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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鼎革时期的彷徨与张望——评重木《近黄昏》

时间:2024-05-04

邵风华

诗人奥登在其名作《悼念叶芝》中写道:“一个死者的文字/ 要在活人的肺腑间被润色。”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这也许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行为——所谓“活用经典”。但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却为此深感不安,因为在她看来,这种活着的人对逝者之言仅仅将其可用之处拿来为我所用而将其余一概废弃的行为,必然导致这样一种后果:艺术或思想成为了生者消费、消化、“篡改”甚至生产的某种东西,成为一种“适用品”。细细想来,她的担心不无道理,中国古代的经典之学,无论被“独尊”、被“废黜”还是被“注疏”,都是这样一种“被润色”和“再生产”;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儒家学说在历代的遭际。在我阅读重木的小说《近黄昏》时,脑海中不时闪过奥登的诗句。

小说所描写的时代,正是大清覆亡、民国初立的“鼎革”之时,“传统圣学随之而衰。原本士为四民之首,如今却坐失其业,谋生无术”。主人公秦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虽历遽变,但依靠祖上积留的恒产尚可衣食无虞。他的儿子子祺居家侍父,承继旧学;女儿子茹却进入新式学堂,读新书、听讲座,接受西洋新式思想,热情洋溢地追求自由平等,畅想并向家人描绘着国家社会的未来。秦先生闲居在家,听从著名学者王治平先生建议,宗前贤张岱、谈迁,搜集前朝资料档案,编修史书《断书》。他虽为世变而苦闷,为儒学及士的凋零而痛心,却还对新学及即将到来的时代有所企冀,可以说在“彷徨踌躇”中小心观望:一方面为被赶下神坛的圣贤叹惋,如他对女儿所言,“中国积贫积弱哪里就仅仅只是先圣人知识的错?”一方面又去听取那位与过去决然断裂、代表着最新思潮的胡先生的演讲,渴望打开心扉,吸纳新的信息。而他的学生宋志宏,既受到来自老师的传统教育,又为子茹寄给他的新潮书刊所影响,虽无明显的个人倾向,却在时代的潮流中被裹挟着,准备赴日留学。可以说,这一家人恰如其分地代表了时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国人的种种表现。那位仅在回忆中出现的大学问家王治平先生,则以身相殉,追随那消亡的国朝或文化而去,代表了一种极端的同时也并不鲜见于历代的忠烈士人形象。

这样的题材本身就极难处理,很容易落入陈腐、顺滑的窠臼,对一位尚在校园的年轻作家来说就更是一种挑战;但重木仍然成功把握住了全局,较为准确地还原了100余年前人们面对时代更迭的各种反应,无论是进退失据,茫然失措,小心观望,还是载欣载奔,都通过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展示无余。我想,之所以达到这样的效果,首先要得力于作者对于作品的总体构思。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却以小见大,时时处处皆有冲突存焉;父子、父女、兄妹、朋友,一组组人物关系的处理不温不火,他们之间的对话虽貌似平淡,实则潜劲暗运,代表了各自不同的立场,看起来就像是一出多幕戏剧,在作者截取的几个典型场景上展开对话和活动,从而使作品的整体意蕴自然流溢而出。

我一直认为,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小说的首要因素乃是语言;语言的准确性不惟关乎小说的成败,更关乎作家的道德;同时也是对作者最为有力的考验。可以看出,重木在这篇小说的语言上动了一番脑筋。囿于故事所描述的年代,他尽力使用一种“民国语文”以模拟当年的氛围;这样做,可以说好处与风险并存。所幸,重木较为完满地达到了他自己锚定的目标,其所塑造的小说氛围每每让人身临其境,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其中,与主人公感同身受。

而这效果的实现,除了作者上述种种努力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象征技巧的运用。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就奠定了整个作品的基调,也将秦先生的思想状态委婉地加以提示:“秦先生把毛笔放在砚台上,点了支烟,却因还未完全适应这西洋货而被呛到,接连几声咳嗽,喝了些水,胸口才渐复平静。”还有在临近结尾处,作者满怀深情地写到的那一场雪——

雪花飘在路灯下的巷子里,洋洋洒洒。听见了脚步声的狗闲散地吠了两声,便不响了。子茹一面走着,一面用手去抓身边飘下的雪,嘻嘻哈哈,好像还是曾经的那个小女孩一般。此时静极了,好像整个世界就只有他们三人在雪夜里归家一般。

子祺不由地说:“真好看!”

秦先生点点头:“是啊,真好看!”

这一场雪,“无声无息”而又“洋洋洒洒”,它之所以下在秦家人聆听胡先生演讲之后,正是预兆了一个新的开端。

还在重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看过他的小说,感觉到他良好的文学天赋;如今在南师大读研的他更加执著地投身在他热爱的文学研究和创作之中,作品也更为成熟。《近黄昏》所呈现出来的重木,显然已经超越了对自我经验的雕琢阶段,而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和更为复杂的历史社会题材的处理上,这应该是一个更加需要胆略和技术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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