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里无风

左雯姬

不记得哪个文友跟我说过，势态就像风，风刮过一阵之后，你这个人也被卷走了。原来待的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被风刮得干干净净。

最近一个梦，总缠绕心头，挥之难散，该算作一种趣味之事，但又不知怎的，心头挂着铅球似的，沉重。

梦见的是一个得知了死讯的朋友。他是个导演，好像还是个挺重要的人物。我们一彪人马，去他死的地方吊唁还是追怀？时间未知，连这个人的姓名也模糊，更甭提他长啥样儿。他是死于非命，还是病故，也不清楚。总之死得——有点离奇吧？不然，我在梦里总感觉，头上悬着“疑问”。就在这一切都含混不清的情况下，梦里的我竟那么笃定，我与他相熟乃至相知。当我醒来后，以清醒的意识，在脑海里不断搜罗了好几遍，也依然没能搜索出有这样一位朋友。

梦里的我，关注点也总游离于重点——或主体之外。梦一开始，我得知死讯，就开车在北京城内，兜兜转转。好像还是在东边的CBD，高楼林立，立交桥也像巨无霸，令人生畏。我的脑子，却好像装置了一根“定海神针”。我有某种坚定的信念，气定神闲地相信，可以找到我那死去的朋友的父母家。我兴奋地开着车，在立交桥上乱窜，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现实的残酷，会叫你付出多少油钱的代价啊！好在只是做梦。但是还是忽略不掉心烦意乱。我在高楼林立间迷路了。

已故朋友的父母早已不和，我却硬要通知他们必须“同框”，像某种神圣的仪式……仪式感——在梦里也不能错过。我一个劲，乐此不疲，像个离婚调解员，打了鸡血似的去劝和这对中年近晚年的父母。

这样推理一下，我那梦里死去的朋友，应该还相当年轻。他应该很有才华，那自然性格上，就会有某种缺陷。这也很符合逻辑，互为因果嘛。

在梦里，我无头苍蝇般地忙乱。我的思绪如雾，我的行动如风，我的意念……啊是风里的风，似乎提炼至纯而静美，毫无杂念，但换句话说，也可以是啥也没有的空洞。我只是铆足了劲幻想，一个一厢情愿的场景——我相信那是我死去的朋友的遗愿……让那对老夫妻坐在同一张沙发上，手拉着手，急切而屏住呼吸地注视着我，听我讲……我能讲什么？我的脑子显然被驴踢了——被驴踢的同时，也传染上了它那股倔劲？

梦是错乱的。

我已故朋友的父亲终于“闪”了一下，按我的要求，配合做了个Pose——离我的期望值太远。这对夫妇显然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我无力回天。我难受而孤独地走进地下车库，开上我的车。

那位母亲是个冷美人，始终冷漠无言。大特写镜头里，她连一滴眼泪都没掉，跟她那脸上一丝皱纹也没有，都堪称奇迹。她该有五十多岁。她瘦削、高挑，小鹅蛋脸，清丽的五官，头发盘起。发丝是细软且不乱的，染成棕栗色，闪着亮泽。她穿藏青色的职业套裙，纤长细手，冷白肤色。她那双眸子如深泉，黑亮而寒透，忧伤的眼神可以刺穿人心。但她一直望着窗外，若有所思。看她的模样，我似乎可以推断出，我那梦中死去的朋友，大概什么模样和什么气质了。似乎是她给我下的指示，前去那个小县城，或山镇？她孩子死去的地方。

我进山（分明是逶迤的山路）的时候，是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有一群摩托车队，往前看不到尽头，向后瞧，也是蚂蚁般的“肉包铁”，融入灰蒙蒙的天空里。偶尔夹杂了几辆私家车，还有一辆货车。

这阵势和气氛，令人感觉不安。不像是去吊唁，倒有点像是去办案。当人群涌到屋前水泥平地上时，我才看清楚这群人的面貌。

他们——自由散漫、吊儿郎当，不少人又邋遢又古怪，男的扎辫儿，女的板寸头，还有几个剃了光头，挂了鼻环，专在耳朵软骨上打耳钉。有头发的也不甘落后，染成五颜六色，以表达他们的心情——火急火燎？或者生机勃勃？他们愿意让人猜去。我们其实有共同的疑问，这个心结，都心照不宣——他，这个青年导演，一个人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到底想干吗呢？在这里待了多久？一个多月，还是一年多？他是有意选择在这里死去，还是并没料到自己会突然丧命于此？我们到底有多久没见到他了？有关于他，不知道也就算了，甚至连有关于我们自己的一些事情也不甚了了。比如，我们来这儿，又是干吗呢？我们似乎钻进了一个巨大的疑惑旋涡里，把自己搞蒙圈了。

他的死，无疑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如果没有他母亲的指令，我也会来这里。只是，我大概不会跟或遇上这一伙儿。在梦里，疑点和漏洞百出，又有股神奇的力量指引——显然那是，被驴踢的“神奇”力量？

我们三五成群，或站或蹲，聚在这栋旧平房前，荒凉的，有点儿坡度的水泥平地上。可谁也没先去跨进那道门槛，像某种约定。那平房的门是窄木门，朽了，且布满泥浆和灰土。这里，像电影《盲井》里的煤镇，灰不拉叽，且山石翻露，植被堪忧。我们待在门外，抽烟、聊天，好像都忘了要干嘛，或也的确不知道要干嘛。

这一彪人，无人大声喧哗，却也感觉是闹哄哄的，似隆重地闯进了这座寂寥又似乎是暗流涌动的小山镇。我们都聚在了他的死亡现场外，是来勘察地形的？或许我们不想破坏现场？难道我们是害怕？我们是因恐惧还是因伤心？应该早已人去楼空了啊……又是一次采风？真的是采风？这个现场快成为历史了？时间好像是有一段了，不长但也不短。我们是迟来的一帮家伙，对我那死去的朋友，一点帮助也没有。不过大家可能认为，他那么有名，他怎么会需要我们的帮助。对死者超乎热情的问题，直到我梦醒，也不得不为梦里的我，做一番深刻检讨——我这“不当之情”何苦来哉。

梦境有些玄虚，却应该也有着真实的一面——镜子？

最终，我们一起涌进了那“死亡现场”的旧屋。开始一团漆黑。不知哪位好事者，在屋里放了死者生前的录像——灰蒙的天，他邋遢、瘦削，中等个儿，长发，发丝结成团儿了（多久没洗了），自然也没染。披一身黑色毛呢大衣，大衣皱巴巴没型儿了，且起毛球，布满白灰。他走路很颓，但走得挺快，直到一块裸露的大山石上……录像全程都是他的背影。他的模样，好像在我梦里，盖下了一个私章。恕我做梦失职！

想想风，是不会正南正北地刮的；它不是偏西北，就是偏东南……

醒来后，我陡然心惊——这个梦会是个预兆吗？如果是，那预示着我哪位朋友即将离世？或已经……这是个令人紧张的念头。我脑海里立即紧锣密鼓地搜寻起来，哪个朋友最符合我梦里死者的身份？一个年轻导演？我认识的。当然。我跟他挺熟？不一般的关系？不不不，太多杂念会受干扰，太多条件会受制约……我太知道专注力、灵感、通感，甚至预知能力是如何引来的。作为一个长期写作的人，这方面的自信倒比普通人强些。

我能肯定的是，我梦见的这个朋友是位电影导演，同时他也跟我一样，写小说。至少写过。我的文友？跟我合作过的？我不大相信是跟我合作过的那帮人……他们是我所认为的，最被琐事纷扰的平庸之辈。恕我就是瞧不起他们。那么文友里，会不会有这样的——噢，那他还年轻吗？梦与现实，会不会有时差呢？一差就是二十年？我认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正值二十啷当岁。不过，身份不是导演，但或许跟影视沾点边儿。或许他们也会通过这二十年的不断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独立电影人？但差不多有二十年没见，无从知道他们的消息。他们已步入“油腻中年”，还能超凡脱俗？或在二十年前他们就已……这个梦啊，真折磨死我了。

他，我梦醒后第一个想到的年轻男人，白晳瘦削，西北美男子的模样。据说，甘肃威武县出美男，我索性认定他是那儿的。

二十年前，我还是名大学生，他也很年轻，大概刚大学毕业，在北京闯荡一年有余。那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相遇在作家们都感觉倍儿神圣的地方——鲁迅文学院。我们上的是普及班。在本地的作协还找不着门儿，且鲜有作品发表在文学期刊上，偶尔看到这家文学院的招生信息，就报了名。正值寒假期间，我瞒着父母买了去往北京的火车票。

当时，我是班上最年轻的，又是个晚熟的人，满二十岁了，还懵懵懂懂的。在我们那个班，论长得漂亮的女同学，我大概是排不上的。有位话剧演员出身，刚转做编剧的女同学，那才真是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打扮也入时洋气。而在男同学当中，也有几个帅哥。不过，让我眼前一亮的，只有他，因为他格外白皙。

他是个诗人，真还有顾城的气质，也戴着类似毡帽模样的毛织帽子。不过，他的轮廓比顾城更凸显，眼睛更大更水汪汪的，脸更瘦削。真的毫不夸张，把我这没见过世面的大二生，真的惊艳到了。

我一想到他，就赶紧去查看旧日的合影。看了半天，叹了口气。果然啊，这人是多么不合群啊，连一张合影也不参加的。我记得那时上课，他也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当时我就专攻小说了，而他是写诗的，我并没注意到他的作品，也不记得老师有没有对他的诗作进行过评论。只是他似乎对我“情有独钟”。那时，他常到我的宿舍来跟我聊文学，还乐意把他的诗作拿给我看。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深恨自己在诗歌方面是个“盲”，对现代诗歌更无从欣赏。

在我印象里，他并不善于言谈，声音倒是很好听的，且字正腔圆。并不是他诉说能力有问题，而是他的情绪总在变化，心总向着远方，语言却不能完全抵达他的心意。他说着说着会语塞，语言、语意眼看着断裂，尴尬沉默油然而生，遗憾的神情常在他脸上闪烁不定，幽微的，转而又忙不迭给自己打气似的，暗暗深吸口气，重获坚定起来。

我还是很喜欢跟他聊天的，但我的室友就很有意见了。

当时我们都是两人一间寝室，我的室友是位老太太，她老公是延边大学的，至于她做什么我始终没搞清。她当时出版了一本书。或她正在寻求出版？

他待在我们寝室的时间有些长了，惹得那位老太太不满，俩人言语间不免发生冲突，我不知如何调和，只好微笑面对，息事宁人。他仍执拗地过来和我聊天，不顾老太太的脸色。老太太在他走后，就跟我说，年轻漂亮的女孩，总是围着一堆男孩子的，上次开班也是这样……我没有作答，应付一笑。我并没有什么来访的男同学，唯有他。倒是那位话剧演员出身的美女编剧，她所在的宿舍里，天天传来一群人的高声说笑，气氛很是热烈。老太太进一步跟我掰扯，说他的面相，一看就是命不好的。

我对这个男人倒怀有好感，但又无法把握，多了几分谨慎。他是个敏感的人，不会没有察觉，不会没有想法，但我看得出来，他也有些倔强和叛逆，他在坚持。他跟我说过，他打算去西藏。那个年代，西藏在我们心中是神奇而遥远的地方。我对他心生敬佩。他邀我同去，我只能笑笑。我来北京，就已用尽我的“洪荒之力”了！他大概也了解，后来就不再提，我们的交往也淡去了不少。

那是我第一次来北京，领教了北京的严寒。屋子里却是暖和的，甚至燥热，与屋外形成一种对立，像是对峙。

他总是一个人，好像不住校。他每每走出这栋楼，一个人冲进漆黑而凛冽的夜色中时，总是行色匆匆。我却是踌躇的，总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天一黑，我就不愿出门。外边的世界总让我感觉难受，我挺不住。

我不记得我们最后见面的情景了，也不记得我们是否有过真正的告别。在外界的喧闹里，他是一处清静。他从不参加我们学员的活动，他根本不屑与我们为伍，他似乎是即将冉冉升起的明星了。或许他真的可以在北京立足，但他又要去西藏了……

我努力回忆，那格外白皙又格外清瘦的他，坐在我床边的样子。他很随意，也很洒脱。我打心眼里是喜欢他的，但我不能表露。也许有过眼神的相对，互看到彼此眼神里的美好。可是又有什么用处？最终无言地离开，最终杳无音讯。而我很快，也将这一掠而过的情意淡忘。

我梦醒来，二十年前的记忆回来，可是他真去了西藏吗？他是生是死呢？在圈子里见过他的诗作吗？或许。但我已不记得他叫什么了，即使相见也不相识了。而能坚持走文学路的人太少了。他会坚持下来吗？

我大学毕业后，没过多久又来到北京，可是没能从事我向往的小说写作。进入2000年新世纪，我在新媒体娱乐网站工作。网站的工作压力大，根本挤不出时间来写作。最终，我决心辞职，第二次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的普及班。

依然是冬天，条件比上次要好得多，一人一间寝室，还有单独卫生间。我在这里认识了A君。

我们这个班，依然来自五湖四海，年龄差异也大，从二十来岁到五六十岁的都有。A君是北京人，看上去有四十了，但后来问起，他也不过三十六七。是个买卖人，开火锅店的，的确是很能张罗，会交际。他中等身材，肩膀宽厚，肚子圆，脸颊上有少许赘肉，但仍有年轻时长相不赖的影子，还有北方汉子的阳刚之气。

有一天，他找了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去唱卡拉OK。他唱王朝、唐朝的歌，还有崔健、郑均的歌，让我更喜欢的，还是他唱窦唯的歌。他唱得挺不错，我问他有无来历？他笑着说，年轻那会儿，也是门头沟一线歌手。我们笑了。

我也唱了两首歌，专挑了难度最大的，把场子震翻了。跟我们一起唱卡拉OK的一位女同学，是个编剧，也开始跟出版社签约，写类型小说了。她就感慨，说我是入错行了，该去唱歌，挣大钱。A君说，人家志不在此。我却笑而不言。

最初来北京，我并没想过要以写作为生。我在南方老家，是唱过歌的，但也没想过要到北京继续这个行当。因为唱歌出名获利，同样是一个传说。当时在北京，要买一首原创词曲，最少是三十万。写作是挣不来钱，唱歌是花不起钱。我只想做个文职人员，能在北京租房生活下去，就很心满意足了。

我问道，A君为啥不再当门头沟一线歌手了？他说，年轻时候玩玩还成，最终不是自己心底的爱，最爱的还是文学。我瞅着他那张圆润的中年脸，肥厚的双下巴颏，也不免感叹，文学不好走呀。他叹口气，说，谁说不是呢。他又说，不过，我对文学无所求，就是喜欢。我听他如此释然，便点点头。

像我们这样的“散兵游勇”，来鲁迅文学院学习一遭，也不会使文学之路省半点力气。我学习完毕，就处在失业中。“时不待我”呀，没时间让我打磨写作，又得踏上“觅食”之路。幸亏得到当时在娱乐网相处的同事和朋友的帮助，我便开始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起来了。

开始是做编剧，后来才知道自己只是做分镜头脚本的写手，又累又伤写作灵感，决意不做，求朋友再给我另觅一条生路。于是我又做过场记、组织过宣传活动，最后沦为给演员拎包，当助理，当助理的助理。但最让我感觉不好受的是，我连近身一名三流演员的资格都没有了，只叫我去吆喝一帮粉丝，当“领头羊”。我开始停下来，反躬自省啊，我是不是把这条道儿走得也太偏啦？

我到了一家企业，开始做人力资源，后来做商务宣传，写产品推文，最终因数字闹不清楚，差点被开除，又回到人力资源部。但还是因为对数字的超白痴和麻木，老板把我劝退了。

这又是几年的光景。我再也去不了什么普及班学习了。鲁迅文学院不再对外招文学爱好者，而我们的“后浪”文青，则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各文学杂志、大专院校都开办了作家培训班。

有一天，A君给我打来电话，告知他最近的电话号码改了。我们这段时间其实也没联系过。他言语中，透出些许酸楚。一方面祝贺我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小说，他看到了；另一方面表达了他的惭愧、无奈和困惑。这几年，他一边经营自己的火锅店，一边写小说。而且以他的交际能力，也是见了不少文学编辑的，可是，他写的长篇小说还是没处发表，自费出版，他又觉得毫无意义。

一方面他承认自己杂务事缠身，无法集中精力搞创作；另一方面他也绝望，这种绝望更多的来自外界。我只能劝慰，那些不是我们能改变的，完成好自己的那部分就是了。

他说，我可能是最后冲刺了，前几天，跟一编辑聊了很久。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处，总之，感觉疲累。

他又说，我那篇稿子实在是太长，估计编辑没看完，也没仔细看，因为跟他交谈时，我能听得出来。这篇小说的开头，是写派出所里发生的事情。派出所查一个什么人，或什么事，就一直在传唤这对夫妻，这对夫妻是做小买卖的。这么一传唤二传唤的，他们的生意就黄了。他们失去了生存来源，人到了绝境，又去怨谁？

我们沉默半天。他叹气地说，这不好写啊。

我说，老哥，你写得挺好。

他说，希望在你这样的年轻人了，我看来得放放。

我无言以对。

他最后感叹道，“时势造英雄”，而我们不在时势当中，我们也不是英雄。

唉，“东南风”或“西北风”，在我的思绪里是不是刮得没完没了了？而这不就是形势的“正途”吗？我要找到现实版的那个“死者”——年轻导演，且写过小说，噢，这是一个清醒的推论，是伪推论啊，因为推论本身是个梦境，梦境不可当真。我来来回回地，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宽下心来。A君的身份显然是不符的，没必要再打破自己的推断。

一个月过去，我终于快把这个神经质的念头放下了。这晚，一个曾经合作过的导演打来电话。

我跟这位中年导演合作不过两个来月，而我们已经有三年没见过面了。这三年间，也从未打过电话，不过是每年过节，互发条祝福语罢了。不要以为这是疏淡的关系，老同学，亲闺蜜，一年到头也难得见上一面，基本上是通过看朋友圈，才能获悉彼此的消息。如果互动点个赞，就当聚一场了。一天天过下去，日子都为身边人打转，为就近的事奔忙。稍远点的人和事，只能“相忘于江湖”了。

这位合作导演首次打来电话，让我受宠若惊。最近，他似乎过得比较惬意。我兴奋之余，聊起了这个奇怪的梦。他惊呼，哎呀，那不是C君吗？

我一愣，拼命回忆C君。他的模样正是瘦高个儿，穿着灰色呢子大衣，脖子上围着阿玛尼花纹围脖，手指甲干净，发型利落。他不是我合作过的导演，只是在一个制片人组织的“团建会”上见过一次。他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所以给我感觉，他从头到脚都很“海派”。他知道我，除了给制片人打杂，还一直坚持写小说。他凑近我，跟我多聊了些，并互加了微信。我注意到，在我们即将散去时，其实他很想开车送我回家，可是我那制片人很“官方”地把我“指给”了这位，现在正跟我打电话的中年导演。他眼里流露出一丝遗憾，欲言又止。我对他有些好感，但也并不在意。此人很少发朋友圈，后来我又发现，他的朋友圈并不对我开放，或许出于赌气，我就更不在意他了。

这位中年导演在电话里说，C君最符合你说的那个身份啊，年轻、导演，还写小说。我惊讶，原来他也写小说啊，我并不知道。那中年导演说，早年是写过的，还是在很有名的刊物发表的，好像还出了书。哎，他可没死，活得好好的呢。

我跟中年导演同时在电话里笑了。我问C君近况，中年导演说，做网剧呢，现在很流行嘛。我只简单地嗯了一声。曾经有一次，我在外边开会，C君联系过我。他在微信里询问我，是否有意合作写网剧，或者做微电影、短视频什么的。好像他手头的活太多，忙不过来。我二话没说就推辞掉了。

我跟那位中年导演挂了电话之后，心思依然悠悠的。我的目光无意间落在一格书架上，书与书之间夹着几张话剧宣传册。我在其中抽出一本小册子，是话剧《情人》的简介。这幕剧迅速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先也是最主要地浮现在眼前的，是剧中女主角。

女主角的形象，很快与我梦里的那个母亲重叠。《情人》里的女主演，最多也就三十来岁，而我梦里的母亲形象其实也并不老——棕栗色头发盘起，冷白的肤色，在舞台灯光下，更加……一抹红唇十分显眼。只不过，那演员穿的，是一身灰色亚麻职业套裙。

十多年前的一部戏了，情人节上演，但我觉得有点讽刺。剧的名字是应景的，可内容恰恰阐释了爱情的绝望。这部戏是国外某位大师的名作，我当时并不知晓。整个舞台，小剧场，就两个演员在折腾。一男一女，一对夫妻。中产阶级夫妇，双方都有婚外情，他们并不掩饰，甚至公开。然而，男人简直是嫉妒的化身。这样一对人儿，在同一屋檐下，可以想见，是一出怎样的“好戏”。

当时我震惊于女主角大尺度的表演。女主角感性，痴迷，充满情欲，整台表演，无不洋溢着荷尔蒙的气息。这仿佛让我看到了活生生的北京与“国际接轨”的真实案例。台下的观众也好文明，始终保持安静——冷静。我们的文明程度，真超出了我的预料。

掠过这表面的激荡和不安，剖开一个残酷的现实——生命里无法抑制的情欲与现实情感的枯竭凋敝，强烈对峙在人的血肉之身躯里，人的灵与肉无法自拔。但是，自戕还没完，男女之间，最亲密关系之间还要不停地撕扯（咬）。如此的舞台面目，就是不忍卒读的丑陋生命。

我感觉有点窒息，放下《情人》的宣传册，起身走向窗边。

正值三月阳春，北京风沙较多的季节。多年未有的沙尘暴，此刻从天边席卷而来。它横扫整座城，将之黄灿灿而糊成一片，看不清近十米的地方。听说从今年开始，我们得习惯全球化的极端天气了。

我的思绪仍然纠缠在《情人》上。如果将爱情换置成——自己喜欢做的事呢，同样残酷，比奢侈品还不可得。

眼见着沉沉的天，我的脑子也昏沉沉。回到那个梦里。我们，或只有我，终于走进那间已故老友的平房，看清——堆满的杂物：落地堆到天窗的电影拷贝，烂腿书桌上，几沓稿纸……奇怪，没有现代办公用品？瞎扯！梦就是梦，跟它较什么劲？

梦似乎有了解。那个青年导演的死亡或许只是一个象征，只是精神意义上的死亡。这下我可以喘口气了，很符合逻辑。这样的死亡很平常，很日常化……

我醒过来，不住地打喷嚏，似乎是喷嚏把我打醒的，顺带把我的肝肠都拧巴在一起，痉挛了。我深为过敏症严重而不安。屋外风声呼啸，我在紧闭门窗的室内，依然敏感地“战栗”。这很可乐，又很伤感。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稍为安适，我想起梦里那位母亲说的话，他死或没死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存在过。

我看着窗外漫天黄沙，提笔记下即将写的小说名字——风里无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