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区”里的白衣战士：在生与死的火线

王欲然 崔东 梁秋坪

重症隔离区是感染风险最高、最危险的区域，这里收治的都是重症和危症患者，这里是生与死角斗的火线，这里也被称为“红区”。呼吸与危重症科医生王峰、外科重症科医生李立斌、重症科护士张双圆，三位白衣战士来自天南地北，却因为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汇聚在战“疫”红区，以仁勇为盾牌、以术业为刀枪，用责任捍卫拯救病人的防线。

“没有飞机大炮，拿着红缨枪照样杀敌”

从接到北京朝阳医院的通知到集合出发，不过3个小时。王峰还来不及准备，就已随同北京援鄂医疗队踏上了去武汉的战“疫”之路。

这种紧迫感，反而让王峰感到踏实。“我是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大夫，专业对口，去了会有用武之地。如果不让我去，心里肯定不舒服。”

时间不等人。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就要迅速投入战斗。王峰虽然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但随之而来的难题，让他和队员们有些措手不及。

临时改造的隔离病房只符合最低限度的院感防控标准，怎么办？医护人员必须制订严格、周密的防护流程。王峰与队员们利用有限的休息时间在酒店反复实操，以确保穿脱防护设备、进出隔离区的每一道环节和每一处细节都能铭记于心。“新冠肺炎传染性强、致病率高，是我从业以来遇到的最强对手。”王峰说，自身防护容不得半点马虎，稍有疏漏，后果不堪设想。

医疗设备未到位，眼前又是急需治疗的患者，怎么办？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上！王峰在为一名已上呼吸机患者实施中心静脉置管术时，因缺少超声定位等辅助设备，只好选择锁骨下静脉穿刺置管术，通过骨性标志定位，徒手操作。这要求王峰要时刻保持高度专注，但厚重的防护设备却带来不少麻烦。“外科手套会影响手感，雾化后的护目镜如同在暴雨天开着一辆没有雨刷器的车。”一场手术下来，王峰的内衬衣能拧出一摊汗水。

防护设备短缺，这个难题怎么解决？为节省防护服，王峰和队员们需要减少如厕次数。他们通常在工作前5小时就停止饮水。以防万一，有的队员还穿上了成人纸尿裤。工作初期过膝腿套不够了，队员们就地取材，用两层医用垃圾袋替代。“这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很多人担心前线物资匮乏。”王峰说，“战役之初有些物资暂时没有到位，但是我们不能‘等、靠、要，必须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投入战斗。”医用垃圾袋是可以满足最低限度防护标准的，而且成本低，能够减轻战时后勤补给压力，不失为一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方法。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王峰和队员们沉着、冷静地解决了一个个棘手的问题。他说，战时状态不能过分计较物质条件。“打仗不是必须要有‘飞机和大炮才能冲锋，疫情当前，人民需要我们，国家需要我们，我们不能退缩，拿着‘红缨枪和大刀也要上阵杀敌。”

陆续抵达的物资和增援力量，点燃了王峰和医疗队员们的斗志。他们说：“这场仗赢定了！”

“我是老兵，危险的工作我先上”

54岁的李立斌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科重症医学科主任，从医36年，曾参加过抗击非典的一线战斗，是一名久战沙场的老兵。在电视里看到与新冠肺炎战斗的前线战友累倒在地的画面后，他坐不住了。话别妻儿，驰援武汉，时隔17年，他再次站在抗击疫情的暴风眼。

踏入武汉的那一刻，他便私下和医疗队长王伟林约定：“不要让年轻人冒险，我是老兵，危险的工作我先上！”

李立斌的战场是武汉协和肿瘤中心院区唯一的危重症病房。但当他们看到病房后，全都傻了眼。“这原来是一个骨科普通病房，设施远远达不到危重症病房要求。”这可急坏了李立斌。要知道，正常改建危重症病房需要半年到10个月的时间，而武汉等不起。

医疗队与各方负责人想尽一切办法，才勉强为部分病房安装了排气系统，其余的则通过使用空气净化器、消毒机等设备降低病房空气浓度。“这已经很不错了，不少医院的条件比我们还差。”李立斌意识到疫情来得太突然，所有人都来不及准备。

但病毒不会等你严阵以待再发动进攻。病房完成改造的第二天，就有两名患者出现紧急状况，需要抢救性气管插管。这是一场硬仗。操作过程中，患者气道开放，医生距离患者不到20厘米，被感染的风险非常大。整个过程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稍有犹豫，患者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第一个插管，我来！”李立斌说罢，迅速穿戴好防护设备，加入抢救。

李立斌在过去25年的重症病房工作中，更多的是在普通防护状态下操作。而现在，厚重的防护服和正压头套给手术增加了难度。但凭着过硬的技术和医护团队的高效配合，李立斌仍利索地完成了两名患者的气管插管，再一次将悬崖边的生命拉了回来。

从病房出来的李立斌，脱防护服时腰痛难忍，吃了两片止痛药后才缓过神来。回想刚才的艰险，李立斌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正压头套太珍贵了，我就想着一口气做完两例插管。”

情况在逐步好转，看着年轻的医护能在“火线”上从容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李立斌很是欣慰。

“战士都不上前杀敌，那仗怎么能赢”

“那个90后的男护士，说起话来温柔又有力量。”这是江苏省首批援鄂医疗队护士张双圆留给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病房患者最为深刻的印象。

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经过张双圆直接护理好转和治愈的患者已有20余名。但他觉得，能在此次战“疫”中克服恐惧心理、战胜自己，才是最大的收获。

从业6年的张双圆，曾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参与过多次“人工肺（ECOM）”紧急抢救，重症护理经验丰富。但当他开始同新冠肺炎病毒正面交锋时，悬着的心却一直放不下。

病毒传染性强、患者突发状况多，医护工作面临着极高风险。未曾经历过传染病救治护理的张双圆，在得知同病區的一名亲密战友不慎感染新冠肺炎而殉职的消息后，心理防线垮了。

“我为何而来？”休整时的张双圆不停地问自己，希望能从答案中重拾信心。“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我是名战士。如果战士都不上前杀敌，那仗怎么能赢？”张双圆擦干眼泪，咬紧牙关重新加入战斗。

调整状态、做好防护、熟悉工作，张双圆稳扎稳打，很快就恢复了斗志。重症病房里随处可见那个年轻战士的身影。穿着厚重的防护设备为患者穿刺、抽血、输液、静推、俯卧位，他不怕累;为气管插管患者雾化吸痰时被呼吸机管道内的异物喷溅到，他不畏惧;看到患者被病毒折磨到想放弃，他不接受。

9号患者入院时已是昏迷状态，是当天病情最严重的患者。张双圆看着眼前这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病人逐渐失去生存的勇气，誓要帮他渡过难关。除了细心地护理外，张双圆还时常为他做心理疏导。两人称兄道弟、互相鼓劲，直到患者痊愈出院。“看到他能挺过来，我很高兴。”

后来，武汉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出院潮”。难得闲下来的张双圆，看着病房里的空床，念叨着：“希望患者们全都能治愈出院，盼着武汉能快点好起来。”

记者手记：战“疫”别样情

采访中，李立斌总说自己是一名“老兵”，早已看惯生死，“莫得感情”。但是，他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次落泪。

第一次是在出发去武汉前，李立斌在与爱人看到电视中播放战“疫”一线医护人员累倒在地的画面后，竟放声大哭。他说：“这种艰辛平常人很难体会到，作为医生却能感同身受，只盼着自己能早日走上前线，为战友分担。”

第二次，李立斌为两名危重患者做完插管手术后，接到了队长王伟林打来的电话。“他只说了‘兄弟啊三个字，便开始哽咽。”李立斌知道对方是在关心自己，但两人一时间谁都说不出别的话来。“患难中的情谊尤为珍贵，我们都在用真情激励自己，也鼓舞他人。”

从医十多年，王峰坦言，这次集中感受到了来自患者们的真诚善意，这场战役让他重新找到了作为一名医生自身价值的实现感。

疫情发生前，王峰所在医院出现过一起伤医事件。这也让他有些担忧，疫情中的患者是否会对医护人员产生抵触情绪？

但王峰走进病房后发现患者们都很乐观，没有人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查房时，轻症患者会送王峰走出病房，还试着用普通话说：“大夫辛苦了。”重症患者戴着呼吸机、面罩，说不了话，仍然会努力竖起大拇指，以示感谢。“前两天，有位50多岁的患者把我叫到病床边，给我拍了张照片。他解释说，因为看不清我的样子，所以想将我防护服上写着的名字拍下来，留个念想。”

这位患者的举动，彻底打消了王峰的顾虑。这些天和患者一起“战斗”，也让他感受到了武汉人民的乐观精神和宽厚胸怀。“武汉不愧被称为英雄的城市，这里的人是伟大和令人敬佩的，他們一定能战胜困难。”

支撑张双圆重回“火线”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家庭。

2020年1月2日，张双圆与女友步入了婚姻殿堂。按照他家乡的习俗，新婚第一年要去亲戚家拜年认亲。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夫妻俩的计划。

当张双圆将报名驰援武汉的决定告诉家人时，得到的结果是“全票通过”。家人无私的支持，让他有些意外，但更为感动。

过去的一个月里，张双圆经常会收到爱人发来的问候，而他也会和妻子聊一聊他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和挫折，家人的关怀和鼓励让张双圆更加坚强勇敢，“照顾好病人，也是对家人负责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