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本来这样的吗？”

1

“学东，你们兄弟现在还一起散步呐。真令人羡慕。”

前些天，蔡兄见到我，跟我提起了这个话题。大约是我前段时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困守故乡，在家吃完晚饭，每天弟弟都和我一起去散步锻炼。去年上半年被困故乡时，弟弟也常陪我。我不仅在朋友圈也在流水账里记下了类似这一幕，蔡兄留意到了：

“吃完晚饭，和弟弟出去溜达一圈，也是锻炼。”

不唯如此。天凉之后，我喜欢在家里那口著名的大铁锅里泡澡。每次，都是弟弟给清洗铁锅，烧水，甚至，给我搓背！

2019年的冬日，弟弟帮我搓背时说了一句：“老兄啊，也许到了七十岁，还是我给你搓背啊。”此番困在故乡，弟弟又给我搓了两次背。

弟弟给搓背，我内心是有些不好意思，但依旧坦然受之，谁让我们是兄弟，我是兄长呢？但和弟弟一起出去散步溜达，我习以为常了，压根心里没当回事，所以，蔡兄羡慕地跟我谈起这个话题时，我确实有些意外。

“难道兄弟之间不该这样吗？”我反问了一句。

蔡兄摇摇头，叹口气说一言难尽，现在这个年代，为了一点利益，多的是兄弟反目，像你们兄弟这样的，很少见了。

我没留心别人家兄弟之间的关系，但蔡兄的话，却让我当晚思考了很久。

2

历史上，兄弟反目成仇的情况很多，无论是上位者，还是底层百姓。当然本质上就是为了利益。

中國历史上兄弟之间为了争夺王位互杀的，从春秋时期延续到清朝，从未中断过，即使是最为温和的宋朝，也曾斧影摇曳，因故而亡的宗室，都多少与王位有关。更有甚者，中国历史上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确位后清除兄弟们的做法，也有相似的;罗马暴君尼禄最后将但凡拥有一丝奥古斯都血统的亲友全部除掉了。

而底层百姓兄弟反目，无非就是因为物质匮乏造成的争夺和紧张关系。

但是，中国历史上，又一直是重兄弟关系的，兄弟关系是最重要的伦理关系之一。孟子中有“孝悌之义”，孝悌相连而用，则是父子关系之外，最重兄弟关系。所谓“悌”，贾谊说所谓弟爱兄为悌，许慎说文说是“善兄弟”。兄心中有弟，弟又爱兄，兄弟间彼此诚心相友相爱，而“弟”又有“次第”之意，次第即有顺。

故有兄友弟恭，兄爱弟敬，兄爱而友，弟敬而顺。所以，历史上，形塑良好的兄弟关系的传说故事跟兄弟相杀一样，绵延不绝，什么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什么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什么孔融让梨，什么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难断，等等，无非说明兄弟关系的历史重要性。

3

但是，我的父辈祖辈，都没有教过我们兄弟这么高深的伦理哲学，他们对我们兄弟的教诲，无非就是生活中最朴素的言传身教。倒是我，因为读了些杂七杂八的书，在我的思想层面，多少可能还受过这些历史的影响。

我祖父当家时，其实不只当了我们一家。祖父的弟弟去世早，其时我堂姑和堂叔皆未成年，祖父和父亲一力承担起照拂的责任，不容有人欺负孤儿寡母，堂姑堂叔未成年时，家里的大事，尤其是两位堂姑和堂叔的婚事，从相亲到置办嫁妆到结婚，都是祖父和父亲跟堂祖母商议做主。至于堂叔，无论做什么，都是跟着我父亲，打鱼是父亲带出来的徒弟;堂叔没学会杀猪，父亲出去杀猪时，堂叔也都是跟着打下手;我小时候夏天摸甲鱼，就是跟着父亲和堂叔。兄友弟恭，用在父亲和堂叔身上，非常贴切。后来堂叔去世，我们觉得最遗憾的就是分家后，父亲不再方便像过去一样约束堂叔，堂叔喜欢喝酒小赌，但这些方面又不太灵光，以至于陷溺其中。这番在家，弟弟还感慨，要是堂叔活着，该和我们兄弟多喝多少酒啊。

我所记得的家里唯一一次析产分家，是堂叔结婚后，结婚了当然得自己当家做主了。主持析产的，是大姑父，证人是我姑婆家的儿子，我表叔。其时，家里除了一些祖产，诸如房子自留地，是早已在我堂祖父活着时就分过了，主要是房前屋后的树，其实多是祖父和父亲栽种。但析产的时候，父亲没有为自己争，而是听凭姑父做主分配。两个姑父对我祖父父亲他们，一直非常敬重。

4

我弟弟学锋，比我小三岁，生于1970年。我一直认为弟弟比我聪明，惜当年因学区调整中学未能在前黄上学，去了政平。我想如果上了前黄的中学，环境约束，以他的聪明，考个好大学也没有问题。不过，后来他在本地工厂当农民工，从跟着师傅学车钳刨开始，到接触管理数控机床，到管理生产和技术，全凭聪明和努力。

我们兄弟关系，自小没有发生过别人家兄弟之间相互争斗的情况，我想，也许是受祖父和父亲言行的熏染。

我努力准备考大学时，因为身体瘦弱，祖母炖了童子鸡给我补身体，明言不准弟弟们动筷子。虽然弟弟比我调皮活泼，但这个时候，也是听了祖母的吩咐，吃饭时老老实实克制馋虫看我享用童子鸡。当然，我也不会吃完。

198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弟弟初中毕业，我们俩自觉地抬着脚盆鱼叉，去北大漕练站脚盆，以备没得学上，冬日也可以跟着父亲打渔养家。当然，兄弟俩在河里翻腾了近一个月，也没真正学会站脚盆。后来我上北京读大学，弟弟进乡办厂当学徒。

我父母在上世纪80年代省吃俭用盖了四间楼房。按传统，将来我们兄弟仨一人一间（小弟弟后来患白血病去世），父母一间。弟弟结婚时，要装修婚房。父亲跟我商议，能不能将最东侧的那间房给弟弟做婚房。父亲之所以有此举，是因为按故乡旧习，最东的房属于上阳头，通常应该归长子所有，无论我会不会回家，理论上，只要房子造了起来，只要我不做忤逆之事，这间房子就属于我。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父母有一段时间一直觉得对我有歉疚。但在我看来，我们平常无法随侍在父母面前尽孝，做儿女的责任，多由弟弟他们主要承当——后来父亲告诉我，我过去夏日不在家，过七月半祭祖，我该跟祖宗磕的头，都是我弟弟代劳的。我跟父母和弟弟说，我们平常又不在家住，以后，只要给我们回家留上住的地方即可。后来太太在前进的三楼做了一个茶室，我在一楼做了一个书房，都得到了弟弟弟妹的支持。

弟弟后来和他的浙江朋友一起合伙开个纺纱厂，当年我在北京印刷学院，并无余财，但跟我太太商议后，将自己仅有的存款，全给了弟弟。后来弟弟这个生意也是做赔了，我们也没批评弟弟。

家里盖前进的楼房时，父亲坚持要盖四间，弟弟不同意，和我商议，我赞成弟弟的意见，出面跟父亲谈，只盖两侧的两间，中间两间不盖，留个大院子，省钱又通透。也许是因为我像范进一样，毕竟“中过举”，又在外面工作，父亲比较听得进我的意见。结果给我们留下了与众不同的风景。

父亲和弟弟因为各自接触的人不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无论是厂里的事，还是葡萄和果园的事，以及弟弟的酒局，两人常有冲突。每次我回家，都会做鲁仲连，不过我这个仲连通常是站在弟弟一边的，我总是劝慰父亲不要再管了，甚至我把母亲也拉到了我一边。

事实上，弟弟遇事总是和我商量，虽然我未必能帮上他，却也一直是他信赖的支持。包括今年他最终选择从当学徒开始就服务的工厂辞职，跟我一样，这么大年纪辞职，而且是在乡下，需要巨大勇气的。

我们兄弟和父母一样，都讲义气，热情好客，朋友多。我大学时代的朋友，到如今依然有我家常客，即使我不在，也会到我家小坐;而我每次回家，家里常来朋友，弟弟弟妹总是前后张罗弄菜做饭待客，从来没有觉得麻烦过。弟弟的厨艺，如今在我大江南北到过我家的朋友中，有很好的口碑。而弟弟的朋友来，我在家也都会陪着喝酒聊天。

要说我和弟弟的分歧，主要出现在对侄女的工作选择上。我是站在侄女一边，批评并说服了弟弟的，弟弟弟妹最终决定放手，让侄女自己闯。

5

乡村人家，许多兄弟不睦，除了财产之争，还多有妯娌不和，而妯娌不和的要害，还多是跟利益相关。

但我太太和弟妹之间，虽然成长背景大不相同，工作经历也完全相异，还有南北城乡差异，但妯娌俩这些年一直比较和睦。我想，除了各自的家教，还有对利益的看淡，相互的尊重。

就我太太而言，從我们相亲相识，我提出尊重各自社会关系开始，她一直默默支持我，尤其是在我家遇到大事难事的时候，无论是弟弟的婚房事，还是其他经济上需要支持的时候，太太总是支持我尽力去做，没有一句怨言。

如今，我们兄弟一辈的这种友好关系，也延展到了下一代。高中时，面对青春期的姑娘，有些话，我也会让侄女委婉地引导劝告;姑娘上大学后目前在偏僻的良乡，竟然能收到在上海的姐姐给她点的热饮……

在家庭亲人关系上，我依旧是传统保守的人。

我身边最好的那些朋友，都是与父母兄弟姐妹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我想，这也是我交友的信条。一个人连自己的亲兄弟都不能友善相待相处，与异姓朋友，可能更难，除非永远没有利益关系。

【朱学东，传媒专家、学者，是国内资深的平面媒体研究专家。曾任《中国周刊》总编辑、《南风窗》总编辑、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董事、传媒杂志常务副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信息早报》副总编辑、新闻出版署工作人员、北京印刷学院教员。曾发表过一系列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被收录到《中国传媒产业蓝皮书》、《中国期刊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曾多次参与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传媒方面相关课题的研究。】

责任编辑 韦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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