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苏联战友

陈虎

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我父亲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源头就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逼近黑龙江省的日军，我父亲宁死不做亡国奴，毅然辞去海伦火车站站长的职务，投奔到黑龙江省临时政府主席马占山领导的抗战行列。但马占山独臂难撑危局，1932年夏天，黑龙江省全境沦陷殆尽。危难之际，我父亲受命出任国民政府绥滨县长。他拒绝日军的威胁诱降，组织起一支上千人的黑龙江省人民抗日自卫军，于1933年2月在黑龙江边中兴镇与日军血战了两天，负伤后被抬到江对岸的苏联。

当时我父亲的伤势很重，抬过江后已不省人事。幸亏得到苏联米哈拉西缪斯克医院医生的及时抢救和治疗，才得以生还。伤愈后他加入了苏军的情报组织，化名“羽一”，经常过江刺探日军的情报，然后反馈给苏军。他认为这就是为共产党组织做革命工作，他也目睹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状态。这其中有一位来自山东姓张的华裔苏军中尉，他和妻子在生活上给了我父亲不少关照，还时常送一些杂志、报纸给他看。根据父亲的回忆，他看过的就有《远东工人》《工人之路》《国家与革命》等。这段在苏联的经历对他后来返回祖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影响很大。

1933年底，我父亲从苏联回到北平，此时的北平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国民党方面认为我父亲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县长，是当然的国民党员。但我父亲通过东北这段抗战经历，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自此，他以国民党抗日县长的身份为共产党做统战工作并参与社会上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国民党主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敌人，苏联是中国的朋友”。

二

中国人民14年的浴血抗战在1945年进入尾声。根据《波茨坦公告》，苏联红军于8月9日出兵150万，分三路攻入东北，70万日本关东军顷刻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为了先于国民党占领东北，党中央决定从全国各大解放区调集干部，尤其是东北籍干部充实到东北。就这样，我父亲在阔别了黑龙江省12年之后，又回到了当年战斗过的故土，被中共东北局任命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任务是从苏军手中接管政权。此时，国民党把持的省维持会也在积极拉拢苏军，获取苏军的支持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

我父亲理解“苏联同志”内心是亲共产党的，但表面上还要遵守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因此在处理与苏军的关系上做得很得体，很快赢得了苏军的信任与支持，于1945年11月成立了以中共为核心的黑龙江省民主政府，并在苏军的支持下狠狠打击了当地土匪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暗杀、破坏活动。我父亲在北安（当时的省会）工作的7个月中被敌特暗算过多次。有一次敌特在我父亲坐车去苏军司令部的路上埋设了地雷，企图炸死他，幸亏被苏军巡逻兵及时发现并排除。事后苏军司令官阿里耶夫少校对我父亲说：“陈主席，你很危险。如果不是我们的巡逻兵，你就去见马克思了。”

民主政府接管政权后，经济上也面临着各种压力，粮食压力尤为突出。我父亲便找苏军协商，苏军就将要运回国的大豆、面粉、豆油等留下来，帮助省里渡过难关。苏军撤离前雪中送炭，把剩余粮食和枪支弹药也留给了新生的民主政府，并把库存的炮弹统统倾泻到土匪活动的地带，吓唬吓唬这帮土匪，把他们轰远点，也算是尽了心吧。我父亲记得苏军离开北安回国那天，临行时，苏军司令官阿里耶夫紧紧握着他的手，深情地流着眼泪说：“我们一走，你们就更困难了，陈主席多保重吧。”我父亲与他处得如同兄弟，离别时彼此都很难过。

三

1946年，东北战局扩大，军事运输任务繁重。4月底，中共北满分局书记陈云调我父亲到中长铁路任民主联军军代表，负责军运任务。上任前陈云深情地对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铁路，你是一个老铁路了，一定要好好管起来。”中长铁路（从满洲里至绥芬河及哈尔滨至大连）原属于苏联管辖，这时还留有若干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工作地点在哈尔滨大石头房子（后为东北铁路总局办公楼）。我父亲来到大石头房子见到苏联局长儒拉夫廖夫将军，此时儒拉夫廖夫已把我父亲的办公室准备好了，就在他办公室的隔壁。

这位苏联局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父亲讲了一个故事。一次，父亲与儒拉夫廖夫乘火车到下面视察工作，火车因发生故障停在了半路。时间一久，这位苏联局长坐不住了，他把大衣一脱，卷起袖子，钻到车底下亲自排除故障。当时是大冬天，室外非常冷，我父亲穿着皮大衣还直打哆嗦，而这位苏联局长竟在车底折腾了一个小时，直到把故障排除了，他才从车底下钻出来。其实他也冻得够呛，不过咕噜咕噜几大口伏特加进肚就什么事都没了。这位局长性格豪爽，又懂业务，和我父亲有很多共同语言，很快他们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但国共在东北的战事越打越大，组织上对我父亲另有任用，两人很快就惜别了。

1946年秋，中共北满分局决定成立东北铁路总局，由陈云亲自挂帅。我父亲临危受命，出任总局副局长兼牡丹江局局长，重头戏在牡丹江。陈云亲自把牡丹江局的任务向我父亲做了交代：“管好绥芬河、图们两个贸易口岸，用我方的小麦、大豆向苏方换取我方急需的棉布等军需物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副担子千钧重啊！”儒拉夫廖夫当时也在场，他拍着我父亲的肩膀开玩笑地说：“陈局长，这个任务不能完不成，否则要被砍头的。”

父亲来到牡丹江，这里满目疮痍：轨道破坏严重，机车严重短缺，敌特活动猖獗。好在父亲是“老铁路”，心中有数，几招下去，局面迅速改观。其中最重要的是抢修机车和轨道，为此局里组织了三个修车组：中国技工一组，尚未归国的日本技工一组，第三组是中苏技工混搭。我父亲明白这肯定是儒拉夫廖夫从中长铁路局派来支援的，内心十分感激，他说：“三个组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大大加快了修车速度。”

我父亲作为局长，以身垂范，索性住在办公室，整天与工人、技术人员在一起，现场解决问题。仅半年时间，能用的机车数量就从开始时的19台，恢复到230台，保证了运输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他自己却因操劳过度病倒了。得知此消息，儒拉夫廖夫非常惦念，亲自把我父亲安排到大连苏军疗养院休养，并嘱咐院里一定要让最好的大夫给我父亲诊治。

四

辽沈战役于1948年底胜利结束，铁路运输功不可没。时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的吕正操说儒拉夫廖夫将军在“建设人民铁路，支援战争中，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我们是不會忘记的”。

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急需修复津浦、京汉铁路。为此毛主席、周总理曾请儒拉夫廖夫到中南海，当面向他请教利用旧道轨铺设新铁路省钱又省时的方案。儒拉夫廖夫提了一个建议，毛主席听了非常赞赏，当场拍板同意。会后毛主席设宴招待儒拉夫廖夫，不想四盘家常菜都有些辣，儒拉夫廖夫被辣得嘴角不断抽搐，但他还是连连称赞好吃！我想这可称之为“将军喜立新功，辣味胜过伏特加”。

此时，我父亲抱病到济南铁路局就职，负责津浦路的大军南下运输任务。当时铁道部给党中央、毛主席立的军令状是：军队打到哪，铁路修到哪。这时，我父亲与儒拉夫廖夫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他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保证大军南下而共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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