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章玉政

1929年9月，带着几分兴奋，几分紧张，沈从文第一次走上大学课堂。

此前，胡适聘请沈从文担任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的两门课程。

这两门课是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

为了这一次课，他此前已做了充足的准备，感觉应付两节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等他走上讲台的时候，看到台下黑压压一片，满是充满期待的眼神，突然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该说什么了。

就这样，他站在那里愣了近十分钟，好不容易缓过神来，开始上课，结果由于过度紧张，原本一个多小时的内容，不到十几分钟就讲完了。

接下来，又是令人难耐的沉默。好不容易挨到下课铃响，沈从文长长吁了一口气，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这件事很快传到校长胡适的耳朵里。胡适却呵呵一笑，为沈从文辩护：“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

爱上了你”

当时，沈从文的大名经常出现在报刊上，且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听闻他到中国公学担任教员，自然成为学生关注的焦点。

坐在沈从文课堂里听课的，除了中文系的学生，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别系的学生，其中就有英文系女生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名门，原籍安徽合肥。曾祖父张树声是著名淮军将领，曾出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有“儒将”之誉。祖父张云瑞曾做过四川道台，但膝下无子，便过继了五房的张武龄，即张兆和的父亲。

张武龄虽是富家子弟，却没有纨绔风习，不玩牌，不吸烟，不沾酒，唯一的爱好就是藏书。1906年，张武龄娶扬州女子陆英为妻，育有四女五男，其中四女即赫赫有名的“合肥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

本来生活在合肥，家有田产，坐拥地利，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深受新思潮影响的张武龄却深恐子女沾染上封建家族的不良陋习，1912年初毅然决定举家迁居上海，五年后又搬至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苏州。

张家搬迁到苏州的时候，张兆和刚刚七岁。

父亲特地给已到读书年龄的三个女儿请了三位老师，一位专教古文，一位专教白话，还有一位女教师，教英文、数学、跳舞和唱歌。张兆和年龄小，又调皮，不时要闯点小祸，因而经常受到母亲的责罚，不许出门。

1921年，张兆和与二姐张允和一道进入苏州女子职业学校，由于太贪玩，结果考试时除了中文课程外，其余的全部不及格，只得留级。经过这一番折腾，张兆和决心努力学习，读完大学。1927年，她又与二姐张允和一道，进入中国公学预科。

那时的中国公学虽然已是男女同校，但女生人数很少，只能算是点缀，因而难免成为校园里关注的焦点。一些女生因经常收到男生示爱的情书，不胜其烦，便交给何鲁校长处理，要求校方设法禁止。何校长接到信后，立即召集全体学生讲话，首先责备男生的不自重，继而开导女生：男孩向女孩表示好感，乃是人生过程中必经的阶段，“本校长在年轻的时候，也曾写过‘妹妹，我爱你的信呢”！

后来，胡适接掌中国公学，对于年轻男女之间的卿卿爱爱，虽不主张，但也不特别反对。有当年同学回忆：适之先生长校，正是北伐成功、全国统一的时候，青年学生意气风发，自由空气弥漫人心。黎明晖的歌曲《妹妹我爱你》，乘机风行一时，母校也不能例外，白天在江边，晚上在操场，随处都可听到这种无可发泄的哀鸣，可是发乎情，止乎礼，“男生不准进女生宿舍，女生不准进男生宿舍”的诫条，仍然是有效的。

那时候，各所学校不约而同都有所谓的“校花”“皇后”。

张兆和虽然人长得并不高，皮肤黑黑的，并无半点闺秀气，却是运动场上的健将，曾获得过中国公学女子全能运动的第一名，更因篮球打得好而被上海《新闻报》以“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为题报道过。在为数不多的女生中，张兆和独树一帜，被男生们称呼为“黑牡丹”，位居“校花”首位。

如此风云人物，自然不乏追求者，但张兆和对于这些男生或明或暗的示爱，均是沉默以对。暗地里，心性高傲的她将这些追求者命名为“青蛙一号”“青蛙二号”，并将他们写来的情书束之高阁，从不理会。

1930年2月，新学期开始不久，张兆和突然收到一封非常特别的信，不像往常的情书那样厚厚一摞，而只有薄薄一张纸，打开一看，不由一愣，开头劈脸就是一句：“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再一看落款，更是大吃一惊，竟然是自己的老师沈从文！

对于沈从文，张兆和倒是很有印象。他第一次上课的尴尬与失败，是女生宿舍“卧谈会”上的热点话题。大家说起这位老师上课时讲不出话来的窘态，都觉得很有趣。

张兆和也觉得沈从文是位很有意思的老师，且很有文学才情，并不讨厌他，但若说到男女爱慕之情，则是无从谈起。因此，当她接到沈从文的第一封情书时，有点手足无措，甚至觉得这位老师有点疯狂、有点失礼。

爱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不期而遇，却又一往情深，无法自拔。

此时的沈从文，茫然无助，失魂落魄。正如他自己所说，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了这位女学生，每当在课堂上看到她的时候，就心跳加速，几乎说不出话来；而每当看不到她的时候，就寝食不安，坐卧不宁，恨不得立刻飞奔到她的宿舍楼下，约她出来说说话、聊聊天。有几次，张兆和请他坐，他却不肯，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问候些功课好吗、读些什么书之类的闲话。

张兆和偶然也会感到有点蹊跷，却并没有多想，没想到不善言辞的沈从文却动笔给她写起了情书，而且，一写就没有停歇，接二连三，一封接着一封，一封比一封措辞更加火热。

就这样，情书一写就写了半年。面对沈从文的“轮番轰炸”，张兆和始终保持着沉默，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不回。

转眼又是暑假，沈从文开始绝望了。他想到自己无助的单相思，想到没有任何承诺的未来，决定离开中国公学，“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做。我只打算走到远处去，一面是她可以安静读书，一面是我免得苦恼。”情绪消沉的时候，他甚至想去打一仗，真的死了的话，那就一了百了了。endprint

嘴上说要走，心里却舍不得。想来想去，沈从文决定去找张兆和最好的朋友王华莲，一方面探探口风，看看张兆和到底对他什么态度；另一方面，则告知他要离开的想法，请王华莲转告已回苏州过暑假的张兆和，希望她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俩人会面交谈的细节，后来被王华莲原原本本地写进了给张兆和的信件里。1930年7月4日，张兆和收到了王华莲的这封长长的来信，“半年来为这事烦够了，总以为没事了，谁知事仍如此，或者更会加剧些，叫我如何办法呢！”即便如此，张兆和还是决定将这封信摘录到日记里，容日后平静下来时细看看自己的处置是否得当。

根据王华莲的描述，6月30日，沈从文就找过她，说是过不了两天就要搬走了，但第二天又跑来说，暂时不走了，并约她过去谈谈。由于当时天色已晚，王华莲决定等天明再去，结果因为那天下雨，一直到7月2日下午，俩人才会上面。

一见面，沈从文就递过两张纸，说：“我有一事要问你，可是我说不出口，请你看这个。”王华莲接过纸，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在过去，B.C.同你说过什么话没有？

她告诉你她同谁好过没有？

她告诉你或同你谈到关于谁爱她的事没有？

……

王华莲其实早已心里有数了，但还是不想一下子将话说破，倒是沈从文似乎是很急迫地想从她这里打听到更多的消息，于是顾不得平时的内敛，开始连珠炮般地发问：

“B.C.一下都没有谈到关于我的事或信件吗？”

“因为这种事对于B.C.尤其多，多了也就不感到如何出奇，所以照例的容易忘记。”

“在以前B.C.同你谈过……她谈过我么？对我的感觉是怎样的？她对我谈过些什么？”

“在以前是师生关系，我们都随便的乱说，都说S.先生是值得称赞的先生，自从发生了信，也许她怕我们调笑，也许是没有谈到S.先生的机会，所以不大谈。近来她什么也不多谈。”

“她到底对我有没有爱？她将来会需要我的爱不会？假使她现在不需要，而将来需要，我可待她，待她五年。”

“这个我不晓得，不过就我所晓得的，你若认真的问她，她会用小孩子的理智来回答你，‘我不要，因为问急了，她一时答不出来，也许就给你一个‘要或‘不要。讲到将来，将来总有些渺茫，也许是现在恨，而将来变为爱，也许是现在爱，而将来变为恨，那都是不可捉摸的，怎么能凭准呢？”

对于张兆和内心的真实想法，王华莲是一清二楚的，但她又不愿轻易伤了面前这位老师的心，只能小心翼翼地回应着，不给他希望，也不让他绝望。

没想到，沈从文突然大哭了起来：“她既不爱我，为什么又不把我的信还我呢？我已经说明了，要解决这个纠纷，最好的办法是把我的信还我。”很显然，张兆和的沉默，让沈从文理解成了另一种意思，于是继续纠缠着。

看到这里，张兆和的心也有些乱了，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我是一个庸庸的女孩，我不懂得说明叫爱——那诗人小说家在书中低徊悱恻赞美着的爱！以我的一双肉眼，我在我环境中翻看着，偶然在父母，姊妹，朋友间，我感到了刹那间类似所谓爱的存在，但那只是刹那的，有如电光之一闪，爱的一现之后，又是雨暴风狂、雷鸣霾布愁惨可怖的世界了。

爱是什么？张兆和似懂非懂，却又不得不学会面对了。

“我劝你还是嫁给他吧！”

1930年7月6日，张兆和又接到了沈从文的来信：“又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S.先生的来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她决定两天后返回上海，亲自解决这段纠葛。

除了二姐张允和之外，张兆和没有告诉另外任何人，就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与王华莲见面，详细了解沈从文与她谈话的情形。听完王华莲当面的报告，张兆和突然意识到，事情比她想象得要棘手，“在先，我以为长久的沉默可以把此事湮没下去，谁知事实不如我所料！”

王华莲建议张兆和先去找胡适。虽然当时胡适已经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职务，但对于沈从文的事情还是非常关心的。

之前，沈从文因为备受单恋的煎熬，决意离开中国公学，去找胡适辞行。胡适听说他是为了张兆和的事，呵呵一笑，对沈从文说：“你完全没必要为了这件事就选择离开，如果是她家里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去解决。”

最终，沈从文接受了胡适的建议，暂时留在中国公学。

解铃还须系铃人。张兆和考虑再三，尽管也有些担心径直去找胡适，会不会有些唐突，且可能会激怒极度自尊到自卑程度的沈从文，但这几乎是唯一解决纠葛的途径。于是，咬咬牙，张兆和敲开了胡适上海寓所的门。

7月8日下午四时许，带着几分忐忑和羞怯，张兆和走进了上海极司菲尔路的一个僻静小巷中，找到了胡适家的矮门。不巧，里面谈笑风生，似乎有客人，于是她掀了掀门铃，却并不进去，直等到女工喊出胡适。

胡适“哒哒哒”走出门，看见这位学生模样的年轻女子，问：“你找我有事吗？请到里面来谈。”

“里面有客人，我就不进去了，不知道先生能否给我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

胡适听了这话，像猛然想起了什么：“你可就是密斯张兆和！”显然，他似乎已经预感到张兆和要来找他，于是约定当晚六点再谈。

到了约定的时间，张兆和如约而至。一见面，胡适可能是考虑到张兆和的矜持，开始装着不经意地寒暄了几句，然后才慢慢切入正题：“密斯张有什么话同我商量，请尽管说吧！”

张兆和犹豫了半天，不知如何开口，但最终还是鼓起勇气拿出一沓沈从文写给她的情书，说：“我本不该来麻烦胡先生，不过到了无法可办时，而且沈先生也告诉过你，所以我敢于来请教先生。沈先生是我的老师，总是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

胡适原本坐在离张兆和较远的一张沙发上，此时已移坐到她的对面，身体微微前倾，谦逊而认真地聆听着她的倾诉。听完她茫然无措的陈述，胡适不由生出几分爱怜，笑着回答：“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endprint

“不要讲！”张兆和有些急了，涨红脸。

胡适有点惊讶地望着面前这位看似文弱的女子，还是忍不住想为沈从文多说几句：“沈从文是天才啊，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

“沈先生是天才不假，可是我对他并没有一丝爱慕的感情。”

“他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崇拜到极点。”

“这样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听到张兆和这样说，胡适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道：“我知道他顽固地爱你，我劝你还是嫁给他吧！”

“可我顽固地不爱他！”张兆和听完这话，几乎要流出泪来，断然否定了胡适的提议。

看到张兆和态度坚决，胡适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于是开始转换着提出另一个建议：“那密斯张能不能跟沈从文做朋友呢？”

张兆和想了想，说：“做朋友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沈先生非同其他人可比，有名气又是老师，做朋友怕他会一直误会下去。”

胡适知道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叹了口气，还是继续给张兆和出主意：“你最好还是自己写封信给他，再把态度表明一下。”

说完，停顿了一会儿，胡适仿佛又想起了什么似的，细心地叮嘱道：“不过，你得写得婉转些。你很可以对他说信是留着的了，你就明白的说，做一个纪念，一个经验。”

张兆和觉得胡适的这个建议，倒还可取，便决定回苏州后，立即给沈从文写一封信，表明心迹，让他不要再存幻想。想到这里，她感觉到压在心底很久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能放下了，遂向胡适告辞。

胡适热情地送她出门，又突然说了一句：“你们为这些事找到我，我很高兴，我总以为是神圣的事，请放心，我绝不乱说的！”

当晚，想到胡适所说的这些话，张兆和在日记里写道：“神圣？放心？乱说？我没有觉得已和一位有名的学者谈了一席话，就出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爬起来写信，然后带到苏州，寄了出去。7月10日，张兆和的日记里只有三个字：“心不定。”

她似乎预感到，沈从文并不会因为她的坚定拒绝而就此作罢。果然，第二天，她就接到了沈从文的又一封来信，字有平时的九倍大，且例外地称呼她为“兆和小姐”：

兆和小姐：

从王处知道一点事情，我尊重你的“顽固”，此后再也不会做那使你“负疚”的事了。若果人皆能在顽固中过日子，我爱你你偏不爱我，也正是极好的一种事情。得到这知会时我并不十分难过，因为一切皆是当然的。很可惜的是若果你见到胡先生时，听到胡先生的话，或不免小小不怿，这真使我不安，我是并不想从胡先生或其他方面来挽救我的失败的，我也并不因为胡先生的鼓励就走所谓“极端”。我分上是惨败，我将拿着这东西去刻苦做人。我将用着这教训去好好的活，也更应当好好的去爱你。你用不着怜悯或同情，女人虽多这东西，可以送把其他的那一群去。我也不至于在你感觉上还像其人一样，保留着使你不痛快情形的。若是我还有可批评的地方，可怜处一定比愚蠢处为少，因此时我的顽固倒并不因为你的偏见而动摇。我希望一些未来的日子带我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太阳下发生的事，风或可以吹散。因爱你，我并不去打算我的生活，在这些上面学点经验，我或者能在将来做一个比较强硬一点的人也未可知。我愿意你的幸福跟在你偏见背后，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

S.S.W 九日

过了几天，沈从文又写了一封信来，怀着歉疚的心情写道：“我是只要单是这片面的倾心，不至于侮辱到你这完全的人中模型，我在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一天的。本来不能振作的我，为了这一点点爬进神坛磕头的乡下人可怜心情，我不能不在此后生活上奋斗了。

“我要请你放心，不要以为我还在执迷中，做出使你不安的行为，或者在失意中，做出使你更不安的堕落行为。我在这事上并不为失败而伤心，诚如莫泊桑所说，爱不到人并不是失败，因为爱人并不因人的态度而有所变更方向，顽固的执着，不算失败的。”

可能是胡适先生的劝慰起了作用，在张兆和离开后不久，胡适就信守承诺，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劝他选择放弃：“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尽管对胡适的有些话并不认同，但张兆和觉得，只要这些话真的能让沈从文相信她并非是一个能够了解他的女子，从此不再纠缠，倒也是好事，“无论胡先生写此信是有意无意，我也是万分感谢他的。”

“许我在梦里，

用嘴吻你的脚”

1930年9月，带着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沈从文离开了中国公学，到武汉大学任教。

这份差事，依然是胡适和徐志摩为他争取的。在听说沈从文苦追张兆和而不得的情况后，徐志摩直截了当地劝他：“这件事不能得到结果，你只看你自己，受不了苦恼时，走了也好。”

虽然胡适一再劝慰他说“爱情并非人生唯一的事”，但对于沈从文来说，中国公学里的那位曼妙女子，是他生活的唯一与希望。只可惜，落花有情，流水无意，而距离的远隔，虽然能稍稍缓解他内心的煎熬与痛楚，却无法温暖夜深人静时刻那种无边的孤独感。他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信守承诺，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再给张兆和写信。

沈从文在武汉大学过得并不开心。

每每失意的时候，他总会想起张兆和。当年12月，武汉大学刚放寒假，他就回到上海，名义上是去探望在中国公学读书的妹妹沈岳萌，实际上更多是想探听一些张兆和的消息。

半年之后，沈从文听从徐志摩的建议，离开了武汉大学，回到北京，准备另谋去处，当时的初步意向是去青岛。在北京停留的日子里，百无聊赖，心情寂寥，沈从文忍不住又想起了张兆和，于是坐到窗前，拿起久已停滞的笔，充满虔诚和感伤地给心中的那只“黑凤”写信：endprint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我念到我自己所写的“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时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来了。只有你使它永远折伏，永远不再作立起的希望。

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南京《文艺月刊》上的那封情书。张兆和照例还是保持着沉默，没有回信，但面对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尤其是一封封感情真挚且处处为她着想的信件，内心还是不免有些波动。

在1930年7月14日的日记里，张兆和曾记录下自己的这种纠结心绪：“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我满想写一封信劝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他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顽固的我说不爱他便不爱他了，但他究竟是个好心肠人，我是永远为他祝福着的。我想我这样写一封信给他，至少能叫他负伤的心，早一些痊愈起来。”

这封信终究还是没写。张兆和怕她稍一回应，立即就会融化沈从文冰封的热情，到头来终会演化成一场悲剧。或许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爱有时候会成为一种习惯。正如她隔三岔五就会收到沈从文的来信，有时候日子长了没有消息，内心反而有些小小的惦念了。爱，就在无声的纠结与期待中生长开来了。

1932年2月28日，已到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在给好友王际真的信中，还在忧伤地感叹：“三年来因为一个女子，把我变到懒惰不可救药，什么事都做不好，什么事都不想做。人家要我等十年再回一句话，我就预备等十年。有什么办法，一个乡下人看这样事永远是看不清楚的！或者是我的错了，或者是她的错了，支持这日子明是一种可笑的错误，但乡下人气分的我，明知是错误，也仍然把日子打发走了。”

但到了这年6月30日，一篇署名“黑君”的作品《玲玲》却出现在了《文艺月刊》上，文后特别注明“改三三稿”。这个“黑君”就是沈从文，而“三三”则是他对张兆和的昵称。此文事实上是由刚刚从中国公学毕业的张兆和所写，经沈从文修改后正式发表。显而易见，两颗曾经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涯的年轻的心，此时已渐渐碰撞出了爱的火花。

沈从文决定趁热打铁，利用暑假的空闲，从青岛赶往苏州，看望他爱慕追逐了多年的“三三”，并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关于沈从文的此次苏州之行，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曾写有专文回忆：

那是1932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三号的张家大门上。约摸十点钟，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年轻人，身穿灰色长衫，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略带羞涩地敲响了张家的大门：“请问三小姐在家吗？”

张家佣人吉老头儿打开门，回答道：“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谁料这个年轻人不但不进门，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边，站在太阳下发愣。

吉老头儿觉得有点奇怪，连忙喊出二小姐张允和。张允和刚走到大门口，就认出了前来敲门的年轻人，正是苦苦追求三妹的沈从文，立即上前问候：“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进来，屋里坐。”

沈从文还是不愿意进屋，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似乎对着张允和说，又似乎在自言自语：“那我还是走吧！”

张允和见说不动他，又怕他过于失望，于是留了条后路：“那么，请把您的住处留下吧！”

沈从文还是那样紧张，结结巴巴地“挤”出了所住宾馆的名字，转过身，低着头，沿着墙，拖动着长长的影子，走开了。

回到宾馆，沈从文一下子就躺倒在床上，连饭都不想吃了。下午时分，正在纳闷间，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沈从文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心也跳了起来。他在苏州并没有亲戚和朋友，一定是张兆和！

打开门，果然是她！

张兆和站在门外，双手放在背后，涨红了脸，低着头，轻轻地说道：“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吧。”

这是他最爱的女子向他发出的邀请。沈从文几乎压抑不住内心的欣喜，却故作镇定地跟在张兆和后面，来到了张家，见到了她的五个弟弟。沈从文使出浑身解数，跟他们讲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故事，把这些小孩子吸引得都入了迷。张家五弟张寰和甚至掏出自己的“私房钱”，请他喝了一瓶汽水。

这是沈从文认识张兆和以来最为幸福的一天。而这幸福，还仅仅是开始。

快离开的时候，沈从文拿出了给张兆和特意准备的礼物——一大包书籍，包括两部英译精装的俄国小说，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集，另外还有一对十分精致的书夹，上面饰有一对有趣的长嘴鸟。这是他之前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特意托巴金在上海购置的。

“这个一定很贵吧？”张兆和担心经济条件并不太好的沈从文花太多的钱。

“不，不贵，这是我托巴金到相熟的新中国书局卖掉了一部短篇小说集的版权，书局马上付了稿费的。”

听到这里，张兆和有些感动，轻声说道：“先生的礼物太贵重了，我就留下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猎人笔记》这两本吧。”

有了这一声回应，沈从文突然觉得，自己之前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所受的一切都是那么微不足道！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沈从文人回到了青岛，心却留在了苏州。

好不容易熬过了又一个学期，快到寒假的时候，他立即又启程赶往苏州，再次来到张家。

与第一次的紧张窘迫相比，这一次，沈从文已与张家的老老小小打成了一片，宛如一家人。

但欢乐的相聚总是短暂的，很快，又到分别的时候。临行前，沈从文忍不住想探听下张兆和对于未来的打算：“今后可有什么计划？”

张兆和听出了弦外之音，羞涩一笑：“我准备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继续去读书。”

沈从文有点急不可耐了，却又不便说穿，只能话中有话地说道：“其实生活是有各种各样的，除了读书，是不是还可以考虑一些别的可能？”

张兆和没有再回应，一直微笑着。对于沈从文来说，这就足够了。返回青岛后不久，他就给张兆和写信，信中婉转地说，希望能请二姐张允和出面向张家父母提亲。这封信还说，如果张家父母同意，就请张兆和给他拍份电报，只需写上一行字：“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家四姐妹，声名在外，叶圣陶就曾说过，“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但父亲张武龄一向开明，对于儿女感情上的事情从不干涉太多，总是对络绎不绝上门求亲说媒的人说：“儿女的事情，自有他们主张，与我无干。”

这一次，也是如此。因而，张允和几乎没费力气，就玉成了这桩美事。征得父母的同意后，她立即跳上人力车，往电报局赶，想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沈从文。坐在车上，她就在想：这个电报文该怎么写呢？

那时候的电报，讲究文言文，不用大白话。电报是按字数收费的，因此字数越少越好。想到自己所要传递的信息和落款，她突然灵机一动，自己名字里的“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干脆就写上一个“允”字好了！

到了电报局以后，她写好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 本来她以为还要向报务员解释一番，没想到对方问都没问，就发出去了。张允和得意洋洋地回到家，将自己发的这份“半个字的电报”告诉三妹张兆和。结果，张兆和反倒有点不放心了，假如沈从文看不懂怎么办？

转过身，她又悄悄去了趟电报局，按照之前的约定，写好了白话文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这下报务员看到这封电报里竟然还有“吧”字，又写得像暗语一样，遂较起了真，拒绝发送，并要求她改写成文言文。张兆和不肯，只好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说，这是一份喜事电报！

这一杯甜酒，终于斟上了。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 浙江人民出版社《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