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重的才是文学的——读琬琦的散文

林东林

第一次见到琬琦是四年前在广西平南的一场诗会上，人很多，时间很短，也没能听她说上几句话。第二次见到她是去年在北京，我们作为同学相处了将近四个月，从春天到夏天，不过即便是长达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我也依然没能听她说上几句话。一个沉默的人，一个寡言的人，一个安静的人，也就是她所留给我——或许也不只是我——的全部印象。

及至收到她的这两篇散文，才知道她把话都留在了这里，一句接着一句，一段接着一段，洋洋洒洒。还没怎么读我就明白了，她这是把没有通过嘴巴说出来的那些话都通过笔写了出来——与那些说得很多却写得很少的写作者相比，她提供了一种完全相反的例子。

但是等到把这两篇散文细细读完，我才发现琬琦在这种洋洋洒洒之中依然是沉默的。面对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疼痛与舔舐、凄楚与孤勇、炎凉与自渡，她选择了省俭，选择了迂回，选择了不直面，选择了一笔带过，选择了引而不发，选择了顾左右而言他，而是把那些她想说的、真正要说的东西——别的写作者可能视之为富矿的那些东西——都留在了字句之外，留在了她那些巨大的沉默之中。她在写作中的沉默和在生活中的沉默是同构的。

一篇《去梧州》，写的是寄养在姑姑家的自己随姑姑去梧州城烫发的事；另一篇《风带来的声音》，写的是自己和七姨穿过竹林去看戏途中的见闻。前一篇写自己作为姑姑家里的“多余的人”，后一篇写妹妹作为自己家里的“多余的人”。是的，在根本上，琬琦写的都是苦难。但苦难有什么好写的？同样的苦难在不同的时空中降临在不同的人身上，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并不亚于她身上发生的，那些过去发生的也并不亚于此时此刻发生的。

琬琦的不同之处在于，苦难是那么重，而她下笔是那么轻，苦难是那么直接，而她下笔是那么间接。或许她深谙的写作要义是，苦难本身并不是文学，怎么讲述苦难才是文学——也不只是苦难，事实上，一切内容本身都不是文学，对内容的讲述方式才是文学。阳光底下无新事，是的，当然，不过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应该是阳光底下永远有新事，这个新事也就是事情的讲述方式，我们写作的所有和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找到某种讲述方式。

相比于“重”的讲述，那种血淋淋和赤裸裸的宣泄，我——无论作为一个读者的我还是作为一个作者的我——当然都更倾向于“轻”的讲述，这倒不全是受了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关于“沉重”和“轻逸”说法的影响，而是出于某种自觉的认知。

而现在，从琬琦的这两篇散文中，我也可以窥见她所具有的同样出于自觉的这种美学认知。是的，这说明我们是一路人，这说明至少在这个向度上我们有着非常接近的写作共识，也即：当生活超重的时候，我们，作为一种职业意义上的写作者，必须要学会失重，失重的才是文学的——在某种意义上，重和失重的构成比例也就是检验我们写作成色的试剂。换言之，对我们的写作来说，这个构成比例代表着某种智识，美学和艺术意义上的智识；而对我们的存在来说，这个构成比例也代表着某种德行，品格和精神意义上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