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风景（三）

丁 帆

塞缪尔·约翰逊在《牧歌》中所描述的这种对田园牧歌的眷恋，早在两三百年前的英国工业大革命时代，就已成为住在伦敦这样大都市里的市民的向往情结。而中国20世纪60年代恰恰相反。那时候，人们向往的是城市商业中心灯红酒绿的生活风景。我们这些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孩子都喜欢“进城”，因为新街口中央商场和百货公司里有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商品，尤其是中央商场大门口的那家包子铺，一到星期天就排着长长的队，人们就是为了买流着汤汁的大肉包子，更别提周边那些诱人的大小饭店了；夫子庙游乐场里里外外各种奇异的杂耍、相声、京剧、游戏都令儿童神往，沿街的饭店和各种各样的吃食地摊让孩子们的涎水长流不息。在那个娱乐和食物贫乏的时代里，儿童的眸子中透出的是对城市精神与物质享受的强烈欲望，我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里的孩子那样羡慕住在城市中心的儿童，觉得他们住在天堂里，每天享受着童话般的幸福生活。几年以后，当我亲眼看到那些生活在城市中心普通市民的清贫生活时，不禁惊讶于我的同龄人身居闹市而能克服种种诱惑的坚强毅力。城市风景线淹没了无数儿童追求幸福的欲望，而城郊结合部的风景就大不一样了。

20世纪60年代，出了光华门，就没有公共汽车了，只有三轮车等待接驳。那个年代坐三轮车的人甚少，除了老弱病残者，都是徒步而行。其实，从光华门到我们大院所在的石门坎也就两站地，倘若闲逛在路边全是商店的城市并不觉得远，但是，行进在荒郊野外的石子路上，尤其是在没有路灯的肃杀夜色里，霜风雪雨中，对于一个儿童来说，那是漫长的距离，更别说那些住在海福庵工程兵学校的同学了，足足四五站的路程，在年幼的我看来，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1960年代有自行车的家庭十分罕见，比现在拥有私家汽车的要少百倍，好在公家有自行车，因而从小在大院里用公家自行车学车，成为儿童游乐的一道风景线：屁股够不着车坐垫，便是一水的“掏螃蟹”式骑法，竟也敢上路风驰电掣去了。

1950年代末，省商干校刚刚建成不久，所有建筑还是仿苏式的，穿过办公大楼和学员宿舍楼，再走过一个篮球场，就到了依旧是竹篱笆围成的三层家属楼。这个楼分东楼和西楼两个单元门，那时点房很随便，我家选了二楼一个门是对开两扇大门的户型，打开大门，便是一字型的走廊，没有客厅，东西两间卧室与中间的厕所、厨房一字排开。这样的设计极不合理，厕所和厨房都是狭长的火车车厢式的，厨房更宽敞一些，如果把它们的门墙往后挪个两米，门厅就变成了一个客厅，厕所厨房那么大有何用呢？父母考虑的是房屋朝南采光好，南京不像北方，冬天没有暖气，室内极寒，洗完脸，毛巾挂起来，一会儿就冻成了冰巾，这样的风景北方人是绝对无法忍受的。好在房间地面不像黄瓜园是水门汀的，全是宽条地板铺成，所以，冬天的斜阳照在屋子里，倒也暖洋洋的，让我想起那时学校教唱的歌曲《美丽的哈瓦那》中的歌词：“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但是，夏天就遭罪了，南北不通风，只有门户大开，才能享受窜风抗热的待遇，然而，私密性就大大减少了。最致命的是，我的父母没有考虑到三个孩子会逐渐长大，房间会不够用，不免后悔没有要隔壁那套三室户型的。虽然那套房子一间房间朝西南，两间房间朝北，厕所厨房都是朝西的，但是毕竟多一间小房间。

东楼那个单元的风景就大为不同了。“有钱难买东南角”，最东头一至三楼都是高干所住（那时行政十三级以上才算是高干），由一个副厅长和两个校长享用，户型是三室一厅一厨一卫，我第一次随母亲串门时，看见这么大的客厅，很是惊讶。其实那个时代也是等级森严的，后来去工程兵学校看同学，知道那里也是一样：校长级别的住的是校区内警卫森严的小洋楼，尤其是少将军衔的校长更是豪华的独栋，团营级干部住在校区对面没有警卫的家属区，是那种日式的联排房，起名为“家属队”。房屋作为风景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自然风景，也是一种人文风景。

记得我们刚刚搬进新家时，看见铮亮的红漆地板很是兴奋，满地打滚。从窗口向南眺望，一幅让人兴奋不已的风景画映入我的童眸之中，成为我永远不会忘却的历史定格影像。

几百米外就是宁芜铁路，每天路过的班列虽然不是很多，当一列列绿皮火车和一列列长长的货车“隆隆”地驶过，汽笛的长鸣划破了郊区的寂静，那种噪音是我们童年最好的交响乐。我们兴奋地数着一趟趟火车的节数，最多一次竟数到四五十节。看着冒着黑烟喘着粗气的火车头，感受到了工业文明的时代快感，我们丝毫没有现如今的环保情结。有时候我们还能看到调防的军车，除了从打开车门的“闷罐子”车厢里能看见全副武装的军人外，那些黑色裸皮车厢上的大炮或是坦克，更让我们惊喜万分。

在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时代，最能激发孩子们兴奋点的风景就是雄赳赳的军事风景，尤其是伴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正步走表演，特别能够让男孩热血沸腾。在这个紧邻城市的郊区，我们看到了城里人无法看到的军事风景线，不仅从铁道线上看到了，还能在343 部队家属子弟同学的带领下爬铁丝网进入部队演练场，去看1960年代军事大比武的训练，到打靶场远远地看实弹演习。部队一撤，我们便一哄而上去捡拾发烫的子弹壳，拿回家做成各种各样的枪械玩具。

让我难以忘却的是，在我的童年时代竟在这个城市的边缘看到了骑兵部队。某一天的黄昏时分，一支罕见的骑兵部队进驻了天堂村小学，还在教室的黑板上留下了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箴言。我们看到一匹匹“大洋马”在操场上嘶鸣，头戴风沙防护镜、脚蹬马靴的骑兵战士卸下马鞍，用毛刷梳理着马匹的全身，夕阳下，人和马的高光镜头就永远定格在我记忆的底片中。多少年后，当我看到电影《静静的顿河》里哥萨克骑兵冲锋陷阵的壮丽风景，便又想起了那幅夕阳下的风景画面，但是，却对如此浪漫的风景产生出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站在我家的窗口，视线越过铁路，再向前眺望，竟然清晰地看见了外秦淮河中点点白帆在慢慢地漂移。从那时候开始，这幅风景画便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隐隐觉得它和我的名字相连。耳畔响起那时的流行歌曲《我的祖国》，歌词中的一句“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让我此后一听到这首歌就热血沸腾，那是一种儿童解释不清的莫名感觉。后来，在课堂上听老师解析“帆”字的字义和诗意时，我才知道，诗歌意象的组合早已滞留在我的童眸之中。多少年后，在苏北宝应乡间那个寒风凛冽的小屋里，听着父亲述说给我起“帆”字名字的来历时，我才知晓那段与我家庭命运休戚相关的历史，虽然有些悲怆，却也还是拥有一种悲剧之美，所以，我仍然感谢父亲送了我这个原不是诗意初心却依然诗意的名字。

那时的商干校有大几十亩地，虽然不及海福庵的工程兵学校一半大，却也是儿童玩耍的广阔天地了，那是在城市里的孩子们绝对看不到的郊区风景画。北起如今的光华路，南至宁芜铁路边，东起天堂村小学，西接观门口的炮兵机关学校，中间隔着那块三角湿地，就是前一篇中所描写的那个“单干户”自留田。原本那块地也是划归商干校的，而1970年代后“单干户”消失了，那里就变成了省冶金局的仓库。商干校大院也是一个有水有田、半是桃园半是学校的所在。

这还真就是陈西滢说的南京是一个“半城半乡”城市的缩影版，苏式的建筑和苏式的教育，透着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元素，而前后左右却被农耕文明的风景所包围，浸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至今回忆起两个校长对这块土地不同的构想蓝图，不正是两种理念掉进同一个文化陷阱里的争吵吗？一个江西走出来的老红军要利用土地播种粮食，解决食不果腹的生存危机问题，民以食为天，惟此为大；另一个则要美化校园，让它成为世外桃源式的官员读书之处。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风景构图：一进大门，以办公大楼为中轴线地标，右边是一片寂静的土地，随着年份季节的变换，一会儿变成玉米地，一会儿变成山芋田，在那片土地上，给我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是，当一只野兔出现在农田里时，办公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追逐野兔的情景；而左边却是一片桃树林和玫瑰花地，那是“桃花盛开的地方”，也是我们偷摘仙桃的儿童乐园。那也是玫瑰花绽放的地方，亦为我们采摘玫瑰花回家用糖腌制后做汤圆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桃花园和玫瑰花园东面就是莲藕池塘，菡萏盛开的时节，也是一抹古典的风景画，当然亦是我们偷采菱藕的极乐去处。

绕过办公大楼，左边的大操场在60年代是一片山芋田，过了饥荒年代就变成了一片大草坪，成了我们少年时代学摔跤、翻跟头、放风筝的好去处。

穿过大礼堂兼大食堂，南面就是地地道道的农业风景区了。家属楼的正南前方是一个饲养场，几排猪圈还是城墙砖砌成的，可以推断，这些城砖是1957年南京市人大委员会做出拆除通济门至光华门城墙决定后运回来的，无疑，商干校也参与了拆墙运动。养猪场是省商业厅的养猪试验场，猪圈门都是用老粗的钢筋制成的，因为养的都是苏联老大哥送来的约克夏大白猪，小时候便以为是苏联品种，到了中年才知道那是英国种。那猪长得巨大，最大的一头超过千斤，白面獠牙的它竟然将铁焊的钢筋咬断，逃将出来。我们欢呼雀跃着，跟着食堂里的工人们看他们围追大白猪。一个多小时下来，人畜都精疲力竭了，大家都喘着粗气，于是，人们呼来那个壮如牛的食堂大师傅和两个精壮的小伙子，果然，那头巨猪见到屠夫立马就怂了几分，只见那人口衔一根近一米的麻绳，和一个小伙子一人各抓住一只大白猪的后蹄，一声怒吼“起”，大白猪就被翻倒在地，几个小伙子扑上前去，紧紧按住大白猪的前身，那屠夫立马用麻绳捆住了后腿，再用麻绳捆绑住了前腿。猪在吼、人在笑，我们在嗷嗷地叫，四个壮小伙抬着大白猪的场景，就刻在了这蓝天白云下，让我当时就想到了小人书上那幅猎户们抬着吊睛白额大虫簇拥着英雄武松归来时的情形，少年英雄梦是那个时代的“标梦”还是“梦标”呢？

无论如何，童年到少年的每日风景从此开始。

院内有三个水塘，其实，算上墙外那个三角湿地里的水塘，应该是四个水塘，均盛产鱼虾，是个龙虾如蚁、黄鳝如鲫的地方。进校门走不多远，左侧就有一个正方形的鱼塘，水很深，里面有鲫鱼、青鱼、鲤鱼和鳖鱼，当然黄鳝也是少不了的，我们不敢在这里游泳，因为这个水塘就在办公大楼眼皮下，大人们朝北窗口一望，便可看见谁家的孩子在这里干什么。所以，我们只敢和理发室的刁师傅学着在这里钓鱼，我生平第一次渔获，就是在这里钓起了一只两三斤的老鳖，吓得我拖住老鳖奔进了山芋地里。夏天，我们常常赤着脚坐在水塘南面唯一的水码头上戏水，我不知道这样的童趣场景是不是那个时代可以入诗的风景画，因为那时我们不知何为苦难，何为幸福，只知道追逐童年本能的快乐。几十年后，当我看到印象派大师雷诺阿那幅风景画《坐在海边的少女》时，立刻就想到了这个无主题镜头，大师的名作构图似乎刻意得有点造作，而我们当年在水边却没有丝毫不纯的动机和念头。而当我十六岁就结束少年时代，作为一个成人独立生活在农村时，乡间水码头上的许许多多风景画都在诉说着一段段凄美动人的故事，不过，那已然是我告别南京风景后，真正进入“乡村风景”范畴的历史故事，那将是另一个系列的风景故事了，我的南京风景的空窗期长达十几年。

办公大楼左面那个与天堂村小学接壤的狭长水塘曾经是藕塘，我眼见过那个苏北水乡宝应籍的食堂大师傅身穿皮衩下河踩藕的动人场景，与后来读到的“红藕香残玉簟秋”“误入藕花深处”“泥莲刚倩藕丝萦”的意境完全不同，醉藕之意不在花，而是那一节节可以即食的白嫩藕节，更是那穿皮衩踩藕者让一个懵懂的少年儿童佩服之至的娴熟的取藕技巧。一束束带着牙尖的三节白藕，像变魔术一样漂浮在他的身边，这样的风景让人垂涎欲滴。孰料，十年后我却去了他那盛产莲藕的家乡插队，在风雨飘零的寒夜里读到李清照和纳兰性德的诗词，便才有了对此番风景别样的回味。

后来这里挖成了鱼塘，养了许多白鲢和灰鲢，年前起鱼，分给各家各户，权当年货。那是一个缺少食物的时代，尤其是在每一个城市居民月供定量为二两猪肉、人们嗜肉如命的饥荒年里，尽管南京人对有土腥味的大头鲢多有鄙夷，但吃到少油却腥的鲢鱼肉也算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

饲养场有一个通往外界的两扇内芯为芦席编织的木框大门，门外是商干校没有围墙的一大片土地，也许是由于1959年后国内资金吃紧，造围墙的钱也没批下来，于是这里的农田就与公路边的水渠和铁道相连。临铁路边的那个长方形的水塘颇大，还拖出一个长长的尾巴延伸到那个狭长的水渠中，在水塘和水渠交界处，密密的水草里埋伏着大量的黑鱼（南京人称作乌鱼），剃头师傅常常在那里打窝子钓黑鱼，说这个鱼是下奶的，钓到了鱼，就在夫子庙菜场卖了补贴家用。他家住在夫子庙的钓鱼巷，他姓刁，我们给他起的外号叫“老钓”，正好是谐音，大人们喊他“小刁”，我们叫他“老钓”，他的麻脸上露出了微笑，一声“你们这些小老爹啊”，算是认你是忘年朋友了。那些没大没小的日子真好。

水塘里面有许多鳊白鲤鲫各品种的野生鱼，当然也有鳖鱼，我钓起的第一条正儿八经的鱼，是一尾半斤重的鲫鱼，黑色的脊背和长长的尾鳍，让我的小手难以掌握，于是就用绳子穿过鱼鳃，拎起来就飞奔回家报喜去也。

其实，在这里，钓鱼并不是最刺激的寻欢作乐的项目，第一次偷偷下河洗澡才是最激情的游戏。“老钓”带头光着屁股下了河，高声蛊惑我们下河，说塘边水不深，于是我们羞羞答答地穿着内裤下了河，看着老钓“狗刨式”的泳姿，我们既羡慕他会水，又嘲笑他土得掉渣的泳姿，因为那时我们看过电影《水上春秋》，里面各种优美的泳姿，尤其是快速的自由式泳姿，令人神往。我们在河里撒欢，渐渐胆子大了起来，爬上岸边的那棵斜插在河里的杨柳树，一跃入水，方显出英雄本色。看着东去西来绿皮火车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旅客，我们调皮地打着“Kiss”，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下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个家长的耳中，无疑，那天晚上家属楼里传出了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动静。真正获得自由游泳权利还是几年后的1966年，“到大江大海中去游泳，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的最高指示在报纸和广播中一经传播，谁家大人还敢说什么呢？于是那护城河就成为我们日日做功课之地。反正已经停课了，有的是时间。

在那一片土地上，让我觉得最奇异的事情就是那个饲养场里每日牵着牛在田里耕耘的老红军。说他是职工，他却享受着十八级科长级别的待遇，干的却是耕田耙地、饲养许多种猪的苦作。不论刮风下雨，我们都能看见一个上身穿着共和国授勋时的将校呢军装，下身却穿着短裤，皮肤黢黑，镶了两颗金色的大门牙的陕北黑汉子，面目极像后来在电视剧《水浒传》里看到的那个扮演李逵的演员。只要放学抄近路从后门进大院，就能远远地听到他在耕作时嘶吼出来的土味十足的高亢“信天游”，那时我们班上排练《十送红军》歌曲，也是叫“信天游”，却不像他这么难听。多少年后，当我们听到真正原始的“信天游”时，回想起他的嘶吼调子，才知其中奥妙。那是散落在南京城市边缘地带中的陕北民歌，是农耕文明在这个城市里的最后回声，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遗落在我童年记忆里的又一道抹不去的风景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