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交的境界——鲁迅与陈独秀

阎晶明

记得大约是四年前，好友郜元宝教授为我的小书《鲁迅还在》写了一篇热情而专业的评介文章，我从中学到了一个词：翻转。的确，新时期四十多年来，鲁迅研究的风潮几经翻转，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研究话题。其中最大的一次翻转，自然是经历了较长时期“神话鲁迅”的推波助澜之后，鲁迅形象逐渐向人间回归，“人间鲁迅”成为从专业研究到大众阅读的普遍诉求。这是一次自觉而公认的翻转，从研究者的观念到态度，从研究鲁迅思想到解读鲁迅作品，这种翻转的整体性是新时期鲁迅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看点。其实郜元宝的文章已经指出了这一翻转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我现在不妨沿着这一思路谈一点看法，当然只是个人之思了。简单而直接地说，在“人间鲁迅”正在替代“神话鲁迅”而成为鲁迅形象的主流认知过程中，关于鲁迅以及鲁迅研究又势必出现另外一种情形，即鲁迅形象的过分世俗化甚至庸俗化倾向，鲁迅生平的另一面，即与政治人物的交往及其中的故事，其中必然含有的意义和价值，有意无意被淡化了。时至今日，无论从鲁迅生平还是思想研究的角度，重新梳理、描述、研究鲁迅人生中的这些经历，似是必须。

时至2021年，一部名为《觉醒年代》的电视剧引发无尽的话题。而鲁迅形象的出现，鲁迅与当时一批风云人物的往来，成为诸多话题中的热点之一。以鲁迅在剧中并不多的戏份却引出众多讨论和热议，可见鲁迅在当代社会的“民意基础”非常厚实。探讨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于是成为我想试着一做的课题。开掘进去发现，内里的世界十分广大，其中的种种关联极其复杂，亲历者的回忆时有抵牾，后来者的解读多有歧义。我的学术准备非常不足，但深感这是一个仍然需要深入发掘的世界。我有意从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看看从中可以打开怎样的观景。

首先想要述说的，是鲁迅与陈独秀。

一、相遇相识的从无到有

鲁迅与陈独秀，这是一个初看似乎轻松，实则十分艰难的话题。在通常的认识中，鲁迅的主要角色是文学家，陈独秀则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相遇，在后世人的印象中，基本处于双峰并峙的地位。有时候，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也会出现这种“自动分类”又难以周圆的差异。比如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文学的人把鲁迅视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第一人，是最高峰。研究历史和政治的人们，谈及最多的五四人物，可以说首推陈独秀。那他们二人在当时究竟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二人关系究竟如何，后世评价应如何掌握分寸以尽可能不失公允，这些话题是极为复杂而纠缠的。

谈“五四”，最离不开《新青年》，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的足迹所至，基本上就是《新青年》的办刊地。而鲁迅走上文学道路的起点，正是《新青年》。他们二人哪一个对五四新文学甚至五四新文化的贡献最大暂且不谈，且来看一下二人在现实当中的交往吧。从事实出发，或从事实的有无出发。

鲁迅与陈独秀在现实中有过交往吗？这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也是可以讨论的。

创办于1915年的《新青年》，最初叫《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随着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北上，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的办刊地点也迁到了北京。所有这些事，对于当时还在教育部上班，回到住处就在夜灯下“钞古碑”打发时光的鲁迅来说，并无直接关系。然而正是这一变故，为鲁迅在文学上的爆发埋下了伏笔。陈独秀当年到北大任职，既无头衔、又无教学经历，还要带《新青年》同来，却“拗不过”蔡元培的力邀，于是答应“试干三个月”，胜任则继续，不胜任就回沪办刊。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仅仅十天之后。从那之后，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这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或“转正”、或“升职”、或“加盟”，出现在蔡元培的“团队”名单中。因为鲁迅是教育部的公务员，按照规定不可以到大学任教，虽然周作人是经他推荐进入北大的，自己却直到1920年才获得兼职机会。周作人是鲁迅之弟，钱玄同是陈独秀的得力助手，于是周、钱二人就成了陈独秀与鲁迅之间的牵线人。

有谁能想到，《新青年》这份陈独秀的“私家”刊物，本来是吸引人才的附加条件，却未料到反倒成了一批知识分子、文化名人的聚集之地。对社会公众来说，与其说这些人都是北大的，不如说他们都是《新青年》的。这不，热心的编辑钱玄同就上门来找鲁迅了。

据说那时节钱玄同总往绍兴会馆跑，目的就是向鲁迅约稿。比如1917年8月9日这天，鲁迅日记记述北京城“大热”，而“下午钱中季（即钱玄同——本文注）来谈，至夜分去。”这个月的27日，又有“晚钱中季来。夜大风雨。”9月份虽然不见钱玄同到访，但28日和29日却记有二人书信往来。到了10月8日、13 晚上，又有“钱玄同来”。到了年末的12月23日，那一天是个星期日，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到“留黎厂”（今通作琉璃厂）买了一堆古碑拓片及墓志铭等等，又去喝茶吃饭，且买了自己喜欢的甜点“饼饵少许而归”。日暮之后，又有“晚钱玄同来谈”。“来谈”，就很正式了吧。我猜想说不定，这就是认真来谈稿的那一次。一直到1918年2月9日、23日，3月2日，均有钱玄同来访的记录。直到4月5日，“晚钱玄同、刘半农来”。钱、刘二人同来甚为隆重，这一次应该是来取稿的，因为此后一直到作品发表，鲁迅日记里，并不见有寄稿或信给钱玄同的记录。从上一年夏夜开始的频繁而“来”，到年末的“来谈”，再到年后的来催，及至4月5日携刘半农来取，钱玄同可谓是现代以来最好的、值得今天的同行业者学习的优秀编辑。当然，无疑是陈独秀的好帮手、好助理。钱玄同后来回忆说：“我十分赞同（陈）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以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

钱玄同是十次左右的到访中哪一次将鲁迅说动，从而得到撰稿承诺的，很难考证出来。但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故事，那就是鲁迅与钱玄同的“会馆对话”。钱玄同质疑鲁迅坐在一间黑屋子里抄古碑有什么用，鲁迅则回应他并没有什么用，于是就得到对方的要求和鼓励，为《新青年》写文章。这一要求显然与鲁迅正在思考的重大命题产生了化学反应，也反映了鲁迅在个人抉择上正在进行的苦苦思索。他的难处是：

钱玄同的回答是：“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钱玄同的答案鲁迅不是没有思考过，他的难点是不知道哪一个的“效果”更好。这番对话让鲁迅下定了两难中的抉择：“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呐喊·自序》）

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以小说之名开创中国新文学的里程碑作品。它是鲁迅的，更是中国的。《狂人日记》的意义和价值经过同时代和后世的众多诠释和推衍而不断放大。多重意义自然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也不是本文的意图，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第四卷第五号之前的《新青年》，对于新文学革命极尽呐喊和倡导之力，不过多是理论阐述和个人主张的表达，如陈独秀已经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但真正用作品说话的还很少。新诗是急先锋，而那个时期的新诗重在打破旧体诗的格式，主题立意上还未达到全新的地步。与《狂人日记》同期发表的，有胡适的《论短篇小说》，这种论，在今天看来革命性似乎并不够，多是以短篇是生活“横截面”来谈艺术上的特点。同期也发表了鲁迅以“唐俟”笔名写下的三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其价值也同胡适的《尝试集》大体相同，重在破坏一下旧体诗的格调，刺激一下“诗坛寂寞”的状况，属于“打打边鼓，凑些热闹”的行为。《狂人日记》以思想上的批判性和战斗性，艺术上的创造性和现代性，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真正序幕，成为现代文学的第一次“实绩”证明。这一意义对鲁迅和《新青年》同等重要。

《狂人日记》的发表也成了陈独秀和鲁迅交往的真正开端。从那以后，鲁迅成为《新青年》的重要作者。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鲁迅在《新青年》上共发表作品54 篇，其中小说5 篇，新诗6 首，杂文及随感录29 篇，译文等其他文章14 篇。《狂人日记》之后的4 篇小说，分别是1919年4月第六卷第四号的《孔乙己》，5月第五号的《药》，1920年9月第八卷第一号的《风波》，以及1921年5月第九卷第一号的《故乡》。可以说，鲁迅的前三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是陈独秀与鲁迅同城工作生活期间发表的作品，待到《风波》和《故乡》发表时，陈独秀已经南下，《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和发行都进入了不确定时期。

发表《狂人日记》后，鲁迅打开了发表文学作品的通道，激发起了更高的创作热情。事实上，《狂人日记》更符合《新青年》的革命性要求，《孔乙己》和《药》在主题表达上的深邃、多重和曲折，可能还不是立刻就能被纳入到文学革命的阵容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在同时代的革命者中也有个接受的过程。但鲁迅同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多篇随感录，这些随感录则是直接和强烈呼应着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与同时期发表随感录的其他人物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步调一致。有些我们熟知的鲁迅文章，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就发表在《新青年》上。可以说，鲁迅在随感录上表现出的是一种革命性的自觉，而在小说创作上，则既是“听将令”的“遵命文学”，同时也十分自觉地保持着对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自主要求。

无论如何，陈独秀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鲁迅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这样因文学或文章而结缘。很难想象，如果当初没有蔡元培答应陈独秀带着《新青年》北上这个条件，没有钱玄同这位好编辑“十顾”绍兴会馆这种执着，鲁迅的文学道路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也很难想象，没有鲁迅成为主要作者之一的《新青年》，在当时的影响和后来的评价会是什么样的位置。

二、见面的有无：总需“中转”的交往

应该说，钱玄同是受陈独秀的委派去向鲁迅约稿的。陈独秀对鲁迅写作才华的信任究竟从何而来？要知道，《狂人日记》之前的鲁迅，主要还是教育部的普通公务员，并没有什么作品发表。这应当归功于周作人这位亲兄弟和钱玄同这位老朋友。周作人是鲁迅举荐到北大任教的，周作人自然知道鲁迅才华和学识的段位。现在要讨论的是，陈独秀作为主编，似乎从来没有直接、亲自向鲁迅约过稿。开始时肯定是因为自己并不认识鲁迅，通过周作人又太方便、无障碍，钱玄同又极热情，并用不着自己出面。其次的原因应该是，陈独秀其时忙得不可开交。既是北大的文科学长，执掌半壁江山，又要投入杂志的编辑，还要亲自上手写头条文章，更要参与许多社会活动，从事政治活动。约稿这种事完全可以依靠友朋进行。

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时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1920年9月28日。陈独秀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又写到：“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1921年2月15日，陈独秀致信鲁迅、周作人。全信内容为：

这里所说的“《新青年》风波”，是指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付排时，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封一事。由此可以见出，从现存的史料中，还看不到一封由陈独秀专门写给鲁迅的信。陈独秀对鲁迅文学才华和小说的激赏与赞叹，都是请周作人转达的。只有上面这一封信是陈独秀写给鲁迅周作人二人的，目的是约稿。因为《新青年》随陈独秀南迁，北京方面的作者渐少，陈独秀自然十分急迫。思来想去，最希望得到周氏兄弟的帮助而且定是有效帮助了。

书信往来是如此，现实中见面的机会似无记录可查。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迫于压力，同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一起，在汤尔和住处讨论陈独秀问题。因为其时陈独秀受到谣言攻击，面临政治和私德双重指责，虽然当初汤、沈二人是陈独秀进入北大的主荐者，现今又成为力主开除陈独秀的主推手。陈独秀就此离开北大，并于1920年1月去到上海。鲁迅是1920年8月才到北大兼职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所以理论上二人没有直接机会在北大见面。

最大的可能是在《新青年》编辑部。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既然是陈独秀力邀，那他们之间的见面是理所当然了。不过苛刻一点讲，此处强调的毕竟是借此认识了李大钊。如果陈独秀召集了会议但因故没有出席呢？当然鲁迅写到参加《新青年》活动的并非只此一处。《忆刘半农君》一文曾说道：“《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最惹我注意”，那就是与陈独秀见面的最高证据了。不过，对此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不大认同的。周作人在致曹聚仁的信中，“曾纠正了鲁迅的回忆，以为有‘小说’笔法。他一再强调，兄弟二人在《新青年》杂志属‘客师’地位，并未参加具体的会议。”（转引自孙郁《鲁迅与陈独秀》第8 页）孙郁也显然更采信此说，认为“没有什么资料能看到鲁迅与陈独秀见面的地点和场景。”（《鲁迅与陈独秀》第1 页）

的确，遍查鲁迅日记，没有一条记录陈独秀到访。我们知道，上海时期的鲁迅，即使在家中见过了共产党人，为了双方的安全，他并不记在日记里。但在北京的五四时期，不应有这样的顾虑。鲁迅还曾说过：“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答有恒先生》）由此可见，日记里没有故意不记的理由。

陈独秀和鲁迅都没有单独到对方住处访问过，但他们在会议或活动的场合见面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鲁迅显然对陈独秀的性格有文章之外的判断。这种判断或许让鲁迅觉得，自己和陈独秀不大可能成为密切往来的知己，相互之间也并不主动热络。

鲁迅与陈独秀在书信上的往来有迹可寻，都是发生在陈独秀已离开北京之后。而且奇怪的是，至今仍然只有书信往来记录，而不见有信函。孙郁说“我们至今看不到一封鲁迅致陈独秀的信，也看不到陈氏给鲁迅的手札。”（《鲁迅与陈独秀》第9 页）鲁迅日记里，1920年8月7日，“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这一“说”，就是小说《风波》。11月9日，又“寄仲甫说一篇”。这一“说”则是鲁迅翻译的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幸福》。1921年5月至9月，鲁迅日记里至少有6 次和陈独秀的书信往来记录。鲁迅书信里谈及陈独秀的也有多次。有关于《新青年》出刊事务的，也有关于稿件往来的。其中1921年8月25日致周作人信中写道：“《新》九の二已出，今附上，无甚可观，惟独秀随感究竟爽快耳。”这里的《新》指《新青年》，可见鲁迅对陈独秀文章的“爽快”之风还是十分认可的。

鲁迅的多篇杂文甚至小说《阿Q正传》里也曾有陈独秀的名字出现。除上述提及的文章之外，《我之节烈观》《答有恒先生》《伪自由书后记》《题未定草》也都谈到了陈独秀。鲁迅对陈独秀为中国新文学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中国文坛，本无新旧之分，但到了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伪自由书后记》）

除了肯定陈独秀的文风和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鲁迅还特别感念陈独秀对自己小说创作的催促，《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曾写道：“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联想到钱玄同受陈独秀之委派和信任去说服鲁迅参与到新文学队伍，通过周作人表达对鲁迅小说的钦佩并希望为其出版小说集的热诚，陈独秀与鲁迅之的英雄相惜，实为五四新文学的一段佳话。

这正是神交的力量所在。前面分析那么多二人见面机率之大小，其实正是想说明一个道理，鲁迅与陈独秀这样同一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之间的关联，并不以在现实层面的交往多少为主要依据。思想上的趋同，观念上的一致，精神上的相互信任，才是他们保持往来的最重要依据。无论见面多少，鲁迅对于陈独秀性格应当是自信有确知的。以“爽快”来评价其为文，其实也是一种文如其人的评价。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鲁迅有过一段著名的论断，那是对五四新文学阵营中的三位先锋人物的比较式评价，既形象又精准，令人感叹鲁迅知人论世的超凡水准。“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不是深知，难以如此精准描摹。而陈独秀在离开北京到上海再到广州之后，为了求得北京各位的写稿支持，颇费了一番辛苦，甚至到了求情的地步。这其中，在他看来，即使北京诸位同道只剩下两个供稿人了，也应当是、一定是周氏兄弟。“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有求助于你两位。”令人唏嘘其惨淡的同时，也有着令人动容的信任在其中。

三、误会的有无：隔空“对话”激发的议论

自1920年1月离开北京，陈独秀与鲁迅通过直接的、间接的书信保持着交往。但无论是陈独秀在狱中及出狱后，还是鲁迅在病中及逝世后，关于二人之间的恩怨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说鲁迅在北师大演讲时说过陈独秀早已离开革命阵营，有说陈独秀在狱中对自己的下属试图争取得到鲁迅支持大为光火。这其中的纠缠十分复杂，真假难辨，故事的背景深不可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孙郁《鲁迅与陈独秀》、丁晓平编选《陈独秀印象》等著作，以及彭劲秀《陈独秀与鲁迅》等文章加以了解。

这里，仅打开其中一点有文字依凭的争议来看看，鲁迅、陈独秀究竟有无实质性的误会。与陈独秀同为托派并同在狱中的濮清泉，曾在长文《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就陈独秀的“鲁迅观”说道：

濮清泉说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陈独秀是《红楼梦》中的焦大，其实，鲁迅这篇题为“言论自由的界限”的杂文并没有涉及陈独秀一个字，而是指新月社的人。

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其时，鲁迅逝世已近一年。陈独秀以《我对于鲁迅之认识》表达了自己真实的鲁迅观。文章不长，不妨全文照录：

通篇不见一字有对鲁迅的不满。相反，即使早已天人相隔，物是人非，却充满了真挚的理解。而在鲁迅这一面呢，无论陈独秀离开北京后从事了多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无论他几次身陷牢狱之中，鲁迅从来不改自己从前的淡然，此后一样从容的态度。每每提及，总是感念其当初催稿之情，佩服其坦荡为人的作风。对于那些曾经引发一些人议论的误会，并无充分的、坐实的证据。唐宝林认为，以陈独秀对鲁迅的一贯态度，陈独秀在狱中也不可能对鲁迅发表微词。因为有陈独秀出狱后的文章在，这种判断应该更接近于事实。他们同在北京时已知的交往并不密切，陈独秀南下后更是音讯稀少，但相互间的信任，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情状态，似乎从未改变。甚至还有佳话，说鲁迅1927年初到广州生活后，还曾有过对陈独秀之子陈延年的关注，并称之为“仁侄”，更有鲁迅与陈延年曾经会晤的说法。

无论如何，鲁迅与陈独秀之间的神交，真是达到了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不夸饰，不标榜，不离弃，不反目，既不热，也不冷，而深刻的理解与深切的同情却时时能让人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