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理想主义的成全与幻灭

宁波大学 郭园

韩寒2022 年的电影《四海》与他之前导演的作品风格大相径庭，不再仅仅局限于理想主义的表达和话语体系的自我陶醉，而是转向了一种现实主义的通俗叙事。这部作品使韩寒在青春的童话中完成了理想主义的成全到幻灭的蜕变。

电影《四海》讲述了小岛青年吴仁耀在认识了心爱的女孩周欢颂之后，因为一些意外不得不背井离乡，迎接一场未知旅途的故事。这部片长128 分钟的影片，交织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它们大致可以被分为以下四个时段：第一时段是南澳岛青年逍遥自在的生活；第二时段是欢歌的溺亡推动了小岛青年的出走，哥哥欠下的债务成了妹妹欢颂和其男友仁耀难以承受的生命辎重；第三个时段是小岛青年挣扎求存；第四个时段是青年们青春童话的消散，就在仁耀表演“飞跃珠江”摩托特技当晚，两个青年一个跌进了火堆，一个溺水而亡。全片正是通过上述的结构方式，形成了理想主义的自我成全再到幻灭的叙事构造。

一、建构：理想主义的自我成全

电影中的南澳岛仿佛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域，这里的人们好像不需要遵从时间。观众从仁耀的内心独白中得知，他整日与摩托车作伴，他心爱的女孩在小店里打工，这里时间和精力都是无限的，南澳岛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生活磁力场，将他们包裹起来。富有喜剧意味的一幕是：在摩托车被鞭炮误烧后，男孩们坐在海边唱“至少我们还有梦”。小岛上的他们是天真的，这种天真是被如“世外桃源”一样的南澳岛所滋养出来的。他们在夜晚的隧道疾驰，仁耀许下愿望，要找一条可以通向大海的石头缝，带喜欢的女孩去抓螃蟹。每个人都在以自己最舒服的状态过活，连竞技式的摩托车比赛都“没有规则”。在没有规矩的自在世界里，撞车、受伤、输赢，都成了生活里的幽默，彼此间常问的问题反而是：“你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导演企图用这样的“世外桃源”带观众走进一场理想主义的幻梦。正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达不到这种惬意自由的生活状态，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总是要受到各种人际关系和事物的牵绊，而电影一开场所展现的这种生活，正是观众包括导演自己理想化的心理投影。导演韩寒想要以这样的方式达到和观众的理想主义共鸣，从而在影像中为观众实现理想主义的自我成全。

其次，就故事中的主人公来说，小岛青年离开了青春童话镇，在大都市经历了他们从未经历过的磕磕绊绊，但就当下的现实社会来说，他们依然是幸运的。虽然曲折，但却能找到与自身特长、经历高度契合的工作，喜欢开摩托车的仁耀依旧有机会开摩托车，有过餐馆服务生经历的欢颂依旧从事着这一职业。他们凭借从南澳岛习得的技能自力更生。而当仁耀需要一大笔钱还债时，恰巧又有了一个为过气明星做替身的机会。他们虽然在大都市过得并不如在南澳岛快乐幸福，但事事皆能如愿，这是理想主义下的现实，虽然也很残酷，但更像是一场通关游戏，青年们每每遇到困境，都有幸运药水的加持，这就使得现实具有了浪漫主义的理想化意味。导演所设定的在大都市碰壁是必然的，因为对于小岛青年来说，总是要成长，总是需要独当一面，所以他们就需要离开现有的生活环境，而离开了童话镇就意味着不再青春年少，意味着成长和改变。这种成长和改变并不完全是客观条件的推动，更有青年们主观意识上的离乡和出走，是基于主客观因素下的自我成全。

最后，正如导演在电影中为男女主人公建构的青春童话世界一样，创作者也渴望有这么一个“南澳岛”，成为心灵的栖息地，在这里可以达到人生的极致舒适和自由惬意。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指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组成的。”绝大部分影视作品在拍摄之前都要先经过剧本撰写，这个过程就是文学文本的形成阶段。由此，影视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活动，也应具备故事、创作者（以编剧和导演为主的）、世界、观众等四个要素。韩寒用理想主义的自我成全构建了故事、创作者、观众的三重共鸣，并以小岛青年的人生际遇和经历串联起了三个维度的整体活动、流动过程以及他们共同向世界（即社会）反馈的过程。这是电影里包含着的理想主义和自我成全的因子，是导演理想主义的自我成全，也是导演将理想主义成全的元素灌注到整个故事中，然后引领着广大观众一同走入理想主义下的理想和现实。

基于此，整个故事无论是在南澳岛还是大都市，都是理想主义笼罩下的自我成全。这里的自我成全有三重意味：第一重是带给观众的自我成全，不论观众是否愿意接受，但这种理想主义的成全都是创作者想要通过故事以及主人公的经历所要传达的。第二重是故事主人公的自我成全，就出走这一细节来说，他们已经完成了自我成全，虽然有现实的无奈因素在里面，但更有他们心中向往大城市生活的梦想，而当他们见识过外面的广阔世界之后又回到曾经离开的地方，这是自我成全后的现实回归，也可以认为是自我成全之后的又一次自我成全。第三重是创作者的自我成全，可以说，韩寒构建了一个以理想为基座，以浪漫和现实为主体的理想主义浮雕，他在成全观众和主人公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身理想主义的完满。

二、解构：理想主义的真实幻灭

如果说导演韩寒在《四海》这部电影中完成了理想主义的自我成全，那么他同样也在这部影片中造就了理想主义的真实幻灭，与其以往作品不同，这部作品不是线性叙事，而是以故事本体为中心的自我裂变。在辩证的蒙太奇思想下“通过‘正—反—合’进入新的‘正—反—合’，矛盾在不断冲突中螺旋式上升、发展，直到高潮”（史可扬：《影视美学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38 页）。即导演亲手建构了理想主义，又从其内部将理想主义解构，回归到现实主义来进行话语体系的传达，这种解构是伴随着男女主人公对真实社会的认知和自我成长一步一步来实现的，在他们与自我对话的成长中完成理想主义的破与立。

相比于之前小岛的惬意生活，当青年仁耀带着心爱的女孩儿来到广州，他就不再是那个单纯的小岛青年了，他被生活撕裂成破碎不堪的模样，在经历中成长。他逐渐意识到，原来自以为是的不平凡，不过是平凡的前奏。仁耀想要投奔父亲，却发现亲生父亲早已组建了新的家庭，有了另一个孩子。曾经要开车飞跃黄河的梦想，变成了在游乐园进行摩托车技表演。他们以为走出去了，人生从此会不一样。最终发现，原来生活在哪儿都一样，不过是从一种平凡切换到了另一种平凡。

最典型的一幕是当仁耀和欢颂来广州塔寻找showta 哥（修塔哥），在聊天过程中，才得知这个城市禁止摩托车进入，而当他们从塔上下来时，摩托车已经被拖走了。子戈在《我看见韩寒在不变中求变》中认为：“这一幕极富象征意味。摩托车作为小岛上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就象征着一种‘小岛的生活方式’，而大城市的‘禁摩’则在诉说这种生活方式的彻底失效。”来自海岛的青年想要在大城市生存，就必须适应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仁耀曾说“有一技之长还是挺好找工作的，大城市好像也没那么难”。然而他想不到这只是开始，面对偌大的陌生的现代化都市，小岛青年们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力终究是极其有限的。正如在酒店走廊里，欢颂描述着自己渴望拥有的房子：“要有厚厚的地毯，蓝色的窗帘，要有一个书桌，不需要很大……”伴随着她的讲述，镜头穿过紧闭的房门，进入211 号客房。我们发现，她的一字一句竟和客房里的布置如出一辙，那一幕看似温馨，却又极其残忍。它实际在呈现一种巨大的差异：海岛青年对于理想居所的幻想，不过是城市一家普通酒店的标配。

影片也不断通过对比来凸显一种“城岛差距”。其中最明显的做法，就是让同一元素在影片前后重复出现，以不变中的变化来彰显差异。比如片中的showta 哥，他是小岛上叱咤风云的夜店之王，而到了城市，他却只是个落魄的“修塔哥”——修理广州塔的人。再比如仁耀和欢颂骑着摩托车穿行于小岛的隧道，哪怕引擎声再大，他们仍能听见彼此的声音。可当他们来到城市，即使坐在后座，欢颂也没能听清仁耀的知心话，总是向他问道：“你说什么？”因为“风声太大了”。最强烈的一组对比是影片中的三次车祸。前两次发生在小岛上，无论是欢歌与仁耀的父亲相撞，还是赛场上队友间的相撞，都只造成了轻伤，或更多作为一种笑料存在。但在影片结尾那场城市的车祸中，却有人真的因此丧命。这件事预示着，在城乡的二元对立与差距中，两股力量互相碰撞，来自南澳岛的青年们，想在城市中生存下去无疑很难。无论是有“一技之长”的仁耀还是继续在大城市当点餐员的欢颂，他们注定难以在大城市里生存下去，因为他们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做好准备，他们本身的生存条件使他们与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显得格格不入。

回看电影的开头和结尾，都是仁耀一个人骑着摩托车，但却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心境。这是导演在理想主义的建构和解构之中向观众讲述的现实主义的青春童话，而这个童话的主题叫作成长。

三、结语

有人认为这种既建构又解构的手段使得电影充满了割裂和矛盾感。但在笔者看来，这毋宁说是导演韩寒的一次全新转型和尝试，所有破旧立新都伴随着或轻或重的阵痛，影片的现实意义就在于让人们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世界，对待生活。

在今天这个充满不容置疑的乐观主义的时刻，《四海》的悲伤弥足珍贵。但《四海》并不是一个悲剧，它的悲剧性不是被遮蔽而是被隐藏，就像阿耀的枕边书《麦琪的礼物》和《小王子》，以一个悲伤的童话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最大善意。这个世界就像雅努斯神的面孔，一面是光明，一面是黑暗；一面是希望，一面是绝望。尽管《四海》也许仍然是一次迷雾中的归乡，“有光亮可以划破黑夜，却始终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划破浓雾”（韩寒：《他的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13 页），但《四海》的回答是：所谓故乡，便是“就算你在大雾里开着摩托车飞驰找死，总有光芒将你引导到清澈的地方”（韩寒：《他的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序）。

如此，《四海》在电影文本内外，实际上讲述了两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或“寓言”，现实叙事与文本叙事互为文本。导演韩寒在解构故事本身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创作的建构与解构，同时映照大众心理对于理想主义、乐观主义建构到解构再建构的成长过程。