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短篇小说）

时间：2024-05-04

赵雨

前天晚上，车间有个员工睡觉时猝死了，才三十岁。第二天下午，家属从他们老家赶来，见了公司领导，提出要一笔抚恤金。死者是在出租房死的，这事其实和公司没啥关系，出于人道主义精神，领导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指定我陪同去办理相关手续，包括公安局开具死亡证明、提取死者的养老金、公积金等，然后前往殡仪馆火化尸体。

我是在公司的商务车上第一次见到死者家属的，来了十二个。

代表是死者的五叔，圆脸、平头、塌鼻、小眼睛，两排稀疏的胡须，讲话要停顿好久才讲得下去——后来才知道是不习惯讲普通话，他的话我要想上一会儿才能明白。

死者的大哥，长脸、大眼睛、高颧骨，瘪腮帮，看起来像颗毒药瓶上的骷髅头，一张嘴，露出两排惨不忍睹的烂黄牙。他不大讲话，多数时候一个人低头抽烟。

死者的妻子，她和丈夫一起在本地打工，木、愣，只会睁着眼看人，像个木偶，估计是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傻了。此外还有几个阿姨姑姑輩的，在我看来长得没甚区别，极土极土的衣服和头发。

这一伙人前前后后挤满了商务车，黑压压一堆脸，在近乎封闭的车厢内，有烟味四处弥漫。我让司机打开窗，和他们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那五叔递过一支烟，我推了推，表示不会。那会儿我真有点打心底来气，若不是他们，现在我正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吹空调呢。

车开往殡仪馆，半小时后，抵达目的地。

原来死者前天晚上就被拉到这里，冰在冷藏库里，现在就要去火化。事不凑巧，因来得晚，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三点就下班了，只有营业厅前台一位白白胖胖的女职员坐班。五叔得知消息，提出是否能先给他侄子洗身子、穿寿衣。

“不可以，”女职员斩钉截铁地说，“来不及了。穿衣服得先解冻，解冻要两小时，现在尸体冻得硬硬的，穿不进。”

女职员语速太快，五叔没听懂，转而问我她说什么。我说：“她说尸体冻硬了，解不了冻，穿不了衣服。”五叔说：“补（不）能漾（让）她通泳（融）一下吗？”我说：“通融不了，人家都下班了。”五叔想了想，回头跟亲属们叽里呱啦讲了一通土语，又问我：“那能漾偶们先看一看西（尸）体吗？”我把话转告女职员，说：“您看他们老远过来，您就给帮帮忙吧。”女职员想了想，这才从鼻子里挤出一个字：“好。”隔着玻璃，朝右侧走廊喊：“强叔，带人去看尸体。”话音刚落，走廊口走出一个彪壮的男人，就是所谓的强叔。一身白袍，戴着口罩、手套。用含糊其辞的口音说：“跟我来。”

我们跟着他走过走廊（死者妻子留在营业大厅），从一条长石条铺成的走道绕出悼念室，穿过凉棚来到一排铁皮屋前，就是冷藏库。强叔打开锁，拉开铁皮门，屋里飘出一股奇怪的气味，阴冷的，霉而发酸的。一长排冰柜，上下叠放在屋子中央，每排二三十个，都编了码。

强叔从靠墙处推来一辆平板车，打开编号为“11”的冰柜，柜内冒出一股冷气，尸体被抽了出来。体型比成年人小一号，盖着白布，掀开白布就露出死者微侧的脸庞，黑紫的，上唇几根笔直坚硬的胡须像假的一样。从我站的地方看不到尸体的正面，只能看到他上身穿着件棉毛衫。

亲属们的情绪倒平静，强叔用戴着手套的手捏了捏尸体的手臂，说：“你们打算现在就解冻？”五叔说是的。强叔把尸体平放推车上，慢慢地推往进门处的小房间。推车的轮子不大利索，一路上“咔咔咔”乱转，摩擦着地面，响起一串揪心的声音。我原以为所谓的“解冻”要靠什么专业仪器，原来只是将尸体放到小房间内，使其自然解冻。房间内只有一架工作台，台上放着些钳子、镊子等小型工具，北面开了扇窗，窗外是殡仪馆的后山。强叔关上门时，亲属们都往里张望。想到这具尸体就要孤零零在这里待过这个晚上。我有种说不清的感触。

出了门，五叔走在前头，和强叔在一起，我听到他问强叔，能不能把死者的牙齿敲几颗下来？

“为什么这么做？”强叔问。

五叔说他侄子有四颗牙齿是后补的，他们老家人认为，不属于死者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东西不能和尸体一起下葬。这些牙齿要另包在布里，埋进泥土（这些话他翻来覆去说了两分钟）。

“我们这里没这么做的。”强叔理解了他的意思后说，“再说，牙齿怎么能敲得下来，我们没工具，殡仪馆不提供这种服务。”说完，看了看我，要我再作说明。我顺着他的意思，对五叔说：“是这样的，人家有规矩，你就别提这种奇怪的要求了。”五叔才不说话。

回到营业大厅，把该办的手续提前办了，五叔又用他那蹩脚的普通话问了一通别的事项，女职员被他问烦了。

“反正明天八点后你们来，一来就火化，明白没？”她没好气地说。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来了。

有了昨天的接触，彼此稍有点熟识了，不那么陌生，为排遣路上的无聊，我和五叔有一搭没一搭聊起了天。

这人不仅讲话不利索，思维也明显慢一拍，表达逻辑更是不清。和他说话犹如在十几层楼上丢下一块石头，好久才听到落地的那一声响，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弄清他们老家的一些情况。

他说他们来自一个叫“文山”的少数民族自治州，那地方群山密林，海拔有两千多米。山上不能种水稻、不能种麦子，只能种苞谷，也就是玉米。玉米熟了、收了，自家吃，自给自足，典型的农业社会，经济条件和我们这边五六十年代相仿。那里和越南紧挨着，只隔着条国界线，我问他：“你们不和越南人做点生意吗？”他说去不到那边，一下就给赶回来了，那里的村子到处是民兵，拿着枪的。因条件不好，近几年，他们村的年轻人都出来打工了。

“你们介里（这里）哪么（那么）平的路，哪么高的楼、哪么长的桥，我们没见过。”五叔说着，指了指车窗外的高架桥，又说，昨天车开得太快了，今天能不能叫司机师傅开慢些。他们都想好好看看外面的东西。

我把他的意思转告给司机，司机放慢车速，那些亲属们于是趴在窗口，“观光”起来。他们半张着嘴，望一会儿，彼此交谈几句，全然不像一支赶往殡仪馆的队伍，倒像一个旅游团。但窗外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吗？不过是些写字楼和高架桥，还有在路上飞速奔跑的汽车。他们中只有死者的妻子没向窗外望一眼，她坐在我旁边，长得不难看，大大的眼睛，长长的头发，只是“土”，如果好好打扮起来，比起城里的女孩毫不逊色。她身上蒙着一层哀怨的色调。我得知她是九零年出生的，这九零后的女孩突然死了丈夫.成了寡妇，不知这两天是怎么熬过来的，以后又该怎么办？想着这些，车已拐个弯，到了殡仪馆。endprint

今天果然不用办别的手续，一到。一行人就去冷藏室给死者穿衣服。死者的妻子还是没去。我想，她应该是怕见到丈夫的遗体，我也没去。过了大概十来分钟，接到一个电话，是公司的车间经理打来的，说两个班组长现在过来。代表车间的同事们献个花圈，还捐了些款也一并拿来。我说：“你们过来吧。”十来分钟后，他们到了，遗体已拾掇完毕，送去火化间。我带他们过去，见了亲属，献上花圈和捐的钱，然后去慰问死者的妻子。做完这些，两个班组长就和我站在殡仪馆前的场坪上，聊起了天。

“小夏娶到这样的妻子也算是晦气。”其中一个班组长这么说。

小夏是死者的名字。

“怎么了？”我问。

“你不知道，”那班组长说，“小夏本来是可以救活的，他是我们这些人中最强壮的。那晚，他下了夜班，在大排档吃夜宵，喝了瓶啤酒，回到出租房，倒头就睡。三点左右，他妻子听到他打呼噜。以前他也打呼噜，但没打那么重，拖拉机似的，像要把屋顶掀去。她起来推他，推不醒。这时，隔壁出租房的人也给吵醒了，过来一看说，这人不对劲，让她打120。三点十分打的电话，不知什么原因，救护车直到四点二十分才来。这期间，她就坐在小夏旁边，啥都没做，你要知道，这可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哪怕你拍拍他、颠颠他，或者叫辆黑车，直接送去医院，也有可能救活，但她就是啥都没做。你看得出来，这人本来就笨手笨脚的.没主意，但这种时候怎能没主意呢。等救护车赶到。人早就没气了。”

“怎么出租房一起住的人也没想到抢救？”

“人家见你一个做妻子的都没发话，怎好给你乱出主意，出错了呢？责任算谁的？”

“死因就是猝死吗？”

“是的，跟救护车一起来的医生当场就给判了，连医院都没去，直接给拉到了殡仪馆。这又是一笔乱账，连我们都知道，猝死有好多种可能性，他妻子问医生到底是什么导致猝死？医生说：‘想知道的话，就送去解剖。他妻子一听就吓坏了。他那些后来赶来的亲属也一样，没一个能办事的。照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你首先可以告120，救护车怎能过一个多小时才到呢。你就把尸体放到他们医院门口去，让他们给个说法，即使死者本来已经救不活了，你也一口咬定假如救护车及时赶到是能救活的，看他们怎么办！他们不懂这些，可以请个律师，我听说以前有人因为类似的官司赔了一百多万。但那些亲属只想息事宁人，只想越早办完事，越早回去，对，他们就只想早点回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像迟一步回家就要了他们的命似的。现在好了，尸体一烧，啥都说不清了。”

“总之就是乡下人，没见过世面。”另一个班组长说，“我早就跟他们说过这些，让他们不急着走。但他们说，老家有习俗，在外地死去的亲人，三天之内尸体一定要回家，否则会变成孤魂野鬼，漂泊在外，一辈子回不了家。你听，说的都是什么鬼话，人都死了，哪还有一辈子。对了，还说，假如真的耗在这里打官司，打不赢怎么办？吃的、住的，还有律师费，他们都付不起。”

“只可惜了小夏，他人缘好，干活也很拼。上个月，全车间又是他拿的工资最高，因为加班最多，每天干足十六个小时。要我说，他就是活活给累死的，现在一死，啥都没了。你看他那妻子，可曾为他流过一滴泪？”

“应该流过吧。”我说。

“不，一滴都没流，昨天她和那些亲戚聊天时，还笑了几回。”

“不至于吧。”

“我亲眼见到的，还有假？那些亲戚才搞笑，出了这事，他们到这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妻子去她现在工作的单位辞职，完事后，回老家带孩子。她和小夏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那些亲戚让她回去后不再出来了，怕她一个人在外面心野，找个相好的，他们就亏了，亏什么？你要知道，在他们老家那边，她也算个劳动力，他们要她这个人手，不让她改嫁，她还年轻呢。”

说到这里，几个亲属从火化间出来了，我们就闭了口。他们还是三五成群扎堆在一块儿，生怕走散似的，从一开始，他们彼此的距离就没拉远过一米，远远看去，犹如一整团什么东西。以前都是五叔走在前面，这次换成了死者的大哥走在最前。我依次看了他们一眼，觉得其间似乎少了点什么。

“五叔，火化好了？”我问五叔。

“好了。”五叔说。

这时我才意识到，是骨灰盒，他们手里没捧骨灰盒，少的就是这个。

“骨灰呢？”

“在介边。”五叔指了指死者大哥那边，他手上提着个黑色袋子，是那种装皮鞋盒子的袋子，袋囊鼓鼓的。

“你们把骨灰装在这里面？”

“对哪。”五叔说。

“怎么不买个骨灰盒？”

“介边太贵，要三四千，偶们不要，回去再买。”

“但这么装个袋子，不是有点……”我的意思是这对死者不敬。

“介个没事，没事。”五叔说。

两个班组长趁机瞧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车停在停车场，要走过一道缓坡，下去时.我和死者的大哥走在一起。他一手提着弟弟的骨灰，一手抽着烟，一开始我们都没讲话，后来我觉得有必要说些什么，就问：“家里老人还好吧？”

“好，好。”他说。他是个半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家伙，骷髅头似的脸在夏季阳光下，两块颧骨尤其明显，像是能搁住阳光似的。这会儿他倒是表现出想讲点什么的样子，那骨灰袋在他手中一摇一晃，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是提着一袋垃圾。

“这次的事真是挺意外的。”我说。

“是么，是么。”他说。

“你弟弟的身体健康吗？”

“减（健）康，一直很减（健）康，我们都很难果（过）。”他那毒药瓶上骷髅头似的脸一颤一颤，半秃的头顶亮光光，后脑勺的几根短发像杂草一样。

“回去后，老人就要靠你照顾了。”我说。

“我要着（照）顾，但是着（照）顾不到。”

他告诉我，因为家里穷，当年他给别人家做了上门女婿，有十年了。这些年都没住在家，父母六十多岁了，上头还有个八十多的老奶奶。他弟弟懂事，也能干，很早就出来打工了，打工的钱一部分寄回家里。现在弟弟一死，一家人就不好过了，他说这次幸亏我们公司給了几万块钱的抚恤金。endprint

“这是应该的。”我说。

阳光愈加强烈，还是初夏的开端，温度却爬到了三十六度。我回头看了一眼后面那些人，他们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走着路。殡仪馆的甬道上铺着鹅卵石，满地的阳光像是一条金黄色的毯子，他们就在毯子上走，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路旁种着高大的翠柏，绿得发亮，没有一丝风，针状的柏叶一根根竖立着，远处能听到办丧事的哀乐声。

上车前，五叔在殡仪馆指定的地点燃放了鞭炮，炮声一响，我看到死者的妻子慢慢蹲了下来。只在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存在，她太不显眼，娇小的身材淹没在十几人的潮流中，让人意识不到她和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但这时，她终于在鞭炮声的催激下，咧开嘴哭了起来，没一点声音，整张脸都扭曲得变了形，眼泪哗哗流下来。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哭相。若是哑巴在哭的时候应该也会发出“呃呃”的声响.她寂然无声，只有嘴角夸张地抽搐，变形的脸像是强忍着多大的痛苦。两位阿姨扶着她，帮她擦泪，炮声一灭，她止住哭，上了车。

回到公司，我把他们交给了公司的司机，道了别，自顾回办公室。

我为他们做的就只有这些。

事后我听说他们当天下午就坐着车去了机场.听说五叔、死者的大哥和妻子是坐飞机回去的，他们要先一步到家办丧事。其余人则坐大巴，这么安排自然也是为了省钱。但我至今还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来那么多人，根本没必要来那么多人的。

办公室的同事问了我好多关于他们的事，我告诉他们的都是从两个班组长口中听来的那些。我覺得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同事们听得津津有味，这种成为话题中心的感觉让我很满足。说到那些亲属做的种种搞笑的事，说到死者妻子没流过一滴眼泪——虽然就在离开殡仪馆前我分明见到她流了一通泪，我还是愿意把事实说成她自始至终没哭——这样更能起到供人咀嚼的效果。

总之，这事就该这么结束了。

然而两天后的晚上，我正准备睡觉，接到一个电话。

这电话让我睡意全无，来电显示是：“文山。”居然真的有这么个地方，还出现在了强大的定位系统中。

当时为方便联系，我给过五叔我的号码，现在他还有什么没办完的事？为何要打我电话？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接，有事他该打给公司，我已和他们没有关系了。但转念一想，假如真有什么急事，误了不好，最后还是接了。

“里（你）好。”电话那头又传来五叔那蹩脚的普通话。

“你好。”我说。

“是我，小夏的家属。”

“我听出来了。五叔。”

“对，里（你）好。”他停顿了十几秒，我怀疑那边突然断了线，但他接上了，“偶们哪（那）天晚上八点酒（就）到家了。”

“什么？”

“哪（那）天晚上，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