说出什么。我想说，我也不想这样，但我说出来的话却是——那我辞职吧。起初阿鲁法还挽留两句，我看出他只是惺惺作态，略微抬头，仿佛在说，那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呗。麻烦把这个月工资给我结一下，我说。这时他淡淡地说，辞职的话，这个月的工资是没有了，我们要扣除你的住宿水电等费用。我火气上升，还有没有王法了？整天说什么按照国家规定的政策办学，这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你们这是违反劳动法的！他视线没有离开过电脑，只是说，那你把违法所得退还给学校吧。我再也气不过来了，摔门而出。

最后一班到省城的大巴晚上九点从春城出发。踏上大巴的一刻，忧伤代替了愤怒。逃离也许不是正确的选择，却像是我该有的归宿。茶色玻璃窗外，是无边的原野，星星点点的村庄的灯火。渐渐地，便只看见拔地而起的黝黑的山，遗世独立，彼此相隔。这些毫无关联的山，仿佛没有依靠也没有希望。我突然理解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远，让杨丽云在她的第二封信中吐露了内心深处更幽暗而忧伤的故事。

父亲的受伤让家道一落千丈。摩托车丢失以后，连工作也没了。她的父亲不仅受到了工头的奚落，还有村民的嘲笑。只有钱，才能让他们家重新抬起头来。每当夜里，母亲便咳嗽不止，她总是心惊胆战，好像在替代自己的母亲屏住呼吸。夜深人静，躺在工厂的宿舍，她为自己的离开松了一口气，同时也为自己产生这种想法而羞愧。

车在凌晨前到达省城的车站。我的父亲肯定已经睡了，他身上携带的肿瘤也许还醒着，而我的母亲也躺在陪夜的折叠床上。一股寒风把我的思绪吹回到车站，我要去敲响我在省城唯一的朋友韦木华的家。他住在叫作邓家村的城中村里，这将会是我在省城的落脚点。城中村正是热闹的时候，龙蛇混杂，三教九流。年轻的人们下了夜班，总要出来喝酒夜宵。我在省城读书时，认识了韦木华，和他喝过无数次酒。在此之前，我去农院路批发盗版书回春城卖给那些高中生，《我不是教你诈》《点一盏心灯》《爱原来可以如此豁达》这些鸡汤书相当好卖。后来去了宏运中学，兜兜转转之间，我又回到了省城，想必他不会拒绝我这个半夜登门、额上布满风霜的朋友。

第二天一早，韦木华买了牛奶和水果，和我一起去探望了我的父亲。母亲很高兴，洗了水果给我们吃。坐了半晌，隔壁病房的小伙子来找父亲下棋，说有忧下棋解。我把韦木华送下楼，一起在江边抽烟。我帮他点了火，自己却打不着了，拇指划拉几下，连火石也不知弹到哪棵草丛里去了。我拿着他的烟驳火时，韦木华说，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老乡，离这也不远，我听说那个人有治疗癌症的特效药。我说，现在到处都说有特效药。其实都是骗钱的。好吧，韦木华说，得空来找我喝酒。

我没找韦木华喝酒，在住院部七楼度过那个新年后，医生建议我们把我的父亲接回去。

我回想起新年前病房里来的一对夫妻。住院的是丈夫，他很少说话。而他的妻子，则像个俄罗斯厨娘一样浑身是肉。她终日絮絮叨叨，细数从事过的各种职业，帮别人做饭啦，帮人疏通管道啦，清洁工泥水工门卫啦，似乎她从出生开始就在劳碌，生下来就那么闲不住。她和我妈就隔着病床说话。当她小声说自己的丈夫偷偷拿钱去买彩票，中了大奖就不用出去干活的时候，她那张露出龅牙略显狰狞的脸便出现了少女般羞涩的温柔，她的丈夫忍不住要说话了，那个和我父亲一样瘦不棱登的男人，不知从哪里摸出一张粉色的双色球彩票，仔细地望着上面的红波和蓝波。

新历年中最后的阳光耀眼地洒在行道树上。俄罗斯厨娘说，小伙子，你爸的头发长了。我问父亲，明天我带你去剪头发好吗？他眼睛迟缓地转了一圈。俄罗斯厨娘开口了，你爸这样子肯定不愿意出去被人看见了。等身体好了，不用你带他自己都要出去快活。我妈笑了，她看我妈在笑，就继续说，如果我男人能好起来，他以后做什么我都不说。他就是出去找别的女人我都不拦着，说罢自顾自笑了起来。

她突然眼睛一亮，对我爸说，我帮你剪头发你要不要？

她边说边在储物柜印着飞机的行李袋中翻找着，居然抽出一把老式飞剪，你看，我连这个都准备有。我以前学过的，她骄傲地举起飞剪，像在诱惑一个孩子。我父亲体形上越来越瘦小，脾气也越发像个孩子。他点点头，定期理发剃须的父亲顺从地坐在凳子上。午后的阳光正灿烂，天空很蓝。窗帘拉上时，病房里有着暖暖浮动的光。浮尘被一缕阳光罩住，在翻滚，在升腾。我把昨天的报纸撕掉一个缺口，套在他的脖子上，垂在他胸口上的是一则公园里的菊花展览报道。俄罗斯厨娘不再说话，在咔嚓声中，灰白的头发不断落在五颜六色的菊花上，又短促清脆地散落在地板上。此时的父亲，就像一个在脖子上套着枷锁的囚犯，低着头，悄无声息地看着自己被发配边疆，前路茫茫。

在度过那个新年后，我们告别了俄罗斯厨娘还有她的丈夫，回到了春城。我记得班车上空滚动着闷雷，雨始终没有落下。路两旁的剑麻直刺天空，父亲想起了什么，他说这些剑麻原产地在墨西哥。十几年前，还有工厂大量收购，现在工厂都倒闭了。墨西哥？嗯，父亲说，我喜欢墨西哥，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想去墨西哥看看。我顺着这些剑麻，一路延伸，在上万公里之外，墨西哥隔着太平洋正在蓬勃生长，而乌云在剑麻的头上，开始落下点点滴滴的雨。

回到春城的日子，我继续贩卖盗版书。我的母亲一度对我很失望，转而又对我唠叨三十了应该赶紧找个人结婚，我假装听不见，拿上鱼竿，来到电闸的坝下钓鱼。躺下来看天上的流云，凝视久了，电闸的水流冲击声竟然使人着迷。我钓鱼的次数更频繁了，和春城的河流的关系就像亲人，因为它们的呼吸更像一种安慰，甚至有着诗意，平静而恒久。我不止一次地想，也许我应该像杨丽云那样，到广东去找工作。没想到她那中毒的QQ头像又活过来了，她说她要去省城读卫校了。我的耳边似乎又响起杨丽云的话：世界在变，我们要比它变得更快。

是韦木华的电话让我再一次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

我在双选会上碰见过三德子。双选会现场人山人海，我们一个照面就错开了。他额头上的头发越发稀少。韦木华趁着前一晚夜班，在休息日陪我去六医院买了二手电瓶车。我在邓家村里租了个顶楼的单间。白天骑着车四处溜达，晚上等韦木华从医院下班后在牛杂摊喝酒消磨时光。韦木华说，你整天没事干，不如骑电动车拉客也好啊。

溜达一圈，一整天只拉了三个客，挣了九块钱。最后我回到韦木华上班的中西医院门口。韦木华说，你这样不行，拉客的都在车头挂个头盔，当时要是买个摩托车就好了，城里就没见过电动车拉客的。你是第一个。

不久，投递的简历有回音了。有个地产广告公司邀我面试，面试通过了，第二天去报到。真是福兮祸所伏，第一个星期我放村里的车就被撬了电瓶。谁能想到连二手车电瓶也有人偷呢。我只得推着车，一路推，一路骂，只想早一点看到路边摩修店。正郁闷时，在城中村口的牌坊边看见漆着林记摩修几个大字的招牌。我没好气地喊了声，有人没？只听见铁器碰撞的声音，出来一个染黄头发的精瘦青年，穿着一条剪出破洞的牛仔裤。他像是没睡醒。我说，换电瓶。他眼神扫了一眼我的车，三百七。见我在考虑，他问了一句，换不换？正欲转身回去。转了一半的身子，脖子回头看了我一眼，扭回去，又转过来看，像我在确认银行卡号。

他忽然似笑非笑，你是不是那个……向日葵老师，你以前是在糖厂中学当老师吧？

我不记得有这样一个学生了，脑海里快速掠过学生们早已模糊的面孔。只好问道，你是……他打断了我的思绪，你应该不认识我，不过我认识你。他又往前了一步，说，真是冤家路窄啊，这个电瓶就收你五百块吧。怎么样？

什么冤家路窄？这简直是抢劫，我要赶着去上班，偏偏这么倒霉挨偷了电瓶又遇上个神经病？

他已经来到我面前了。跟你开玩笑的，你就是向日葵老师，我不会记错的。三百块成本价，我帮你换了。

我说换吧。我再一次声明，不当老师好多年了。他递给我烟。我不安地抽着，看他去拿电瓶，三下两下拆掉包装，手上功夫挺利索，嘴巴还叼着烟。他说要是我住得近，得空过来，帮我把电瓶焊死，那些人就没办法下手了。我说我住在邓家村六组。他露出一口好牙，说他以前住春城糖厂，经常去学校外面玩的。老师，有空我请你喝酒。

我骑上车，大声说，别叫我老师了，别再叫我老师。

我风驰电掣赶去上班，在狂奔中，似乎终于想到这个染着黄发的青年是谁了。

叫我小林好了，他说。我说，你可以叫我勇哥，别叫老师了。我们正坐在邓家村的烧烤摊。桌上点了鸡爪、肥牛、韭菜、紫苏田螺、生拍黄瓜。青岛纯生开了盖，气泡从瓶子里逃逸般冒出。

我们推杯换盏几个来回，他告诉我他是糖厂职工子弟，糖厂破产后，父亲仍然住在憩园旁边那一排宿舍（憩园你知道吗，就是有水帘洞和假仙女那个公园。我小时候在小公园泡大的）。糖厂中学停办以后，我也不读书了。母亲去了广东帮人煮饭，后来就没了音讯（不想，不过有时做梦会梦见）。在春城混了几年，同学也都毕业了，我不能再留在春城混日子，就去学技术（从小喜欢开摩托），跟朋友出来开了摩修店（再也不想回春城了）。从他的话语里，我没听出他的悲伤，似乎一切已成习惯。当年那些蹲在校门口的杀马特里就有他，现在我们坐在省城喝酒。也许只有他头上的黄发表示一点姿态，他们无处安放的青春。要是工厂不破产，他们也许会跟着父辈进厂，等着一卡车又一卡车的甘蔗运到压榨车间，榨糖，造纸，继续为春城的发展埋头苦干、挥汗如雨。我想起以前常用的榴花牌卷筒纸，就问他现在还有吗，他说早就没有了，说着从桌面拿起用了大半的卷筒纸，扯下一片擦嘴，起来去卫生间。

我发信息问韦木华来不来喝酒。他说十点要去上夜班。桌上的烧烤没吃多少，小林的脸上泛起玫瑰色的酒晕。他说自己不胜酒力。

小林说，勇哥，你还记得我不？

我说，你跑得可真够快，对吧？

他哈哈大笑。我们举起酒杯喝了一半。小林说，要不是我熟悉农场的路，肯定要被你们抓到了。你说要是抓到了会怎样呢？我回忆起那次坐在摩托车上的飞驰，似乎肾上腺素又在飙升。往日的黄毛在岔路口不断地奔跑着，看似走投无路，直到他纵身一跃，越过了牛皮河，消失在甘蔗林中。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能跳过去吗？不可能，其实我都不相信我跳过去了。我知道你们过不来了，就在后边找地方一点点拔掉身上的倒刺，你不知道被簕古刺到很痒很痛。我全身火辣辣的，这时才懂得后怕。我听见你们启动油门，离开了农场的旧宿舍。我四仰八叉躺倒在草地上，从没仔细看过天上流云的我，发现农场的云是那么白、那么大，它们飘向远方，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可怜，也就是那时候，我决定不要继续留在春城了。

我说，让你经常来骚扰我们学校的女同学。当时抓到你的话，我肯定把你扔下牛皮河。我们举起钢化玻璃杯，重重地碰了碰，然后一饮而尽。

那段时间小林不时约我去附近的少年宫踢野球。频率大概每周一到两次。大多是临时组局。说实话，我在宏运中学的时候踢球纯粹是为了和学生搞好师生关系。除了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偶尔看国足，也不过是和全国人民一样附庸风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骂他们一顿罢了。所以，我抱着锻炼身体、出身臭汗的目的，去和平商场买了双青岛双星也跟着练上了。踢完球就回村里叫两碟炒粉，来一点烧烤，喝几瓶啤酒。

如果是周末，也会叫上一些朋友。我通常可以邀请的只有急诊科的韦木华。那次酒酣耳热之际，韦木华也过来了。呵呵，他说，你们这些人，都不用陪女朋友的啊？我帮他倒上酒，埋怨他下夜班都不带几个女护士出来认识一下。

小林笑眯眯的，和韦木华单独碰了一杯，就去发信息，信息回过来，他说想让女朋友过来，女朋友说要睡觉了。他似乎有些失望，他说其实她也住在村里，说不定老师你也认识的。

我不喜欢春城，小林说，但我喜欢春城来的人。

你问我们怎么认识的？我记得是去年三月，我脚伤了，膝盖肿了好几天，担心有积液，我就去医院检查。不知道为什么，接待我的护士的眼睛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来不及多想，她就把一根针插进我的膝盖，抽出半筒积液时，电话突然打进来，吓我一跳。原来是护士的电话，电话声在安静的诊室里非常刺耳，所以她匆忙拔出了针头，犹豫了一下，接了电话。我说抽完了没，她没看我，好像我只是一块杵在凳子上的木头。她拿着电话好像拿着炸弹，一个劲地表示尽快，一边又道歉，情急之下，甚至说出了春城的方言。正是春城的方言让我对她可能遇到的麻烦抱有同情，如果不是着急，谁会不由自主地说起方言呢。

我看到了她姓名牌上的名字，等她闲下来，就用春城方言和她交谈，以免她把我当成流氓，再一针打到我另一只膝盖上。

我们认识以后，去过几次公园。她不愿意提起春城的生活。她跟亲戚去过广东，在那里一边上班一边自学，考上了卫校。我曾经问过那个电话是怎么回事，她躲着我的问题。她的眼睛本来很漂亮，也顿时黯然失色。对那件事，她保持沉默，我也不好再问了。

你问我她的名字，她叫杨丽云。你认识吗？

我怔住了，举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说这个名字有点熟。

小林说，中国这么多人，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你把随便一个名字多读几次，你就会怀疑你认识对方了。你再盯着一个字看得久一点，你甚至会发现这个字好像不是你认识的字。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听起来就像要帮我打圆场。难道他知道杨丽云就是我的学生？而他故意问我，又是什么意思呢？

小林有段时间没找我踢球了。

那天十点多钟，我刚好洗澡，打算洗完澡看十一点的英超联赛。看到他的电话回过去，却没人接。心想不如下去买点花生啤酒。小林再次来电，像是有什么事，叫我出去喝酒。我说那么晚，待会看球呢。他说，勇哥，坐一会，我有事。我想了想，说行吧，我这正下楼呢。他问你去哪？我说买啤酒。他说那我十分钟后到，老地方。

几杯下肚，他说，我和女朋友吵了一架。男女朋友吵架不是正常吗，可他的神情告诉我，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他说，其实他不知道杨丽云算不算他女朋友。至少她没有公开承认。我说，你这没有公开承认是指什么？就是我们几乎没有像别人那样逛公园，看电影都很少，QQ空间没有说说。我问过她，你是怕我花钱吗？她说不是，问多了，就说上班太累，下班回去想休息，她不喜欢我问那么多。我理解。三班倒的工作怎么会不累，只是我后来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我有预感，我怀疑她还有其他的男人。每次这样想，我的心里既愤怒又绝望。但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愤怒什么，绝望什么。

我说，那她答应过你什么没有？

你问对了，她什么都没答应过我。这也正是我无能为力的原因。

我说，那你们有过那种关系没？我的声音里杂糅着一阵强烈的痛苦。他没回答我，而是喃喃自语，杨丽云找他借过几次钱。还了又借，说是在做什么投资。

借得多不多？一万几千，他说，我也没往心里去。

我说现在还欠着？他说是。这娘们，她说你凭什么管我啊，你管天管地，管我干吗。他似乎要哭出来，把头深深地埋在大腿里一下一下地抽泣。过了一阵，他抬起头，眼泪七歪八扭，承受了许多痛苦一样。我不应该那样想她。勇哥，我错了，我该怎么办……我是真喜欢她啊……

我快速地回忆杨丽云在QQ上跟我借钱的时间。那时她跟我报喜，考上卫校不久，我没有拒绝的理由，甚至认为这是一个让我能够做点什么的机会。我需要这样的机会。不管她把钱花去什么地方。如果说过去还有心动，现在则包含了责任和难以描述的感受。因此，我喝了一口啤酒清了清喉咙，我说，兄弟啊，你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个大难题。我上一次恋爱还是做了个春梦，梦见刘亦菲。

后来我想，如果不是小林的一番话，我恐怕不会主动去找杨丽云。

事实上，她在省城读卫校，直到毕业、工作，除了QQ上时不时地联系，我们还从没见过面。主要是我认为不见的好。上一次见面，我的父亲还在人世受苦。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命运或许给了我一个机会。至于这个机会是用来干什么的，我当时还懵然不知。

见面那天，天空中还有大片大片的云朵，但天气预报却说将会有暴风雨。往日邓家村广场卖气球的女孩正站在路口，用力地握着一群蠢蠢欲动的马卡龙氢气球。等待的时候，我顺手买了一只，缠绕手上，也许送给杨丽云。这样一想，我的心里似乎产生了一阵轻微的昏眩感。

我认出杨丽云了。她小心地化过淡妆，但却像刚刚睡醒，打了个哈欠。时间已经悄悄地改变了她的容颜。她再也不是那个清清爽爽的短发少女，我们和这个世界一样，都改变了。

她果然就注意到了我手上的气球。我递给她，说送给你。她轻轻拉了拉那根束着气球的细绳，就这样，用这根细绳，我们又连接在一起了。马卡龙气球下降，又上升，下降，又上升，这样一连玩了几次，动作像跳舞。她的脸上挂着孩子气的笑容，我想起这样的笑容还是许多年前在学校时看到过。气球陡然让周围有了生气，甚至产生了短暂的幸福感。

我说，你带路吧。实际上，我们住得不算远。肩并肩走在城中村，恍若隔世。这里四通八达，外人不熟悉，还真不好走。走过一间小超市时，我进去买可乐。不喝一点酒吗？她撇撇嘴，你们去我家不是喝了一箱啤酒？我很惊讶她居然还记得，只好听她的，又买了六听漓泉啤酒。我记得我们经过了两个麻将馆，一个水果机游戏室，还路过一丛观音竹，往右绕过两条狭窄的巷子，面前豁然开朗，一栋五层的民房，前面是个长满了水葫芦的池塘。几只鸭子合拢翅膀挨着竹林午睡。

我沿着她的视线，看到四楼上晾着的白大褂。

宿舍是个十多平方米的单间，进门是厨卫，再进去是靠窗铺着床的客厅卧室，光线不错。房间里散发着女性独有的气息。她说，班主任你随便坐啊。我说，你怎么还叫我班主任。我翻了翻桌面上的医书，就到厨房帮忙，说好这次是我做饭的。

厨房不大，施展不开，磕磕碰碰之下，干脆把她赶进房间。弄清楚油盐酱醋的位置，便切切切、剁剁剁，煎煎炒炒，不一会儿，食物的香气被油与火释放出来，充盈着厨房。不知何时，我仿佛感到身后有一股气流，杨丽云已站在我身后，凑近来，鼻翼像婴儿般皱了皱，说好香啊。

这顿饭把我们带回到宏运中学的时光。夏日夕阳下的荷塘，宿舍楼后面教师们种植的蔬菜，以及天蒙蒙亮时校园广播无数次响起的《流星雨》……起初，我们喝的是可乐，我说，说到这些我就想喝酒。她说好，我也陪你喝一点。

我说，我先想个祝酒词：人生所有的相识，都是为了久别重逢，让我们干杯！我们碰杯，她也把酒喝光，拿手背揩了一下嘴角，眼睛里好像闪烁着湿润的光芒。

几番碰杯，忆苦思甜，杨丽云的脸颊早已泛起红晕，盯着我的手背看。她说，你的血管好粗，好入针啊。那些凸起的血管像我走过的路，想起了躺在甘蔗林里白石上的我，望着天边的云，不自觉地说起了那个午后，说着白云苍狗，苍鹰展翅，万物阔大而明亮，如今暮色已侵入房间，似乎被那巨大的翅膀遮住了光芒。

我忽然说，你别喝了。

你是怕我不能喝，还是不给我喝？一时间气氛有点不同了。她扬起头，脸上是过去那种倔强的表情。

喝多不好。你要是喝不了，就不要逞强。我试探着说，你有什么事都可以告诉我……

你别管我行不行！

我说我什么时候管你了？你一声不响去了广东打工我管你了吗，你读书，你毕业，你上班了，这么多年我管过你什么了……你要是醉了我才懒得管你呢。一时间，大家都不说话。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什么，只好喝光了杯子里的酒。她倒酒，动作不像喝醉。每个人喝醉的样子都不一样，有的人喝醉会哭闹，有的人会傻笑，有的人会一直说话，还有的人不愿意回家，当然也有人喝醉了倒头就睡。而面前的杨丽云，她的确还没有醉。我可不希望她喝醉了。你别管我，她说，这是在把自己当成我父亲了吗？

我去洗碗，你慢慢喝，她说着已收拾碗筷起身进了厨房。里面水花四溅，不多时，杨丽云已经码好了碗。手上的水揩在腰间，她的T恤都溅湿了。我俩默然相对，挨得很近，她后退一步，靠在墙上，眼睛望着我，目光像水草一样柔软。她那双迷离的眼睛合上了，但我却逃也似的出了客厅。

事情发生在秋风乍起的日子。左麟右李演唱会的那一天。我们的同学从各处汇集到了省城，他们有坐火车的，有坐中巴车的，总之，那一天，许多人都来了。我们的朋友也借着演唱会的名义，召集起来，到百迪乐唱歌。人来了一拨又一拨，酒叫了一打又一打，歌唱了一支又一支。

每个人点着主打歌。唱得烦了就去喝酒。同学叫来了同学，朋友叫来了朋友，到了后来，会发现很多人都不认识，但是彼此之间又在聊着天，摇着骰子，喝着酒。有的人不见了，等下又出现在你面前，继续喝酒，和你搂着肩膀，称兄道弟。

我们还玩一种贴扑克牌游戏。每人分到一张牌，贴在额头上，我们可以看到别人的牌，却看不见自己的牌。我们要猜测谁的牌大，猜对的赢，错的喝酒。我们多尼诺一样围绕着茶色玻璃长桌。包厢从下午的日场一直持续到了晚上，我叫了韦木华来，我也叫了小林来，他的头发已经染黑了。韦木华带来一大瓶雪碧，又从口袋里掏出了几瓶小瓶红星二锅头，呵呵地咧开嘴笑了。他说，那么多人啊，我带的不够哇。我回头望去，人多得令人有些恍惚，午后的倦意从深处涌上来。啪的一声，小玻璃杯里的二锅头和雪碧猛烈地撞击，无数的泡泡奔涌而出，消失在空气中，我们仰起脖子一饮而尽，有白酒的清香，也有雪碧的柠檬冰爽。这个喝法很快吸引了大家的目光。韦木华这时像个魔术师，他说，这个叫作情人的眼泪。众人说，这名字好。韦木华又说，比例是一比三，边说边倒，每人面前都是一杯透明的液体。预备——敲，啪啪啪，啪啪啪……此起彼伏的碰撞声、点唱机的音乐、骰子摇动声、猜码声，把耳朵灌得满溢。

人们来来往往，包厢一时显得很大，一时又显得很小，浑浊的空气包裹着我们。一个女人拿腔捏调地唱着李克勤的《飞花》。不知为什么，每次在KTV总有人必须要认认真真旁若无人地唱几首歌，如果来的人够多，待的时间够长，又总是有人要流泪。

不知道什么时候，小林不见了。等我再次看见他，我已经和韦木华下楼吃了一碗螺蛳粉。我看见他把电瓶车停在一株花期将尽的紫薇树下。他招招手，欲言又止，匆匆忙忙跟了上来。当时的时间是九点左右。我坐在软皮沙发上，正要点一首陈奕迅的歌。

勇哥，我听见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看，是小林。怎么了？你面色不好，喝多了吧。当时包厢里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还有人在涌入，他们就像影子一样来来回回、进进出出。所以我甚至都没有听清小林说的话，但看到他焦躁的神色，我示意他出去说。面向着大厅，巨型吊盏灯饰辉煌夺目，小林嘴巴哆嗦，好像很冷。我递给他烟，发现只剩两根。我替自己也点上一根。

从鼻孔直直喷出两条烟雾，他说，我跟踪到那个男人了。

什么男人？我的心里一紧。

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我的怀疑吗？

你跟踪他干吗？

他有些语无伦次，你听我说，她让我别管她，但我真的放不下。问丽云她又不说，可能真出了什么事，我也想去质问这个男人，我真的想拿起板砖拍过去。他踉踉跄跄，应该是喝了酒。我看见他从杨丽云屋里出来，挠挠脖子。我远远地跟着他，一阵浑浊的酒气。城中村里小巷的路灯都很昏暗，隔几十米一盏，隔几十米又一盏，我跟了一盏灯又一盏灯，要是我早点咬牙就好了。等我看见他又挠脖子的瞬间，下了决心弯腰拿起砖头的时候，一辆电动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妈的，我只好装作绑鞋带了。那个男人像看一块伤口那样厌恶地看了我一眼。他的左额角隆起一块小包。要是我拍了他就好了，要是我拍了他……

别乱说，我推了推他，又把他搂住，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停不下来，接着说，后来，我等他走远，看着他缓慢地穿过了邓家村广场，招手拦住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或许我应该回去问杨丽云，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勇哥，你说我怎么办？话没说完，眼泪就流了下来。烟灰从他颤抖的手掉落在地上，他扔掉了燃尽的烟头。

我说，她现在会有危险吗？他把脑袋摇了又摇。喃喃地说，我不知……我不知道……我说，现在你也喝了不少酒，最好找一个清醒的时候再去谈。当年他在农场的小道上狂奔的样子多么骁勇，也许是爱情，让他变得软弱，变得毫无主见。我把他拉回包厢，他木然地坐在沙发上，被两旁的人挤得东倒西歪，目光涣散。一杯一杯地灌着酒，他很快就倒下了。我跟韦木华说，帮我看着他，别让他离开包厢，我去买包烟。

我跳上电瓶车，一脚踢掉车撑，远远近近地听见体育场上的演唱会，各色射灯刺向天空，像是我背在身后的几把宝剑。一路呼啸，脑海里闪现着在杨丽云租住的屋子里吃饭的情景，去家访时的遭遇，一直以来藕断丝连的关系。不容我多想，已离她不远了，我抄近路穿过广场，广场昏黄的灯光下，林木深处影影绰绰，似乎还有暗处的眼睛闪着凶恶的光。秋风吹得我酒醒了几分，电动车开得飞快。

显然，杨丽云对我的到来吃了一惊。她的神色有些慌乱。她把我让进屋里，转过身去，放慢了动作把头发绾起一个小鬏。我听见门被我关上的声音，上一次吃饭那只气球悬浮在角落的半空，似乎还晃了晃。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想说几句什么缓和气氛，酒后吹风令人胸闷。如果还在讲台上，翻开课本第几页，或许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但生活已经让这一切变得无比遥远。我是想来看看你，我说。这时我忽然想不起，我来的目的。难道，只是为了了解她发生了什么，还是说，帮小林一个忙吗——显然不是——那我到底在做些什么？她在床沿坐下，我搬个小凳子，坐在她面前。

说不清过去了多久，我似乎也安于彼此之间的沉默了。这种沉默并非令人尴尬，而仿佛是病了一场，只剩痊愈前最后一服药的轻松。至少，需要我的时候，我在这里。

我终于开口了，我听见自己说，你怎么了？她那双眼睛充满了疑问，也带着痛苦。我接着说，我会在这里的，遇到什么困难，我帮你。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她在做思想斗争，这一层纸无论如何该捅破了。我继续说，无论发生什么，不一定是你的错。我走过去，扶着她的肩膀，但觉她面如死灰，忽而一阵抽泣，侧身在我怀里哭了起来。那泪水温热，像南方将逝的夏夜一般黏稠。我轻轻地拍着她，目光从她的黄色发箍绑着的鬏鬏滑向她的蓝色带公仔的拖鞋，她还是个孩子啊。当我说完有什么委屈就告诉我，她哭得更伤心了。我还能说什么，这种时候什么也不该说了。让她好好哭一场吧。等她哭完，我搜寻纸巾，递给她。眼泪把她的脸冲出弯弯曲曲的污痕，她擤了鼻涕，长长地舒了一口浊气。

轮到她说了。她断断续续地说起往事，怎么考上卫校，挣取学费完成学业，又怎么陷入一种我不了解的网络游戏。直到……她想了想，正准备接着说下去，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把我们都吓了一跳。正是这不请自来的敲门声，把后面杨丽云要说的话永远关闭在她的内心深处。

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笃笃，笃笃，啊——莫非，是小林醒来了。我们不约而同愣在原地，像被一辆班车扔在半路，望着那扇门，顿感它是如此脆弱。开门，小云！笃，笃，笃笃笃。仿佛敲门的人已经破门而入，来到了我们中间，杨丽云脸色变得惨白。我站了起来，奇怪的是我们之间就像有一根命运的纽带维系一般，杨丽云也跟着站了起来。我望了望她，她似乎要后退，我明白了，该是我去把门打开。在门的外面，那是另一个世界。答案恐怕就在那里。

我目光扫了一眼厨房，才扭动把手一拉，顺势退后几步。从门外扑进来一个男人，踉跄地站住了。他抬起头来，四十来岁，一身浅灰色横条纹翻领T恤收在西裤里，穿着皮鞋。眼神里满是轻蔑。我们就站在房子的中间，形成一个三角。他果然额角有一个肿块。

小云，来客人也不说一声吗？他说话的时候，突出的喉结上下滚动。杨丽云不搭理他，扭过头去。

你该告诉我的，我们也可以坐在一起吃个饭，互相认识认识。空气中没有回应。他伸出左手绕到右边去挠脖子。过了半分钟，他这才看我，你，你就是……小林吧。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们总会见面的。

这么说，他知道小林的存在。他开始在房间里走动，似乎抓到了两个入侵他房子的人，正考虑要怎么处置。

我问，怎么称呼？

怎么称呼？你不如问她好一点？他的左手又绕过去挠脖子，就好像右手用不了。挠完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你干吗不告诉他？他忽然有些激动，你应该跟他说说，那时候你来医院实习，我们怎么认识，你应该没有忘记吧？我教会你那么多，难道不值得一点感激吗？你不会忘了，高利贷的电话打到科室，是谁帮你摆平的？胡主任，胡主任，你帮帮我吧……我可记得你说的话，你说，我是出现时机刚好合适的男人，才一年，你就说我的时机不对了。今晚你说的，我也想过了，我理解的。我也想放过你的，但是我垫的钱要还啊，你有钱还吗？你没钱你能去做什么？你看你林哥的脸色，啧啧……你应该早点说，告诉小林，我是身不由己，你也是自由的……我突然好像耳朵里传出嗡嗡声，像接错了线的音响，只见我的面前晃动着一团灰色的影子，我使劲摇了摇头，才对焦到横条纹衣服上一小摊酒迹，好像一朵被截断的花，慢慢洇开，放大。

杨丽云一直捂住耳朵，但好像声音的洪流都往她那里流去，我什么都听不见。直到一声尖叫，别说了！那花朵停止了生长，似乎被尖锐的声音喝止了。胡主任把手一挥，挡住那些扑向他的声音，继续说下去。杨丽云跳起来扑向他，我赶紧上前抱住她，把她往后拽。她奋力地踢着、蹬着，却如溺水的人，离岸越来越远。而那人雕像一样站立着，看着眼前这一切。

我用力地按了按杨丽云的肩膀，让她坐下。我掏出烟，里面只剩一根，我递给他，胡主任，先抽根烟。他没接，只是说，我不抽这种便宜烟。我默默点上，猛吸了一口。

我说，事情我大概也听明白了。主要还是钱的问题，对吗？杨丽云欠你多少钱？

他顿了顿，说，也不是很多，五万而已。他的神情断定我无力偿还。我望向杨丽云，她没吭声，只是望着墙壁某个角落。

既然这样，胡主任，您看这样行不，这个钱我替她还上。咱们出去说，我把钱给您取了，把事情从此了结。我想都没想，竟然脱口而出。或许这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我有些颤抖，但不能被发现。

可以，他说，人却站着不动，勾手去挠了挠脖子，从裤袋拿出一盒压扁了的中华。

我走过去小声对杨丽云说，我会解决这件事的。她抬起头，我似乎又一次看到了她那双眼睛里黯淡的光芒。

我听见胡主任说，其实也不急的。

走吧，我说，便往门外走去。他慢慢地转身，跟上我。我忽听见什么掉下的声音。他先是后仰，再慢慢弯下腰去，想把烟捡起。我的目光不知怎么竟转到门边，落在那只黑得发冷的炒锅上，脑子里一闪而过小林弯腰拾砖头的画面。这么多年来，我似乎正是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奋力一击，仿佛可以解开我身上的枷锁，解除我身上的罪孽。如果我是小林，我会怎么做？我感到自己已经凝固，当我再一次望向胡主任时，他正盯着我，盯着那只炒锅，上面有一圈脖子粗细的猩红的锈迹。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眼神里的内容，我看懂了。我强作镇定，表示他想错了。没想到他突然蹲了下去，哭了起来。我知道会有这一天，我怕她离开我啊。那一刻，我望向不知所措的杨丽云，也许我们的人生里，并不需要每时每刻都做出足以改变命运的选择。但我毅然拽起了胡主任，把他拉出了杨丽云的房间。在门合上的光线最终消失前，我望向杨丽云的眼睛，点了点头，那是我对杨丽云做出最坚定的承诺。我不知道，这承诺是不是也包含了我最终会回到这里。在她迈开步子飞奔而来前，我把她留在了那个房间，也许，我将不再回来。

胡主任慢吞吞地跟在我后面。银行就在不远处了，我很清楚，卡里的钱并不够。踏上天桥，下方似有一条河流，漩涡暗涌，它的尽头是春城，是早已消逝的时间。啊，演唱会不知结束了吗，彩色的云飘荡在城市的深处。而其中一朵巨大的，化为一阵雾气，正慢慢地升起，不知要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