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德性

黄 梵

我的老家，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黄州。当我考上南京一所大学，担忧就袭上了家人心头。湖北人把下游的人称为下江人，湖北的普遍舆论是，下江人“心机”最盛。

临行前，奶奶百般叮嘱我：“跟下江人打交道务必多个心眼，不然会吃亏。”

可能是七岁才回湖北的缘故，我心里并没有那样的舆论。当然，我对陌生人既不热络，也不怀疑。家人对下江人的“有罪推定”，并没说服我。可能是小时候跟江湖混混玩过的缘故，我心里很难抗拒“天下人皆兄弟姐妹”的幻梦。记得坐船赴南京的路上，事实给了湖北舆论致命一击。

叔叔一时疏忽，忘了给我办托运，他带人抬着两口重得吓人的大箱子，塞进我的卧铺船舱。这两口大箱子，让我一路的梦都变得惶恐。我忧心忡忡，到了南京，仅凭一己之力如何下得了船呢？没想到，船行至九江，船舱里的两位上海人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们望着舷窗下的两口大箱子，安抚我：“你不用着急，下船的时候，我们会帮你抬到行李寄存处。”

船抵南京，他们的热情叫我吃惊。他们分两趟抬箱子时，守在寄存处的我，内心经历了从将信将疑到完全放心的“漫长”历程。事后，我去信表示感谢，接到回信才知，其中一人是苏州人。信中，他再次打破陌生人间的戒备，邀请我去苏州玩。那时的我，若非囊中羞涩，定会罔顾湖北人的另一舆论——这类邀请不过是嘴上说说的客套话——真可能会去苏州找他呢。现在的我，内心早已填满中年的世故，庆幸自己当年没有贸然去苏州，没让对方厌烦自己。可是，我怎能替没有的经历分出高下呢？说不定，我丢失的是一份友谊的厚礼。

湖北人为使“心机说”更具说服力，常拿北方人的“憨”与下江人的“心机”对比，这把戏如同把丑衬在美的边上。有一年，我同时帮两位同学办妥出国手续。家在山西的那位，一去就绝缘，再无音讯，愣让北方人的“憨”里夹着冷漠。另一位身为下江人，却让自己有款款情谊，我也第一次从他的来信，得知美国还拍了《教父》续集。他至今与我联系不辍，让被湖北舆论冻得冰冷的“心机”，继续汩汩冒出暖心的情谊。

与其让友谊变成利用，倒不如不开始，这是“心机说”的郑重告诫。只是，这样的告诫不该分上下左右、东西南北。你以为憨的地方，定有城府深的心机，你以为心机盛的地方，也定有憨的实在。可怜的倒是，一刀切的“洞察”里，常夹着盲目、自得的地域歧视。

我爱上江南，是从南京的山开始的。听见这话的人，一定会以为我错乱，因为他们心目中的江南，是苏锡常，印象中没有山，只有富庶的平原，湖泊，运河，园林，美食。可能小时候在西北看过太多寸草不生的山，我对南方的山，情有独钟。

我眼中的山，有一种职责，它应该把人带向人世喧响的停歇之处。高而茂盛的树冠，蜿蜒幽深的小径、溪流，潜藏着人认识自己的时机。

来南京不久，我对钟山半山腰的紫霞湖就着迷不已。为了探索它，还下水横渡过。想象自己被水高举在山腰，心头便掠过飞翔之感。后来得知，我畅游的地方，曾是上定林寺。我不说刘勰当年的仕途宏志，只说他为踏入仕途，居定林寺写下的敲门砖《文心雕龙》。天才之作给他带来的仕途职位，与“纬军国”“任栋梁”的宏志，相去甚远。梁武帝倒识刘勰自己不识的文心，遣他回定林寺编纂经藏。他自感不济时，写下或编出的文字，皆成了经典。这就是江南暗示的文心，不是在世俗的失意中混日子，是让更识自己的文字，对等待它的人负起责任。

我每次登钟山，都感觉紫霞湖在召唤我，仿佛它早已识我。进入中年才发现，置身山林才能理解古代。我曾探究过画家巨然居住的开元寺遗址，哪怕是一家之言，一旦获知我畅游的地方可能也是开元寺旧址，便忘了别的诱惑。与其说我与刘勰、巨然相隔千百年，不如说通过登山，我触摸到了他们的文心。山下的世人把心都紧闭的当儿，我的心已敞开，就像汽车加油那样，把他们的文心灌注进来……年轻时，我会把探幽访古视为腐朽，后来，寻访和略知一二的快乐令过去的我惭愧。

钟山是一座寻访不完的山。

一些矶石早在山头，暗自等着我。年轻时，我只知攀爬其上，乐趣在崖下的无尽风光。直到有一天，当黄公望的画作映入眼帘，我才真正看懂了那些矶石。黄公望总不忘把矶石画满山头或水边，让后人服膺它们是黄公望画作的标识。一旦想到，山上的巨石来自水的千万年冲刷，那是江南的前史，原本忽略不掉的人生烦恼，就化作矶石生命中的一秒，心还会纠结、挣扎吗？一切功名利禄、成败功过，哪样能抗得住矶石经历的漫长冲刷呢？

第一次登临南京燕子矶时，我曾带着恋情的苦恼。等第N 次登临时，江边的山已是我心里的至福。它把豁然开朗和一切都会流逝的感觉，合为我在江边登高的清醒享受。那时，我极愿意自己是燕子矶顶上俯瞰江水的矶石，正是那样的巨大矶石，教会了我如何观察自己。人最容易忘记自己有种种毛病，南京以山水的完备、秀丽，让人不敢沾沾自喜。

我常独自攀登南京的山，全程不说话。可是，我好像命中注定懂山的哑语，愿意在沉默中领会它的教诲。譬如，作为一个异乡人，我中年时在南京的山上，才读懂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年轻时，我写过几行自鸣得意的诗：

我说出了苏轼没说出的东西？

友人黄砉，常给我没有工作的印象。当她邀我和内人去她家喝茶，我就被带进她的信仰中。她是服膺禅宗的居士，为了应对纷至沓来的世俗焦虑，她得靠坐禅安顿自己的心。

兴许是作家的缘故，听她讲述焦虑时，我倒两眼放光。有一次，我和内人被她的焦虑笼罩了数月。她的朋友麻利，从汽车肚里救下一只幼猫，奄奄一息，生殖器已被汽车底盘烫烂。他没有钱让幼猫活下来，就把它带给黄砉。

我和内人去喝茶时，幼猫刚出院，黄砉用倾倒的焦虑，令我们也担忧起来——万一伤口长好，幼猫的肛门、尿道被堵住，该怎么办？兽医说，被堵住的概率是百分之五十。如果堵住，幼猫还没到能做手术的年龄，就只能看它等死。

她的这个焦虑，打坐也不管用，每次喝完茶，还顺带进入我的梦中。

她开始谈论它“最后的日子”，就像谈论一位亲人最后的日子。走进幼猫占据的门厅，我看到的，是上下两层的豪华猫笼、猫专用的沙盆、玩具转盘、磨牙布偶。毫无疑问，她要让猫享受今生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快乐。这一念头，甚至让她娇惯起猫来，令原本战战兢兢的幼猫，变得放肆、难缠。幼猫知道抓伤她可以不受惩罚，知道她会用罐头换来它暂时的乖巧。据说，一旦对她的侍候不满意，幼猫还会低头盯着她生气。

有一天，我目睹了幼猫开门。它朝门把纵身一跃，靠体重将门把压下，门被推开了。直到这时，我才正视幼猫的智力，正视黄砉与它交流的那套语言，正视她与它天天进行的心理较量。换了别人，较量的胜方一定是人。偏偏，她是较量中的败方。她是故意把胜利拱手相让？也不是！我想，她是没有足够的心力战胜自己。如同淘气的孩子比母亲更懂母亲，知道母亲缺乏必要的狠心把孩子关进黑屋。她和猫，因斗争的激烈，情感也变得炽热。前一个焦虑尚未离去，新的焦虑又来叩门。战胜不了的焦虑，令她心力交瘁。

“本来是暂时寄养，怎么变成我的猫了？”

“夜晚是它的白天，我睡觉的夜晚被它搅了。”

“今天又被它抓伤了。”

我渐渐听懂了她的抱怨。谁的错并不重要，烦恼的是，人兽之情已难以割舍。这只幸运的幼猫，正是靠着她的焦虑的日日护航，茁壮成长。

深秋时节，好消息传来，幼猫的伤口完全愈合，肛门尿道没有堵住。这是她花费数万元医疗费和日日禅修，一直盼望的结果。

我知道，该和内人去她家喝茶，听一听她的新焦虑了。

南方的夏天，需要树来遮阳。

密密麻麻的树叶，就像夏天的遮阳伞，在收割荫凉。小时候在湖北黄州上学时，鲜见南京这么密集的大树。黄州的每个居民大院，往往只有一棵大树。夏天的孩子们，就竭力发明与大树有关的种种游戏，力争让整个暑假都充满快乐。

南京的大树把夏天的荫凉铺得满地都是。听见人人都叫它法国梧桐，我内心倒有抗拒的感觉——明明散着幽古、厚重的气息，何来想象中轻盈的法国优雅？后来才知，比“法国梧桐”更早的树名，是“鸠摩罗什树”。相传，鸠摩罗什最早把这种三球悬铃木带到古时的长安。看来，扑面而来的强烈幽古气息，来自它基因中的历史。

我感激南京，刚照面就把这么古老的树栽进了我心里。遮天蔽日的树冠，数人才能合抱住的树干，让我油然生出谦逊感。打那以后，它成了我游走南京的路标。

多少人厌烦它漫天飞舞的白绒毛，我却欣赏它的锦囊妙计——你要么畏缩不前，要么戴上口罩，用敬畏欣赏它的繁衍仪式。我则选择另一种方式，不戴口罩，任由绒毛下雨似的落向我。它们掠过眼前时，我的眼里已满是想象：它们是微小的披着婚纱的新娘，还是用面纱遮脸的中东女子？

它们殷勤地拥抱我！热烈地授粉于我！但，如同在水泥上播种，一无所获，这会令它们多么失望啊。

我由此理解了“唤醒”一词的含义，它们实在盼着我被唤醒。于是，面对空中的这些弄潮儿，我愿意收敛骄傲，哪怕是为它们尽徒劳之力。我真做了徒劳之事，常把落在脚下的法桐果捡起一些，扔到可能长树的地方。我知道，期待长成树的愿望必定落空。可是，这样的徒劳之举，改变了法桐于我、我于法桐的意义。表明我不再只守着人的优越、矜持，愿意主动寻找沟通的语言，回应它们沐浴我的殷勤。

说来也怪，能让我流泪、打喷嚏的大树，非法桐莫属。见到别的树，身体就非常安静。不管这是“冷战”，还是“爱”的纠缠，我已设法读懂法桐的沉默。某年夏天，园林局要砍掉某条街的法桐，市民不舍，纷纷给法桐戴上绿色丝带。他们都曾与法桐的白绒毛有过烦心的搏斗，可是，给法桐戴上丝带的那一刻，他们的爱何尝不是已被唤醒？

小时候就知道，做事为人，不要把功绩都归于自己。这是爷爷用他的诗教向我昭示的德性。大概是为了纾解生活压力，常有陌生的乡村人士贸然上门，求得与爷爷谈诗半日的快乐。每当来人自认发明了什么，爷爷就引经据典，指出古时已有先例。等来人离去，爷爷会和我继续分享心得：读书少了，人就爱翘尾巴，甚至不如他写的诗比他更了解自己从哪里来。

有一次，我忍不住发出愚蠢一问：“爷爷，你的诗是从哪里来的？”他蓦地很兴奋，好像早等着我的愚蠢一问。他把双手拢进袖筒，耐心解释起来——哪怕他再喜欢李白、苏轼，终拧不过骨子里的黄庭坚，毕竟他是我们的老祖宗……可惜，我那时不懂黄庭坚，竟没有一丝激动。

综上所述，不断优化教学手段，提升教学效率，进而打造初中体育高效课堂是新课改下体育课堂教学的主要目标。这就要求广大一线体育教师，能够深入解读并领悟新课改理念，以培养学生体育素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原则，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加强力度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完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为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服务。这样的课堂才是初中学生喜欢的体育课堂，这样的课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效课堂。

中年某日，当叔叔寄来《黄氏大成宗谱》，我才当真把黄庭坚视为祖先。按照宗谱，我的名字列在黄庭坚第四十一代世孙的名单里。名字入宗谱的意义何在呢？较为庸俗的快乐是，以为能分享到祖先的荣耀。可是，对努力拥有个人声音的我，这是一剂抗拒努力的苦药。你会同情地看着自己，莫非一切的努力、突围，再也跳不出基因的如来佛手掌？好吧，就像爷爷当年说的，样样都有先例。或者，按博尔赫斯说的，作家就是找到自己的先驱。这样带来的好处，自然是不会翘尾巴。

这本厚厚的宗谱，也悄无声息地带给我布鲁姆说的“影响的焦虑”。譬如，如何能避开黄庭坚的奇崛和“无一字无来处”呢？有段时间，我写诗完全不用典故，为了躲避奇崛的命运，我造意象要求准确。

直到有一天，读到黄庭坚“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我那怪诞的抗拒才被缴了械。遇赦归来的黄庭坚，还没到家乡江西修水，已经欣然。那天，我极为高兴，发现九百年前的诗句，不经意把我带入爷爷的境遇，我总算认出了爷爷身上的江南气。

难怪董其昌要将画分南北。他要让后人，追慕南宗的表率江南；要让读书，胜过游历；要让绘画，成为对前人画作的“前移后挪”。当某部作品把我的心力耗尽，我便想起爷爷的引经据典，祖先的“无一字无来处”，它们与董其昌的“前移后挪”，何尝不是浑然一脉？都是不弃前人的江南传统。人从继承中得到的安慰是，你不再孤单，历史中到处隐居着你的同道。

何平说我，人被江南柔化，已了无黄冈人的血性，但作品深处却血性四溅。这是何故？我以为，答案就在那本宗谱和黄冈。黄冈的血性来自巴人，据说东汉时，为了制服爱揭竿起事的巴人，朝廷将巴人后裔“五水蛮”安置到黄冈的山水中，欲靠大别山磨掉其野性。我以为，“五水蛮”把血性给了我奶奶。十几年前，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奶奶的血性，把她的勇武写进了《阿须婆》，使她成为一个长胡子的奶奶。

爷爷身上的江南，如何辗转到了巴人领地？打开史书，能找到明代的“江西填湖广”。这一江西人的迁徙潮，也可以在安静的宗谱里窥见。

爷爷曾用点着煤油灯的夜晚，在我心里培育出另一段家史。我这一支的祖先，并没有那么早离开江西修水，直到晚清，因触怒朝廷，才溯江而上，一路西逃。先落脚湖北武昌县樊口，下一代才渡江至黄州。

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史，我接受之时，一点也不困惑，两者都让江南来到血脉中。我着意的是，已藏在历史中的大江南，古江南。你到以前的大江南里，是找得到江西辖地的。你到以前的古江南里，甚至还找得到湖南和湖北。现在，我住在小江南的南京，身体里的血，仍把那些地方连在一起。相似的不是人，是对一脉文化的心理认同。博尔赫斯说写作是在寻找先驱，他何尝不是也站在江南的行列？布鲁姆反其道行之，宣称作家的主旨是要摆脱前人影响——这一反叛，何尝不铭刻着前人影响的影响？如同我不用典故，何尝不在时刻惦记着典故？

每天写作结束，我会下楼找那只麻色野猫，如果运气好，它会坐在路口等我。它赏识我给予的美食，我赏识它对等待的信任。等待何尝不是智慧？后人继承什么，何尝不是前人等来了预想的知音？

看来，智慧已在好中——好作品有对等待的忠诚和信任，足以等来好读者。

大二时，一位年过半百的物理教授来到热力学课堂。不知为什么，他的裤子没系皮带，只用一根布条拦腰扎住。每隔半小时，他不得不转身，撩起上衣，解下布条，把下溜的裤子往上提，再用布条扎紧。他神情自若，面对台下惊诧的目光，脸上没有半丝尴尬。我早厌烦了正襟危坐、照本宣科的老师，他在课上的种种“出格”，振作了我上课的精神。譬如，他表示否定时，不说“不”，而是剧烈摇头，用松弛晃荡的两腮，从嘴里挤出“呜噜呜噜”的大声响。第一次课结束，望着他从容离去的背影，我已决定追随他。

他叫汪庆永。校内没有人知道他心头的荣耀。当1977年普利高津获诺奖，只有他绕着礼堂转圈子——他一生的失败，已在普利高津那里化为胜利。20世纪50年代，他已开始研究非平衡态热力学，但他必须隐藏自己的心得，不止大家心头的正统理论令他不敢言，那时也没有让创新理论获得实验证据的条件。60年代末，普利高津隆重推出非平衡态热力学，挑战平衡态热力学的时间可逆说，这一创举令他摘走诺奖。而在汪庆永这边，他把时间不可逆的思考，始终藏在内心的安全地带。

我是能听懂他闲聊的少数学生之一。普利高津获奖后，他才把藏了那么久的心得，时不时作为闲聊在课堂上吐露出来。我问他，为什么不早公布？他说他的思考只触及热力学的哲学，普利高津的思考，后来已下沉至实验领地。这时，他用由衷的高兴，向我昭示了一种德性——不要在乎自己的得失，要在乎世人在真知上的得失，普利高津的胜利也是所有人的胜利。

可是，我读大学时，校内人并不在乎他的推崇，他们自得于平衡态热力学已经够用。我作为他最无知的追随者，给他带来了什么呢？可能，让他晚年的思考，有一位忠实的听众。更可能，让他产生了思想薪尽火传的幻觉，这兴许真正安慰了他。

那时，我不知收敛自己的无知，常径直闯入他家，与他高谈阔论宇宙学、黑洞、中子星、布朗运动。不管我的谈论多么虚妄，他都以专注的凝视给予回应。这些回应，加深了我已掌握物理学的幻觉。我急匆匆作出无知的惊人之举，撰写了一篇中子星论文。他始终用微笑回应我，踌躇着不知该如何判定。有一天，他告诉我，国内懂中子星的人都在中山大学，你该去信请教。中山大学的回信没有针对这篇论文，只是针对我本人——提醒我，如果想研究中子星，不妨报考中山大学的物理研究生。

这听起来很美好的建议，故意回避了我的失败。于是，汪庆永行动起来，给我写了推荐信，怂恿我报考李政道主持的赴美联合招生。问题再次出现，我尚未毕业就报考研究生，被学校视为出格，不予盖章批准。听到消息，汪庆永却继续微笑，说如果能把研究物理的渴望带到毕业以后，物理学就是你一生的家了。我当时的信誓旦旦，成了现在的惭愧。毕业后，我带着物理学的梦，漂泊进了诗的领地。

现在的我，再也无颜见他！

卡在物理学门槛的那颗心，从此留住的是波澜、不安、忧郁、感伤。日后，这些倒成了诗的营养。

上大学时，图书馆是我眼中的神，它知道一切的答案。那时，我相信科学就等于真相。直到有一天，刚体力学老师朝台下学生发出振聋发聩的一问：宇宙中有不可压缩的刚体吗？学生的答声胆怯：没有。

老师乘胜追击：那为什么还要用刚体做力学的基本概念？台下终于有人醒过来：为了简化问题，方便分析。我永远难忘老师脸上的俏皮一笑，它的真正意味，我后来才领会。

那天之后，我看待科学的眼光开始改变。科学原来只是模拟真相，是逼真的模型而已。但我心绪不宁，伟大的科学崩塌之际，我希望用文史哲的书把它撑住。

我不认识图书馆文科部的老师，大概去得太勤，有老师记住了我。一次，她隔着窗口盯着我，说：“你以后每周来一次就够了，我允许你一次借六本。”我呆傻地点点头，一声不吭。等回到宿舍，才意识到她的伟大。她真伟大到，每周让我借六本，直至我毕业。每次听见同学抱怨图书馆只让借两本书，我都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

那时的图书馆，有不少等级规定。譬如，你要是想看外文资料，就得等自己留校成为教师。我等不及，跟踪物理前沿的研究时，常忘了自己还是学生。一天，我贸然向她吐露了苦恼，没想到，她二话不说，径直将我带入外文期刊资料室。等我再次去找她，她已备好一份日程表，表中列出了她在库房值班的日子，叮嘱我按表择日来库房找她，就能如愿进入资料室。

我永远难忘她对规定的理解。我和她只站在走道，有过几次短暂的交谈。她总说，规定是技术，求知是思想，让技术妨碍思想，等于想用绳子把想法扎起来，未免幼稚。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当她嚷嚷说：“我就要让这里的大门，对你这样的学生完全敞开，让规定见鬼去！”我不由得满脸通红。回到宿舍，扪心自问，我真当得起她用“你这样的学生”来表扬吗？

现在的我，思想深处仍藏着大学数位老师的教诲。她没教过课，没进过教室，却用寥寥数语、默默践行，成了影响我一生的数位老师之一。说来也怪，我至今不知她尊姓大名，也从未敢贸然问过。仿佛一旦问了，就会减损那层神秘的老师之光。更可能，是我对自己的原名过于失望，父母给我起名时，摆脱不掉时代烙印。我后来启用笔名，也是想走出一个时代。她只大我半代，不敢奢望她的父母能给她起一个超凡脱俗的名字。与其让名字时时刻刻减损她的伟大，还不如不知道。

不问姓名，只管求知，现在看来有些冷漠，那大概就是常言说的愣头青吧。我现在才想到，她要迎着这样的冷漠来帮我，只有圣徒才做得到。按规定，大学四年只许用一本借书证，用完不补。我一本不够用，她就给我补发一本。仍不够用，就给我的借书证不断贴纸。正是那些没有被规定挡住的书，才把我带到今天。

我留校后，偶尔能在校园里碰见她，我仍像从前那样，停下脚步和她聊几句，就仿佛是一个敬师仪式。最后一次碰见她，是十年前，她破天荒地谈到自己，说刚刚退休。我肃静地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回到家里，心里才涌出感伤。再后来，校园里就没有了她的身影。这样的人注定知道，退休后该去哪里。

现在，我走在校园的路上，常会想，她对于我人生的意义。与她交集的那些时刻，固然只捉得住寥寥数语，可是，她向我敞开了那扇图书馆之门。谁都知道，门里奇花异草或百花争妍的思想，对一位愣头青意味着什么。

女儿上幼儿园之前，家里雇了一位住家保姆，她是南京六合人。家人向别人谈起她时，都喜欢用“胖子阿姨”称呼她。“胖子”没有丝毫贬义，家人从传统得到的教诲是，胖子有福。再说，观音也以胖为美。“阿姨”更体现了对她的尊重，与她同龄的我们，都自甘降辈分，和孩子一起叫她“阿姨”。

母亲来自楚地，脑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颇为浓重。她常用责备的口吻，数落我们不成体统。她不习惯，一个晚辈因有了“阿姨”的护持，辈分上和她平起平坐。我没有多解释，而是让这种尊重成为家人的习惯。无数习惯里的神秘，谁说得清呢？我小时候，常听见奶奶把要饭的人喊作“爹爹”，她可是一向用“爹爹”称呼我爷爷的。一开始，我也不习惯，但很快就安心起来。从她把要饭的人接进家里吃饭，我看到陌生人的命运，也像爷爷的命运一样，令她牵肠挂肚。如果说得高大上一点，她已拥有文明的智慧——利他的火苗，不时也经得住利己狂风的吹折。

“胖子阿姨”同样有文明的智慧。有一次，她说：财富太多并不好，人该为太有钱感到羞愧。刚开始，我不知她的思想从何而来。直到有一天，她抱着我女儿，去太平南路的圣保罗堂做礼拜，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是清教徒。清教徒主张，追求利润的目的之一是做公益事业回馈社会。我那时事业初成，生活的每一行动，尚在考虑如何获得财富，给家人带来舒适的生活。她的话，不止令我心头一震，还在心里驻扎了下来。

普通人很难摆脱财富诱惑，可是，一位信徒心里涌出的东西，竟有诗一样的境界。诗，就是让人质疑俗见，就是在喧嚣的洪流中，找到让自己安静的支流。这样才触及生活的意义，财富不是万能的货币，它买不来“意义”。

几乎每周一次，阿姨会带着我女儿去圣保罗堂做礼拜，女儿常在圣歌和布道声中渐入甜梦。置身神秘的殿堂，酣然入睡，按说女儿未受信仰的熏染。但我以为，影响已在圣保罗堂外悄然启程。

没等女儿上幼儿园，胖子阿姨就回六合了，有个待产的孙子等着她照看。很小就离开阿姨的女儿，似乎没有白去圣保罗堂，她很小就有了底线意识。她不说谎，也不许家人说谎。每次带她出门，她就成了全家人的“警察”，不许家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闯红灯、插队等。我很高兴受到这样的“再教育”，每次都毫不犹豫站在她那边，哪怕那一次她审判的对象是我。

50 后和60 后，因成长环境的影响，毛病颇多。他们又不认为自己有毛病，这恰是他们的毛病中最重的一个。成王败寇的氛围，还令毛病雪上加霜。认识到自己的毛病，恰是女儿对我人生的贡献。在女儿面前，我的毛病没法藏匿。有一次，我带她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红灯读秒没完没了，马路上没有一辆车，我按捺不住，刚跨出一步，就被她厉声呵斥，一把揪回来。周围站满了等红灯的人，我如同被拉到众人面前公审。若是外人，我可能会恼怒，偏偏出我洋相的是女儿，我不得不静下来，反省自己。

我这一辈成长在贫穷和机会稀少的年代，环境令我们容易成为机会主义者。丢失机会，如同丢失生命一般痛苦。各种说辞，甚至礼貌，是为了掩饰机会主义者的难看吃相。久而久之，机会主义者甚至会丢失目的，不问结果，只管抓住机会，使之成为习惯。我闯红灯过马路，只是为了省下半分钟，于我一天的意义何在？没有意义！我一天要做很多事，如果真在乎半分钟，就会很容易从每件事上省下半分钟。我没有去省，说明不在乎。为何站在马路上，就竭力想省？其实是害怕等待！

贫穷年代固然已过去，但“等待”这一贫穷年代最堆积如山的“日用品”，仍会让我睹“物”生情，生出恐慌、恐惧之情！那时，买衣服、布料，要等着凑够布票，买区区两斤肉，要等着凑够四个人两个月的肉票……可想而知，等待已成了不快乐的代名词，大家都避之若浼。

不愁吃穿的新环境，把德性教给了女儿，女儿再用此德性提醒我，对等待的恐惧，不只落伍，还会给新环境带来戕害。排放污水、砍伐树木、过度抽取地下水等，哪样不是因了对等待的恐惧而走捷径造成的？我很欣慰，女儿这一代已不屑走捷径，对等待不再恐慌。这一能让文明更持久的智慧，通过胖子阿姨的那类信念同样可以获得，这是我为女儿感到庆幸的事。她如同获得了双重智慧的加持。

只是，“有等待的耐心”这一文明智慧十分脆弱，难得易失。我们得时时用反省，用丰衣足食，甚至用信念侍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