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

●姚正安

追梦

●姚正安

他追求的，也许是短时间内无法企及的，但对一个人来说，有这份追求不管结果如何，也就足够了，对农村来说，有这样美好追求的人太少了……

龙年刚进腊月，妈就打电话告诉安顺，舅舅砌了一座洋房，明年正月初三进宅，你要顺下时间，陪我一块去。安顺当时想，舅舅是一个农民，表弟是打工的，能花几十万元建一座像模像样的房子不容易，不仅要去祝贺，而且要出一份厚礼。

安顺母亲的姐弟很多，健在的只有安顺母亲和这位最小的舅舅了。这位舅舅在安顺极其狼狈的时候，给予过支持。安顺一直都很敬重这位舅舅。

正月初三一早，妈妈就催着安顺上路。安顺懂得妈妈的心情。回娘家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顶顶重要的事，她们会通过种种方式向娘家人展示自己的生活和幸福。

舅舅的新房子如鹤立鸡群，漂亮极了，类似哥特式的建构，饰以明快的外墙，不亚于城里富人区的房子。舅舅领着安顺的母亲楼上楼下地跑。房子真大，内部装修也很讲究，电器家具大多是名牌。妈妈一边看一边啧啧称赞，还不时回转头对安顺示意。安顺感到惭愧。安顺想，说起来自己还是吃皇粮的，住的仅仅是百十平米的商品房。市场经济给任何人提供了相对平等的机遇，只要你脑子活，肯吃苦，总有收获。安顺的表弟只是初中生，学会了驾驶技术，买了货车，为上海的几家企业送货，年收入是安顺的几倍。

吃饭前，舅舅将安顺拉到一位客人面前问，你还认识他吗？

安顺仔细辨认，终于从记忆深处，搜索出一个人来，安顺猛地大叫起来：朱红旗！你终于想起来啦。朱红旗说着，跨前一步，抱着安顺。安顺也张开双臂，紧紧搂住朱红旗的双肩，引得一大家子人看着他们。

朱红旗矮安顺一头，安顺审视着朱红旗，不由感叹，分别二十六年，人的变化还真的大啊！朱红旗的头发是明显加工过的，黑一块白一块的，体态臃肿，面部皱纹很多。朱红旗与安顺同龄，从他的变化里，安顺看到了自己。

朱红旗告诉安顺，1997年，他被调到镇里的文化站当站长，一干就是十多年。前年，由于儿子大学毕业没有工作，他主动要求从站长的位置上内退，让儿子顶上去，给了个行政附属编制，解决吃饭问题。镇里觉得他有农村工作的经验，人也实在肯干，又让他到村里当支书，补足工资不足部分。

朱红旗反过来问安顺，这些年，你到哪去啦？安顺说，能到哪去，还在做教书匠。一直是孩子王。

安顺和朱红旗酒越喝越多，话也越说越多。但不管怎么说，也总不会绕开二十六年前让他俩放飞梦想、刻骨铭心的话题。

安顺与朱红旗相识于1987年。对安顺来说，那是有生以来最糟糕，也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那一年春天，安顺提出与妻子离婚。那时虽说是改革开放了，但农村人的思想还比较封闭和保守。作为农村妇女的妻子死活不肯离婚，安顺父母以及姐弟也不同意离婚，硬要安顺说出个理由。安顺不会说什么，也说不出什么，他知道，这个问题与同样是农村人的父母是说不清的。

妻子带着亲戚、搀着孩子到单位里闹，闹得安顺无法工作。单位领导鉴于这种情况，对安顺说，安老师，你先放下工作，回去解决好问题，再来上班，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安顺非常理解学校领导的难处，写了请假报告，回家休息了。

说是回家，其实是无家可归。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安顺来到了舅舅家。舅舅是个很老实厚道的农民，不忍看着外甥像只无头的苍蝇东跑西荡，二话不说地收留了安顺。安顺就在舅舅家，认识了朱红旗。朱红旗当时是舅舅所在村的党支部书记。他俩刚进而立，血气方刚，一见如故。朱红旗常常开导安顺，婚姻问题是人一生中的大事，农村人尤其看重，但只要认准了，就坚定地走下去，不要怕，结婚和离婚都是法律允许的。朱红旗的话像冬天里的一把火，又像雪夜中的一壶酒，温暖着安顺。

后来好多天，安顺都看不到朱红旗的影子，让舅舅到朱红旗家看看。朱红旗的妻子说，红旗随乡里干部到江南去了，说是看人家工厂是咋办的。

朱红旗回来后，兴奋地告诉安顺，人家江南真是乡乡有厂，村村办厂，村民有班上，村干部有事做。收入高，日子好过。那房子漂亮得像仙人洞，哪像我们的房子矮趴趴的。可不一会，朱红旗又沉下了脸说，乡里领导不是带我们外去游山玩水的，是有任务的，书记要求处处点火，村村冒烟，到年底每个村至少办一个厂。

也许是病急乱投医，朱红旗居然问安顺，你有没有门路，帮我想想办法，如果厂办起来，你还做什么老师，跟着我干，一个月挣四、五十元应该不成问题，婚姻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这事来得太突然，一时半会肯定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安顺答应朱红旗好好想想。安顺和朱红旗围绕办厂一直谈到深夜，甚至谈到如何建厂，如何让农民变成工人，夏天穿袜子上班，谈到两人谁做一把手，谁做副手，怎么造一条通到县城的马路，拎着皮包，坐着轿车，外出谈业务做生意。谈到得意处，两个人哈哈大笑。

安顺何尝不想借此解脱自己。

几年前，安顺到过上海，住在表哥家好多天。有一天，江南某地一位领导就曾到表哥家商谈办分厂的事。安顺在一旁听他们交谈，但不是很懂，大意是说，国营厂的工人没法发奖金，可以通过办分厂，体外循环，赚取利润，给工人多发些钱。安顺想，能到外地办分厂，也就有可能到这儿办分厂。安顺急急地去找朱红旗，把想法告诉他。朱红旗一拍大腿，说，“这个好啊，办个分厂省事，不愁原料，也不愁产品销路，书记也要求我们最好寻求办分厂。”

当天下午，安顺就写好了信，朱红旗让通信员到县城里寄走了。

过了两天，朱红旗拉着安顺去见在他们村蹲点的古副乡长。古乡长年长他们十岁八岁，热情而老成。听了他们的想法，表示一定支持，但也提醒他们，现在到处都在大办工业，有些人就抓住这点，骗吃骗喝骗钱，要小心。朱红旗说，我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再说，对方是安顺的表哥，他怎么会骗我们呢？

“我说的不是安顺的表哥，是说外面这样的人很多。”古乡长拍着安顺的肩头说，“要办成了，你是头功，我们要给你奖励。”

二十天后的一个傍晚，安顺正在舅舅屋后的河边钓鱼，朱红旗风风火火走来，大老远就叫起来，“安顺，上海来信啦。”

表哥在信上说：……你舅舅所在的村子要办厂，也是好事。但是，让我们厂去办分厂不太可能，因为那里交通闭塞，路途较远，不便于技术人员来回，也不利于原料和产品进出。不过，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搞研究发明的，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信息。如有兴趣，可来沪一谈……

虽然明确表态不可能合作，也没有提供确切的消息，但还是给了他们以希望。朱红旗说，你表哥是老上海，又是厂里的干部，熟人多，路子广，说不定能帮我们找到关系，我们去看看吧。安顺有些犹豫，安顺当时经济上很窘迫，朱红旗的村上也没有钱。厂子能不能办成还是个未知数，钱用下去，工厂办不成，怎么办？朱红旗看出了安顺的心思，满不在乎地说，安顺，你不要有负担，上海就这么远，花不了多少钱，就是我自己出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值当是到上海玩的，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去过上海。

没几天，朱红旗带了些香油、鸭蛋等农产品，和安顺一起到上海拜访表哥了。

表哥向朱红旗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比如厂房、资金、技术人员、工人等等。朱红旗被问得一愣一愣的，什么也答不上来，或者说，朱红旗所在村除了五间闲置的仓库，其余什么都没有。表哥摇摇头说，你们与苏南不同，苏南靠近上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工业有基础，乡村集体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我们只要提供些内供原料、技术指导，就能将厂子办起来，你们呢？你们什么也没有，这就难办了。安顺急不可耐地插嘴道，没有钱可以借钱，没有人可以招人，现在处处要办工业，红旗也是没办法，表哥，您是厂里的领导，神通广大，就给想想办法。

朱红旗也起身为表哥续茶，一边说，表哥，乡里要求，到年底每个村都要办一家厂，今年底办不起来，最起码也得有个意向，无论如何请表哥帮忙。

忙，我是一定会帮的。表哥说，但办厂不如烧一锅开水那么简单。根据你们村的条件，只能上一个工艺相对简单，技术要求不太高，投入资金不很多的产品，然后，滚雪球，由小而大。这样吧，你们不要着急，住几天，我与几个朋友商量一下，看怎么办，再说。

安顺连连点头称是。

表哥请他俩在附近的小饭店吃了午饭，安顺和朱红旗回到了小客栈。别看小客栈条件一般，但十多个房间住得满满的。朱红旗是只活雀子，又是四爪白家家熟，撇下安顺串门去了。过了两、三个小时，才回房间。朱红旗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告诉安顺，这里住着的都是和我们一样，来谈办厂的。

等了三天，表哥还没有消息。朱红旗让安顺去问问表哥，安顺不肯，表哥的事情很多，帮我们忙已经很不容易，我不能催他。

朱红旗打电话向古乡长汇报了上海的情况，古乡长让他耐心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第六天晚上，表哥终于来了，随表哥一同来的，还有一位戴眼镜的张工。表哥介绍，张工在一家机械厂工作，专门从事产品研究开发，很能干，很来事。张工也很利索，接着表哥的话说，他手上有一个专利产品，叫做自动油漆刷，也叫气压油漆刷。说着张工从提包里取出一个证书，还展开一张图纸。指着图纸有条有理地介绍起产品的用途和性能。“现在到处都在搞建设，高层建筑的外墙粉刷，目前还是手工作业，既不安全，也浪费材料，我这个产品是背负在身上，用气压将油漆或涂料送出去，喷涂在墙上。这个产品已经获得国家专利，小样也已经出来，只是没有进入批量生产。”

“这要投入多少钱，才能上马？”朱红旗问。

“这个产品工艺不复杂，工人技术要求也不是很高，我看比较适合乡村企业。至于投多少钱，这要看规模，但至少也得十万、二十万。”

朱红旗一听朝安顺伸了伸舌头，安顺回了朱红旗一个眨眼，示意朱红旗沉住气。那时，安顺每个月才拿四十来元，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更是少得可怜。表哥也许感觉到了什么，用一种很理解的口气说，投多投少是活的，张工讲的是一个理想的数字，到底投多少合适，再商量。我看，你们先回去，向领导汇报一下，对这个产品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才能往下谈。

表哥说罢与张工走了。

虽说才有个影子，但还是让安顺和朱红旗激动得了不得。那一夜，他俩几乎没合眼，谈得很多很多很远很远，谈到了资金来源，产品销路，工厂规模，甚至还谈到工人工资，利润分配，仿佛一夜之间工厂就会拔地而起一样。

第二天他们就回去了，一下车，直奔乡政府向古乡长汇报。

古乡长到底阅历深厚，见多识广，听完了朱红旗的汇报，就对产品有了大致的了解，说出来的也都是行话。他对这个项目表示支持，并要向乡党委和政府汇报。

第二天下午，朱红旗顾不上休息，就召开了班子成员会议，还请了村里的两位老支书和安顺列席会议。朱红旗通报了有关情况，让大家发表意见。一位老支书首先发言，“办工业是老祖宗没有做过的事，做好了，对子孙后代都有好处，你们办，我支持，不过，你们要当心，不要上当受骗，我听说了，后面一个村，去年被骗了3万块，这个塘什么时候才能填起来呀。”老支书前后做了二十年支书，在村上辈份又长，他的话有影响力。随后，与会人员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村会计是村里的内当家，他关心的首先是钱，他问朱红旗，“支书，办厂的钱从哪来？村里这几年为垫付村民两上缴已经借了三万多块，村组干部的报酬还欠两万多块。没有钱就是空口说白话。”

会议室里顿时寂静下来。还是老支书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气氛，“只要产品可靠，销得出去，钱是找得到的，人家前村能办到的事，我们村就办不到吗？”老支书这么一说，钱的事搁下不谈了。

村主任挠挠头说，“这个产品倒是蛮好的，我也支持上这个产品。但是，油漆刷用过后，如果不泡在汽油或者煤油里，就会氧化，刷子表面就会结成一层薄薄的膜，再次使用就很麻烦，不知道自动油漆刷的刷头是如何处理的。”

朱红旗也只是听张工那么简单地一介绍，并没有考虑得这么具体，对村主任的发问，一时无言以对。会场里又是一阵安静。但最终大家还是一致同意办厂，有困难慢慢想办法。

虽说办厂环环道道很多，但最大的问题还是钱，钱从哪来呢？“船到桥头自然直，人家能办到的，我也能办到。”想到这，朱红旗又坚定了信心。

他想尽快给张工回复，给安顺拦住了，安顺说，“不要着急，古乡长不是说要给书记、乡长汇报，看看他们的意见吗，最好等到书记乡长的意见到了，再给上海答复，不迟。”

好在几天后，古乡长来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书记乡长有三条意见，一是充分肯定红旗敢想敢干的精神，也感谢安顺老师的支持，二是完全赞成你们村新办这个项目，三是要稳妥，特别是资金的筹措和使用上要规范。”

古乡长还不忘安顺的贡献，走到安顺面前，恳切地说，“安老师，不管办成办不成，你都是功臣，我们希望你和朱红旗一起干。”

说完，古乡长就走了，说是还要到其他村检查工作。“安顺，你听到了吧，乡长希望你和我一起干。”朱红旗摇晃着安顺的一只胳膊，非常激动地说。“我是想和你一起干，但是，这个厂到底能不能办起来，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果然，他们就进展情况打电话和张工说了后，张工非但没有表现出满意，而且责怪他们动作太慢了，“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做事慢慢吞吞的，再好的产品也不会产生很好的效益。”

最后，张工提出要交5000元保证金，“现在，要这个产品的人很多，你不交保证金，然后又不要了，我怎么办，谁给我补偿损失。”

一听张工提出先交5000元保证金，朱红旗傻眼了，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立即向古乡长汇报。古乡长说，张工提出的这个条件并不过分，你是和人家交易，他给产品生产权，你给人家什么呢？

“一下子要交5000元？”朱红旗伸出一个巴掌，很吃惊地说。

“要多少保证金是对方的权利，给不给是你的权利，你们回去再与村干部们商量商量。给有风险，不给就玩不成。”古乡长分管工业，这样的事经历多了，见怪不怪。

村干部商量的结果还和第一次一样，意见统一，热情很高，大家都同意办，也同意给钱，但也担心靠不住，钱打水漂。村里没有钱，村干部同意大家凑一凑，朱红旗说家里还有大几百元，先拿出来。

老支书提出，他也出七百元，是老伴养鸭积攒的，先拿出来救急。但要求朱红旗和安顺带着钱再到上海与张工面对面地谈一谈，了解真实情况，不要钱给了人家，人却找不到了，落得个人财两空。

三天还没到晚，5000元就凑齐了，但朱红旗家里却炸锅了。他回家找老婆拿钱，老婆死活不肯，说，钱是她赚的省的，不能把他拿外去瞎霍。

任凭朱红旗好说歹说，老婆就是不给钱。朱红旗急了，甩手给了老婆两个耳光。老婆先是瘫坐在地上大哭大闹，后是卷了一包衣服回娘家去了。朱红旗不管，拿着钱与安顺到县城过宿，第二天乘车去上海。两个人七弯八拐，直到傍晚才找到张工的家。

张工妻子说，他被人家请到张家港了，明天晚上才能回来。朱红旗和安顺只得在张工家附近住下，大旅馆住不起，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地下室旅社，价钱便宜，但条件差，还有霉味，朱红旗不想住。

安顺说，将就着住下吧，又不是安家。朱红旗有点过意不去，“我觉得对不住你，让你受苦。”

“弟兄们，净说外话，你不是叫我跟着你一起干吗？既然一起干，就应该同甘共苦。”安顺反过来安慰朱红旗。

第二天上午十点不到，张工果然来了。张工一进房间就用手帕捂住鼻子，皱着眉说，你们怎么住在这个地方，没有病还能搞出病来，赶紧出去，找个地方谈谈。

张工将他俩带到一家很气派的酒店，在一个单间里坐下。朱红旗急不可耐地告诉张工，“张工，我们将5000块钱带来了，您看？”

“不急不急，”张工掏出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说，“朱支书，现在不是5000块的问题，我这个产品是专利产品，你们知道什么是专利产品吗？所谓专利产品就是还没有人生产过的产品，如果你们拿过去生产，就是独家经营，市场前景一定是好的，所以，现在有好几家在要，我去张家港就是谈项目的，人家给的条件非常优厚，但考虑到是朋友介绍给你们的，我还得先与你们谈。人不能不守信用。”说到这里，张工又停了下来。朱红旗和安顺听得一头雾水，不知道张工说的是什么意思。安顺非常礼貌地问，“张工，您说的什么意思？请说得明白一点。”

“好的，那我就直说了，现在不谈5000元了，我直接将产品专利转让给你们，转让费25000元。”

张工说得很轻松，很简洁，但对于朱红旗和安顺来说，不亚于五雷击顶，25000元是个什么概念啊。

“张工，5000元是你自己说的，怎么今天突然变卦了呢？”安顺已经意识到事情不妙，所以针对张工的傲慢无礼，安顺选择了反唇相讥。“弗讲了弗讲了，侬想好了告诉阿拉一声。”张工甩下一句上海话，夹着皮包就走了。

“我们还是去找表哥吧，看看表哥有什么好办法。”

他俩顾不上吃饭，退了房间，找表哥去了。表哥听了他们反映的情况，也觉得挺不好办的。“产品转让权是他的，要多少钱是他的自由，我不便干预，干预也没用，感情这东西有时候很脆弱，他认钱的时候，感情就不会起多大作用，而对你们来说，25000块，确实是个大数字。我建议朱支书向乡里汇报一下，如果实在有困难，就放一放，以后再找机会。”

那天下午，他俩就在大街上鬼转，转到了南京路，转到了外滩，又转到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公园，夜里就在公园的石椅上对付了。第二天天麻花亮，他俩就往车站赶，乘车回家。赶到乡里，古乡长正骑车外出，被朱红旗拦住了。看着神色疲倦的两个年轻人，古乡长心里有数了，一到办公室还没有落座，就说，“办工业没有那么容易，不像种黄豆，撒几粒种子浇点水就行，说说看，什么情况。”

朱红旗有气无力地讲了这次上海之行的大致情况。

古乡长倒很洒脱，听罢朱红旗的汇报，笑嘻嘻地说，“红旗，你可是一村之主，给不给钱，你得做主。”

“乡长，您净拿我开玩笑，我这个一村之主有什么用啊，腰包里没钱，也做不了主，您要替我们拿主意。”

“办工业是个方向，也是层层级级的要求，但也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实话告诉你，一开始，我对这个项目就有疑问，一个专利产品从批量生产到形成市场，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不是一个经济实力薄弱的村能够承受的，同意你去谈，主要是让你透透空气，开开眼界，我看，这个项目就先放一放吧，只要有心想干，有胆敢干，机会总会有的。”

朱红旗的企业梦就这样破灭了。但他不死心，不服气，一有信息就往里钻，一直到年底也没有办成。安顺虽有失落，但没有太大的痛苦，毕竟办厂与他的生活离得太远太远了。年底的一天，安顺的父亲带走了安顺，说是女方同意离婚。春节后，安顺又回到了教师岗位。

后来，安顺的舅舅和表弟都外出打工了，安顺好多年没有到舅舅家，与朱红旗失去了联系，偶尔从舅舅那里得知零星的消息，安顺走后的第二年，朱红旗所在村还真的办了一家羊毛衫厂，但只运转了半年就关门了，后来又将仓库租给别人办了铁钉厂，也只是三五个月就熄火了。朱红旗几番努力都没有办成像样的厂，也没有得到提拔，只是到乡里的一个单位上班，做了以农代干。

……几桌人都散了，只有朱红旗与安顺还在边喝边谈。

“安顺，现在想想，没有办成厂也是好事，一是村里的债务不多，我们村当时在办厂上才拉下三五万元债，但凡办成厂的村子，没有不亏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有的村到现在还在还着二十多年前的债。二是生态环境好，我们村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厂，水清树绿，这是无价之宝，是拿钱也买不到的。”

饭后，安顺拉着朱红旗走出了大门。被寒风一吹，朱红旗更加精神，他指着一条长数百米的河说，“安顺，你看，这河水多清啊，在城里能看到这样的河，喝到这样的水吗？我现在又回村里了，还是想做点事。”安顺好奇地问，“你想做什么呢？”

“做什么？这不是明摆的吗，我要利用现有资源，办农家乐，办农场，办农产品加工企业。现在村子里的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如果这些办起来，不仅村民在家里就有班上了，而且村集体收入也有了保障。”

朱红旗的一番理想激起了安顺的思考。安顺也是农家子弟，对农民是有感情的。他知道，这么好的资源得不到很好地利用，也是死的。表面上现在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其实不是从优质资源那里获取的，是打工挣来的。农村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长期下去，农村就可能荒漠化。而虽然朱红旗到了望六的年龄，但一直没有放弃追求。他追求的，也许是短时间内无法企及的，但对一个人来说，有这份追求不管结果如何，也就足够了，对农村来说，有这样美好追求的人太少了……

安顺深深地看了朱红旗一眼，默默为他祈祷，愿他好梦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