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张晓宏 许文龙
1935年夏,黑龙江。
夜,黑沉沉的,四周静悄悄的。
黑龙江的江面波涛滚滚,在夜色中翻着黑色的浪花。突然,从苏联国境线一侧的航道上传来一阵“哗啦”、“哗啦”的划水声,一艘橡皮艇无息无声地划了过来。橡皮艇很快划到岸边,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国人敏捷地跳到岸上。
“哧——”他迅速将橡皮艇放气,埋藏在岸边的芦苇丛中。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向远处走去。
走了几十米,眼前出现了一条十几米宽的河沟。那人毫不犹豫地趟水下沟,一步步踩着沟底行走。水慢慢没过了他的头顶。他深吸一口气,游向对面,爬上了岸。
远处传来一阵狗叫声和脚步声。他立刻掏出一把烟末撒在地上。然后,猫腰躲进了草丛中。
几分钟后,几名关东军国境守备队的士兵牵着军犬走了过来。由于烟草的作用,军犬没有嗅到什么,守备队的士兵便向远处走去。
青年人等四周沉寂之后,拧干衣服上的水,沿着公路继续赶路。经过一处无人看守的瓜棚,他走了进去,躺在草堆上休息。
他叫苏子元,1904年出生于辽东半岛。1922年在沈阳贫儿学校工作。1925年8月在沈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中共哈尔滨特支改建地方委员会,苏子元被选为宣传干事,次年,受中共哈尔滨地委书记吴丽石的委派,到苏联海参崴学习。回国后,开始从事军事情报侦察工作。1930年,苏子元再次赴苏,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远东军区特别红旗军第四科(情报)工作,任上尉情报员。1931年夏,潜回国内,先后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等地建立情报站,对日本关东军进行战术侦察。
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苏军运给情报站的发报机被日伪特务机关查扣的事件,苏子元决定亲自过江,到情报站就地组装发报机。
一阵锣鼓声和鞭炮声将沉睡着的苏子元惊醒,他一骨碌从草堆上翻身坐起,将头探出草棚外张望。只见一队娶亲的队伍,正吹吹打打地走过来。苏子元灵机一动,钻出瓜棚,混入娶亲的队伍中,顺利穿过了几处守备队的国境哨卡。等娶亲队伍出了国境戒备区,苏子元便悄悄脱离队伍,沿路旁的路标牌赶赴火车站,在那里等候另一位情报员周云庭的到来。
等周云庭来到车站,两人上车到了北安。在北安一家小客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赶回哈尔滨。
苏子元先将周云庭安置在道里中国街的秘密联络点“乐天照相馆”中住下,这才返回家中。他的妻子朱绍华同样也是苏军情报员。一见丈夫回来,就告诉他,情报员纵树奇来信了,让他到白城子情报员周太那里去一趟。
苏子元立即来到了白城子。周太在城郊农村租用了三间民房、几亩菜地。当时几个人正在修建暖窖,翻耕土地。苏子元也和他们一起干了起来。
暖窖,是当时苏子元等人研究出来的一种秘密发报间。由于种植着植物,电波的声音极易被掩盖。另外,暖窖空间大,回旋余地也大,能藏好发报机,也不易引起特务的注意。齐齐哈尔的纵树奇也是利用这种方法隐蔽发报的。
几天后,暖窖完工。苏子元准备回哈尔滨。周太特意打了一壶高粱酒,切了一斤牛肉为他饯行。
席间,苏子元突然发问:“老周,听说你加入家礼教,家礼教那套都是唬人的东西。你还真信呀!”
周太嘿嘿一笑。“家礼教在东北势力很广,只要加入此教,不管走到哪里,摆出家礼教的礼仪、用语,都可以逢凶化吉。为了对付军警、暗探、流氓找麻烦,我劝你也要学几种礼仪和必要的用语。”
苏子元觉得他说的有理,便向他学了几套家礼教的礼仪和用语。
这时,信差送来了朱绍华的信。信中说,伪满洲国“康德皇帝”正在哈尔滨巡幸,叫他不要回来。
苏子元明白,此等时刻,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一定布满了警察、暗探。但他惦念着朱绍华的安危,最终还是买了些西瓜和两只活雁回到了哈尔滨。
朱绍华见到苏子元大吃一惊,忙问:“你没有接到我的信吗?”
“接到了,我知道你有危险,才急忙赶回来。”苏子元沉着地说:“别怕,你把西服找出来,再买点酒菜,咱们好好过一个中秋节。”
苏子元刮好胡子,穿好衣服,稳稳地坐在厅堂里。朱绍华告诉他:“这几天,总有人来检查、盘问,领头的是一个警察巡长,听说他弟弟在日本特务机关当翻译,凶得很。”
苏子元用手指指桌子:“绍华,管他什么巡长不巡长的,你去做饭吧!”
朱绍华进厨房做饭去了,苏子元闲来无事,便按周太教的家礼教规矩,将桌上的一个茶壶和四个茶杯按暗号摆了起来。这时,忽听院门一响,有人闯了进来。
朱绍华急忙从厨房迎了出去。不一会儿,她引着一名警察进入厅堂。朱绍华介绍说:“这是张巡长。”又一指苏子元,“这是我丈夫。”
苏子元说:“欢迎光临,请坐。”
张巡长并没有坐下,而是愣愣地看着桌上的茶杯。然后,拿起一只茶杯开口说道:“黑龙生于江水间,子孙靠谁度晚年?”
苏子元暗喜,也拿起一只茶杯。“白龙一心要复仇,鞑子为何泪涟涟?”
“噢,这么说先生是家礼教的人,失敬,失敬。”张巡长又急忙对朱绍华说:“大嫂,对不起,近日时有冒犯,还望见谅。”
朱绍华不知张巡长为何态度来个大转变,只好附和地说:“哪里话,没事,没事。”
苏子元拉住张巡长的手说:“既然是自家人,也就别客气了。来,在这里喝几杯。”
苏子元和张巡长喝酒聊天,好不亲热。
苏子元对张巡长讲述起了自己的历史,说他是旧东北军的军官,现在做买卖,经常去外地,请巡长多多照顾。张巡长满口答应,并把家庭地址留下,约苏子元去拜访他。当天,苏子元便托照相馆的朋友买了十几元的礼品送到巡长家。从那天起,再也没有警察、暗探找他们家的麻烦,门外的岗哨也不见了。
不久,周云庭赶来,在苏子元家的厨房中将发报机零件取出来,组装了一台发报机。苏子元将它装在一个柳条箱里,藏在卧室的床下。
这时,苏子元开始考虑如何将电台运到白城子周太那里。突然,他想起,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时曾在昂昂溪见过王钧。王钧是机务段长。在列车上有专用车厢,何不找他帮忙?苏子元屈指一算,正好八月十六王钧的那趟车将从哈尔滨开往满洲里。于是,苏子元提着柳条箱,雇车到车站,找到了王钧,将柳条箱放入他的专用车厢。然后,自己买票坐在普通车厢内。到了昂昂溪后,苏子元提着柳条箱,转乘洮昂路列车到达白城子。
哈巴罗夫斯克很快派出一名报务员,白城子电台开始工作了。
安顿好白城子的工作后,苏子元立刻潜往齐齐哈尔,来到了情报员纵树奇的住处。
纵树奇,苏联海参崴列宁学校电讯班学员。1932年3月,奉命潜入齐齐哈尔,作为机动情报员。同年夏天,由于日本特务机关进驻齐齐哈尔,几处联络点被破坏,纵树奇便肩负起齐齐哈尔情报站情报员的使命。他机警地在回民居住区租了一所四合房,作为电台的工作地点,由于是居民区,所以没有被日本特务发现。
在一间干净的小屋里,苏子元见到了纵树奇。两位老战友见面,异常亲热。
纵树奇给他倒了一碗水。“老伙计,前一阵子日本宪兵、特务大搜捕,我还真为你捏了一把汗。周太那边的工作进展怎么样?”
苏子元喝了一口有些发烫的开水,“进展还算顺利。不过,那个情报员似乎有些问题。”
“你是说那个叫张郎的情报员吗?”纵树奇似乎有些吃惊,他弄不明白苏军情报科派出的人会有什么问题。
苏子元仰头靠在椅背上,掏出一支香烟点燃,吸了一口,慢慢地说:“此人坐卧不安,性情急躁,不易干情报员的工作。况且,他这个人很馋,吃惯了奶油、面包、红肠,对高粱米、大米查子竟无法下咽。常常夜里遛出去买吃的。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老周不会劝劝他吗?”纵树奇问道。
“老周?”苏子元吸了一口烟,“老周这个人憨厚、老实,恐怕管不住他!”
纵树奇想了想,“我们应该将这里的情况直接向伯力军区情报科长瓦林少将报告。”
“张郎是他派来的,你说他会相信我们的话吗?”苏子元道出了心中的忧虑。
“这——”纵树奇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他问,“子元,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做好准备,以防万一!”苏子元郑重说道。
10月,苏子元返回哈尔滨。从张巡长处得知,哈尔滨特务机关加大了对苏联谍报人员的侦察力度,连续破获了几处苏军的情报点。
苏子元知道,所谓“苏军情报点”只不过是外围成员,由于没有横的联系,暂时还不会出事。此次回来,自己肩上还负有重要使命。临行前,四科科长瓦林再三强调,西线情报站必须调整,否则工作将会陷入一片混乱。
苏子元向各级情报员传达了伯力的最新指示:1.取消齐齐哈尔龙江医院情报点,负责人及成员另行安排工作。2.撤销嫩江工作点,调其成员到齐齐哈尔做国境交通工作。3.撤销昂昂溪、博克国工作点,其成员派往伯力受训。4.洮南工作点无成绩,成员遣散回乡。5.齐齐哈尔暂留赵石羽一人,其他人停止工作,以待后命。6.纵树奇留在齐齐哈尔工作,将受伤的朱国钧秘密送往伯力养伤。
经过调整后的情报组织更加精悍。苏子元把情报组织的主要任务归纳为两条:第一,加强搜集日伪的军事情报;第二,选拔新的同志赴苏联接受培训,使其成为新的国际情报战士。
哈尔滨、齐齐哈尔、白城子成了苏子元情报组织的三个核心。
安顿完了哈尔滨、白城子的工作后,苏子元决定再赴齐齐哈尔,重新启用赵石羽。
这一天,苏子元来到了齐市电站大院,找到了情报组织成员赵石羽。两人已有半年没见,一见面自是格外亲热。赵石羽让老婆炒了几个菜,打上一壶酒,两人在屋内边喝边聊。
苏子元问道:“最近日伪方面有何动静?”
赵石羽说道:“哈尔滨特务机关组织了一个特殊情报班,专门截听各种无线电通讯。”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继续说,“人可以伪装,可以不暴露纸面证据,但无线电报问题不好解决,日本的户登科研所已制造出了截听器材,不少特务都掌握了窃听和收录技术,甚至可以发现电波发出的地点。如何在技术上隐藏,是当前我们组织必须解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苏子元听了,暗自佩服赵石羽的周密细致,问道:“有什么办法避免被敌人窃听呢?”
赵石羽说:“我们是被动的一方,被追踪的一方,只能经常改变波长和工作时间,让敌人摸不着我们的规律。”
苏子元听罢,赞许地点了点头。当天晚上他便向伯力汇报了这一情况,请求定期改变波长和工作时间。由于苏子元做好了准备,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保证了齐齐哈尔电台与伯力的畅通。
不久,伯力方面发来电报称,按苏军的情报判断,日本军队在满洲站稳脚跟后,可能要占领内蒙,然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进攻苏联远东边疆及伊尔库茨克以西的西伯利亚地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大满蒙政策蓄谋已久的军事图谋,希望苏子元情报组摸清这一图谋的详细计划。
这个任务自然又落到了赵石羽的身上。因为在情报小组的成员中,只有他才能接触到日伪高级别的情报。通过一系列的明察暗访,赵石羽很快掌握了日军的动向,通过电台及时发往伯力情报四科,苏联远东军根据他的情报做了军事上的调整,使远东地区解除了后顾之忧。
就在齐齐哈尔的情报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白城子情报站却出了重大事故。
10月下旬的一天,馋瘾又犯的发报员张郎偷偷从周太的暖窖里溜了出来,来到了镇头的杂货铺。此刻已深夜11时,张郎顾不上许多,拼命地砸门。
满脸睡意的杂货铺老板,尽管很不高兴被张郎深夜打搅,但看在老主顾的面子上,还是卖给他半斤熟牛肉和一瓶“白城烧锅”。
当张郎拎着酒瓶,揣着牛肉,兴冲冲地往周太的住处走的时候。一个戴礼帽、骑自行车的人从后面过来,停在他旁边。
那人问:“老哥,大王屯怎么走?”
张郎看了他一眼,说了声“不知道”,便又匆匆向前走去。那人推车尾随几步,“老哥,急什么。你的酒好香啊,是什么酒?”
这一下张郎来了精神。“好酒,‘白城烧锅,足足有65度,喝上绝对过瘾!”
“老哥好像是外乡人吧?”那人问道。
“我,我在白城子好几年了——”张郎觉得那人有些不对头,支吾了一阵,便匆匆离开。
回到暖窖,张郎怕周太分享他的夜宵,便独自一人大吃大喝起来。
第二天凌晨,周太发现有几个陌生人在他的院子前转来转去。不一会儿,几个伪满洲警察闯了进来,在周太的房子里一顿乱翻。
吵闹声惊动了躲在暖窖里的张郎,他打开门一看,见有许多警察在周太的屋里乱翻,吓出了一身冷汗,酒也立刻醒了。此刻,他竟不顾周太的安危和电台的安全,从暖窖的气窗中逃了出去。几分钟后,那几个警察闯了进来,陪同进来的周太一眼就发现了白菜堆中的电台,幸好警察没有注意。周太机警地将几棵白菜堆到电台上。
大概警察觉得暖窖没什么可搜的,看了看便都涌了出去。周太舒了一口气,这才发现,张郎不见了。
张郎的不辞而别,令周太大吃一惊。他火速赶到哈尔滨向苏子元报告了此事。两人研究后,立即向伯力军区情报科发去急电。不久,伯力命令:结束白城子情报站,将电台交齐齐哈尔电台接收。苏子元立刻装上白城子的那部电台,乘王钧的列车赶到齐齐哈尔,把电台交给了纵树奇。面对老战友,苏子元关切地说:“白城子情报点出事了,这回就全靠你了。可能年底我也要返回伯力。”
纵树奇接过柳条箱,说道:“我明白我的任务!”
苏子元返回哈尔滨后,发现这几天风声很紧,警察、宪兵加紧盘问行人,警察、囚车整夜在大街小巷奔驰,搞得人心惶惶。
苏子元来到道里中国街上的乐天照相馆,找周云庭商议对策。
苏子元问:“最近有几处联络点都被破坏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
周云庭答道:“我们在呼兰的一个联络点被呼兰宪兵分队查获,那个叫高成的人叛变了。所有他知道的关系都遭到了破坏。”
苏子元吃惊地问:“他知不知道照相馆这个联络点?这可是我们的重要地点。”
“他当然不知道,”周云庭说,“要不这会我们会这样轻松地谈话?放心吧,希比里切夫同志。”
苏子元严肃地说:“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在这里绝不能提到我们的俄国名字。”
周云庭笑了笑,把手一举,敬礼道:“是,我的苏先生。”说完自己又笑了起来。
苏子元望着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12月,东北的天气骤然降温,寒冷异常。这时,伯力情报四科发来指示,让苏子元立即返回伯力汇报工作。同时,让他的妻子朱绍华也随后由西线赶赴伯力。
伯力,加宁街102号,是苏子元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是苏联远东军区情报部第四科的办公地点,苏子元曾以希比里切夫的名字在这里工作了近两年。而他的妻子也曾以涅依德娃少尉的名字在这里工作。
春节过后,苏子元和朱绍华在新建的下级军官宿舍中团圆了。
不久,周云庭也赶回来汇报工作。周云庭是1925年加入的中国共青团团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转到炮兵学校学习军事。后来分配到远东军区第四科工作,曾是朱绍华在赤塔学校学习时的老师,上尉军衔。
周云庭给他们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哈尔滨的情报网被破坏了,齐齐哈尔情报站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闻听此讯,苏子元的心一沉,纵树奇出事了。他有些不敢想下去。
然而,机智勇敢的纵树奇,在日伪加大对苏军情报人员搜捕的时候,丝毫没有慌张。而是沉着冷静地销毁了所有文件,秘密转移了电台,使苏军东北最重要的情报点安全隐蔽下来。
5月末,纵树奇安全返回苏联伯力。
6月,苏联政府为表彰纵树奇的功绩,授予他红旗奖章。授奖仪式在情报科的四楼举行,苏子元、朱绍华、周云庭身穿笔挺的军服参加了仪式。仪式后举行了小型的酒会,情报科的正副科长及大部分中国同志都参加了。
7月,情报科长瓦林少将召苏子元去他的宿舍谈话,除瓦林外,还有一位莫斯科总参情报局的将军。
这是位少将,很神秘,只听瓦林叫他瓦西里将军,此人长得高大魁梧,不苟言笑。
瓦西里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总参情报局长乌里茨基将军下达命令,远东军区情报科立即派遣中国同志前往中国华北工作,建立以北平为中心,辐射华北、内蒙、东北南部等地的情报网。主要了解华北国民党军及日本驻军的动态。”
瓦林少将在一旁说道:“经研究决定,我们决定由你来完成这个任务。”
苏子元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他愉快地接受了此项任务。临行前,瓦西里将军握住苏子元的手低声说道:“希比里切夫同志,好好干吧。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是经过伏罗希洛夫元帅亲自批准的,我预祝你成功。”两人进行了俄罗斯式的拥抱,友好地互相拍了拍后背。
苏子元接受任务后,立刻与瓦林开始了秘密协商。
苏子元与瓦林少将相识很久,他知道,瓦林是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十七岁就参加了革命,作战十分英勇,他的大拇指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被白匪军砍掉的。
傍晚,瓦林和苏子元来到黑龙江江边,登上了观察哨的瞭望塔。对岸中国境内漆黑一片,只有日军观察哨内闪着微弱的灯光。
瓦林少将望着对岸,忽然问道:“希比里切夫同志,你说派遣哪些人去北平好呢?”
苏子元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可以派伊万诺夫(周云庭)同志去北平,他曾在北平学习过,其后由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对北平及华北的环境有所了解,并且为北平地下组织装配过电报机件,有经验。另一个人选便是达贝罗夫(孙乐天)同志,他曾在北平居住过,又是经营小本商业的内行,是个可靠的人选。”
瓦林少将微笑着说:“你不说,我也想派他们跟你一起去。你们毕竟配合得不错嘛!”
苏子元也笑了,“瓦林同志,我们也配合得不错嘛,希望我们能长期地合作下去。”
哪知瓦林少将听了他的话,苦笑了一下,“希比里切夫,恐怕我们合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您是要调动工作吗?”苏子元问道。
“不,”瓦林少将摇了摇头,抚着栏杆眺望对岸,“日本关东军对我们仍有野心,远东的形势一刻不能放松。这个时候,我是多么想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啊!”
“瓦林同志,没人会剥夺你工作的权利,”苏子元安慰道,“我们尽可能地干下去!”
“我恐怕真的没有这个权利了,”瓦林拍了拍苏子元的肩,“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瓦林的话,让苏子元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隐约间可以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
然而令苏子元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
不久,孙乐天从海参崴列宁学校调到伯力,和苏子元、周云庭组成情报小组。他们先化装成归国华侨,从海参崴乘苏联客轮“北方”号,赴上海转北平。到北平后,住在前门外中华客栈。苏子元用王义之的化名、以东北难民的身份开始了北平的生活。很快,他们分别开始调查北平的一般情况。孙乐天特别注意照相馆,周云庭注意无线电材料商店。孙乐天偶然发现了师傅谭连成开办的“天成照相馆”,就搬到了照相馆居住。苏子元也从旅馆搬到公寓。以后,通过天成照相馆的关系,又为周云庭租了单独小院的民房,开始了装配发报机的工作。
一天中午,苏子元回到公寓,意外遇到郝克勇。郝是苏子元1925年在沈阳时的一个老朋友,朋友重逢分外高兴,郝介绍了很多老朋友在北平的近况。其中同乡于卓的情况令苏子元最感兴趣。于卓现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少将军衔,官居显赫。于卓的父母和弟弟居住在玉渊谭的一个独立的四合院,现空三间房,是个很好的工作地点。经郝克勇引见,于卓的父母很快答应了苏子元来居住。
孙乐天在北平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利用天成照相馆,建立据点。周云庭的电台提前开始工作并与伯力建立了联系。苏子元则开始四处活动,侦察北平、天津一带的情况。
当时的华北波谲云诡,各种政治势力交织在一起,演出了一幕幕闹剧。
进入4月以来,日军华北驻军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企图挑起战火,发动战争。
29军军长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在北平与日方展开周旋。同时,29军副军长秦德纯就任北平市长,加强北平的防务。
苏子元根据多方面的侦察,加上自己的判断,向莫斯科总部发去了一封很短的电报:总部:鉴于中国华北的紧张局势,日本华北驻军有可能在6月到7月发动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战争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很快,苏子元收到了莫斯科总部的第一封电报,对他们的工作授予了嘉奖。4月末,苏子元收到命令,让他5月15日去上海与情报局特派员接头,还命令他速派工作人员到苏联训练。苏子元选了三人,由周云庭送到上海乘苏联客船秘密出国。5月,苏子元同周云庭按命令到上海,等了三天,也没接上头。又回北平发电报请示,回电说计划有变,情报局不派人来中国,让苏子元与周云庭于7月去苏联。
1937年6月,北平一带的形势更加紧张。城外的日军不断制造事端,大战一触即发。
此刻,苏子元认识了29军37师3旅旅长何基沣(中共秘密党员)。虽然苏子元不知道他的真正政治身份,但何基沣身上洋溢着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时感染着他。由此判断,何基沣是个正直的爱国军人。同时,何基沣对苏子元的学识和对时局敏锐的判断力又深表钦佩。
6月5日,苏子元来到何基沣的旅部。何基沣一见到他便神秘地说:“苏先生,想不想赴一出‘鸿门宴?”
苏子元有些摸不着头脑,便笑着说:“既然是宴会,一定许多吃的,我去!”
何基沣拍了拍苏子元的肩头说道:“有种。”
原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和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阴谋策划一出“鸿门宴”,迫使宋哲元及其手下的29军官兵屈服,从而达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6月6日上午10时,日军驻宛平城部队中队长以上军官、29军军部驻北平部队团以上军官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一次中日军官联欢会。苏子元换上了一身少校军装,以何基沣副官的名义出席了这次“鸿门宴”。
双方如约赴会。中方出席的有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元,北平市市长、29军副军长秦德纯,37师师长、河北省主席冯治安,37师3旅旅长何基沣,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26旅旅长李致远,114旅227团团长杨干三等。日方出席的有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顾问松岛樱井以及日军驻北平部队佐级军官。
联欢会开幕后,宋哲元首先讲话。然后松室孝良接着讲话,大意是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应力求亲善和睦,不要兵戎相见。讲完话后,双方人员在一起合影,照相时,每个中国人身边站一个日本人。
鉴于情报工作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苏子元是不能照相的。于是他借口帮摄影师打灯光,避开了这次合影。
照相后,宴会开始。酒菜都很丰盛,中日两方军官分主、客位坐下,每个桌子上都有四五位中方军官,三四位日方军官坐陪。
正酒酣之际,日方顾问松岛突然起立,说只喝酒没意思,可否让他跳一段日本舞蹈,众人正在惊异间,松岛已在场中间舞蹈起来。过了一会,松岛开始舞刀,中方军官顿觉气氛不对,十分气愤。副军长秦德纯小声对董升堂说:“看来情况非常紧张,一触即发。我们不能输这口气。你武功不错,是打拳呢,还是耍刀?”董升堂心里早就憋着把火,当即答道:“先打拳,后耍刀,让这些日本人看看,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言毕即跳到地中央打了一套八卦拳,董打得变幻莫测,虎虎生风,日方军官见了不禁目瞪口呆。董打完拳,李致远也上场打了几个武术套路。这时场上的气氛已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何基沣小声对苏子元说:“推我一下。”只见他站起身来抬腿向桌上迈去,苏子元顺势推了他一把。只见何基沣站在桌上,豪迈地唱道:“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董升堂、李致远随之拿出刀来,准备舞刀。
这时,日本军官把宋哲元、秦德纯高举起来,中国军官也把松室孝良、松岛樱井高举起来。日方所有军官都执刀在手,中方军官亦不甘示弱,也把刀拿出来,双方军官你瞪我,我瞪你,跃跃欲试。
松室孝良见捞不到便宜,就打圆场,说中日应该亲善,亚洲人都是兄弟。宋哲元也就不便说什么。接着双方继续坐下来吃饭,不一会,联欢会就散场了。
当天晚上,何基沣和手下的几名军官同苏子元一起喝酒庆祝,庆祝出了一口憋在心头已久的恶气。
深夜,军官们纷纷离去。何基沣仍然酒兴未消,他指着苏子元的少校领章说:“干脆,这身衣服你就别脱了,留在我这儿干吧!”
苏子元微笑着说:“何旅长,我有我的工作。咱们来日方长,总会有合作的机会的。”
何基沣摇了摇头,“对了,我忘记你是苏联华侨。在那个伟大的国家里,我相信你会生活得很好的。”
苏子元亲切地说:“何旅长,在那里我不只是安逸地生活,是和苏联人民一起为和平而战。”
何基沣注视着苏子元:“中日迟早会有一场大战。你说,苏联会支持我们吗?”
“会的,苏联一定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苏子元坚定地说。
6月末,苏子元与周云庭准备离开北平去苏联,将北平工作交孙乐天负责,工作安排好后,苏子元、周云庭、粟佑文等人赶到了上海,登上了苏联的“北方”号客船。离启航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与他们接头的沙赫夫又通知下船,不去苏联了。经与伯力联系后,伯力命令苏子元一人设法回苏联。几次反复,使苏子元感到有点奇怪。后来才知道,苏联开始肃反,莫斯科情报局和伯力军区情报科的正副科长全部被捕,情报工作陷入瘫痪。在国外的一切工作人员,分期调回苏联并遭逮捕。苏子元接到命令后,开始做回苏联的准备。
7月7日,日军进攻宛平城,“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中旬,日军向华北增兵达10万人,对北平形成北、东、南三面包围态势。
这时,从上海去苏联的交通已经中断,从东北日本占领区进苏联的秘密交通,已被封锁,经外蒙从新疆去苏联需要很多经费,只能通过以合法方式的关系去苏联。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杜为东北义勇军总指挥,计划经苏联远东回东北。为了协助李杜来东北,国民党外交部派阎宝航任中国驻伯力领事馆领事。苏子元通过“东北救亡总会”的关系,由阎宝航介绍,作为李杜随员,随李杜去苏联。
7月26日,日军向廊坊、杨村、广安门、宛平城展开猛烈进攻。29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守。29军被迫将主力撤至静海、永清、固安、涿县之南。
8月,周云庭、粟佑文、徐寿轩随马占山去了内蒙,苏子元化名为袁一远,由李杜的工作人员办理护照,几经辗转,登上由法国巴黎直达苏联明斯克的国际列车。
1938年元旦,历尽坎坷的苏子元终于回到了莫斯科,住进了新莫斯科旅馆。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内务部长叶若夫签署的“逮捕令”。
从此,苏子元中断了他的国际情报工作。
苏子元于1938年1月29日被苏联内务部逮捕。1939年6月11日,苏子元以“间谍罪”被远东军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判处十五年徒刑。1952年9月4日,苏子元刑期结束,被流放到北叶尼塞。1955年9月29日,驻苏中国使馆答复了苏子元的申诉信,同意回国。1956年3月,苏子元偕妻子朱绍华回到祖国,由中组部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1994年7月2日,苏子元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本刊删缩)
〔本刊责任编辑 君 早〕
〔原载哈尔滨出版社《红色国际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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