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留法女博士：她与周恩来擦肩而过

徐泓

有关她最早的信息，来自韩素音的一本书。这位英籍女作家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里，追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五四时期的初次相遇。然后，她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但是，他（指周）并没有一见钟情。事实上，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个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

如果我不是在看本书的同时，正在采访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上述文字可能就从眼底溜掉了。巧得很，周秉德说，她的七妈，也就是邓颖超，告诉过她这个姑娘的名字：“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国的张若名，原来他们接触就比较多。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可能和她最合适了，别人也都这么认为。”

一

张若名，1916年考入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比邓颖超大两岁，她俩从一年级起就是同班同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张若名曾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论部部长、天津各界联合会庶务科干事。6月至10月，她三次作为天津代表进京请愿。

1919年9月，她与周恩来等发起并创办了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组织“觉悟社”。为体现男女平等，二十名成员男女各半，女学生的名单就是由张若名提出的。同年12月，张若名当选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论委员会委员长。1920年1月29日，她与周恩来等一起在天津被捕，经过半年的狱中斗争，于7月17日获释。

这个时期的史料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在博物馆的文字说明中和不少材料甚至有关的书籍里，张若名的名字都被抹去了。比如当年4名爱国学生请愿代表被捕坐牢，这样一段重要的史实，现在只提“周恩来和郭隆真等”。只有在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的字里行间还有张若名。周恩来还摘录了张若名十多天的日记，冠以“张若名在营务处的日记”的标题，编入他的文章里。

据悉，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册附录中，曾提到周恩来当年与他一次谈话的笔记，当谈到觉悟社的创办人时，周恩来说，有他、张若名、郭隆真、刘清扬。

现在还可以查到七十多年前觉悟社出版的第一期刊物《觉悟》，其中刊登着张若名以“三六”署名所撰写的《急先锋的女子》。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章。当年，18岁的张若名正是以妇女解放先驱的姿态，投入五四运动，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之一。

二

张若名的祖父是河北清苑县的首富，父亲做过官。她自上学以后与当医生的叔叔一家往来密切。这个书香门第家庭里的堂姊妹们，说起张若名啧啧赞许，称她为女中豪杰。当年她在秘密出走之前，给家里每个人都留下了一封信。1920年11月7日，张若名与郭隆真、周恩来等190多位勤工俭学生，登上了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

张若名比周恩来早9天到法国。周中途在新加坡下船，改乘下一班轮，为的是和蔡元培先生同船抵法。周恩来到了马赛港后，连夜赶赴里昂。第二天一早，他与朋友们兴高采烈地会面了。大伙在火车站对面的一家饭店里等候着他，大家在一起畅谈了两天。在场的有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刘清扬、张申府、陶尚钊、盛成。

1921年夏天，张若名和郭隆真迁到法国中部布卢瓦居住，在那里经常和周恩来见面。1922年上半年，她们加入了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等在巴黎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少共开始完全是秘密组织，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化名，周恩来的化名是“伍豪”，张若名的化名是“一峰”，郭隆真的化名是“林一”。

当时少共以学习作为主要活动内容，他们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研究会，采用自学和互教互学的方式学习。张若名聪颖好学，法文进步快，不久就能顺利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法文书籍，所以她经常担任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曾把小组会上的讲稿加工整理成两篇文章——《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发表在法国《赤光》半月刊上，所用的笔名为“一峰”，这篇文章还油印成了小册子。1924年周恩来回国时，特地把这两本书稿带回广州，并一手经办在国内印刷出版。

现在能找到的还有一本192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其中张若名署名“一峰”的文章《帝国主义浅说》，排在开首的第一篇，后边还排有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文章。

张若名初到法国时笔耕很勤，作为北京《晨报》驻法国特约通讯员，她寄回报道近20篇，1921年3月至7月，《晨报》先后刊出《留法勤工俭学生最近之大觉悟》等若干篇。1924年，在邓颖超等人创办的《妇女报》上，张若名与郭隆真合写了一封关于如何办好妇女报的信，她还以“一峰”署名再次论述妇女解放运动，文章的题目是“现代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全文二千余字。

三

1924年，张若名人生之旅出现了重大的转折。这年的7月，周恩来奉调离法回国，此年冬天郭隆真去苏联学习，张若名为他们送行以后，退出了少共，并从此脱离一切政治活动，留在法国闭门读书。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作出这样一个选择？要知道这不仅意味着她放弃了一贯的革命主张，也意味着她与亲密的战友分道扬镳了。

据她的丈夫杨堃说，张若名与当时共青团在法国的主要领导人任卓宣意见不合，此人唯我独“左”，作风粗暴，在他的激进指挥下，张若名在一次会议上完全暴露了身份，受到法国秘密警察的盯梢，险些被驱逐出境。杨堃当时也在法国，他是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在中国招收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他与郭隆真同乡，郭介绍他与张若名相识，还介绍他加入了旅法共青团，在团内名叫“杨赤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退出了共青团。

往事如烟。现在已找不到更多的材料考证张若名当时的心路历程了，杨堃的说法，可能是原因之一。邓颖超在向她的侄女周秉德讲述往事时，曾有一句话，或许提供了寻找答案的另一条线索。她说，周恩来从法国来信讲到张若名，觉得和她不可能志同道合。那时侯周恩来正奔波于法国、英国、德国，从事宣传组织等秘密工作，过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活。他所处的险恶环境，与张若名渴望安定的留学生涯的理想距离已越来越远了。

四

即使如此，周恩来仍然把张若名视为可信赖的朋友。1928年夏天，他从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回国途中，专程赶到里昂秘密会见过张若名。那时张若名在里昂中法大学读书已有3年，与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但是周恩来还是在坐落于北郊村镇中的女生宿舍找到了她。杨堃说，他的夫人在他们婚后亲口告诉了他那天的情景。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傍晚，周恩来化装而来，他戴着墨镜，穿一身笔挺的白色西装，戴一顶白色法国盔帽。当他取下墨镜时，张若名看到了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们在村镇旁边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直坐到夜色沉沉。周恩来首先告诉张若名，1925年他和邓颖超结婚了，他替邓颖超问若名姐好。然后他讲了觉悟社的成员们已经各奔东西，有人继续舍生忘死地投身革命，有人脱离了政治，个别人彻底堕落。临分手时，周恩来深情地表示：“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再相会，很难预料。”他说，他已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张若名则向周恩来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endprint

五

张若名从1924年进入里昂大学读书后，学习非常刻苦，到1928年就取得了心理学、普通哲学与逻辑学、伦理学与社会学、教育学四门专业的合格证书，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她接着攻读博士学位，受教于里昂大学塞贡教授，她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1929年，她以法国著名作家安德列·纪德为题，准备博士论文，1930年秋季，《纪德的态度》全稿完成，此文用流畅优美的法文写就，共8篇121页。纪德看完这篇论文的打印稿后，给张若名的回信说：“我确信自己从未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

这篇论文被里昂中法大学评为最优秀论文之一，并获得了500法郎奖学金。张若名还得到了导师赛贡教授的高度赞誉：“我发现她不仅是一名非常专心的学生，而且思维敏捷，她掌握的法语能力能洞悉细微的差别……张若名的成绩是我们学院的光荣。”

1930年12月15日，张若名顺利地通过了博士答辩，此时她已应聘回国担任北平中法大学伏尔泰学院教授。1931年1月，她和她的丈夫杨堃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她与杨堃在回国的前一年举行了婚礼，杨堃也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主修社会学和民族学。

这对博士夫妇在新婚之际，又一次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从1937年至1948年，张若名一直在北平中法大学执教，讲授法国文学史、心理学，并在附中教法语，后来还编辑过这所大学办的《法文研究》刊物。日本投降后，有人介绍她加入国民党，再后来刘清扬介绍她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均被她拒绝。

1946年的夏天，留下了一个谜。

张若名夫妇当时住在北平沙滩北街嵩祝夹道二号的一个四合院里。有一天，夫妇俩外出回家，保姆告诉他们，一位戴着墨镜的先生来过，自称姓王。当听完保姆形容这位王先生的长相、身高和穿着以后，张若名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可能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参加军调处谈判，正在北平，住的地方离张若名家并不远。但以后这位王先生再也没有出现。

六

1948年4月，张若名与杨堃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前往云南大学任教，张若名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文艺理论与世界文学史，并在外文系讲授法语，杨堃任社会系主任。

昆明解放后，与其他留过洋的知识分子相比，张若名较快地适应了政局的变化和新社会的秩序，她毕竟在青年时代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在张若名的印象里，她1922年在法国加入和1924年退出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个印象，在周恩来和张若名最后一次见面中，被周恩来证实是错误的。据杨堃回忆，1955年4月，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接到省委统战部的电话，要张若名和杨堃第二天早晨7点钟到统战部长陈方的家里，什么事，不清楚。第二天到了陈方的家以后，他们才得知周总理要见他们。杨堃后来回忆：“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震庄，那是个花园式的大院子，在宽敞的会客厅里只坐了一两分钟，周总理就快步地走了出来。十多分钟以后，陈毅元帅也来了。”

有关这天会面的情景，当事人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省委统战部长再三叮嘱此事千万不能声张，因为总理和陈毅元帅是去万隆开会，秘密经过昆明。还规定了好多具体的框框，比如不许外传，不许记录等等，因此在杨堃和张若名的日记本上，关于这一天，连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据回忆，周恩来刚见到张若名时曾很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代邓颖超向若名姐问好。之后便是长时间的谈话，四个人分成两摊，周总理和杨堃谈论云南的民族问题，陈毅向张若名询问法国文学。陈老总去过法国，且酷爱法国文学，所以与张若名谈起这个话题时兴致勃勃。

杨堃记得，其间周恩来总理问过张若名是否愿意回北京工作。当谈到1922年在法国入党的事，周恩来简单而明确地告诉她：“你当时参加的是团，不是党。”杨堃说：“我听了大吃一惊，我一直以为张若名早就是共产党员。张若名听了也直发愣。”到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出了一连串的事情，杨堃对他的儿子说，周总理这样讲，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母亲。因为退团的罪过比退党要小一点儿。

会面持续了五个小时，周恩来还留他们吃了中饭。

关于这次故人相会，周恩来返京后详细地向邓颖超讲过，据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七妈当时还问伯伯：‘你怎么没有拍张照片呀！也让我看看她与当年相比有什么变化么！”

这次会面一两个月以后，张若名夫妇接到刘清扬从北京来的信，信中说：受总理和邓颖超的委托，转达他们邀请张若名夫妇到北京工作的意思。杨堃说：“我记得对张若名的工作安排得很具体：外交部外文秘书，主要接待讲法语的外宾，同时兼全国妇联的法语翻译。到北京当教授，我很乐意，张若名却不大高兴， 她不愿离开学校去搞接待工作。于是这件事就放下了。”一两年以后，反右运动开始了。此时，张若名想回到北京工作。他们再给刘清扬写信，却为时已晚，刘回信说：总理知道了。但他现在已不担任外交部长，而且调动干部有了明文规定的一套制度，总理个人不能擅自做主。

七

张若名生命的最后三年，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矛盾之中：她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但她最终反而被自己满腔热忱参加的运动所吞没。她的儿子杨在道说：“当时我的母亲左极了。”她曾把杨在道写给家里的信全部上交了组织，她认为他的思想落后，需要加强教育，但她绝没有想到，这个她最喜爱的儿子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她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积极向党交心，结果这些汇报材料，反而成为揭发她的右派言论的证据。她倾尽心血教过的学生们，也把她当成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靶子。最后，她在22岁时退出少共的举动，也被翻出来，被指责为不齿的叛徒。不难想象，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张若名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开批判会，要她承认上述诸多罪名。她想不通，找总支书记谈话。总支书记给她指了指办公桌玻璃板，下边压着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意思显然是“你早就够了”。她得知下午还要继续开会，继续批判她，中午，张若名自杀身亡。

两年以后，邓颖超到昆明亲自过问了此事，据说她要求云南大学党委把张若名的档案和参加运动的全部材料报上来。1963年，云南大学党委发过一份甄别材料，大意是承认“不适当地给了过多的压力”，“当时批判的词语不合适”，等等。

这个甄别显然还留了不少尾巴。1980年，杨在道结束了二十年的劳教恢复自由以后，立即写信给邓颖超，要求为母亲做政治结论，开追悼会。不久，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邓颖超工作处的回信，告诉他信已经收到，“邓颖超同志给云南大学党委写了信”。于是改正以后的结论才做出。杨在道说：“我母亲的平反，是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完成的。”

〔本刊责任编辑 柳婷婷〕

〔原载 新浪历史 2014年2月17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