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和汪精卫奇诡交错的历史宿命

傅林

宣统二年，他们27岁，都生于1883年，是标准的“80后”。

一个口吃、木讷、谦恭，本应该成为一位优秀的天文学家，却当上了大清帝国的摄政王；一个帅气、才华横溢，本应该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却当上了刺杀摄政王的刺客。

他们是载沣和汪兆铭，一个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爸爸，一个后来改了名字叫汪精卫。

命运让他们后来又调换了位置——一个成了一介平民，一个成了“国家元首”。

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的境遇，更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末代皇帝的父亲载沣

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从小生长在醇王府，这个王府里的人没有因为自己府里出了皇帝而觉得风光，反倒人人因此战战兢兢，生怕不小心被恩威无常的慈禧太后抓到把柄。到载沣成年的时候，他不出意外地成了一个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的人，除了怕获罪，更主要的是要掩盖自己严重的口吃。

沉默，说话时谦恭地点头是载沣的标志性动作。这使他看起来比别人更像个贵族。见过他的外国人都在回忆录里夸奖他有真正的亲王风度。但是，他的儿子——年幼的溥仪早就说破了这个“皇帝的新装”，他回忆第一次认识自己父亲的情景时说：我做皇帝，我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时我刚在毓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王爷来了。”老师立刻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并且把见王爷时该做什么指点给我，然后告诉我站立等候。过了一会儿，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座。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梁惠王立于沼上是下不来了。幸好我的父亲原来比我还慌张，他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好、好，皇帝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待了不过两分钟。

这位“80后”爸爸见到自己亲生儿子时已这样紧张，面对大场面时的样子更是可想而知。而他就是以这样的“风度”支撑了大清朝最后几年的“门面”。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载沣是十足的窝囊废，包括他的头号政敌袁世凯，以及各个心怀鬼胎的王公大臣，乃至现代的历史学家。而事实上，载沣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一个求知欲很强的科学爱好者，如果不是阴差阳错当了摄政王，他极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最好的天文学家。因为，当王公大臣们都忙着争权夺利，花天酒地的时候，最有条件去争取这些东西的载沣却在如饥似渴地读书。

载沣毕业于中国最高级的私塾——“陆军贵胄学堂”，这是为亲王贝勒们专门设立的学校，堪称史上最“贵”的贵族学校。教员和教室都是全国最好的，但学风却是天下最差的，当时人们描述亲贵们学习的状态时说：贵胄学堂学生类皆王公贝勒宗室子弟，故具膳须极丰厚精美。人设一席，日需库平银七八两，稍不遂意，即遭呵叱，甚者且飞盘掷碗焉。总办教习皆为学生之奴隶，呼往喝来，唯命是听。学生每到堂，须有教习遣人往请，有请至四五次至午刻始莅止者。抵堂即索午餐，餐毕扬长竟去，并不上课。亦有偶尔兴至，入课堂，高唱京调一出者，故时人拟之为“安乐园”云。

而这样一个高级的学堂竟然没培养出一个像样的人才来，可见学风之差。就是在这样差的风气中，爵位最高的载沣却坚持每天都来上课——真正意义上的上课，每次都认真地记笔记。没过多长时间，他的笔记竟积攒了一大箱。需要指出的是，他所学的课程内容也是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数学、地理、物理等。

不知是出于天性还是出于天命，载沣没有对那些可能帮助他当好一个摄政王的课程产生兴趣，而是对天文学非常着迷。他代表皇帝出使德国回来的时候，带回的不是什么奇珍异宝，而是一个地球仪和一架天文望远镜，以及众多的科学仪器。从此以后，每当天空中有日食和月食，他都认真观察，并把其图像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

但历史没有给载沣任何做天文学家的机会，而是给了他一个统治国家的机会。于是，他永远被定格在那个窝囊废的形象中。

诗人革命家汪兆铭

当27岁的载沣坐在宫中，听各路大臣来向他报告大清朝面临的危局时，他丝毫没有想到，一个和他同岁的人正潜伏在北京城里，密谋把他杀掉，这个人叫汪兆铭。

27岁的汪兆铭和27岁的载沣在所有方面都是相反的。汪兆铭相貌英俊帅气，才华横溢，尤其写得一手好诗，谈吐文雅，演讲动人。下面这首诗即可见其才气：

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其间歌且舞。

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此身在何处。

但在1910年，帅哥诗人汪兆铭的日子却过得非常窝囊。

载沣窝囊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本就窝囊，二是他统治的这个大清朝太窝囊。

而汪兆铭窝囊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本是敢作敢为的热血青年，但天天被他的革命家同事们骂作胆小鬼。于是他决心做一件大事让那些嘲笑他的人看看。

汪兆铭虽然只有27岁，但跟随孙中山革命已经有些年头。此时，革命派正在和梁启超等立宪派争论一个问题：中国到底应该革命还是搞君主立宪。梁启超提出了一个让革命派们非常窘迫的论点：你们这些革命派实际上是“远距离革命派”！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光顾着煽动老百姓去革命，自己却退得远远的，等着收割革命果实，这样的革命派还好意思争论吗？

梁启超的话给了革命派们极大的刺激。汪兆铭作为革命派的核心人物之一，血性大起，很快组织了一个暗杀队来到北京，他要领导暗杀队亲自革几条命，振奋革命派的士气。他抱着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考虑这是否鲁莽。

从清廷的立场看，汪兆铭是典型的“恐怖分子”；从革命阵营看，他是一个革命家，虽然是一个头脑极度发热的革命家，因为远在国外的孙中山已经连发急电，让他停止这个冒险的计划。但他以诗人的语言回答说：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意思是：我就算在菜市口被砍了头，眼睛也要睁得大大的，看你们打进首都来！endprint

汪兆铭带着暗杀队秘密潜入北京，在北京琉璃厂附近开了一个照相馆掩人耳目，然后伺机找大官做目标。他考虑得很合理，照相馆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暗室，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散发出当时老百姓们会感到奇怪的化学药剂的味道，而这些都是制造炸弹必需的条件。

炸弹造好了，机会也来了。

1910年2月，当时皇族中的两个实权人物——载洵和载涛（摄政王载沣的两个弟弟）出洋归来，汪兆铭和暗杀队兴奋地带着炸药混进了车站的欢迎人群中，可是，当远来的火车停稳，达官贵人们鱼贯而出的时候，他们才想起自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们根本不认识载洵和载涛！

到处人头攒动，到处是清朝官员的红顶子，他们晕头转向，分不清到底哪个是他们要袭击的目标。机会转瞬即逝，暗杀队只好悻悻撤回。革命新手汪兆铭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就以这样让人啼笑皆非地方式结束了。

载沣和汪兆铭的命运交会

第一次行动的失败打击了汪兆铭的自尊心，但这更激发了他的血性，他一狠心，决定炸就炸个最大的，直接找摄政王下手，岂不快哉！

虽然汪兆铭和他的暗杀队同样不认识摄政王载沣，但载沣循规蹈矩的性格却给他们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会，因为载沣每天都要上朝，上朝的路线每天都一样，只要把炸弹埋在他上朝的路线上，载沣必死无疑。打定主意后，暗杀队说干就干，很快就选定了什刹海边的银锭桥作为目标。

银锭桥是个很小很小的桥。站在桥上，人的目光可以越过什刹海的宽阔水面，远远地看到青灰色的西山。因此很早之前，这里就成了“燕京十六景”之一，名叫“银锭观山”。汪兆铭和他的暗杀队没有心思观山，他们选择这里完全是因为这里是载沣上朝的必经之路，而且是必经之路上唯一可以埋炸弹的地方。

1910年3月31日夜晚，北京城春寒料峭，大街上早就没有了行人。一个黑影正悄悄地躲在银锭桥下，把装满炸药的铁罐子埋在桥下的泥土中，他叫喻培伦（后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按照分工，炸药埋好之后，暗杀队的领袖汪兆铭需只身藏在桥下，等到天亮载沣上朝路经此处时引爆火药，与其同归于尽。

当喻培伦埋藏炸药的时候，在离银锭桥不远的一个道观中，汪兆铭正和暗恋他多年的女友陈璧君做最后的诀别，这是这个诗人兼革命家第一次表露自己的爱意，因为他觉得现在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但这次精心准备的暗杀就像世界上大部分暗杀一样，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失败了。

喻培伦刚把炸药埋好，兴奋地走出桥洞，刚刚还空无一人的胡同里忽然闪出一个黑影，这让他大惊失色。这个黑影显然看到了他。喻培伦撒腿就跑，他脑袋里只有一件事，就是赶紧通知汪兆铭快跑。

喻培伦的反常举动自然让这个意外走过来的人产生了疑心，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这个人到底为什么来到了银锭桥边，但是他一定是大清朝的好臣民，因为他马上报告了警察。那罐特意从日本买来的炸药很快就被发现了。

暗杀计划彻底失败，没当成英雄的汪兆铭也很快被捕了。但是，他的人生高潮也迅速到来，因为暗杀虽然失败了，但这个事件让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政局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中。舆论的声音像旋涡一样，迅速裹紧了汪兆铭，让他有了可能比暗杀成功更难以得到的名气。在这个事件的刺激下，老百姓和统治者紧绷的神经像一根被拉紧的琴弦，越绷越紧，革命的压迫性的氛围开始聚集起来。

按照大清律法，汪兆铭犯的是“谋大逆”罪，这个罪名是通常所说的“十恶不赦”的“十恶”之一，要被凌迟处死。但是，摄政王载沣再窝囊也知道，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处死汪兆铭这个政治犯意味着什么，加之日本人趁机插手，他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狱中的汪兆铭心中有种英雄般的满足感，他恢复诗人的本性，喊出了他生命中最灿烂的句子：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很快就在北京城的士人学子、贩夫走卒中传遍了。诗歌本是世界上最柔弱无力的东西，但当它击中人们的心事时，其力量却胜过千军万马。革命者赴死的气概有如尖刀，把大清朝廷的面子——那块早已腐朽的遮羞布——彻底剖开了。

两个同龄人——载沣和汪兆铭的交锋就这样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烙在了历史的荧幕上，胜利者自然是汪兆铭。

一个成了“国家元首”，

一个成了一介平民

1911年，农历辛亥年的秋天，窝囊的摄政王载沣再也不用应付那些他难以胜任的国事了，因为“国已不国”，大清朝在炮声和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中正式宣告结束。所有重要官员的头衔前面都可以加上一个“末代”的字样，六岁的溥仪成了“末代皇帝”，载沣成了“末代摄政王”。和遗老遗少们如丧考妣的心情相比，载沣却长出了平生最轻松的一口气，他从宫里回到自己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终于可以回家抱孩子啦！”

刺杀载沣的刺客汪兆铭也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走出监狱，以革命元勋的地位走进了新生的国家。

这两个同龄人的交集原本可以这样彻底消失，但命运的奇诡却让他们再一次产生了关系。

此后几十年的岁月中，载沣是一个沉默的前朝遗老，偶尔在溥仪和复辟者们身边无奈地走来走去。而汪兆铭则在中华民国的政治风暴里起起伏伏，但始终处在政治职务顶尖的位置。

1940年的3月30日，汪兆铭已经是汪精卫。这一天，他已经由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熬成了“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这和他三十年前准备刺杀摄政王的日子是同一天。

整整三十年的时间，不长不短，已经让刺客革命家汪兆铭变成了历史上最大的汉奸汪精卫，这时他早已不再是“80后”，而是一个五十七岁的老人了。

汪精卫的“中华民国”虽然是日本人扶植下的伪政府，但在形式上，他和曾经的大清摄政王载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载沣在辞去摄政王职位后的三十年里，基本上没有再和历史事件发生大的关系，他如自己所愿，隐居在自己的王府中，以一个前朝遗老和“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生活着。他的口吃虽然和以前一样严重，但他已经不需要再为自己掩饰。endprint

这天，喜欢读书读报的载沣知道了这样一个荒谬的事实：当年的刺客汪精卫如今成了“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而他自己所在的北京在形式上也是这个伪中华民国的领土。这样，他和汪精卫的政治地位正好调换了位置：汪精卫成了“国家”领导人，他成了一介平民。

但载沣本人并不承认这个“中华民国”，正如他不承认同时在东北存在着的那个“满洲国”，虽然“满洲国”的皇帝正是他的亲儿子溥仪。从1931年日本人以溥仪做傀儡建立“满洲国”之后，日本人就花尽心思威逼利诱这位“满洲国”皇帝的爸爸去长春，但是载沣在这个问题上和自己的儿子彻底分道扬镳，他用能想到的所有的搪塞理由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比起当年风光无限的摄政王来，载沣的这个政治抉择是他真正值得炫耀的，这是他第一次以自己的独立人格作出的政治抉择，而且显然是正确的抉择。

在日本人的控制下，汪精卫的“中华民国”承认了“满洲国”，还像模像样地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汪精卫本人还要作为“国家元首”出访这个“盟国”，当年的革命家要向自己当年的革命对象行礼如仪！

在载沣和汪精卫的第二次较量中，载沣完胜了。

1942年5月4日，汪精卫带着伪政府大员们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新京”（长春），伪满洲国的“首都”，来祝贺这个“国家”的“国庆”十周年纪念。“国家”倒是新“国家”，但人全都是旧人。

这一天，汪精卫的代表团中还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两位大员，他们是从北京出发的，其中一位是“华北教育督办”周作人，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督办”正是23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这场滑稽的“两国领导人会面”像模像样地进行了很复杂的交涉，因为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要求汪精卫一干人等按照古代宋朝使臣见北国皇帝的礼节来行礼，汪精卫为了顾全“国体”，坚决不答应，最后在日本人的斡旋下，决定双方行“两国元首礼”。

到了会见的时刻，汪精卫带着众人来到了“满洲国”的“皇帝”溥仪面前，刚要举行“两国元首”的握手，没想到一旁的司仪大声喊“一鞠躬”！众人猝不及防，慌忙之间不知所措，只好顺势鞠躬了事，既然有了“一鞠躬”，自然就有了“再鞠躬”和“三鞠躬”，汪精卫之前的交涉成果就这样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化为乌有。

一代同龄人都化为了

历史的尘土

同样是1942年的3月，汪精卫的诗集《双照楼诗词稿》出版了，诗集开篇就是那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编者是一个日本人——黑根祥作。而此时，诗人汪精卫早已埋没于历史的尘土中。诗绝对不是一种独立于思想的东西，当汪精卫失落了内心的正义时，诗情也自然终结了。

在滑稽的“两国元首会见”之后两年，汪精卫因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死在日本，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回中国”。

最后，他回到了中国，他最后梦想的是回到他的革命生涯中，因此伪政权把他葬在了中山陵的一侧。为了防止必然要发生的毁墓行为，整个坟墓都用混凝土浇筑封闭。

但是，抗战胜利后的军民没有放过羞辱他的机会，因为人们认为让他的墓在中山陵就是对孙中山莫大的羞辱。再坚固的混凝土也禁不起炸药的威力，当年，汪精卫没死于自己引爆的炸药之下，死后却被炸药炸开坟墓，尸体也被火化，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土中。

他曾经的敌人，当年的大清摄政王载沣却亲眼看到了推翻大清的中华民国的覆亡。1951年2月，68岁的载沣在北京善终，他最高的荣耀不是当年的摄政王，而是周恩来总理代表新中国对他的盖棺论定，周总理说：载沣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的。慈禧当时满以为她自己还不会死，所以才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第二天，当她明白自己活不久，想改变昨天的命令已经来不及了，又勉强加上个“大事请示太后”，算是了却了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因为载沣适合做摄政王，慈禧才选了他，而正是因为他不适合，慈禧才选他的。这个历史责任不能由载沣来负担。载沣忠于大清，在位时尽了他最大的努力，而未能阻止王朝的灭亡，这不是他的过错。谁也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

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

到了民国时代，载沣还一直在王府里坚持实行前清的旧礼，好像是要永远坚持下去。但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把它全取消了，这是他思想开通进步的表现。载沣的国学底子很深厚，又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到日伪时代历史的活见证，他如果能够有更长的寿命，一定会对文史研究作出很好的贡献。

命运的巨手给我们的历史设计了这样一对奇特的同龄人，他们的生前身后，可谓尽占时代风流，千古是非后人评说。唯一公平的是，时间让他们都化为了尘土。

〔本刊责任编辑 柳婷婷〕

〔原载《名人传记》2012年第10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