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屯的下午

陈 武

1

我已经在三里屯的下午消磨了过多的时间，在太古里的这家书店里也有半个小时了。这家书店的名字挺怪，叫PAGE ONE，我心里叫它“PO书店”，简称屁欧。但我听到有人叫它“佩吉”。我不管，我就叫它屁欧。我喜欢躲在屁欧书店里，这儿暖气好，温暖如春。

书店的二楼更好，书架横竖左右，像迷宫，却又很协调，可以躲在任何一个角落看看书。其实不用躲，看多久都没人管你。更何况，这家书店还卖我的书呢。没错，我的书就插在二楼偏东的一排书架上的显眼位置，一共有五本。在店面中间的一张大长案上，在那么多花花绿绿的图书中间，也平摆着一本。我的书名挺诱人，叫《风色》。不过，我来了半个多小时了，加上昨天的六个半小时，我的书还无人问津，至少在我视线之内，还没有人来买，甚至连拿起来翻翻的顾客都没有，六本还是六本，它们仿佛有一种饥渴感，盼着有人去翻阅。

二楼顾客不多，可以说寥寥无几，我一眼就能看个遍。在他们中间，有一位顾客吸引了我的注意，就是那个坐在南窗下读书的女孩。她在读一本童书。童书在二楼的东区。她宁愿从东区带着这本方方正正、色彩艳丽的大书来读，也不在西区读一本文艺书，看来这本书确实吸引了她。她身材干巴瘦小，脸色也略显枯萎，眉毛很散，眼皮始终耷拉着，鼻子和鼻翼两侧有许多细小而凌乱的雀班，头发也是缺少营养的那种稀黄的样子。她穿一件褐色的毛衣，脖子里随意圈着一条鱼肚白色的围巾，灰色的羽绒服搭在腿上，一双蓝白相间的半新的板鞋倒显得干练利索。她是干什么的呢？我想，她喜欢看童书，幼儿园老师？不像。在校大学生？不像。童话作家？不像。她的样子和童话毫无关联，倒像是一则构思独特的寓言。

成年人翻看一本童书，很快就翻完了。果然，她把羽绒服搁在窗台上，拿着那本超过她身体宽度的大书，朝我这边走来了。我突然有些紧张，心想，如果她拿起我的书，我就向她推销签名本。我的包里还有两本《风色》，昨天一天都没有机会推销出去。她说不定是我的好顾客。

我屏息敛气，看到她把硬壳的童书压在了我的书上，拿起了另外一本书，那是一本《米格尔街》，是一本盗印书。如果她喜欢这本书，应该也喜欢我的《风色》。难道不是吗？《风色》也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也是写一条街上的故事。但《风色》不是盗印，是正版书，而且是精装本。我真想提醒她，《米格尔街》虽好，可那是盗印本。盗印本也敢看？应该看看我的《风色》啊。我的心理活动她一定是感应到了——她放下《米格尔街》，把童书压在上面，拿起了《风色》。我听到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动，剧烈地跳动。我强压住激动的心跳，注意她的一举一动。她和所有爱书人一样，先看看书的封面，又看看作者简介，还好，作者简介上没有我的照片，如果有，就露馅了。最后她翻了翻目录，看一眼定价，还在手里掂量一下，放回去了。

我拿起《风色》，快速从她后面绕到她身前，把书展示给她，说：“不买一本吗？挺好看的……”

她把那本超大的童书托在胸前，警惕地后退半步，对我的突然搭话感到惊讶，一副手足无措的神情，嘴唇紧紧地抿着，眼里充满了疑惑。

“有签名本……我可以卖给你签名本……这本书，是我写的。”我又亮一下《风色》，声音虽小，却有些迫不及待。

她听明白我的意思了，但仍抱着书，紧张地向东区走去了。

是不是唐突啦？我想。不信任我？看出了什么破绽？我有点沮丧，目光尾随着她，看着她闪身在层层叠叠的书架间，直到被彻底挡住了。我又看一眼窗台上的羽绒服，那件灰色的羽绒服，在西斜的阳光里泛着亮色，似乎在嘲笑我。

很快她就回来了，空着手，走到窗下，抱起羽绒服，快速离开了。

2

北京的天空很蓝。自从我失掉工作以后，我发现北京的天空越来越蓝了。可能是那时候天天上班，没时间看天吧。现在是下午四点多了，阳光已经被楼群挡住了，偶尔从楼丛里漏出来的一片阳光，黄灿灿地铺在砖地上，只会把我的影子拉长，并不让我感到温暖。我对着我长长的、怪异的影子，拍了一张照片，手机快没电了，我又出来一整天了。我该回家了。我要穿过三里屯的几条街区，去东三环农展馆乘639路公交车，到定福庄转690，兜兜转转就到了我居住的马阁庄了。我喜欢那里。我的名字叫马农，马阁庄就像我的村庄一样。三里屯东三街上人迹稀少，比我们马阁庄的人少多了。路边也没有一间一间热闹的店铺，那些大使馆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我不关心他们，关心他们毫无用处。我只是悄然从他们门前走过。那些站岗的门卫有的会看我一眼，有的目光空洞地看着光秃秃的树枝。通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地上有大量的落叶刮过来——起风了。我抬头向左侧看看，那里有两排高大的柿子树，树上还遗留着不少红色的大柿子。我认识这些柿子。我老家的山上也有，进入十一月里，经过几场霜，它们就红透了，如果能伸手摘下来，咬个小洞，就可吸出里面的甜汁，酸酸爽爽的，又解渴又挡饿。我肚子正叽叽咕咕地叫呢，何不去捡一个来吃？你看，树下不是也站着一个女孩？她正两手撑着树干，试图借着风力大幅度晃动柿子树，让树上的大红柿子掉落下来呢。

我改变路线，左拐，悄悄走过去。

一个柿子掉下来了，“啪”，摔到了地上，不是摔成了柿饼子，而是摔成了一摊汁液。又一个掉下来了，一道红色，闪电一样快速划下。

我急步跑过去，伸手接住了大红柿子。这只柿子还没有熟透，不太软，被我接住后还完好无损。

女孩听到动静，转过了身——她被吓住了，睁大了惶恐的眼睛。

没错，我也一惊，进而又乐了，这不是屁欧书店里看童书的女孩吗？她把羽绒服的帽子戴上了，额前的几屡头发在风中飘动。她看一眼地上的烂柿子，又看看我手里捧着的大红柿子，不再那么紧张，嘴角似乎还有一丝冷笑。

我也笑了。我把红柿子送到她面前：“这是你的。”

她没有接，小声而严厉地责问道：“你跟踪我？”

“……没，没跟踪，我回家。”

“你家有人站岗？”她望一眼小马路对面的一家大使馆院墙上的铁丝网，口气和眼神里的那种不屑是不易察觉的。

我摇摇头，向东扬一下下巴：“我走到东三环，坐639。我坐639回家。这么巧……又碰到你了。你为什么不买我的书？”

“你的书？”

“是啊，我叫马农，我就是《风色》的作者。”我把双肩包甩到胸前，准备拉开拉链，由于手里有只红柿子，不太方便，便把红柿子送到她面前，“拿着。”

这回她接过红柿子了。

我拿出了《风色》，拍一下，说：“看看，马农著。我就是马农，马农就是我，这本书就是我写的。你要是买，给你八折，还是签名本。怎么样？定价五十块，八折后是四十。才四十块钱，你就得到作家的签名本了，划算的。”

她看看书，又看一眼我，把柿子往我手里一塞，走了。

“唉……”我追上她，拦在她面前，“不是一口价……你还可以还个价嘛……三十五怎么样？算了算了，二十块钱卖给你得了。”

“不买，谁爱读书？”

“可是……你在屁欧书店一直看书啊……”

“你就差二十块钱？”她的表情不再不屑，而是好奇，“我没见过骗子，我遇到的都是小偷……听说骗子的胃口都很大的，二十块钱也值得你行骗？”

“谁是骗子？”我急了，掏出钱包，取出身份证，“你看看，马农，看看，看看，是不是马农？”

她果真接过了我的身份证，看了看，又看看我。

“不要看我面相老，像四十多岁了，其实……”

“其实你就是四十岁，生于1980，今年是2019，虚岁正好四十。”她笑了笑，把身份证还给我，“我在书店里看书是因为那儿暖和，没有人赶我，不像别的店，他们会跟我推销上千上万块钱一件的商品，吓死我了！书店里没人推销书……”

“买一本也可以啊……你看，这书印制得多好啊，硬壳精装，还有护封，还有腰封，还有这环衬，进口特种纸……电子分色，四色彩印……看看这墨色，多匀啊，用的是日本进口的精工油墨……锁线也很紧的，是精装出来的……”我突然打住，觉得话太多了，作家只管写书，哪能知道这些印制工艺啊。

“你知道得真多！”她已经放松了警惕，面部表情比先前自然多了，口气也是真心的佩服，“你肯定很有钱吧？作家能没有钱？”

她的意思是，你那么有钱，怎么会卖书？可我也不能说我没有钱啊。虽然真心没有钱。

“……是这样的，”我犹疑着，“主要呢，我是想看看我的书有没有人喜欢……我看你拿起我的书……你真的不读书？”

“我要是有钱就买一本，两本三本都行，可是我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她突然面容愁苦起来。说完又后悔似的抬起头，声调很低地说：“我不是要骗你，是真话……我的钱叫小偷偷了，上午我在……那一带转悠，把包背在身上，转了一会儿，包就没了，记得有人挤了我一下……小偷剪断了我的包带子……我在那一带找包。我知道小偷要钱不要包，我包里有银行卡、身份证、手机……可我什么都没有找到……我要冻死了，我跑到书店……其实我一个字都没读进去。”

“垃圾箱找了吗？”

“找了呀。”

“我是说，垃圾箱里面，也翻了吗？要翻个底朝天的。”

她摇摇头。

你傻了。我想，你是望一眼垃圾箱，那不叫找。我有点同情她了，一个瘦弱的女孩，丢了钱、银行卡、身份证和手机，相当于举目无亲、走投无路了。在我沉默的时候，她也在看我，我心里一惊，可别找我借钱啊。

“……那，我再回去找。”

“我帮你一起找。”

3

我们从三里屯东三街，穿过三里屯路，返回太古里。傍晚了，垃圾箱里大都装满了各色垃圾，也有零星的垃圾散落在垃圾箱的周围。我们一个一个找过去。这回她吸取了经验，不是望一眼，而是在垃圾箱里翻找。她找了一个塑料袋子，套在手上，在垃圾箱里扒拉着。我也帮她找。我们一个一个扒拉着，一个垃圾箱都不放过。在我们的扒拉下，垃圾箱里散发出各种气味，没有一种气味和包有关。天渐渐暗下来了。我们在她有可能丢包的区域，翻找了不少于二十个大大小小的垃圾箱，一无所获。包倒是找到一个，那是一个男式的黑色小挎包，不算旧，也没坏，包里什么都没有。我失望了。她也失望了。她靠在一个深绿色的大垃圾箱上，眼含泪花，想跟我说些什么，哽咽一声，终于没有说出来。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她没有钱了，她一定是想开口跟我借钱。

4

十几分钟后，我们从太古里南端，沿着工人体育场路西行，穿过新东路，来到世茂广场。我的一个姓胡的老乡，也是曾经的同事，在世茂广场的南京大排档做服务员。我是来找他借钱的。

在这段不太远的路程中，女孩一直跟着我。我走路快，有时她要小跑几步才能赶上，有时呢，我又故意慢下来，等等她。她走在我左侧偏后的地方，隔着大约一个身位到两个半身位的距离，不会再近一点，也不会再远一点。她靠在垃圾箱上时，我们聊了很多。我已经知道她的名字了，叫马英。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她也姓马。更巧的是，她的一个同村的远房堂哥，叫马龙。她之所以要拿起《风色》看看，就是被封面上的名字所吸引。当然，书的作者叫马农，不是马龙。她看了看书，知道毫不相干，就放回去了。没曾想，就遇到了我的搭讪。

我叫马农，这是真的。但我不是这本书的作者。年初我还在印刷厂打工的时候，这本书就是在我负责的那台印刷机上印的。同事们都拿我开玩笑，笑话我是大作家，隐藏在他们身边的大作家，硬逼着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麻辣烫，还喝了好多劣质啤酒，花了我二百多块钱。这事情也挺蹊跷的，重名的事我见多了，我们车间就有两个王伟。可和我重名，对方还是个作家，我还是头一回见，觉得挺有趣的。我把书偷偷藏了几本，带回宿舍，偶尔拿出来读读，也没见着有多好，比去年老板盗印的《米格尔街》差了几条街的距离。但看着那无比熟悉的两个字，心里还是莫名其妙地愉悦，仿佛真与我有什么关系似的，我就觉得，这个工作真心不错，能免费看书，一定要好好干。未承想好景不长，突然有一天，老板失魂落魄地通知我们，厂子要关闭了，六环内所有环保不合格的厂子全部要关闭。就是说，我们失业了。失业我不怕，大不了再找一家厂子干。我来北京十多年了，不是换了三四家工厂吗？然而，更没想到的是，一连三四个月，在北京硬是找不到一份工作。我知道的那几家印厂，几乎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了。我认识的那几个朋友大多回了老家，只有少数几个人还留在北京，比如小胡，他在南京大排档里当起了服务员。夏天时，我们还电话联系过。受他的影响，我也到饭店里找过工作，可饭店似乎都不景气，没人录用我（或看我不适合吧）。就连随时能吃到的那些路边的小吃摊，也无影无踪了。一晃，就进入十一月了，我手里积存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再住下去，连房租都成问题了。

我这几天来三里屯，是找我另一个朋友小坏的。小坏其实叫吴小环，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叫她小坏。小坏在七年前是我女朋友，我们同居快两年了，我是准备要和她结婚的。可后来有一天，毫无预兆地，她突然就消失了。临走时，带走了我积存的三万多块钱，那是我所有的积蓄了。其实也不能说是带走，那些钱是我主动交给她保管的。她走就走了，没想到一分钱都没给我留下。后来我见过她的一个小姐妹，小姐妹告诉我，小坏还在北京，在三里屯的酒吧里喝酒。喝酒也是职业？我知道小坏能喝酒，她是东北人，东北辽宁铁岭人，特别能喝酒，还能唱几句二人转。小姐妹说，你懂个屁，酒吧里也要有酒托的，酒托就得会喝酒。我来三里屯，就是想找小坏要点钱的，她七年前带走的三万多块钱，怎么说也该分一半给我吧，就是分三分之一也好啊。可我找了她几天都没有找到，她从前的手机早就不用了。现在，认识她的那个小姐妹，我也联系不上了。找不到小坏，我的经济危机就无法解除。在屁欧书店取暖时，我无意间看到马农的书，灵机一动，便想了那个馊主意，或许能搞点钱花花，于是就碰到了这个叫马英的女孩，也算是好运气到家了吧。可好运气变成坏运气连一条街的距离都没有——她遇到的困难更大，还要我借钱给她。她无助地靠在垃圾箱上时，眼含泪水，哽咽几声之后，双腿一软，差点滑到地上，但她还是勉强站直了，几乎是乞求地跟我商量着，她只要五百块钱，就解决问题了，就可以回家了，而且，保证会还我的钱。我知道，她的口头保证毫无意义。但我同时也知道，被钱逼的滋味真不好受。我扯掉手上的塑料袋，答应帮她想办法，于是就想到了在南京大排档上班的小胡。

我们来到世茂广场的门前时，太阳已经消失在城市的远方了，街灯早就亮了，但亮度总是不够，昏黄或奶白色的灯光把街道弄出迷离的暗影。我停下脚步，仰头望望，世茂广场的楼并不漂亮，像一个巨大的盒子。

“南京……大排档？”马英也仰脸看楼，有些疑虑。她走得急，嘴里哈着热气，红扑扑的脸上雀斑更明显了。

“南京大排档是饭店名，是开在北京的一家饭店。我朋友在这里上班。”

她轻轻吁一口气——我的解释让她看起来放松了些。

我们进入电梯，上了四楼。四楼有许多家饭店，那些我从未听说过的招牌都很诱人，可都是门可罗雀。现在正是吃饭的点，怎么哪里生意都不好做呢？我们已经望见南京大排档的旗幡了。我看一眼马英。马英也回以一笑——对刚才怀疑我表示歉意。

南京大排档有点民国范儿，跑堂的身穿中式服装，带着拖腔声音嘹亮地欢迎我们：“客官来啦——里边请——”

我们没有应请，而是向他打听小胡。

跑堂的告诉我们，从前倒是有个小胡，湖南人，两个月前就不干了。

跑堂的话一下子就把我们心里那点希望的小火苗浇灭了。我不甘心，请跑堂打小胡的手机，并把我的手机亮一下，告诉跑堂，手机没电了，自动关机了。又指一下马英，她的手机丢了。我们倒霉透了，我们只能请你帮忙了。

跑堂的就像他招呼客人一样脆爽，拿出手机打了。

我和马英都听到他手机里响起的电脑小姐的声音：“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停机……”

5

我不喜欢北京的夜晚。北京的夜晚，和别处的夜晚是不一样的。北京的夜晚里出没的男人们都很帅，女孩们也一个比一个漂亮，可他们都与我无关。北京的夜晚，我只用来睡觉。可今天睡不成了。我和马英也游荡在北京的夜色中了。而三里屯的夜晚，和别处的夜晚又是不同的，许多不起眼的小街道上，都藏着稀奇古怪的酒吧。我从来没去过这些酒吧，最多在路过时从门口望望。我对酒吧里的情况不了解，对情况不了解的地方我都心怀警惕。现在，通过这段时间的奔波，我头脑冷静多了，我对马英也心怀警惕了，对我冲动地答应为她借钱而后悔了，甚至，我还想，她叫不叫马英都值得怀疑。因为我无法像她查验我的身份证那样查验她的身份证。但很快，我就责备自己了，乱想什么呢？帮忙都帮到这会儿了，又不相信人家了，这可不对呀，这是给自己找借口，想打退堂鼓啊，半拉子工程的事可不能干，俗话说，帮人帮到底！

我们坐在一条小街路边的长条椅上。我们分别坐在长条椅的两端。我们中间的距离还可以再坐一个人，但我们都没有让这个距离缩短。我们已经沉默了大约三十分钟，或者只有十分钟、五分种——各怀心思的时候，时间会显得特别慢长。我想到我的包里还有一个红柿子，这个红柿子是马英从树上摇下来而被我捡到的，产权归我们两人所有。可这个红柿子怎么吃呢？我们晚饭都没有吃。她不提晚饭，是她确实没有钱了。而我不提晚饭，是我钱包里的钱也不多。我知道我有多少钱，八十六块，我早上出门时带了一百多块钱，中午吃了一碗面，又买了一瓶水，花去二十几块，总共还有八十六块。我倒是想请马英吃个晚饭。但八十六块钱是不能下馆子的。等找到小坏再说吧。找到小坏，就有可能有钱了。

“你确定有小坏这个人？”她先打破沉默。

“这还有假？”我说。

是我告诉她，我还有一个朋友，叫小坏，可能在三里屯的酒吧里喝酒。我还没说小坏带走我三万多块钱的事呢，我只是说，她欠我钱，话到此为止了。有些话不能实话实说，说了会牵出更多的话。我的潜台词是，找到小坏就好了，就能讨回欠款了。

“喝酒？”她语气和表情里都是疑问。

“对，其实就是酒托，和卖酒是一个道理。”我说。

从她问的问题我能听出来，她开始怀疑我了。这是对的，我已经对她撒过谎了，为什么不能继续撒谎？她有一千个理由怀疑我撒谎，比如她是女的，且年轻（也许还自认为貌美），我一个中年大叔（我的面相显老，可能和终年干苦工有关），和一个女孩搭讪，不是骗财就是骗色。

我抬头看看天（我突然发现我有看天的毛病了）。我们对面是一盏路灯，头顶上方是已经落光树叶的树枝，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枝枝杈杈上，有路灯反射的光影，迷幻的光影，和人的心思一样说不清道不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气味，和迷幻的光影以及我们的心思一样恍惚。但这种气味极易分辨，它就是三里屯的气味。黑暗中悬浮的这种气味提醒我一些事情。我得了解她目前真实的处境。在了解她的真实处境之前，我得先坦白我的谎言。我掖了掖身上的棉衣，伸了伸脖子，一股冰凉的寒意旋即从四周涌来。

“……其实，我就是一个叫马农的人，写书这个事……跟我没关系……”

“知道，那个人出生于1987年，比你差了七岁。”她声音低低地说，“我看到书上的简介了。”

一股冷风袭来，我打了个寒战。天啦，她早就知道我撒谎了。我赶快说：“找到小坏就好了。”

“你身上还有多少钱？”她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到，她再一次保证道，“我肯定会还你钱的……”

“我相信……可我只有几十块钱……”我声音也很小，那是缺乏底气的声音。

“你微信里没有钱？还有支付宝……”

“有啊，可是，我手机没电了……不怕，找到小坏就好了。”我没说支付宝里还有多少钱，说出来很丢人，也只剩几百块钱了。我总不能为一个叫马英的女孩，向马云（支付宝）借钱吧。

她不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我说：“……对了，你来北京真的是找工作？”

“还能干什么？”马英向我身边凑了下，其实她身体重心并没有动，只是转过脸来，想说什么，又不想说。

我也看着她。

她还是说了：“我家的亲戚，一个远房的表姐，她在洗衣厂上班，说空缺个岗位让我来，工资挺高的。我到了北京，再打她手机，她手机就停机了。她给过我一个地址。我按地址去找她，这个地址不假，在燕郊，原来是一个住宅小区，小区里根本就没有洗衣厂。我问了好多人，都说没有这个厂，说这个小区有好几个搞传销的窝点刚被一锅端了，我八成是遇到传销诈骗了。我不信。我还要等表姐打我电话，她肯定会找我的。我不能住在燕郊，我想继续找工作，就来北京了，住在一家快捷旅店里，一边找机会，一边等表姐的电话。没想到，才住了两天，今天就被偷了包……我中午去旅店办了退房，可我还差一天房费，便把行李押在旅店了。”

“行李押在旅店？”

“是啊……”

“真笨。”

“……要不，出不来的。”

“你欠旅店多少钱？”

“两百六啊。”

“这么多……你住那么豪华干吗？”我抱怨道，“我住的马阁庄，算上水电费，一个月才七百块钱。你三个晚上就超过我一个月的房费了……”

我打住不说了，我看到她脸上滚下两行泪，在苍黄的路灯下，那两行泪晶莹透亮，我觉得，她的泪比街灯的亮度还要亮，比我想象的悲伤还要悲伤。我知道抱怨不是办法。我想了想，再次望望天空，说：“你可以让家里人给你寄钱……也可以请朋友帮帮忙啊，给你的手机微信转些……哦，你手机丢了。”

那泪流得更汹涌了。

各人有各人的难处。我的主意说不定她早就想到了。我自己不也是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了吗？还有什么资格去指导别人？

有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去了，是两个穿裙装的女孩，她们并没有交流，互相挨得很近，疾行着，裙子欢快地打在高帮的皮靴上，和敲击砖地的嗒嗒声形成呼应，空气中飘散着浓烈的香水味。又有人从我们身前走过，两男两女，男的收腰缩脖，女的挺胸收腹，手上都拿着点燃的香烟。行人渐渐多了起来，夜色里流动的气味也开始泛滥。我知道，晚上九点以后，三里屯一带的酒吧正是人多的时候，如果小坏还在酒吧一条街的某个酒吧里喝酒，她也应该出动了。

6

酒吧有特殊的“招牌”，总是让人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可要辨认一个叫小坏的女孩就难了。那些外表冰冷的建筑物里，充满了灼热、骚动与不安，啤酒味、红酒味还有各种洋酒味互相交织，和屁臭味、口臭味、脚臭味、腋臭味、体臭味再次交融，在密封的房间里滚动、循环。吉他响起来了，那些长头发的驻吧歌手和光头的转场歌手会不停地献上摇滚、民谣和流行歌曲，也有他们自创的口水歌。喝酒的人更是无奇不有，男女比例差不多，有时候女性似乎更多一些。有人喝醉了，有人继续一杯接一杯地喝，有人在大声地喧哗，为歌手叫好，也有人送上点歌的小费……这些，都是我从电影上看来的。

我和马英在一家家酒吧的门口踟蹰，徘徊，犹疑不定，心猿意马，鬼鬼祟祟。但我们很快又抖擞精神，转场到另一家酒吧的门口。我不敢进去，我不知道酒吧的消费形式。就算知道了，口袋里几十块钱也不能去泡吧啊。可不进去怎么能找到小坏呢？马英比我更紧张，她只要看到是女的，不管进去的，还是出来的，都要拽一下我的衣袖，提示我看看，是不是我们要找的小坏。她们都不是小坏。小坏我认得，就是剥了皮我都认得，不要说她的长相，她走路的形态，一举手，一投足，都逃不出我的眼光。这样蹉跎着，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我有点着急。马英比我更躁动不安。她几乎看到女的就要强迫人家是小坏似的。在幸福村中街的旅行人酒吧门口，一个穿制服的保安模样的小哥盯住了我们。他正好也是我们的目标。我决定去跟他打听一下小坏。他的制服给了我们勇气。我和马英一起向他走过去了。他也迎着我们走来了。

“进来喝一杯啊，老罂的专场，没有最低消费。”门卫小哥先跟我们开口了，操一口纯正的北京胡同方言。

喝一杯？有戏！有可能这家有酒托。但我突然紧张，不知如何问话了。

“小坏！我们找小坏！”马英抢在我前面说。

“谁？”保安友好地问，“找谁？”

“吴小环……”我说，“她叫吴小环，外号小坏……小坏是她的外号。”

“小坏？小坏小坏……今天没来这地儿。”

“那她什么时候来的？”我一下子看到了希望——他说今天没来，那说明过去来过。

“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人啊，大哥！”门卫小哥变脸也太快了，口气立即不耐烦起来，“我们这是酒吧！”

“知道是酒吧……小坏就在酒吧里喝酒……”马英突然不说了，盯住从我们身边走过的三个人，两男一女。马英紧张地拉住我衣袖：“看！”

马英主要是让我看那个女的。那个女的，穿收腰、宽摆的黑色大衣，两只脚一直像踩空了一样，屁股扭动的幅度很大，确实像小坏。马英怎么会有这样的识别能力呢？但还没容我细看，他们就推门进去了。女的先进的，最后一个大胖个子、胳腮胡子的男人，还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他这一看，让我觉得此女是小坏的可能性更大了——明摆着是防范我嘛。

马英扯扯我的衣袖，仰脸看着我，眼里闪着急切的光泽，嘴里接连呼出的热气喷到我的脸上。我仰头看看天，试图回忆小坏的模样。奇怪的是，平时经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和梦里的小坏，此时突然面目模糊起来。

马英又抖抖我的衣袖。

由于实在不能确定她就是小坏，我们还是离开了。

揪紧我衣袖的马英被我带了个趔趄——她是多么的不甘啊。

7

马英的情绪明显是越来越失望了。她几次问我，能找到小坏吗？

幸福村中街很短，我们又从两边的几家酒吧门前过了一遍，依然毫无收获。又到了旅行人酒吧门口时，马英似乎认定小坏在这里的可能性最大——也许是因为门卫小哥先前的那番话，或是她看到的那个走路喜欢甩屁股的女人像极了小坏，总之，她又扯扯我的衣袖。今天傍晚到现在，我的左右两条胳膊上的衣袖，被马英扯、拽、抖不知有多少次了，她的每一次扯拽，都是她心情的体现。有时是急躁，有时是提醒，有时是下意识的。门卫小哥又看到我们了，这回他没有跟我们打招呼。马英继续扯我胳膊，小声说：“这人刚才说了，没有最低消费……进去看看嘛。”

能这样操作吗？我不知道。没有最低消费，也要有消费才好吧？

门卫小哥看到马英拉扯我的动作了，加上我们的犹豫，这才调侃说：“请妹妹喝一杯嘛，做大哥也这么小气！进去了才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啊。”

马英拉着我走到门卫小哥面前，说：“进去看看可以吗？喜欢了再消费。”

“可以可以，请进请进！”门卫小哥还替我们开了门。

门是两道，过了小小的门厅，还有一道厚厚的隔帘。我们掀开门帘，进去了。

这么多人！我震惊了。看门外，还有些寥落、冷清，没想到人这么多，我们身边是一排延绵而去的高高的小方桌。我感觉马英更紧地抓住了我的衣袖，还往我身上贴了贴。她一定也被这么多人吓着了。

酒吧的空间不大，也不小，还分高层和低层。果然混杂着浓烈的气味——烟味和酒味的混合体。大大小小的桌子周围都坐了人，有两人对坐的，有一人独坐的，有四人围坐的。桌子上都摆着酒水，有红酒杯，也有啤酒瓶。有一个小型的乐池，一个女孩子正在唱歌，自弹自唱。她就是开专场的老罂？旁边还有一个男的弹着电吉他伴奏，不断地撅着屁股。没有人跟我们打招呼，两个穿黑色马夹的小哥忙着上酒。我看到高台中间是几张长方形的大长桌，四周相围的是小一号的长方桌，我们看到的那个摇屁股女孩和两个男人，就在靠窗的一个桌子上。那个刚才从我们身边走过的上酒小哥，正从托盘里往下拿啤酒，共有六瓶，拿一瓶开一瓶，很麻利。我看到那个女的（背对着我们）拿起啤酒就喝，啤酒瓶里的液体在几秒之内，下去了一半。她的动作真是像极了小坏。马英也看到这一幕了，她抖一下我的衣袖，身体甚至有牵引我走过去的动作。她为什么认定这个女人就是小坏？我顿生疑窦，莫非这就是女人的直觉？而我竟然鬼使神差也觉得她就是小坏了。不管怎么说，既然来了，还是要去辨认一下的，万一认错了，悄然退出不就行啦。

我穿过酒吧窄窄的通道，急步上了三级台阶，走上了高台。不知是为了给自己壮胆，还是怕落下了马英，我是拉着马英的手，来到摇屁股女人的身后的。

“小坏……”我轻轻叫一声。

摇屁股女人正准备跟对面的胖子碰杯，听到声音，抬头，侧脸，一脸茫然地看着我，问：“喊谁？”

不好，还是认错了，她不是小坏。

我还没来得及道歉，马英从我身后闪了出来，厉声说：“喊谁？你啊！欠人家钱还装蒜？还钱！”

摇屁股女人猛地站起来，怒睁双目：“你谁呀？谁他妈欠你钱？”

“啊啊啊……认错人了……”我拉着马英就走。

大胖个子一个前扑，试图抓住我。

我走得快，他抓了个空。

“回来！不道歉就想走？！”摇屁股女人的声音都变腔了。

我拉着马英快速跑了出来，途中差点撞翻了送酒的小哥。

没想到大胖个子和另一个男的紧跟着追到了街上。大胖个子一把揪住了我，把我往他面前一拉，我像撞到了一堵墙上，骨头有强烈的震裂感，撞得我全身都疼了。我拼命挣脱着却又被他拎到面前，面部立马挨了一拳，又是一拳。我便不再挣扎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接连的两拳，都像铁榔头一样，一拳命中了我的嘴，一拳命中了我的眼，都是精准打击。我感到有东西硌嘴，那是牙齿断了，口腔里迅速淤满了血，眼眶也随即冒出了火焰。然后我就被扔了出去，屁股重重地跌到了路牙石上。

马英一下子扑到我身上，不知是要护我还是要拉我。我嘴一张，一口血喷了出来，还掺杂着一颗牙齿，她的下巴上和衣服上，都沾染了血沫。

马英肯定被我吐出的血和脸上的伤吓坏了，顾不得擦拭下巴上和前胸的血迹，突然尖叫一声（没听清她叫什么），扑向了大胖个子，一把抱住了大胖个子的腿，嘴里还在不停地尖啸。她的声音变腔变调了，完全不是正常人说的话了。她说什么，叫什么，我听不清，估计也没有人能听出来。

大胖个子显然没见过如此拼命的女孩，他试图抽回腿，摆脱瘦小的马英。马英就像一条蚂蟥，吸附在他的腿上。马英被他拖拽了好几步，还是紧紧地黏在他腿上。他抬起腿要甩脱她。他用力甩一下，又甩一下，一连甩了好几下。她就像风叶片一样，绕着他转了一圈，又转一圈，一连转了好几圈。与此同时，她也像风叶片一样，吱吱呀呀地尖啸着。

大胖个子被吓着了，停止了甩动，风叶片也停止了旋转，可尖啸声还在继续。

紧跟着大胖个子追出来的摇屁股女人也被吓着了，她花容失色地大叫道：“干什么？讹人啊？保安保安……”

门卫小哥俯下身体，正在察看我的伤情，他听到摇屁股女人的叫唤后，说：“大哥你放开人家，快送这位伤者去医院吧，这伤得不轻啊，瞧这脸上，都成炸酱了……要死人的。这儿离派出所很近，别把他们招惹过来，弄到局子里就不好办了。”

“去收拾东西。”大胖个子跟摇屁股女人说着，从屁股兜里掏出一沓钞票，往门卫小哥手里一塞，“你给老子处理好……把这个贱货拉开！”

门卫小哥把钱在马英面前亮一下，说：“快送你男朋友去医院……”

可能是看到了钱，也可能真心撑不住了，马英松开了手。

马英抢过门卫小哥手里的钱，爬到我身边，把我的脑袋抱在她的腿上。

看到钱，我脑子清醒了一些。

我们眼看着大胖个子一伙人消失在路灯的暗影深处。远处还传来摇屁股女人喋喋不休的唠叨声：“晦气……晦气……”

我知道附近有家医院，好像就叫三里屯医院。我多次从这家医院门口经过。

马英挽着我的胳膊，半扶半拥着我走在三里屯的夜色中。风似乎更强劲了些，树上最后残留的树叶落在地上，在干净的马路上翻滚，不时被我们踩在脚下，发出轻微的碎裂声，像轻轻的呻吟。马英把她的围巾给我围上了，包住了我的大半个脸。我的半边嘴和腮帮特别疼，缺了一颗牙的地方感觉空荡荡的，左眼的眼眶都青了，眼泡像核桃一样。

从幸福村中街到三里屯医院，只有一步之遥，我们很快就到了医院，在急诊室里，值班的医生查看了下，让我张张嘴，摇摇头，点点头，说说话，我照着做了。医生说有可能骨折了，也有可能没骨折，要拍片才能知道。我心里有数，虽然疼，但并没有骨折，便不同意拍片。医生也没有开药，说休息几天就好了，也可以买点跌打损伤片吃。

从急诊室来到门诊大厅时，马英不再挽着我的胳膊，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这是她从下午到现在，唯一露出的笑。我们在温暖的大厅里坐下。对面墙上的电视大屏幕正在播放一场足球赛，没有声音，只有零落的几个人在观看。离电视机不远的地方有个充电的设备。我拿出手机。马英抢过手机，跑过去，插好了电，又跑回来。我发现她跑动时，腿有点瘸，肯定是被大胖个子摔的。她坐在我身边，掏出钱，小声说：“刚才挂号时我数了数，两千块呢。”

“你拿着吧。”我说。

“不，分你一半。”

“你也伤了……”

“我没事。”

“交了旅店的费用，你还要买个手机……一时找不到工作，也要花钱……你拿着吧。”我不是虚情假意，我真是觉得她更需要钱。

“我们这算……碰瓷吗？”

“算吧。”说完，我乐了。我不敢大笑，脸上还疼。

她也乐了，嘻嘻地调侃说：“我想买你的书。”

“好啊！签名本贵的，原价！”

“两本都要了！”

我从包里取出两本《风色》，又拿出笔，分别签上了“送马英”的字样，又落了我的名字，写上日期，送给了她。

“把你的手机号也写上，等我找到工作了，把钱还给你。”她给我一张一百的钞票，诡秘地一笑，“这是书款！”

“好！”我接过了书款，又在书的背面写上了我的手机号。

“我要走了，回宾馆去了……你怎么回啊？”她抱着书，声音又低了下来。

我知道，早就没有公交车了。我看一眼墙上的钟，还不到十一点，这个点还有地铁。乘地铁十号线转六号线到常营，离马阁庄也就几里路。时间不能耽误了，我得赶快回了。

我在常营到马阁庄的路上，把包里的红柿子吃了。红柿子太涩了，根本没有熟透。但我还是吃了它，我太饿了。

8

一个月后，离2020年元旦还有三天，我准备离开我待了十六年的北京，登上开往湖南的绿皮火车。我的钱花光了，也没有找到工作，我必须要回家。也只有回家这一条路了。

临行的前一天下午，我又来到三里屯太古里一带，我在那里走走看看，踟踌徘徊，我到了屁欧书店。屁欧书店还是那样，漂亮，整洁，充满书香气息，但顾客寥寥无几。我来到二楼，走到西半区，看到那个高大的玻璃窗户里透进一抹斜阳，有个漂亮的长发女孩坐在那里看书。她不是马英。马英也曾坐在那里看书，她看的是一本童书。而这个女孩在看一本名人传记。书架上和长案上，还在经销马农的书，那是我经手印制的《风色》，我数了数，卖出去了两本。我不知道这个销售速度怎么样。长案上的那一本，已经被翻旧了。我也拿起来翻了翻，看了看作者简介。简介告诉我，这个叫马农的80后作家已经火起来了，也许还会更火。但这个马农却跟我毫无关系。

我从书店出来，慢慢转悠到幸福村中街。

那些酒吧还在。旅行人也正常营业。我在马路牙子上站了站，看了看手机。我的手机一直拿在手上，我怕有人打我手机而我没有听见。但我的手机一直不肯响。一个月了，那个叫马英的女孩没有给我打来电话，也没有发来任何消息。自从那天深夜在医院分手，我就在等她的电话。她有我的电话，号码就写在《风色》的背面。她一直没有打，也没有短信，我的心，便也一直悬着。她为什么就不给我来一个电话呢？是怕还我的钱？我理了理脖子里的围巾，那是一条鱼肚白色的普通围巾，上面沾染了一点点血迹，今天是我第二次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围巾的温暖。幸福村中街上人来人往，我已经看了一会儿了，他们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人。我想在这里经历一场邂逅，看来是不可能了。

我低头看了看路牙石。这是我摔过的地方。路牙石和地砖之间，有一条缝隙，缝隙里有一个东西，在阳光下闪着光泽。我蹲下来看看，是一颗断了半截的牙齿。我把这颗断牙抠出来，握在了手心里。它的根部，还留在我的牙龈肉里。如果我不说，谁能知道这是我的半截牙齿？这就是我的故事，再见了，三里屯，再见了，太古里，再见了，那个永远不会再出现的女孩。

9

作为虚构的小说，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在三里屯太古里幸福村中街旅行人酒吧的阳光中抬起头来，准备最后看一眼我的受伤之地，却看到旅行人的招牌下，一个瘦弱的女孩正对我笑，橘黄色的阳光照在她脸上，也照亮了她的笑容——这不是马英吗？

“嗨……”我跟她举起了手，抑制着心里的激动。

“嗨——”她回应一声，向我走了两步，又一个小垫步，跳到了我的面前。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十分纳闷。

“等你呀！”

“等我？”

她脸上的笑渐渐地消失了，眼里汪着泪，就这么定定地看着我。她脸色比一个月前滋润多了，也好看多了，细密的雀斑在红晕消褪后，挺有几分妩媚和迷人。过了一会儿，她撩一下短发，说：“我在这儿工作了，不是喝酒的——根本就没有这个工作——你什么都不懂。我是端盘子的服务员。”

哈，这样啊，这转折也太快了吧。我的激动，也慢慢地理性起来，毕竟一个月了，她没给我打过电话，也没给我任何消息。她还不知道，这一个月里，我是多么期望她能给我打一个电话啊。现在我明白了，她一个月一次电话都不打，而她就在三里屯的酒吧里上班，这说明我太不重要了，太不值得她在乎了。

她扭头向酒吧的门看一眼。

我也看到，那个穿蓝色大衣的门卫小哥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了。他冲我礼貌地一笑。

“去走走好吗？一会儿我就忙了。”她说。

于是，我们沿着幸福村中街向东走去，我知道，前边没多远，便是三里屯路。我们没有走到三里屯路，而是在一个小十字街口右拐，这里有许多家品牌工厂店，不规则地散落在太古里南区的步行广场上。我们都默不作声。有几次，我想告诉她，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北京了。但几次话到嘴边又没有说。她也有几次欲言又止。下午四点多钟的阳光被各种建筑物割碎了，我们一会儿走在阴影里，一会儿又披上了一身金晖。

先打破沉默的还是她。

“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在这家酒吧打工？”

我侧脸看着她，等她说下去。

“那天夜里，我们分手后，发生了很多事，”她顿了顿，面色阴郁了，“我想打个车回旅店，可那儿根本就没有出租车……没走多久，就上来几个人围住了我……没错，还是他们，他们一直守在医院门口……还多找了两个人……那个女人真凶，还扇了我一耳光。那些钱，又被大胖个子抢走了，还有你送给我的签名书……”

啊，原来是这样！

“我吓死了……他们还威胁我……你又不在……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为了帮我，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你报警啦？”

“嗯！”她坚定地说，又一笑道，“是巡逻的警察发现了我。我蹲在地上哭……警察调看了录像，又把我送回了旅店，还借给我路费钱，让我回家。想来想去，我不能回，说好要还你钱的……我一定要找到你。我知道你会找我的，会到这儿来寻找的。我便央求这家酒吧的老板，我说我要在这里打工。老板配合警察办案的时候，已经认识了我，嘻嘻，老板看到监控录相时，被我吓住了，说我这么小点的人儿，那么大的汉子都没有甩得脱，有这么个胆量和精神，值这份工作。我就在这里上班了……今天我发工资了，要请你大吃一顿！你怎么才来呀？我在那家书店买了本《风色》，你还得给我补签个名啊……明天，明天好吗？明天我把书带来……”

明天，明天我就要离开北京了。我神色黯然。

“怎么啦？不开心吗？”她挽住我的胳膊，看了看我的脸色，又看看那条围巾，“你围这条围巾也合适的……为什么不开心呀？哦，我晓得了……其实，也没什么，我觉得《风色》就是你写的……谁让他也叫马农啊，别为这事纠结啦，我不怪你的……”

我想了想，还是告诉了她，我要回家了。我没有找到工作，钱也花光了，只剩下了路费钱。

“明天？真是太好了，幸亏明天还没到。退票！没找到工作算什么，再找啊。没有钱不怕的，我还欠你两千块呢，正好有钱了，还你！”

“不不不，你也没拿到那钱……我也没帮上你……”

“不行！我等你这么久……”她轻轻伏到我肩窝里。

我感动了，也搂了搂她。我看到了阳光里我们长长的身影。我移动了一下，让两个人的影子重叠成一个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