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中国氢弹秘密之中的秘密

彭继超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地平线上同时升起了两个太阳——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而我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便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

当时，这好像是一个不解之谜。

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多次采访于敏先生。当我再次整理那些采访录音，尤其是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长谈时，仍深受教育，感动不已。

功不可没的妙棋与“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

早在1960年底，在邓稼先所在的核武器研究所全力进行原子弹理论攻关时，钱三强就在原子能研究所组织一群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应约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

钱三强开门见山：“组织上打算让你参加热核原理研究。”钱三强介绍，为了早日掌握氢弹技术，部党组决定组织一个轻核理论小组，先行一步，对氢弹的作用原理和各种物理过程，可行的结构进行探索、研究。钱三强告诉于敏，这个小组已于上个月成立，叫“470组”，黄祖洽任组长，于敏来做副组长。钱三强说：“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于敏默默地点点头，从此加入氢弹探索者行列。

这是于敏又一次改行。上次改行是1951年，与他谈话的也是钱三强。

1949年，于敏从北京大学毕业，并留校任助教，他以“量子场论”作为研究方向，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先生。在胡宁先生的指导下，他完成了《核子非正常磁矩》研究论文。1951年，于敏从北大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即401所，现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钱三强与他谈话，希望他改变自己追踪几年的“量子场论”研究方向，转向研究原子核物理。

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于敏在彭桓武、胡宁的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十年寒窗，于敏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有20多篇。他与杨立铭合著的《原子核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教材。他的研究小组，在原子核结构理论方面是那时全国的研究中心。钱三强说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物理学家彭桓武评价说：“于敏的工作是開创性的。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人会原子核理论。”20世纪60年代，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A·玻尔来华访问时，在同于敏短暂接触后，称赞于敏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日本科学家则称于敏是“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

从原子核理论这个基础性很强的科研领域，转到氢弹研究这个应用性很强的领域，这对于敏来说是事业和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它的威力比原子弹的威力大得多。超级大国一直把氢弹技术作为核威胁的主要手段严加保密，我国的氢弹技术完全是靠自己的科学家在一片空白中艰苦探索，攻克难关。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黄祖洽、于敏等年轻的探索者出发的阵地是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他们手中的主要兵器只是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和一块黑板，他们最大的优势是有一颗火热的心和一个不知疲倦的大脑。就凭着这些，他们顽强地拼搏着、探索着，一步又一步地向前推进。

于敏很快就在新的领域显示出才华。

有一次，国外刊物报道了一种新的截面，这个截面的数据非常理想，很多人都感兴趣。但要重复这个实验，不仅需要几百万元人民币，还要花费两三年时间。

于敏苦苦思索了两天，作了详细的分析之后对同事们说：“无论何人也达不到这么个截面，而且任何其他反应截面都达不到这个结果。我们根本没必要用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去重复这个实验。”过了一段时间，外刊又有报道说，实验证明那个报道是假的。

探索者队伍不断扩大，最多时曾达40多人。

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钱三强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山头被绞尽脑汁、呕心沥血的科学勇士攻克。4年中，黄祖洽、于敏和同事们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

历史证明，我国氢弹理论探索先行一步，钱三强、刘杰的这一招“妙棋”，为尽快突破氢弹技术打下了基础，赢得了时间。

集体集集体，我只是其中一个卒子

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为了加强氢弹理论的攻关力量，二机部决定将原子能研究所的黄祖洽、于敏等31人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于敏任理论部副主任。

在此之前的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遵照聂荣臻元帅指示，以邓稼先为主任的九院理论部立即转向氢弹设计的理论攻关，我国第一颗氢弹的代号也因此叫做“639”。

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花园路5号的那座灰楼，灯火通明。从老一辈科学家到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个个畅所欲言，献计献策。1963年，彭桓武教授专门做了一次报告，从理论上阐明了加强型的原子弹还不是氢弹。周光召做了一次关于氢弹的报告，他抱来了一大堆书刊，有的印载了美、苏核导弹的外形照片。他分析了这些导弹的外形类别，认为原子弹与氢弹在结构上有很大差别，在原理上也可能相应有质的不同。

两支理论队伍合兵一处，迅速投入氢弹研制工作，他们充分发扬技术民主，群策群力，集体攻关。

1965年2月，在朱光亚、彭桓武的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总结了前一段的研究工作，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工作的大纲：第一步继续进行探索研究，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完成质量、威力与核武器使用所要求的相应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

在彭桓武、邓稼先的领导下，科技人员兵分三路，分别由黄祖洽、周光召、于敏领头，用计算机去实际运算研制氢弹的可能途径。

准确完整的核数据，是核装置设计的重要依据。核武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在文献研究中发现记载数据很不一致。1965年2月，原子能研究所何泽慧率领30余名科技人员，在丁大钊等进行过的关于轻核反应的科研工作基础上，经过半年左右的实验研究，对热核材料的核反应截面进行了测量，获得了可靠的实验数据。

1965年9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赴上海计算所，计算了一批模型，经过分析研究获得热核材料燃烧规律这一重要成果，但这种规模重量大、比威力低、聚变比低，不符合当量的要求。接着，于敏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了一系列详细的分析报告。

于敏告诉我：“我对物理现象了解多一些，责任是把物理现象总结一下，就做了多次系列报告，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问题也清楚了，这条路子是不行的，没有突破性因素不行，过去有些萌芽的东西不成型。”

接着，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终于发现了氢弹实现自持聚变反应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这一重要课题。于敏说：“知道不行，就知道怎么行。当时大家都二十来岁，我39岁，情绪很高，形成了一些新的想法，开辟了新的战场，开了个7字号任务，出来的结果很好。有了苗头后，打了电话，让赶快来人做进一步讨论。”

于敏马上把新发现、新设想用暗语通知了正在青海全面掌握各路进程的邓稼先：“我们牵住了牛鼻子！”

邓稼先于11月8日飞往上海详细听取于敏汇报，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讨论和验算;随后，邓稼先于12月2日、12月24日来到上海，和于敏一起组织运算、攻关，终于在年底前形成了一个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方案。

1965年12月，核武器研究所的专家在西北核武器基地进行了多次研究，确认于敏等提出的利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理论方案从基本规律上推断是合理可行的。据此分析，在1967年底或1968年上半年有可能研制出体积比较小、重量比较轻、聚变比较高的100万吨级的氢弹。因此，确定突破氢弹要以新方案为主，原定方案的研究和试验也不放松。

于敏后来感慨地说：“刘西尧这个决断非常重要，进可攻，退可守，退可守是为了进可攻。这是稳妥的，积极的，再拖，文化大革命要起来了，就要误事了……”

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说：“中央和中央专委的思想，核弹就是要上导弹头，我们都是知道的。大家一致下定决心，为我们研制的第一颗氢弹确定一个目标。当量要达到和超过一百万吨TNT，重量不得超过一吨，简称1100。”

半个多世纪以来，参加研制的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都称这第一颗氢弹为“1100”，从来没有过什么“于敏构型”的说法。

2017年，在纪念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50周年时，一些杂志公开了1966年12月完成的氢弹理论设计文件前两页的照片，上面写着负责人：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参加人：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周毓麟、黄祖洽、秦元勋、江泽培、何桂莲、李德元、符鸿源、孙和生、郑绍唐等。

也许，这是一个最有分量的等字。它的背后是无数人无数个日夜的兢兢业业，没有谁能说清其中的酸甜苦辣。验证成功的计算结果出来后，于敏和大家一起笑着让邓稼先请客，那天晚上，邓稼先请他们在馆子里美美地吃了一顿螃蟹。

氢弹突破及武器化在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署名第一位的彭桓武先生把奖牌送给研究所，并随手在日历上写下这样的话：“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1987年五一节前，国务院授予于敏“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在两弹研制的秘密历程中隐姓埋名27年，于敏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有人问于敏是怎样攻克氢弹原理的，于敏回答：“研究氢弹原理的是一批科学工作者，参加设计、实验的人就更多了，要说攻关，是集体攻关，我只是其中一个卒子。”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授予和追授于敏等23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章。

2014年，于敏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据说，于敏拱手对采访者说：“拜托你们了，千万不要称我为‘氢弹之父，那样我会很难受的。”

2018年，于敏入选党中央表彰的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者。公示介绍说：他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主持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每次做这种试验，心都提到嗓子眼

1966年12月28日，在百米多高的铁塔上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这为我国氢弹试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于敏又一次来到罗布泊核试验场。于敏说：“这次试验非常重要，是带有决定性的一步。1966年下半年，讓大家为12月份做试验打分，看把握性如何。当时许多老同志、老前辈如王淦昌、彭桓武也打分，还是相当有把握的。如果成了，‘1100就没问题了。后来试验证明，我们的路子是可以的。”

每次重大试验，于敏都会在场区，在第一线。于敏告诉我，他到罗布泊不下十几次，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带弹着陆等他都在现场;他最后一次去核试验场是1984年，和邓稼先一起在指挥车上。王淦昌后来评价说：“理论联系实际，于敏同志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对参数收集等方面一清二楚，每次出了问题，对于某一个数据，一算就知道这个问题所在，这是非常重要的。要说他贡献大，这是一个方面，像他这种情况，国外我不知道，国内是不多的。”

1993年，于敏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那次氢弹原理试验，他在指挥部等待试验结果。当他看到蘑菇云时，知道爆炸当量是不错的，但心仍然悬着。他说：“我跟唐晓威、吕敏他们，用挑剔的眼光看速报测试结果，不能随便下结论，就是要挑刺，可就是挑不出刺来，各种干扰的因素都想到了、排除了，这时我才完全信服，一定是成功的！我们的氢弹试验成功了！”

“每次做这种试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成功不成功？你想得再怎么周到，总还是没有经过实践，何况这是国家试验，牵涉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政治上影响那么大。我记得有一次试验，当量如何当时知道了，物理试验的具体结果要在第二天才能知道，会不会没有结果呢？那一夜我睡不着，翻腾得厉害，真担心啊！心慌、心跳加速、紧张、不安，非常之难受！我躺在床上，不敢动也不好意思叫人，强忍着，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那时我40多岁，如果晚几年，心脏就会受不了，就会死在那儿。还好，第二天，大部分成果拿到了，心脏也好了……”

在采访中，我问于敏，这种心情该怎么形容，他说：“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等都不足以形容，是一种说不出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得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

说到这里，于敏笑了，但我却分明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而当我后来听着采访录音整理这些文字时，我感到他的笑声中含着哭的味道。我也哭了，整整几天，我再也没写一个字，想起他们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涌出来。

这也是一种说不清的心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流泪，这时在我心里闪过的不光是于敏，还有邓稼先，还有朱光亚……

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是一种什么滋味？手里是价值千百倍于黄金的珍物，面前是生命和荣辱都系于那一响的千军万马，背后是国家领导人信任和期待的目光……他们肩上压着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重担，他们的内心究竟要有多大的承受力啊？

在同于敏的交谈中，我们谈到屈原、诸葛亮、鲁迅，也谈到钱三强和李四光，还谈到于敏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民族屈辱——在天津上中学时，每每经过日本军营，都要被迫鞠躬……

于敏感慨地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经过很多挫折，汉唐时有五六千万人口，到五胡十六国时剩下一千来万，但这个民族始终绵延不绝，几千年的民族精神总有很深厚的底蕴埋在每个人的心里，到这个时代便集中地爆发出来了。”

九死不悔的忠贞，舍生忘我的献身，这就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涌动的血脉，这是一种比核爆炸更强大的力量，它比原子弹的影响更为久远。总有那么一天，核爆炸的火光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一代精英在这个伟大创造中爆发出来的精神火焰，将在历史长河中永远光耀。

〔责任编辑 袁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