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的为人与为文

陆建华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因病在北京去世。

岁月无情，仿佛转瞬间，汪曾祺离开我们已经22年了。但文学界没有忘记他，读者没有忘记他；相反，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似乎越发怀念这位一生将写美和健康的人性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的文学老人。

他的书，常销不衰；他一辈子用美文为人间送温暖的为人，成了经常挂在人们口头的热门话题。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常常思考：我们为什么对汪曾祺总是难忘？

最宝贵的是一生执着坚守

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八年的辛勤劳动，终于编定出版广大读者期盼已久的12 卷本《汪曾祺全集》。今年1月15日晚，我收到刘伟先生的微信：“陆老师，汪老全集出版了，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帮助，烦请告知地址，以便寄赠。”三天后，快递小哥将书送到我的家中，顺手一称：9.7 公斤。嗬，汪老的全集果然分量很重！

2014年元宵节，我在高邮遇到汪曾祺的长子汪朗。谈及汪老逝世后的著作出版的话题，我问汪朗是否有一个准确数字？长得酷似其父的汪朗感到很为难。他说：“无法准确。因为老头子的书出版势头一直在上涨，其具体数字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汪曾祺辞世20 多年来，国内多家出版社争出他的著作，成为出版界的一道靓丽风景。一位作家去世后，其著作的出版能像汪曾祺这样经久不衰，我以为，虽不能断言是唯一，却也殊属难得。这一事实最生动不过地说明广大读者对汪曾祺作品的由衷喜爱和热烈欢迎，既是对汪曾祺一种很高的特别评价，也是汪曾祺长期的文学坚守所得到的丰厚的回报。这次，《汪曾祺全集》出版，让我们有了全面阅读汪老著作的机会，此中蕴涵的深远意义值得我们重视与珍惜。

汪曾祺对文学的执着坚守，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文学创作的独特追求这两点上。他说，“我有个朴素的观点，文学应有益于世道人心。”他坚持从生活出发，以散文笔法努力写蕴藏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美和人性。他说：“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他多次郑重声明：“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就为了认准的这两点，汪曾祺在文学创作上坚守了一辈子。虽然他早在上世纪的40年代初就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小说创作，并于1949年4月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但后来，汪曾祺清醒地认识到，他所熟悉的生活、创作素材和擅长的创作方法，与当时的主流文学相去甚远，干脆搁笔，一心一意做好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工作。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到来之后，汪曾祺才拂去笔上的岁月尘埃，重新创作。1980年10月，汪曾祺在《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发表《受戒》，标志着他复出文坛，从《邂逅集》到《受戒》，汪曾祺搁笔超过30年。

汪曾祺花甲之年复出文坛，并取得一生文学创作中最后的辉煌，固然由于他多年矢志不渝的坚守和顽强的毅力，更得益于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阳光雨露的滋润哺育。汪曾祺对这一点的认识是清醒而深刻的。新时期成就了汪曾祺，汪曾祺晚年焕发青春，以创作大量美文回报时代和人民。这两者之间互为因果，血肉相连，读者为他庆幸，也感谢他为我们写下那么多佳作美文。

《受戒》在1980年10月号《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一经问世，人们耳目一新，奔走相告，汪曾祺没有一点沾沾自喜，却发自内心地把这一次的创作成功全部归结为新时代的恩赐！他在进入晚年之后，本以为自己的人生像一条山间小溪，就这样平平淡淡、波澜不惊地默默流淌下去，却不料就在自己两鬓染霜、垂垂老矣之际，迎来个人创作的第二个春天！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汪曾祺就只能湮没于无为之中。他坦率而真诚地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关于自己作品的话。”但这一次，因为太多的读者想了解他和他的《受戒》，面对千千万万读者炽热如火的盛情，他写了《关于〈受戒〉》一文，在《小说选刊》发表以作回应。这是篇创作谈，但更是一首诗，一首汪曾祺发自肺腑地献给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诗。全文只是用朴实的文字介绍《受戒》的写作经过，但只要对他的生活与创作经历稍有了解的人，就会感觉到它真是一首有思想、有激情、有温度的真正的抒情诗。他说：“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80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80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他说：“我为此，为我们这个国家感到高兴……”

字字实在，句句含情！

新时期一举成名之后，汪曾祺很快又面临一种比30年寂寞坚守更难的坚守。不少名家在自己的作品得到普遍的赞赏和认可之后，往往不能对自己依然保持清醒的认识，但汪曾祺不然。《受戒》问世后好评如潮，也有人希望他不要老是写旧生活的题材，汪曾祺在感谢读者好意的同时，坦诚撰文回应说：“人要有自知之明，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他还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当有人提出他的作品不够深刻时，他既坦然认可，同时又心平气和地回应：“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决定的，不能勉强。”

试想一下，如果汪曾祺不在自己的位置上坚守，或者，坚守了一阵，取得成绩后，经不起名利的诱惑，动不动就离开自己的位置，去跟风写应景文字，就算创作数量上去了，还得到这样那样的奖项，但，这还是我们认识的汪曾祺么？

快乐在找准了的“位置”上

1986年秋，汪曾祺结合他自己多年来的创作经验和体会，编了他的第一本文论书，定名为《晚翠文谈》，并郑重地写了自序。那时的汪曾祺虽然因《受戒》等独具风采的作品开始在文坛产生不一般的影响，但名气还不像后来那样大。书编好后，一时没有出版社接受。后来是他的老朋友林斤澜出面，力荐给浙江文艺出版社，这才得以在1988年8月出版，只印两千多册，远不如他的小说、散文集受到读者、理论家和出版社的重视。

其实，《晚翠文谈》在汪曾祺的著作中，有着其他著作所没有的特别意义，这体现在他写的自序中，甚至还可以说，这个特别意义就在于他在自序里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比较‘事理通达，心平气和’了。”

“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汪曾祺的这一写作体会是多么朴素生动、意味深长啊！

许多人是从《受戒》开始知道汪曾祺的，甚至还有不少人以为《受戒》就是汪曾祺复出文坛后最早发表的小说，其实不是。就在《受戒》发表的上一期，即1980年的9月号《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上，刚刚发表了汪曾祺的小说《塞下人物记》；再往前十个月，即1979年第11 期《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汪曾祺写的《骑兵列传》。但读者，包括文学界，很少有人记住这两篇小说。这一事实生动地说明：优秀的作品与平常的作品，两者之间的价值和产生的影响，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李清泉在《受戒》发表后一年，曾公开撰文对同是汪曾祺写下的这两篇作品，对照《受戒》进行了认真的比较。他说这几篇作品“时间相距很近，艺术相距却较远。任何人的创作大概总是表现为曲线波动，直线上升是罕见的。但我拿来对比的意思在于说明，前者是夹了翅膀写的，而后者是展翅翱翔之作”。

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过汪曾祺本人对上述两类作品进行过比较，但我却一直认为，一直追逐文学梦的汪曾祺是在“夹了翅膀”写下不被人们重视的《骑兵列传》和《塞下人物记》后，终于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当务之急必须痛下决心在文学界找准适合自己的“位置”，要么是向前发展并有希望创造辉煌的“生”，要么碌碌无为、虚度时光，几近于“死”。这是关系一个人的创作生命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原则问题。想好、想定了这一切，汪曾祺这才下决心不再左顾右盼，也不再迟疑不决，而是从此坚持从自己的“位置”上“展翅翱翔”，这才很快写下日后万众瞩目的《受戒》……

自《受戒》在1980年10月号《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的发表后，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少见的活跃期，从1981年到1982年的两年中，他文思泉涌，笔耕不辍，其作品如天女散花般出现在国内报刊上，呈一发不可收之势；但到了1984年、1985年，这种迅猛的写作劲头明显减弱。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固然有精力不足的因素，发表《受戒》时他已是花甲老人了；但真正的原因是，随着他的作品影响不断增大，关于他的议论也多了起来。主要是，希望汪曾祺不要老是写旧生活题材的作品，建议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多多反映当前火热的现实生活，更有文章明白地把汪曾祺的作品归入“淡化”一类，等等。其实，《受戒》发表后不久，汪曾祺就在《关于〈受戒〉》一文中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虽然他已经把话说得十分明白，但还是有人不依不饶地向汪曾祺提这样那样的建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放慢了写作，认真思考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决定编本文论书，他想通过自己多年来的创作体会和经验，既阐明自己的文学观、创作观，更坦诚表示：“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他说，“一个人的气质……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

汪曾祺的这番话，是自白，更像是宣言书。果然，从此以后，他在自己经过多年摸索才找准了的、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上，不再犹豫顾虑，步伐更加沉稳坚定，新著频出，影响日增。单是1993年这一年，就出版了作品集六种，其中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卷五册的《汪曾祺文集》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尤为强烈。

汪曾祺一生创作的辉煌期，出现在他新时期复出文坛之后，绝非偶然，这已成了文学界的公论。

果断转向，不再迟疑

在找准了自己在文坛上的“位置”后果断转向，这是一辈子致力于文学创作的汪曾祺晚年取得优异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他有着类似情况的，还有阎肃。因为他俩曾经在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被召集到“样板戏”创作组朝夕相处过，所以我在这里有意将他俩放在一道观察与评议。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后，两人都在文艺创作上重新焕发生机。引人注目，更发人深思的是，这两位因奉命编戏而相识，但他俩在新时期创作出来的那些名震文坛的闪光作品，却都与戏剧无关。

他俩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

先说阎肃，他因创作出歌剧《江姐》而名扬全国。但新时期到来后，他在戏剧创作和歌词写作两者中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择了歌词创作，这才有了此后人们耳熟能详、张口就唱的许多经典歌曲：《军营男子汉》《敢问路在何方》《故乡是北京》《唱脸谱》《雾里看花》《长城长》……

再说汪曾祺，他是北京京剧院的专职编剧，新时期到来后，给他带来很高荣誉的不是戏剧，却是独具风采的《受戒》《大淖记事》《异秉》《岁寒三友》等一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和散文。两个本都是搞戏剧创作的人，却都在戏剧创作之外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当汪曾祺自《受戒》后在小说创作上声名远扬时，阎肃很快注意到了。他发现，原来的戏剧园地对汪曾祺来说太窄小了，从《受戒》中才找到真正的汪曾祺。为此，阎肃特地打电话给汪曾祺表示祝贺，并说：“现在对头了。”汪曾祺哈哈大笑，谦逊地说：“巧思而已，巧思而已。”他认同阎肃的看法，说：“老了，老了，找到了位置。”不久，汪曾祺在《〈晚翠文谈〉自序》一文中对“位置”作了进一步明确的解释，他说：“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比较‘事理通达，心平气和’了。”

就歌词和戏剧唱词的写作而言，阎肃和汪曾祺无疑都属于卓有成就的大家之列。阎肃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写出“三九严寒何足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的《红梅赞》，单凭这一首经典歌曲，人们也会承认他是歌词创作的高手。至于汪曾祺的戏剧唱词写作水平之高，无须引其他材料，单看阎肃的评价就很能说明问题了。1997年5月汪曾祺去世后不久，《北京青年报》编辑兼记者陈徒手采访阎肃，请他谈谈对汪曾祺的印象。阎肃特别提到汪曾祺的戏剧唱词，他说：“（汪曾祺）写词方面很精彩，能写出许多佳句，就是在夭折的剧本里也有佳句。”

看来，对每一位作家来说，都有在文学创作上选好自己的“位置”的问题。有人一生写作题材涉及多个领域，看似全能，实际上在其众多题材的创作中，并没有像老舍熟悉老北京、赵树理熟悉山西农村、汪曾祺熟悉故乡高邮的旧生活那样，有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领域。那些从不是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领域精选素材写成的作品，虽然也写得像那么回事，甚至也热闹过一阵子，终究因为不深不远不透，成了过眼烟云。不仅是题材，在写作手段、语言运用、构思方法等其他方面，也都存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的问题。你在这些“位置”有了与众不同的努力与创造，你的作品就可能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脱颖而出，甚至“成精”“成王”。这样的著作，聪明的读者只需读几页，甚至只读几行，不看姓名就能很快辨认出是出于何人笔下。反之，你写得再多，看似名声很大，读者仍不看重。我有一句评价名家作品的话一直久藏心中，但我不想说，不敢说，甚至不忍说，因为这句话有点残酷。我认为，评价一个名家的创作成就，最可靠的结论是在这位名家寿终正寝告别这个世界之后。有的名家生前想尽多种办法，动用许多手段，给自己戴上多少顶名家的帽子，都不算数。弄得不好，其作品极有可能随着自己告别这个世界，很快在读者心中远去。这样说，不是要求每一个文学爱好者，都要写出能传之后世的经典作品；但既然爱上文学了，就不妨尽可能努力找准自己的“位置”，制定好符合自己实际写作能力的努力方向与目标，然后一心一意地钻进去，写下去。

据说，俄罗斯大文学家契诃夫曾经幽默地把文坛写作比喻成大狗小狗都在叫。他说，每只狗最好都按照上帝赋予的嗓子叫。小狗不能因为大狗叫，就噤声。这个比喻十分生动，发人深思。对小狗来说，不必因为自己叫得不如大狗响亮而羞愧，重要的是，得叫出自己的声音！更何况，大狗也是从小狗成长起来的。

本研究结果提示，随着OPC浓度升高，LC3-Ⅱ蛋白表达逐渐升高，而p62蛋白表达逐渐降低。在自噬过程中，LC3-I通过泛素化酶促反应与磷脂酰乙醇胺(phosphatidyl ethanolamine，PE)缀合成LC3-Ⅱ，p62通过与LC3直接结合并选择性地结合到自噬体中，最后在自噬溶酶体内有效降解。LC3-Ⅱ升高联合p62降低被认为是自噬流通畅的可靠指标[17-18]。因此，本研究结果证明了OPC以浓度依赖性的方式诱导TU686细胞的自噬流，而MDC荧光染色与流式细胞术实验结果也印证了此结论。

宠辱皆忘，处变不惊

《受戒》从1980年10月在《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发表至今，弹指一挥间，39年过去了。经过岁月的磨砺，《受戒》已稳稳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站稳了脚跟，成为广大读者心目中的经典美文。现在，对《受戒》的研究文章连篇累牍，不胜枚举，我现在再谈《受戒》，是因为我身为汪曾祺戏称的“小同乡”，恰好在他写作与发表《受戒》的前后，有机会、当然更有幸比他人多了解一些情况与细节，这些，或许有助于我们对汪曾祺及其小说《受戒》的认识和理解。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必须经过《受戒》发表后的较长时间，等到人们从最初乍见《受戒》迅即产生的激动、喜悦、爱不释手、百读不厌等等丰富的情感中冷静下来，理智地从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的文坛现状切入，联系汪曾祺的人生道路、创作经历等各个方面，对《受戒》进行理性思考，这才有可能真正看得清楚《受戒》的价值和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很长一段时间内搁笔，这是他的无奈之举。可是，他从没放弃过文学梦。1954年，他根据《儒林外史》改编创作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他被错误地补划为右派，即便在塞外劳动改造的灰暗的日子里，他仍振作精神写下儿童文学小册子《羊舍的夜晚》；甚至在他因为写戏剧唱词的才华出众，奉命参加“样板戏”剧组时，也从未将此视为升官之道，而是暗自珍重这次难得的文学写作机会……这些事实证明，文学梦一直深藏在汪曾祺的心中，什么时候他都不舍那一缕无限的依恋之情。

汪曾祺在写《受戒》时的创作心态，有着非凡的镇定与自信，真正的淡泊名利，宠辱皆忘。动笔之前，他对这篇小说的未来命运：成功或者失败，发表后是得到赞扬或者批评，甚至批判，都谨慎细心地想到了。因为想得早、想得周全，他才能抱着必胜的信念坐到写字桌前，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之中，并且处变不惊。

最初，他是从人们的不理解中看到了希望。在写《受戒》的过程中，他把故事梗概、初稿先给信任的好朋友看，没有一个人不说好的，但又都感到很奇怪地问他：“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再说，到哪里去发表呢？”汪曾祺回答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

《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负责人李清泉偶然得到汪曾祺写《受戒》的消息，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立即派一名编辑上门索稿。汪曾祺敏感地看到了希望，他在将《受戒》手稿交给来人后，有意随稿附了一纸短简：“发表它是要胆量的！”这是汪曾祺使用激将法向李清泉求助。果然，这仅仅九个字的短简引起李清泉的认真思考，并坚定了他冒着风险发表《受戒》的决心。

《受戒》发表后好评如潮。就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对独具风采的《受戒》表示由衷喜爱的时候，对《受戒》进行严厉批评的声音也出现了。1981年第7 期《作品与争鸣》发表了署名国东、题为《莫名其妙的捧场——读〈受戒〉的某些评论文章有感》的批评文章，该文武断地认为，“小说的一些描写离奇怪诞，脱离了生活的真实”，“缺乏积极的教育意义”；指责赞美《受戒》的评论“莫名其妙”，“硬是要从（作品）中去寻觅它的什么教育意义，并言过其实地加以夸大、颂扬……”我正是在看了这篇文章后写信给汪老，并表示要写文章反驳。汪曾祺在回复我的信中说：“《莫名其妙的捧场》我昨天看了。他要那样说，由他说去吧。”短短两句，流露出些许无奈。作为一名上世纪40年代就在文坛崭露头角的老作家，汪曾祺当然熟悉那种强词夺理、咄咄逼人的文风。其最大特点是，开口便是诘问：“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明明自己不熟悉生活，却总是自以为是地以生活的见证者自居；与此同时，蛮横无理地断定别人歪曲生活！撇开究竟有没有这样的生活不说，文学不是照搬生活，这也是个写作常识呀。所以，当汪曾祺听说我准备写文章反驳国东时，他马上细心地关照：“你要争鸣，似也可以。但不必说是有生活原型的。原因如你所说，小说不是照搬生活。”在这信的最后，他还写了这样几句话：“一个人对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生活的观察，是不能用一篇东西来评价的。单看《受戒》，容易误会我把旧社会写得太美，参看其他篇，便知我也有很沉痛的感情。”众所周知，汪曾祺新时期复出文坛后，所写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毫无疑问，汪曾祺的这几句话是正确理解他作品的钥匙。

我曾当面听过汪曾祺叙说《受戒》发表前后的情况。他告诉我，由于自己在解放后淡出文坛的时间较长，许多人不了解他。当他先是发表《受戒》，紧接着又以《大淖记事》获得1981年度的全国短篇小说奖后，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闻人物，连文学界的不少人都互相打听：从哪里冒出一个汪曾祺？这个细节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在随后写成并发表的访问记中，把人名错写成杜鹏程。汪曾祺注意到了，立即写信给我予以纠正：“你在《新华日报》上发的文章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冒出来’是叶楠说的，不是杜鹏程。”这个迅速的纠正，显示出汪曾祺为人的谨慎与小心。这种谨慎、细心（后来又加上态度的坚决），在他选择与确立自己文学创作中“位置”的过程中更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充满自信、一往无前的同时，也越发谨慎小心，连一个作家的姓名也不能说错，为的是防止给少数人以无端批评的口实。

于细微处见精神

人们总是难忘汪曾祺，发自内心地喜欢他的作品和他的为人，说到底，是喜欢他在作品中，甚至日常言行中一以贯之、处处可见的精神。这种精神大致可归纳为：求真！他的求真，既表现在一生对正确文学方向的坚守，也表现在平时创作中的字斟句酌、一字不苟，还有，纵然有倚马可得之文才，也决不胡乱下笔写文章的严谨。

先请看《大淖记事》诞生过程中一字考证数十年的故事。

谈起这篇作品，汪曾祺就会有掩饰不住的得意：“我敢说，大淖这个地方是我给它正了名的。”他曾郑重其事地告诉过我：“如果不是正了名，也许还写不出《大淖记事》呢。”汪曾祺的家离大淖很近，小时候常去大淖玩，多少年来，人们总习惯把“大淖”说成、写成“大脑”。那里的人勤劳善良、朴实本分，平日以卖苦力为生，有着与城里人不一样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汪曾祺很早就想写大淖这个地方的人和事，可是一想到写成“大脑”，感情上就很不舒服，有一次虽然写了，为了躲开这个“脑”字，只好另外改写了一个说法。很早就想写的文章没写好，但汪曾祺却一直惦记着家乡的“大脑”这个地名到底应该怎样写。直到1958年他被下放到张家口坝上劳动改造才终于弄清楚。他发现这里许多地方把大大小小一片水，都叫作“淖儿”，这是蒙古族的叫法，坝上蒙古族人多。后来汪曾祺又到内蒙古走过不少叫作“淖儿”的地方，越发证实了自己的发现。家乡高邮话中没有儿化字，所以径称之为“淖”，“大淖”中的“大”是修饰词。多年梗在心中的疑团消除了，又终于盼来了政通人和的新时代，一个“淖”字就此催生了《大淖记事》，也为家乡的大淖正了名。

《大淖记事》不是散文，但具有散文的从容和潇洒；不是诗，但充满诗的韵味和魅力；不是画，但分明有迷人的风俗美与人情美。《大淖记事》全篇有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是作者偏偏不着力于故事本身的娓娓叙述，而是从背景中推出故事和人物，成功地实践了他“气氛即人物”的美学理想。小说共六节，令人新奇的是，主要人物巧云一直到第四节才出场。而在前三节，作者则是恣意写大淖的风景、风俗、风情。正是因为写足、写透了大淖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就合理凸显“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读者因而确信：是大淖的秀丽风景滋润、孕育出美丽的巧云，大淖人“和街里人不一样”的伦理道德标准，铸造出巧云刚柔相济的独特性格。没有风情奇特的大淖，就没有巧云；而没有似野实纯的巧云，又何来如此令人奇、令人惊、令人敬的十足震撼人心的《大淖记事》?

这样的极具“汪味”特点的写法，固然是汪曾祺写小说时常用的散文化笔法，却也不妨说，与汪曾祺费数十年工夫终于考证出“大淖”的正确写法有着密切联系。

与此相似，汪曾祺从不写海外游记也凸显出汪曾祺的求真精神。

1987年10月，汪曾祺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收获甚丰。可是，从美国回来后，并不见汪曾祺写美国游记。在这之前的1985年10月，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也没有写香港游。再后来，1994年1月，汪曾祺到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小女儿汪朝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她说：“这趟台湾之行，爸爸没有留下什么文字。”

如今，说汪曾祺是当代散文大家之一，大概是没有人提出疑义的。汪曾祺以短篇小说名于世，但他对自己的散文充满自信。1992年，作家出版社组织散文名家出了一套“四季文丛”，其中就有汪曾祺的《蒲桥集》。编者要求作者为自己的书撰写说明词印于封面上，汪曾祺开头一节这样写道：“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这里的“有人”其实就是汪曾祺自己。

在汪曾祺的大量散文中，游记占据重要的地位。这些游记当然也写风景，但不同常人、更具特色的是作者借风景谈文化，讲历史，述掌故，写民俗风情，其文风如作者自述的那样“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众所周知，汪曾祺是淡泊名利、谦虚谨慎之人，当他的《受戒》一炮走红在文坛引起重大影响时，他连忙公开撰文诚恳声明：“我的小说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可是他对自己的游记散文，特别是其中的用心之作却表现出平时难得一见的自信，甚至自负，只不过没有明说罢了。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在一篇题为《搂草打了只肥兔子》的文章中写道：“他（指汪曾祺）的《湘行二记》，其一是《桃花源记》，其二是《岳阳楼记》。有人问他，这两篇文章取此名字，是否有意要和陶渊明、范仲淹比试比试？‘老头儿’一笑，不答。”这“一笑，不答”，大有深意在焉。

按常理，作为一个被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称之为下笔如有神的作家，汪曾祺有机会到了海外，从未接触过的新鲜景物应该能唤起他的写作激情，怎么离开大陆却好像文思枯竭了呢？这疑团到了汪曾祺逝世后，他的儿子汪朗以直白的文字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同样在《搂草打了只肥兔子》这篇文章中，汪朗写道：“爸爸不写国外游记。在国内他可以把读的书走的路结合起来，除了写景外，间有考证和古今逸事，东拉西扯，如此文章才好看，也有厚度。出了国门，两眼一抹黑，什么事情都弄不清楚，光是走马观花，随便看看西洋景就胡乱写文章，爸爸可不愿意干这种事情。”这里的“东拉西扯”乃调侃语，不可当真；决不“随便看看西洋景就胡乱写文章”，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其实，不只是游记，即如为汪曾祺赢得巨大荣誉的小说创作，汪曾祺也一直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严谨的写作态度。他说过：“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建塔，我没有那个本事。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反复揣摩体会汪曾祺的写作实践，我们得到的重要启示应该是：即便有“下笔如有神”的才气，也决不可“随便看看西洋景就胡乱写文章”。

既淡泊名利，也珍惜“金榜”题名

《受戒》的问世引起震动，让人们耳目一新，如今，已成为人们公认的经典。稍感遗憾的是，在1980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获奖名单上，《受戒》却是榜上无名。

当时的中国文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为鼓励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国作家协会不失时机地发起全国文学作品评奖活动，首先进行的是委托《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第一次，评1977 和1978 共两年的作品，此后由于佳作迭出，1979年到1984年这六年，则是每年一评。新时期之初的文学评奖是一段令人无限怀念的美好时光。相比于今天的近于泛滥的、名目繁多的、不时传出非议之声的文艺评奖，那一个时期的评奖要纯正得多，公正得多，因此也必然权威得多。每一年，全国所有文学刊物均无一例外地参加角逐，负责评选具体工作的《人民文学》编辑部总要收到数以十万计的群众推荐信，人们认真地在信中详述自己喜爱某一作品的理由，言之凿凿，语含真情。评选结果揭晓之前，举国翘首以待；评选结果揭晓之日，新华社向国内外发专稿，各新闻媒介争相报道。获奖者一夜成名，身价百倍，声名大震。

关于《受戒》在当年全国评奖中落选的真实情况，现在已不是秘密。当时，群众推荐《受戒》的选票雪片似的飞向北京的评奖部门，评委们私下里谈起《受戒》也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赞不绝口；但到最终确定阶段，大家想到，《受戒》再美、再纯、再动人，毕竟写的是小和尚与一个农家少女的朦胧初恋……于是，心照不宣地犹豫了，以至最终忍痛割爱了。现在回头看这一文学事件，并不难理解。《受戒》发表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了，党中央也已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但那毕竟还是一个乍暖还寒的特别时刻。难得的是，没有评上奖，并未影响汪曾祺新时期复出文坛时的激动与激情，他本来就是淡泊名利之人。公布1980年度的评选结果是1981年4月的事，算得上是《受戒》落榜之日，却也是《受戒》的姊妹篇《大淖记事》在这个月的《北京文学》发表之时。一年后，到了公布1982年度的获奖篇目时，汪曾祺的多年文学追求终于开花结果，水到渠成，实至名归，他的《大淖记事》榜上赫然有名！

汪曾祺是1983年3月初，从有关权威人士那里提前一个多月知道《大淖记事》获奖的消息的。3月4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很短，通篇不足两百字，信的最后有两行字：

“《大淖记事》今年可能会得奖。

我大概四月间将到四川玩玩去。顺安！”

别人或许不觉得什么，但我十分理解这两行文字反映出的汪曾祺当时那种少有的春风得意、无比欣慰的心情！信上写的话，初看是不经意的顺便一笔，其实是汪老对我的“特告”！他知道我理解他、也一定懂得他获得全国奖项的事件本身意味着什么。那时，获此殊荣、榜上有名的作者，所得奖金不过区区300 元而已，但每一个获奖者，都知道获奖的真正价值重过千金!对汪曾祺来说，他获得这个奖，比之其他作者更具有非凡的意义，这是改革开放新时代对他用独特的手法写他熟悉的独特题材的一种特别的承认和肯定。我相信，被中华传统文化哺育长大，今天已被人们尊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汪曾祺，很可能会把《大淖纪事》获奖看作是“金榜题名”。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猜想，但也不尽然。仅仅一个月后，全国1982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以优秀作品《卖驴》获奖的赵本夫第一次见到汪曾祺。其时，在苏北小县城广播站工作的赵本夫刚出道，充满锐气，但也一身土气，跻身名家云集的全国颁奖大会，他的激动心情不难想象，他以后辈身份向汪曾祺鞠了一躬。当汪曾祺知道赵本夫来自家乡江苏，十分高兴，牵着赵本夫的手哈哈大笑说：“咱们算是同科进士，以后互相学习哦！”

这就是汪曾祺！既一辈子淡泊名利，是文学界出了名的好老头；但对好不容易得到的含金量十足的全国性奖项，一旦获得了，也会喜不自禁，溢于言表，这是真正的率真！

汪曾祺终身爱好文学写作，写作在他的心中是神圣的工作。他把写作当成一种享受，“虽南面王不与易也”！

汪曾祺的原话见他写的《自得其乐》一文的开头——

孙犁同志说写作是他最好的休息，是这样。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凝眸既久（我在构思一篇作品时，我的孩子都说我翻白眼），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长期以来，我们的耳中都被“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育灌满了，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些正统教育是真理，当然必须遵循并践行，但也不能谦虚谨慎得过了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学创作尤其是一种独特的精神劳动。广大作家（更别说数以万计的业余作者）一时不能写出像名家笔下的名作（就是名家也不是每篇都是佳作），这是正常的。要相信，任何真正热爱文学创作的人，只要不懈努力，假以时日，就会有写出好的，甚至堪称优秀作品的那一天。其实，一篇作品定稿后，是好是丑、质量高低，写的人心中是有数的。有时候，某一天真的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了，不妨大胆像汪曾祺那样自夸一下：“你小子（姑娘）还真有两下子！”（按，此处“姑娘”二字是陆建华加的，现在有才能的女作家、爱好写作的女作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