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梧州（外一篇）

琬 琦

星期天一大早，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到姑姑在客厅里问：“你们想不想去梧州？”等了一会儿，才听到表哥的声音：“不想去。”姑姑又问：“你呢？”表姐飞快地说：“不去。”客厅里安静下来。我盯着墙壁，似乎能看到姑姑正在摇头，然后叹气：“唉——”

表姐急急忙忙地冲了进来，对我嚷道：“你怎么还不起床？”

他们总是在姑姑开始唠叨之前就跑掉。表姐爬上了上铺。她上床的时候，把脚踩在我的枕头上。我赶紧坐了起来。表哥也进来了。这房间太小，除了一张架床就没有别的床了。平时他都住学校里，等他放假的时候，我也放假了，回乡下了，他就睡我的床。不对，是我睡他的床。表哥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抄起一本书，假装在看。

“你们一个个溜得比兔子还快！”姑姑站在门口抱怨着，“去梧州有那么可怕吗？我可以买雪条给你们吃的。”

“我要看书，准备考试了。”表哥说。

“我也要看书，我也准备考试了。”表姐也说。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表姐，她正在看一本《少年文艺》。但我不想拆穿她，因为我也喜欢这本书。我要是拆穿她，她一生气就不给我看了。

突然，姑姑看见了我。她眼睛里放出光来：“燕子，你想不想……”

“好啊，我去！”我飞快地回答。

姑姑带着我出门了。我们要走路到学校门口，坐三轮车到码头上，然后，坐船去梧州。

我们走下楼梯，转向大路。我无意中一回头，看到表哥和表姐在阳台上探长了脖子。我叫了声：“姑姑！”姑姑扭头看了一眼，说：“什么？”那儿什么也没有，只有几件衣服随风摇摆。对了，还有一个空衣架。那是我刚才急慌慌地扯掉了裙子，但没把衣架取下来。裙子是姑姑给我买的，是我最好的衣服。现在，这条花裙子正穿在我身上。

表哥和表姐跑得这么快吗？还是我眼花了？

我和姑姑向校门口走去，风一路吹着我们。风也喜欢我的裙子。我观察过了，每次我把裙子晾在阳台上的时候，风就特别大。而且，它总是围着我的裙子打转，好像在琢磨从哪里下手，才可以把裙子掳走。害得我总是提心吊胆的。

风跟着我们一直走到校门口，坐上了三轮车。三轮车开起来突突突的，风也跟着一跳一跳。这时候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姑娘在晒席子的时候，大风把席子卷起来，姑娘裹在席子里被吹上了天空。等她再落下来，就跟席子一起变成了一只蚕。妈妈说这个姑娘是外婆家的邻居，这事情千真万确，还警告我，大风天不要在外面闲逛。但我不相信风会把人吹上天，也不相信人会变成蚕。

现在风太大了，我又有点相信妈妈讲的故事了。如果风把穿着花裙子的我吹到天上，我会不会变成一只蝴蝶？我悄悄地攥住了围栏。

上船的时候，风攒足了劲呼地一下朝我吹来，花裙摆鼓荡着，像一个撑满了的气球。我惊叫一声，捂住了裙子。姑姑在我后面说：“别东张西望的，认真看路！”我就看路。路是一条窄窄的木板，从码头搭到甲板上。有几双脚后跟在我的眼皮底下行走着，黑色的、灰色的、木头色的。我就跟着它们上了船。

船开动了。起先是啪啪啪的一阵闷响，感觉船在转弯，驶离了岸边，驶向辽阔的河面。慢慢地，船变得平稳了，声音小了下来，是一种轻微的突突声，船身也在细微地抖动。人们三三两两，走到甲板上看风景。姑姑和我也走了出去。

西江真大呀。河水白茫茫的，反射着阳光，一刻不停地闪烁着。风吹着天上的两只鸟儿。它们好像很喜欢被风吹的感觉，静静地张着翅膀滑翔，偶尔追逐打闹一下。我扒着栏杆看白色的波浪不断地翻涌，抬头远望，可以看到船走过的地方，泛起一条波光粼粼的长路。路两边的河水是碧绿的，宁静得像乡下的草地。风这时也变得温柔了，逗弄着我的裙裾，让它偶尔飘起一角，从栏杆的空隙里往外钻。

梧州终于到了。

姑姑领着我，走上长长的码头，穿过宽阔的大街，七拐八拐后进了一条小巷。风迎面灌来。这小巷一边是店面，服装店、面包店、药店、肉店都有，另一边就是围墙，贴着墙根停着一溜单车。姑姑不停地叫我走快点，但我的眼睛却粘在那些五颜六色的店铺上。一家冷饮店把我的脚钉住了。我说：

“姑姑，我想吃雪条。”

姑姑有些不愿意。“有什么好吃的，这家雪条不好吃，绿豆太少。”

“这么说你吃过了？”

“吃过了呀。”

“我没吃过，我想吃！你说陪你来梧州，就给买雪条吃的！”我理直气壮地说。

“……好吧好吧，给你买吧。”

刚撕开雪条纸，风就一把夺了过去，扔向拐角，不见了。紧接着，风比我更快地贴近了雪条，绕着它滴溜溜地吮。我赶紧把雪条放进嘴里，硬邦邦的，咬不动。但又冰又甜，真好吃！走了没几步，就看见一根旋转着的三色柱。姑姑说：“到了。你看你雪条还没有吃完呢。一会不要到处乱滴。”

我的舌头冻得有点麻木，嗯嗯地应了两声。

我们进去之后，风就被关在了门外。

当然，店里也是有风的，那些风从一个筒子里出来，被人拿在手上，呜呜地响，热热地吹出来。

姑姑坐到白色的转椅上，一个满脸堆笑的男人走过来，手一抖，一件围裙就穿到了姑姑身上。我则被安排在一个小桌子旁边，在一个木沙发上坐下。我专心地吃雪条，留心着，在融化的雪水滴下来之前，就把它舔进嘴里去。姑姑的头发被一绺一绺地拉起来，涂上一些黏糊糊的东西，然后，用亮晶晶的锡纸卷起来。男人还拉过一顶白色的大帽子，罩在姑姑头上。那帽子上乱七八糟地扯着很多电线。水汽从帽子里冒出来，姑姑的脸变得模糊了。一排镜子贴在墙上。我站起来看看，姑姑在镜子里头，像一个太空人，马上就要腾空而起那种。我也在镜子里头，手里拿着一根快要吃完的雪条。把舌头伸出来，那小半截舌头冻得红红的。我朝自己笑了。

我走过去，看见水汽在姑姑的鼻尖上凝成水滴。我喊她：“姑姑？”

帽子动了一下。姑姑含糊的声音从帽子下钻出来：“干吗？”

“雪条吃完了。”

“那就坐着。”姑姑有点不耐烦。

我跑回去坐着，又看墙上贴的画。每一幅画都很漂亮，里面的人头发或长或短，或黑或黄。看着看着，我糊涂了：那画里的姑娘好像是同一样的人，怎么同时拥有长头发和短头发？直发和鬈发？黑头发和黄头发？

我又走过去喊：“姑姑？”

“哎呀，你干吗？”

“你看那些画……”

“看不到。”帽子又动了一下。

“你去那边坐着，”那个男人走过来，“我给你拿书看。”

过了好一会，男人走过来，把一堆东西噼噼啪啪地往小桌子上扔。那声响把我吓了一跳。定睛一看，一本本大小不一的书分别固定在一块手指厚的木板上。木板呈黄黑色，纹路清晰可见，有些年头了，已经有包浆了，摸起来温润光滑。我捧起其中一本，放在膝盖上。随便一翻，刚好是一幅画：一个花盆倾倒在地上，泥土、花叶落了一地，一个骷髅头滚在旁边。我又吓了一跳，赶紧翻回去从头看起。这是一个关于爱情和仇恨的故事：姑娘的爱人被坏哥哥杀害了，她把爱人的头颅埋在花盆里。当她忧伤成疾并去世后，花精们手持利剑冲向坏哥哥，为这对可怜的情侣报仇雪恨。另一个故事里，一个女人祈祷上苍赐给她一个孩子，当她种的郁金香开花时，有一个拇指大小的孩子，就睡在花朵中间。一只燕子如果在冬天不能及时飞回南方，它就会被冻死。它的尸体落在地里，对小小的鼹鼠来说，可能是一个庞然大物。

我入迷地读着这本书。它很厚，加上木板的重量，不久就把我的膝盖压疼了。我把它搁在小桌子上，弓着身子看。短暂的变换中，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些都仅仅是故事，当不得真。那个豌豆公主，垫了七床被子，都还嫌硌得慌。翻到最底下的被子一看，床板上果然放着一粒小小的豌豆。我想，若是困了，随便指一块地板我就能睡着。在乡下的夜晚，久等妈妈不回来，搂着妹妹睡在厨房的柴堆里也是有的。别问我为什么不到床上去睡，床尾就是米缸，老鼠喜欢在那里讨论如何才能打开缸盖爬进去，意见不统一时，会叽叽喳喳地吵架、打架，也会把我们的脚指头当雪条啃。有一天晚上我梦见爸爸被老鼠咬死了，他的脚指头和木拖鞋散落在地上，东一个西一个的。醒来一看，是我的脚指头被咬出了血。一年到头，爸爸总是在外面打工。这提心吊胆得等到年节，爸爸回到家里，偷偷地观察过他的脚，才能彻底地放下来。

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我差点把它当成真的。点燃火柴之后，在火光中，小女孩看到了好吃的东西，温暖的衣服。我想起乡下家里屋顶的烟囱。很多个黄昏，我挑着柴草回来，肚子饿得叽里咕噜地乱叫。转过石板小路的拐角，即将看到厨房的烟囱时，我会在心里暗暗祈祷能看到炊烟袅袅升起。那意味着妈妈在家，意味着忍受蚊子的轰炸生火做饭的差事不用我承担了。但是很多次这种祈祷并不生效。于是我就有了赌徒心理：这一秒我赌那炊烟肯定升起来了，下一秒又想我肯定是永远的输家，妈妈不可能这么早回来。就这样，我把一整个晚上的幸福都押在那虚无缥缈的炊烟身上，并终于在一个湿润的黄昏兑现了它：我看到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后，并没有往天空上走，而是沿着瓦顶水平扩散。白色的炊烟飘动着覆盖在黑色的瓦片上，好像那瓦片底下的屋子里，有什么美好的事情正在发生。我兴冲冲地加快了脚步。是爸爸回来了。而且，就是那天晚上，他告诉我，打算让我到城里姑姑家生活，在那里读小学。

我完全沉浸于故事之中。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一片朦胧的苍白，像炊烟逐渐飘远。有一两次我听到有人在叫：“燕子，燕子……”我茫然地抬起头，视线一时无法聚焦在那个湿漉漉的女人身上。那女人说：“累了吗？再等一会儿就可以了。”我点点头。有人笑起来：“别担心，她那么认真看书，不会闹的。”

不时有人开门进来，那些阳光和风就趁机在门缝处探头探脑。阳光从门的这一边，缓慢地向门的那一边倾斜过去。灰姑娘被后妈刁难，在火灰里分拣豆子。她打开窗户，所有的鸟儿：燕子、麻雀、鸽子，都飞进来帮忙。在这本书里反复地读到“燕子”这个词语让我倍感幸福，仿佛雪条甜滋滋的味道正从我的每一个毛孔里散发出来。这只身穿礼服的鸟儿非常有礼貌，有爱心。但它也很傻，竟会爱上一座雕像，并不惜冒着被冻死的代价，在寒冷的冬天留在北方，只为了能在雕像肩膀上多停留几天。值得欣慰的是，那个大理石雕刻而成的男人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冷酷。可怜的燕子死去后，他胸膛里铅做的心脏也爆裂开了。他的心碎了。我想起乡下的男同学。他们像我一样破衣烂衫，衣袖上满是鼻涕的痕迹，却热衷于追着我唱一首儿歌：

燕子雀，飞过河，

龙眼荔枝娶老婆。

有钱娶只威威姐，

无钱娶只老钳婆。

我不知道龙眼荔枝娶老婆跟我有什么关系，但还是莫名其妙地觉得委屈。我光着脚在石板路上跑，他们光着脚在后面追。一直到躲进家里，他们的声音还从窗棂之间钻进来，像蚊子的嗡嗡声一样烦人。如果可以，我真想把他们一个个找来，摁在这本书面前，让他们看看这书里的燕子，那么优雅，那么善良，那么美好。他们一定会因此惭愧，抱紧双手，试图把脏兮兮的衣袖藏起来。

读累了，我把身子往后一倒，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多好啊，跟着姑姑到梧州来。多好啊，我现在离开了乡下，到城里读书了。这书上写的玫瑰花、苹果、公主裙，都是到姑姑家我才认识的。表姐送给我很多漂亮的裙子，她说她已经上初中了，那些裙子太幼稚了。可惜去学校大部分时间要穿校服。那校服是浅绿色的，手臂和大腿外侧都缝着两道白边。我穿的是表姐的旧校服。当然，已经比我原来的好太多了。姑姑曾经低声埋怨：“就送个人儿来，衫也没有，裤也没有！”

姑姑给我买的第一件衣服，是粉红色的碎花汗衫（相当于后来的T恤），我特别喜欢，一拿到手就想穿。但姑姑说，要先洗一次水。洗了，挂在阳台上，我一整天心神不宁，隔几分钟就跑过去，站在小椅子上踮起脚、伸长了手去摸。太阳不够大，风也没有，它摸起来总是湿的。这让我十分沮丧。晚上要洗澡了，我用晾衣竿把它撑下来，用手东摸摸、西捏捏，感觉除了衣服下摆还有一点点湿润，其他地方都干了。我再也忍不住，就把它换上了。姑姑看见了，吃惊地说：“穿上啦？干了吗？”

我心虚地说：“干了呀。”

姑姑一把拉过我，摸了摸衣服，生气了：“哪里干，这不都是湿的！穿湿衣服，会生病的！快换掉！”

我有些害怕，又舍不得把衣服换掉，就呜呜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我感到姑姑抱着我，安静极了。抬头一看，她也在抹眼泪。我觉得奇怪：她为什么要哭呢？这么一想，我的眼泪就干了。

现在，姑姑头上的大帽子已经摘下来了，那个男人正在给她吹头发。我已经认识了，那个黑色的弯曲的筒状物叫电吹风，每个白色的转椅前面都有一只。男人拿着电吹风，一边吹，一边晃动着它。几缕热风逃逸出来，扑到我的脸上。它们好像是门外的风派来的探子，要看看我还在不。我朝门口看了一眼。阳光已经消失，天色暗下来，理发店开灯了。灯光明晃晃地打在镜子里，镜子里的那个理发店，显得更加明亮、干净、辉煌。这一整天时间，姑姑都用来烫她的头发，而我都用来读故事了。我们都心满意足，同时饥肠辘辘。

我把木板上的书重新扶起来，蹲在小桌子旁边，继续看。

新皇后是公主的后妈，她制作了一只有毒的苹果给公主吃。那只苹果好像伸出了画面，伸到了我的面前。我能看到苹果皮上的纹路，都是竖纹。姑姑说，这种苹果又甜又脆，最好吃了。我还能闻到苹果的香味，甜丝丝的。我咕咚一声吞了一口唾液。但是眯着眼睛一看，拿着这只苹果的，却是表哥。他用水果刀朝我比画：“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到我们家来，这苹果就是我们三兄妹分，每人可以分到一只苹果的三分之一。你来了，这苹果就得分成四份，我们只能得到四分之一。”

表哥说这番话的时候，很严肃地看着我，还问我：“你懂了吗？”

我点点头，说：“懂了。”

表哥这番话提醒我，他还有一个哥哥，我叫大表哥的。大表哥已经工作了，不常在家里。但无论如何，相较于我，他才是这个家的真实成员。不过什么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其实我还是不太懂。比画了一通之后，那只苹果又被放进柜子里了。过几天我再去看时，它已经不见了。我虽然有点难过，但很快忘记了。那时候我太小，没有权利安排自己的生活。表哥已经读高一了，他也没有权利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得不接受家里多了一个陌生的妹妹。我用手指轻轻抚摸那只苹果，感到一阵光滑的凉意。我知道，这凉意并非来自苹果，而是来自那彩色的纸页。这些纸上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这么多事情。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全都忘记了呢。我感觉腹中空空，但心口却满满当当：好像是悲伤，又好像是欢喜；好像是寒冷，又好像是炎热。

“也许是天气的原因。”我对自己说。姑姑也说过，九月一过，秋天就要来了，天气就要变凉了嘛。

姑姑的头发终于烫好了。她左右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问我：“漂亮吗？”

我说：“漂亮。”

其实我更喜欢姑姑的旧头发。旧头发的卷卷虽然有些耷拉、松弛，但显得很温柔。现在这新头发上的卷卷，每一个都黝黑发亮，绷得紧紧的，像一头新崭崭、硬茬茬的钢丝卷。我们走出门外，守候多时的风立即扑了上来。夜来了，风也更凉了。有些店已经关门，有些还亮着灯光。我们转出巷子，走上宽阔的大街，已是万家灯火。姑姑在路口的小店买了几个包子，我们站在骑楼底下吃着。很多人匆匆忙忙地从街上走过，有的人手里还拎着一把青菜什么的。我突然想起，爸爸也在梧州。这座陌生的城市顿时变得亲切起来。我问姑姑：“我爸爸是不是在梧州？”

“是啊。他在工地上干活。”

“他在哪个工地？我们去看看他吧。”

“不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得回家了，明天我还要上班，你也要上学。”

姑姑在中学里当收发员，她的丈夫、我的姑丈是那所中学的生物老师，一家人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他们都要按时上班。爸爸也要按时到工地上去，但那似乎不能叫“上班”，充其量只能叫“上工”？我不太能确定。

姑姑拉着我继续往前走。我一边走一边仔细辨认迎面而来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骑单车的人。爸爸说过，他在梧州捡到了一辆很好的单车，除了骑起来响一点，没有别的毛病。这样，他去工地就方便多了。每一个骑着单车从我身边掠过的人，都带来了一阵微风。有些单车确实如爸爸所说，每一个关节都在响，一路跳着响着。终于，一个酷似爸爸的背影出现了。就在前面路口，他坐在单车上，一只脚踩在踏板上，另一只脚伸出来支在地上等红绿灯。我把一只手放在胸口，按住怦怦的心跳，加快了脚步跑上去。绿灯亮了，他扭头看了看身后，骑着车子拐弯而去。不是爸爸。失落随着风，兜头兜脑地扑了过来。

这条街道的旁边，就是浩大的西江。此刻，路灯倒映在江面上，熠熠生辉。爸爸告诉过我，梧州每年都会发大水。河水倒灌进街道，像入侵的敌军一寸寸进逼，居民们就一层楼一层楼地往上撤退。爸爸说，那时候街道就变成了河，人们撑着小船穿梭，卖菜，捞鱼。有一次，爸爸赤着脚、挽着裤腿在街道上走，突然被水里的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弯下腰去，竟然捞到了一条大鱼！“差不多有你那么高。”他对我比画着，眼睛闪闪发亮。“啊！那么大的鱼，一定很重吧。”我无比崇拜地看着爸爸。“是啊，很重，力气也很大，而且滑溜溜的。我刚把它抱起来，它一挣扎，就又掉进了水里。”爸爸遗憾地说。“唉！”我叹息了一声。妈妈却嗔怪地瞪爸爸一眼，说：“又吹牛！”

但我相信爸爸说的是真的。我相信爸爸说的每一句话。

“姑姑，你说，发大水的时候，这条街会被水浸到吗？”

“会呀，肯定会，这条街近河边，是最先浸到的。我们得走快一点了，最后一班船就要开了。”

我们加快了脚步。我感觉脚底有点湿润，好像走在浅浅的河水当中。风持续吹来，带来江水潮湿的气息，还有一点点腥味。多神奇呀，这条街道会突然变成一条河，还有鱼游进来！那么，虾子也会跟着进来了？虾子们是不是在水里跳着走？也许我们走过的这一串脚印，就有虾子跳着走过。那条从爸爸怀里逃走的大鱼，是不是顺着这条街道，又回到西江里去了？

我一边想，一边拼命跟上姑姑的脚步。我们就像两条逃跑的鱼儿，穿过人群，往码头跑去。

风带来的声音

走进竹林，月光就被筛薄了，斑驳的黑暗包围过来。一束光被拧亮了，朝地面照着，领着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往前走。弯弯曲曲的小径落满竹叶，柔软的叶子一片片向鞋底贴过来。“是往这边吗？”一个女人的声音问。

“对呀，穿过竹林就到啦。”女孩回答。

“该走哪一条？”女人问着，把手电筒往前照了一照。两个人都站住了。光里出现了数条分岔的小路，每一条小路的尽头，都是密不透风的竹影。

“可能是这条吧？”女孩想了一会，指了一个方向。

又走了一段，叶子越来越厚，鞋底也越来越厚。女孩踩到一根腐朽的竹枝，咔嚓一声，差点摔个跟斗。

女人及时抓住了她。

“是不是走错了？”女人问。

“我，我不知道。”女孩不敢肯定了。

哪里的狗汪汪地吠了起来。先是前边的狗在吠，接着是旁边的狗在吠，后来四面八方的狗都叫起来，一个叫得比一个起劲。两人陷入狗叫的汪洋大海中，紧张得不敢动弹。好在那些看不见的狗只是在暗处叫，并没有冲出来。

狗叫了一阵，发现没什么值得叫的，就慢慢偃旗息鼓了。女孩害怕了，说：“七姨，我们还是回家吧。”

“不急，你再想想。你不是经常到这里来捡竹壳吗？”

当然。你听，风带来的声音里，就有竹壳掉下来时的“咔啦”声。白天，我们用削尖了的棍子去扎竹壳，“咔嗒”一个，“咔嗒”又一个。白亮亮的竹壳串满一根棍子，扛在肩上，轻飘飘的，就像它们在灶膛里燃烧时轻飘飘的火苗。

女孩叽叽喳喳地说了一阵。

女人对她说：“嘘，你听！”

两个人安静下来。风过来了，风带来竹叶的簌簌私语，间或传来“欸乃”一声叹息。那肯定是一株老态龙钟的竹子，身上的枝叶都已稀疏得不行，一阵微风就能将它吹歪。它歪到这棵竹子身上，又歪到那棵竹子身上，但谁都不愿意让它依靠。

“竹子在唉声叹气，像外婆。”女孩笑了。

“不是听竹子呀，你再听！”

于是两个人站在小径分岔的地方，张大了耳朵去捕捉。风从左边过来，带来一阵咚咚咚锵的响声。那是锣鼓，一声声敲得急促，几片竹叶在空中扭动着身子往下落。

“在那边！”两个人都叫起来。

光换了一个方向，照着一大一小的两双脚在移动。零星还有狗叫，但都不成气候，两人不再害怕。但是，这移动很快停下来了。风又从右边过来，带来一个女人咿咿呀呀唱戏的声音。唱的是四平腔，本地白话。声音断断续续，一个女人穿着绿衣红裙的身影在竹林深处水纹状闪过。这种想象有点美，也有点诡异。

“难道是……在这边？”两人又站住脚，转了个方向。

竹林的一角突然被风摇晃得厉害，哗哗地响着，似乎有一帮人在林子里跑，而另一帮人在后面追。女孩觉得头皮发麻，皮肤上生出一阵阵凉意。以前从未留意过竹林里藏着这么多风。或者这些不是风，是大人们经常说的鬼？就是那些喝药死的，上吊死的，投河死的鬼。男人们常常警告那些要寻死的女人：“不要随便说你想怎么死！那些鬼都等着替身来呢。”竹林里会有什么鬼？这月光也照不透的竹林呀。女孩抬起头看天。天也被筛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了，看不到月亮，但有月光漏下来。

女人拉着女孩继续走着。风从第三个方向带来了新的声音。这回是男人在唱。这男人中气十足，唱得十分轻快，声音绕着竹林盘旋上升，瑟瑟作响。两人站住了，静静地听了一会儿。女人问：“你看过这出戏吗？你知道他在唱什么吗？”

“好像……是花木兰！对了，他在给花木兰唱赞歌呢！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直到班师回朝，才知道花木兰是女的。这会儿，他唱的是，花木兰就像一只兔子，跑起来雌雄难辨……”女孩一边听，一边解释。

“雌雄难辨是什么意思？”女人问。

“就是分不出男女的意思呀。就是说花木兰跑得像男人一样快！”

“是吗？你确定你没有听错？”女人有点怀疑，“古时候的女人怎么可能跟男人一样行军打仗？”

“就是这样的。这个戏，上个月在我们村子里唱过，那时候你还没来到我们家。”女孩自信地说。“那个花木兰，眉毛画得很粗，一柄大刀耍得满台转。”

“那我们赶紧走吧，不然一会儿戏都唱完了。”

她们朝那个策马而歌的男人走去。但是风却猛然在马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马受了惊，长啸一声蹿了出去，跑远了，消失了。

女人摇了摇脑袋，说：“唉，又听不到了。”

女孩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有虫子在喁喁地叫。她寻着声音看去，那是黑暗的深处，竹子密密地织着，死去的枯枝败叶纠缠成一团。这会是什么虫子呢？蟋蟀吗？蟋蟀不是应该在秋天才叫的吗？或许夏天也可以叫吧。女孩听得有点糊涂了。

好像是为了回答，一点亮光从黑暗里飞出来了。它一闪一闪地飘起来，像月光的碎屑，碎得只能照亮它自己。

“照烛虫出来了。”女人说。

“七姨，那叫萤火虫。”女孩一本正经地说，“课本上有的。”

“我们就叫她照烛虫。”女人说，“你妈没教你唱过那首歌儿吗？”

“教过的，我会唱。”女孩抢着说。

照烛虫，照入冲，的声落地捉鸡公。

鸡公飞上槟榔木，指甲开花满地红。

大姐摘朵当胭脂，十指尖尖媒人来，

问你嫁官不嫁官？嫁官就有银花插，

八人抬轿入衙门，入到衙门金鸡啼，

入到二厅金狗吠，入到三厅月亮光，

照见新娘好嫁妆。红漆枕头红棉被，

红丝结成花满床……

女孩念唱的声音像马蹄践踏着竹叶，嘈嘈切切，你追我赶。还没念完，她又喊起来：“七姨，你看，又有照烛虫飞出来了。”

她全然把老师教的萤火虫这个学名忘记了，只盯着那些飘荡在夜色中的小亮点。它们分散开来，浮动着，比漏下来的月光亮一点。手电筒照过去，光亮就消失了，只有一个个小黑点浮在光里。一移开，它们又出现了。

它们可能是月光里的金子？或者是白天贪玩，躲藏在竹蔸里的阳光碎片？就像我们捉迷藏，躲得太好，躲得所有人都忘记了，才自己讪讪地跑出来。

女孩这样想着，眼睫毛向上张着，跟着萤火虫飞升，一直升到竹林高处。风又来了，风带来几只小鸟吵闹的声音。一定是风把小鸟摇醒了，它们嘟嘟囔囔地埋怨了一阵，又睡着了。

女人还在侧耳捕捉唱戏的声音。

“燕子，你还能听到他们在哪里唱吗？”

两个人，四只耳朵竖在半空中，四只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有声音的。除了唱戏声，还有看戏的人在大声叫好，还有哗啦哗啦的掌声，像大风翻过山头，乘着月光追赶那些落荒而逃的敌人。鼓点越来越急，孩子们在舞台下模仿着喊出冲杀的声音。还有些孩子只顾着打闹，哪里热闹往哪里钻，戏也不好好看，却喜欢挤去后台看人家化装。

“那粉那么厚，抹在脸上，一抹，黑红的脸就变得比墙还白。”

“你家的墙有这么白？你家的泥砖墙，明明是黄的！”

“我是说课本上画的那种墙！”

女孩似乎能听到他们吵个不停。她也喜欢看演员化装。那女人明明是黑瘦的脸，眼角也有皱纹，平日里也像妈妈一样，皱着眉头在大太阳下挑粪水。戏班子的锣鼓一响，那嘶嘶作响的马灯挂起来，照得整个院子像白天一样亮。演戏的女人就站在白亮亮的灯光里，自己动手，把那些白的红的黑的依次涂上去，描上去，就变样了，就从凡人变成了仙女。系了一层层重重叠叠的长裙子，把一双大脚盖住。还要系一个大坎肩，边缘垂下银光闪闪的流苏。头发上插的簪子也好看，一步一摇。儿歌里唱的新娘插的银花也不过如此了吧？当然，花木兰的妆容没这么柔美。她是要朝着男人的方向化装的。不过，再怎么描粗眉毛，她的俊美也是掩饰不住的。

声音的来源显得很可疑，风拨弄它们，让它们一会儿变一个方向。听起来就像每个方向都有人在唱戏，都有人在奔跑，还有锣鼓声声，虚无缥缈地传过来。竹林被戏台包围了。竹林瑟瑟发抖，为这四面八方、漫山遍野的刀光剑影战栗着。

“他们还在唱的。只是，我听不出他们到底在哪里唱。”女孩苦恼地说，“风吹得全乱了。”

“早知道叫你妈一起来。”女人说。

“七姨，你蒙了？我妈不是坐月子了吗？她不能出门呀。”

“是，我怎么忘了。唉，又生了个妹儿。要生个弟弟，你妈晚年才有依靠。”

“为什么一定要依靠弟弟？依靠我不可以吗？”

“你？”女人轻轻地笑了一下，“你以后还得依靠别人呢。”

“我才不依靠，我一个人都不依靠！”女孩拧着身子，气鼓鼓地说，“人家花木兰也是妹儿呀，不见得比男人差！”

“傻妹儿，戏台上演的，哪里能当真。”

“我们老师说了，花木兰是真的，”女孩说，“真人真事，你不信拉倒！”

“好啦好啦，就算是真的，估计也看不成了。”女人摸摸女孩的头顶，息事宁人地说，“转了一晚上都找不着路，我们还是回家去吧。”

光划了一道弧线，又在地上来回照了许久，终于选定了其中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猛一看没什么特别，仔细看，它像一根树干，其他小路都是它身上发出来的枝桠。女人问：“是不是这条？”

女孩仔细看了看，说：“是这条啦，我们应该就是从这条路上过来的。”

是的，她们刚刚从这条路上过来时，天色还没有暗。竹林外还是明朗的黄昏，大人们坐在晒坪上织泥箕。一根根长长的青竹堆在旁边，一条条柔软的篾片在大人的手指间翻飞。女孩在晒坪上转来转去，微风吹着，空气里都是淡淡的青绿。有人问：“燕子，你怎么跑出来啦？不在家抱妹妹吗？”

女孩回答：“妹妹太小了，我不敢抱。”

“再不抱，过几天就抱不上了。”

“怎么会？我妈妈说，等她长大一点，脖子没那么软了，我就可以抱了。”

“说不定，过几天，妹妹就出去玩了呢。”那人眨了眨眼睛，说。

“怎么会？她那么小，哪儿也去不了。”

大人们互相看看，都发出一阵心照不宣的笑声。屋檐下有蝙蝠在飞，它们在捉蚊子。有人远远地喊着：“燕子，燕子！”

是女人来找女孩了。女人说：“燕子，听说邻村今晚演采茶戏，我们去看吧。”

女孩说：“七姨，你听谁说的？我咋不知道？”

女人说：“你妈妈说的。”

女孩更奇怪了：“我妈天天关在房间里，她怎么会知道？”

女人笑了，“你妈有顺风耳，她说是风把锣鼓声吹到她枕头边了。”

“是啊。”有人插话，证实女人的话，“昨天我就听说有采茶队来了，从平南那边来的。”

女孩说：“我不认识路呀。”

又有人说：“怎么会不认识？穿过竹林就到了呀。就在马塘那边。”

“是啊，燕子，你就听着采茶戏的声音走就可以了，很近的，快带你七姨去。”

“你七姨过来侍候你妈妈坐月子，多久啦？”

“怎么你爸爸还没有回来？”

“哎呀，人家在外面挣大钱呢，急着回来干什么，又不是生第一胎。”

“又不是生男孩……”

她们这样七嘴八舌的时候，女人和女孩已经走了。顺着村道往外走，从女孩家的屋边走过。那时候晚霞渐渐淡了，风把一个婴儿的哭声送过来。她哭得这么没心没肺，咿呀咿呀的。女孩站住了，对女人说：“七姨，我妹妹又哭了呢。”

女人说：“不要紧，这么小一点的孩子，哭着玩呢。”

这会儿再从竹林里钻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有两三点萤火虫跟着她们飞出来，一看四周围都是空荡荡的黑，又赶紧飞回去了。月光照着田野、道路、树林、山包，到处都亮堂堂的。女人把手电筒关了，带头走在前面。女孩突然发现，月光并不是均匀地照下来的。在某些角落，比如草丛里、树影下、田埂底，月亮很吝啬，只留下团团斑斑的暗影。对女人的背影，它却十分慷慨大方，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照着。女孩注意到，月光照着女人既丰腴又苗条的身影，每走一步，都像一只水蜜桃在移动。女孩偷偷地笑了一下，想起晒坪上的娘娘和婶婶有时候会讨论，谁的屁股大，好生养。女人是去年冬天结的婚。女孩还记得，那些红红绿绿的喜糖特别甜，女人给女孩抓了好大一把，把衣兜撑得满满的。其中有一种花生酥糖，咬起来，甜甜的碎屑在嘴巴里跳舞，连说话都是香的。宴席上的扣肉很大很沉，她伸筷子去夹，差点夹不起来。扣肉下面是藠头，白亮亮的，吃到的人酸得皱眉咂嘴，却连赞两句：“好酸，好酸！”本地土话，“酸”与“孙”同音，一桌子人就呵呵地笑起来。

哎呀，老是惦记着吃的，真是有点羞人。就老实承认吧，那个女孩就是我，那个女人是我七姨。是的，我外婆生养了七个孩子，直到第六个才是男孩，我叫他舅舅。外婆预感她还可以再生一个男孩，可是生下来的却是七姨。外婆和妈妈都说，七姨嫁得好。

“独生仔，三间大瓦屋都是她自己的了。”

“赶紧生个儿子就好了。”

她们时常这样嘀嘀咕咕。

不过，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怎么样才算嫁得好。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几天之后，我那刚满月的妹妹就被送了人。包着她的蓝花小被子是我小时候盖过的。把她抱走的人面目模糊，在鸡叫头遍、草尖上的露水未干时来到我们家，又赶在天亮之前穿过竹林离开了。妹妹离开之后，妈妈在窗户后面站了很久。她扯下头上包着的围巾，扯长了两只耳朵。清晨的风带来竹林里的鸟叫声，它们叫得比平常凄厉，像在争论一件令人惊恐不安的事情。鸟儿散去之后，风也沉默了，再没有带来一丝关于妹妹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